共同体建构视域下互嵌式移民社区的整合逻辑
----基于Y市BH家园的考察

王明龙

(北方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一、问题提出

为创新载体和方式，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5月中央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的构想，并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予以重申。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将这一规划予以落实，强调要“推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已成为我国全局性的民族工作要求。这既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和国家有效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也是适应新形势的创新之举，同时更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层面的应然之举。

自“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出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创新实践，也产生了诸多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践形态。宁夏也在积极探索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理想模型。其中，生态移民社区的广泛建设即为一种较好的具体实践形式。宁夏是中国生态移民实践的策源地，自治区内生态移民工程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牵涉民族多，最具特点和典型意义。据政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宁夏农村人口为300万，生态移民人口为116万，占农村人口38%，宁夏南部山区9县区接近2/3的人口被迁移到了北部川区[2]。仅以国家“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工程为例，此次易地搬迁涉及宁夏中南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的9县(区)、91镇(乡)、684行政村、1655个自然村，34.6万各族群众别离故土，重建家园，其规模不亚于三峡百万大移民。宏大的移民工程将宁夏中南部地区“杂居”“混居”的分异格局整合为井然有序的互嵌格局，形成了一种利益相关、结构相连、情感互通的互嵌形态，这为微观互嵌式社区的广泛建立形成铺垫了基础。如果说，大规模生态移民实践为各民族同胞提供了社会整合的机遇、载体，那么生态移民社区即这一实践结果的缩影，发挥好此类特殊社区的整合功能，将其内部各民族铸牢为和谐稳定、平等有序的共同体，才能柔性巩固共同体意识。

笔者讨论的BH家园是一个典型实例。BH家园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占地约2万亩，辖6个行政村。从空间向度来看，社区远离闹市，濒临黄河东岸，所属乡镇毗邻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是一块流动迁徙多发，因移民而生的城市“飞地”。就民族构成而言，社区居民以回族和汉族为主，蒙古族、满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均有分布，是典型的多民族社区。截至2015年底搬迁工程结束，共有3962户，计18577人，其中回族8852人，汉族9720人。从文化角度而论，搬迁至安置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宁夏南部山区的彭阳、隆德、泾源等县(区)，安置在BH家园的移民依然延续着自身的传统民族文化，保留了浓厚的西海固文化特点和宗教色彩。此外，因社区所在镇域的空间特性，近年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陕西外迁汉族移民和早期聚族而居的海原吊庄移民嵌入到目标社区，构成了新老移民群际接触、社会结合和文化互动的特殊写照。

如何正确把握此类新兴社区的整合发展方向，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社区整合经验，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把握。这不仅涉及移民群体孜孜以求的美好生活理想，且系乎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同时也对当前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社会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性、经济利益一致性等多重形态，重新审视多民族移民社区运动变迁过程中的新态势和新现实，探讨此类社区共同体建构的逻辑理路。

一、社会共同体：社区空间形态的建构

空间是民族群体存在的基本物质依托，从空间视角理解，生态移民亦是一种空间快速城市化的过程。BH家园在发育、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尤为关注社区空间形态的转变，其空间塑构顾及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区文化和社区心态各个层面的因素。其中，共享公共空间、文化景观及虚拟空间已成为社区各层面、各领域中形成广泛而深入的相互嵌入态势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为提升社区整合效果提供了极佳的经验参考。

1.共享公共空间的再造。互嵌式移民社区的空间建设是一项复杂、细致、精密的系统工程，在国家自上而下逻辑主导的城市化下，这一全新的空间形态是“被生产”出来的。首先，随着国家意志自上而下地向基层社区渗透，国家权力推行的现代化统一模式进一步拓展了移民社区公共空间的“全能性”。在空间布局上，BH家园的公共空间被塑构到中心位置，是社区各条巷道的汇聚点，具有从中心辐射边缘的效用，这一有意而为之的空间整合旨在打破曾经聚族而居的空间隔离状态，既直接缩短不同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同时也柔性提升了社区成员交往、交流频率。其次，社区公共空间不再仅仅是以村委会为核心的政治中心地，其亦是医疗、文化服务中心地，各类社区公共服务以及文体活动的展开，均在这一特定场域内进行，村落公共服务功能被进一步拓展，扮演着更为主动的“全能主义”角色。最后，传统的农村公共议事、社会交往功能的公共空间在社区空间再造中被逐渐剥离，取而代之的是移民因经济生计变迁而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如“街角小市”“家庭小卖铺”“家庭棋牌室”。此类公共空间基本都被限定在特定群体中，是出于社会网络重新编织与维系的自发理性表现。多重功能公共空间的重构不仅有效改善了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且为移民提供了全方位、畅通的公共利益诉求渠道，同时也舒缓了因社会结构紧张、社会适应边缘化而带来的社区心态，推动了移民市民化生活局面的实现。

2.共享文化景观的营造。建筑空间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呈现形式，其文化符号特征可对各类感觉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展示和教化的作用。除了表现于现实生活的公共空间形式，社区文化景观的布局同样不容忽视。社区共同体应该有一种属于社区成员共享的符号化景观，它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核，因为“文化具有特殊的力量，能够提升人的认知，形成相互联结的精神纽带；同时能够凝聚人心，在共同的文化活动中消解困顿，赋予生活以意义、价值和快乐”[3]。

BH家园没有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与其他一般村落相比，其丰富多样的移民故事、艰辛奋斗的创业过程更为出彩。应该从这些故事中提炼出表达移民真情实感的话语，使他们成为共享的移民记忆。同时，需要一种实体或虚拟化的象征物，来凝聚移民群体的情感，诉说移民的搬迁过程，表达他们的心声。这应该是全体成员都认同的符号化的文化景观，这样的景观对移民而言更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是村落共同体形成的最终表现，同时也是重要动力。

3.共享虚拟空间的打造。空间的多重属性，决定它既可以是自然的实体空间，也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虚拟空间。相比前者，社区共同体建构中的移民在共享虚拟空间中认同塑造更为关键。随着技术的发展，虚拟的社区共享空间在塑造社区认同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因其扁平化的组织方式以及倡导平等自由的人际交往模式， 在降低沟通成本的同时有效推进了人际互动， 使得原子化下居民们彼此孤立的状态被打破， 让‘共同体’的建设成为可能。”[4]

BH家园现实的公共空间只有在特定群体、特定时间段内发挥着公共性的功能，而虚拟的网络公共空间却完全可以打破这些限制。它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便捷的、迅速的社交平台。当然，虚拟空间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搭建与维护方面，它更侧重于移民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身份的模糊化、无时差“同在感”的增强、信息交流的畅通等原因，个体成员更加易于建立某种联系，能迅速地组建一定范围内的利益共同体，其讨论的事务也多属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性事务。久而久之，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临时利益关系缔结而成的群体将会逐渐向互惠性的群体过渡，形成一种较为稳定、长久的社会关系，从而影响现实中人群的交往。在虚拟空间中，个体成员对社区建设的看法要比在现实的公共空间中更容易表达，也更加容易获得群体认同。另外，网络空间还是公共话题的生产者和最佳的传播者，个体成员可以通过社区生活中的特殊习语、暗示等形成属于本群体的特殊的集体表象，以便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强化边界意识，加强群体认同。在BH家园类似的移民新区中，通过网络构建社区共同体更易成功，在社区认同的形塑中也会产生巨大作用，是未来社区公共空间营造值得注意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体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二、情感共同体：共同社会记忆的重塑

“相互嵌入”绝非仅仅指同一社区中“不同民族的同胞插花混居在一起”的空间邻里关系，更多是指各民族之间相互包容、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美美与共”的情感关联。不论社区的类型怎样变化，社区规模大小如何，情感嵌入都是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关键一环，情感交融能使人们紧密依赖、难以分离，增进互嵌的精神动力。搬迁之初，BH家园社区治安混乱，邻里关系冷漠，究其原因，即没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共享的历史记忆。搬迁后，由于历史传承的断裂和现实基础的缺乏，原居地生态之上生成的多样化地方性知识，多样性地方习俗，与新的生态环境尚需调适，容易造成行为或观念上的冲突，这为社区凝聚力的形成增添了诸多瓶颈。

就个体记忆而言，历经“脱嵌和再嵌入”的移民并没有将安置区视为与生俱来的成长地，其周边 “一草一木”均属于普遍自然物的存在，并没有附加任何情感价值，也没有被赋予任何象征性意义。在个体记忆体系中，移民区只是一个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寻求脱贫致富的“被移植”社区，没有承载更多的乡土情感。就集体记忆而论，移民区内并没有流传着大家广为认可的地方性传说、故事、名人轶事等承载人群共有意识的公共性事实。按照社会记忆理论，人们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5]。不管这种记忆是苦难式的还是积极的，都是全体成员共享的，而这恰恰是移民区最为欠缺的。因缺乏共通的历史记忆，在现实社会秩序建构或合理化方面往往发生了一些失序。实际上，在移民群体的认同体系中，BH家园并不是乡民们的“根”，他们的“乡愁”情感依然锁定在“西海固”这一地域认同中。

共有历史经历与共享集体记忆的缺乏，直接导致了移民群体在情感的凝聚层面缺乏历史传承和现实基础，即“原生纽带的普遍维系力”，以至于社会成员缺少一定意义上的自然亲近感[6]。而这种亲近感正是社区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一环。因为“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它以‘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的共同体表达，为民族框架体系制衡要素的价值链接奠定了共同性规约的基础”[7]。因此，强化社区的情感认同，为个体成员交往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柔性环境，是移民区社会建构的重要方面，而情感认同是一种精神层次的认知形式，需要长时间的润泽和构建。

BH家园的移民群体并没有共同的历史经历与共享的历史记忆，但却有一个至为关键的共同特点：都拥有相同的搬迁经历。这一生活史使得他们有了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共通话题，围绕搬迁而产生的情感也可以得到相互理解。移民们对迁出地的村庄怀有普遍的“眷恋”之情，在共有情感的塑造中，要将这种“乡愁”转变为对移民区的认同与热爱。他们来自不同的迁出地，在搬迁中都有各自的故事，都在摆脱贫困，谋求发展。这种对迁出地的不舍，对新生活的向往，不论移民来自哪里，所蕴含的情感都是相通的。社区治理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激发这种共有的情感。其中的一个较为可行的策略是：选取移民中典型的、真实的、正面的、能激发大多数移民情感共鸣的事迹，在社区中广为宣传，开展经验分享，在分享中形成一股集体的情感。这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成员在共享的情感中“心意相通”，促进相互理解，无形中形成一种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会随着行政区划的明确、经济互助的增强、文化交流的增多，有更加明确的边界与标识，最终形成“我们是移民”的身份定位。这种定位应该是对自身特征的清晰认识，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

社区情感认同的打造最终要形成一种“新乡愁”，它不再是对原有迁出地的眷恋，而是对现在移民区的情感认同，是把它当作真正的“故乡”。不论社区中的个体成员身处何地，在他们的认知系统中，“故乡”蕴含着特殊的情感，有一套特定的象征意义，“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暖我们的手”[8]。

三、经济共同体：互惠生活图式的构造

社区共同体的形成既是思想意识层面的团结，也是一个经济利益的共同体。费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若利用差异化的资源，占据同一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生态位，几个族群便可依托生态位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因此，经济层面的你来我往、互利互惠是共同体的稳固基石。进一步而言，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并非着力建构一种封闭、完整的经济体系，其要点是在一定范围内要有劳动分工。在社区互惠生活图式的构造中，要坚决避免完全均质化的发展策略，要强调共同体内部劳动分工的互补性，因为“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劳动分工将会带来社会的团结”[9]。

1.互补共生的生计。 BH家园内部回族和汉族移民拥有不同的生计方式，这一特点消解了他们在生存资源方面的竞争与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讲，回汉移民在生计和资源空间上其实已经形成了互补共生的格局，产生一种“生产-消费-生产”的闭合链条，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有力地增进了回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然而，这种互补共生的关系仅仅是最初级、最简单的，一旦受到外部市场的强力冲击，可支配的社区资源骤然紧张，这种“紧平衡”状态很快就会被打破，劳动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团结也将很快出现问题。

2.新老移民群体关系的协调。BH家园新老移民群体关系的紧张态势，除了新老移民总体的社会心理状态与二者的历史积怨外，职业的高度同质化使新老移民一直处于一种竞争状态，这种态势随着新移民在劳务经纪人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将会进一步被激化。若不及时解决职业层面的激烈竞争，未来两个群体间的关系不容乐观。在移民区经济发展中，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差异性的发展策略，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多寡的问题，也是直接影响移民区各类型群体的关系问题，关系着移民区全面综合发展，这将会是当地政府以及移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对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考验。

3.集体认同感的提升。BH家园隶属银川，使移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更大的市场体系中，所面临的竞争更大。如果按照差异化发展的道路，实际上对于在外务工的移民群体团结没有任何意义，反而由于力量的分散，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让个体生活在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因此，互利经济的发展要采取与社区内部不一样的策略：要以亲缘或地缘为基础发展市场关系，形成独特的经营行业，在外部竞争中强化移民群体的认同。历史上以经营文房四宝、粮食、木材生意为主的“徽商”，以“票号”生意闻名天下的“晋商”，都有把亲缘、地缘纳入市场关系取得成功的例证。娄底新化人以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地缘连带网，使得他们在全国打印、复印行业独树一帜[10]。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体系中，“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等社会性因素可能嵌入市场之中，并能弥补其诸多缺陷”[11]。这种社会性因素将有力地强化群体的凝聚力，使得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一种稳固的利益共同体，能够有效地抗击市场风险，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同时，在互利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个体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感也将得到有力的提升。

在互嵌式移民社区的治理中，上述思路应是一条较为可行的方案。目前，BH家园带有鲜明地缘链接的行业多属一些门槛较低、技术含量较少的职业，如散工、清洁工、运输工等。劳务经纪人虽然对于资金的投入有一定的要求，但却是在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的特殊行业，且行业发展不太稳定，受外部影响很大，并不适合参与到大规模的市场竞争中去。因此，在移民群体现有职业技能基础上，寻找出一条适合群体生存的行业，发展互利互助的经济关系，以此来巩固社区团结的经济基础，是实现社区整合的现实进路。

四、政治共同体：公共权力的赋予与行使

社区共同体的属性具有多样性，不仅是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基层的政治共同体，是在现代政治体系下的一个行政建制。尤其如BH家园此类被纳入到整体国家扶贫规划中的移民社区，在搬迁过程和未来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是不可缺失的，有些部分甚至是决定性的。只有在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之下，才能使移民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确保内部运行顺畅，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政治共同体，让回汉移民在政策享受与政治参与中，切身感受到国家各项政策的福利，提高政治尊严。

目前,BH家园的村委组织，在促进村落共同性增长上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笔者调查中发现，新老移民对村委的信任程度均较低。这主要源于安置区产业项目的投资中，村委会没有切实站在全体移民角度谋求利益最大化，加之在一些其他工作中的不作为，招致了很多的不满。因此，要重新树立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的政治权威。村委会要有自觉意识，主动担负起共同体建构中的核心和关键作用，发挥能动性，要着力改变村民普遍的政治参与度低的现状，在政治活动中体现政治公平，最终让全体村民提高政治认可度。就移民区的实际情况看，如何提升移民的政治参与度？必须要尊重居民居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12]。

1.提升移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话语权。移民对社区的政治认同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发声。移民区目前的各种发展规划基本都由基层政府所主导，包括移民们的土地流转、产业园的建设、养殖业的扩展，等等。这直接导致了有些产业项目虽有效提高了当地的财政收入，但实际上移民群体的受益程度并不高，招致了部分居民对基层政府，甚至于对移民工程产生了一些怀疑。解决的方法是：提高他们在社区发展规划制定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通过“赋权”来提升社区村民的自治程度和政治认同，从而复苏村民的主体意识。在调查中发现，移民们对于移民区如何发展、产业化如何推进等都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但可惜的是缺乏表达话语的平台。当然，广泛吸纳移民的声音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多样性的建议真正纳入发展规划中，使其真正成为促进发展的“话语权力”。

2.赋予移民对社区资源的支配权。仅仅靠政治生活中提升话语权来促进政治认同是绝对不够的。社区资源的支配权是衡量移民是否是真正受益人的重要的标准之一。通过对社区内公共资源的支配，主人翁的地位才能得以确立，居民才会把社区当作自己的“家园”，家园意识也才会产生。可见，政治的赋权不仅关乎政治的认同，对社区共同体的打造也有着重要作用。反观BH家园的现状，在社区资源支配权的赋予方面并不尽如所愿。赋权不到位导致了移民并不能完全享受到权利，由此而产生了一些影响社区发展的“死结”，其中土地问题最为典型。土地是移民们目前最为揪心但又深感无奈的一个问题。搬迁时，每户虽然被划分了土地，但却集体流转了。在流转过程中，移民并没有行使对土地这一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土地流转的对象、流转后的收益、土地合同的期限等问题的决策，移民被排除在外，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使得他们对现有的土地收益较为不满。

3.保障移民对社区发展的监督权。居民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到社区自治活动中来，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13]。除此之外，居民对社区发展行使监督权也是体现主体地位的重要内容。从实际的政治生活来看，监督权力的行使往往比话语的表达权力和资源的支配权力更为广泛。社区居民对发展路径的思考或许并不完整，对社区资源支配权的行使程度也不相一致，但在社区发展的“好不好”问题上有着切身的感受，评判的标准和尺度应掌握在社区居民的手中，让他们来监督社区的政治运行，这样才会增强社区的凝聚力。BH家园在监督权力的赋予与行使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影响了移民们幸福感的获得。总而言之，移民区目前政治认同的塑造，应该紧紧以赋权为核心开展政治活动。这是未来社区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向，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经济的、文化的和情感的共同性的铸造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此外，政策保障也很关键。移民社区实际上有着诸多的政策福利，生态移民政策、精准扶贫政策、民族政策等等都为他们提供了契机。BH家园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有着示范性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有力保证，体现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优势和政策优势。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应该是增强创建工作的社会知晓率和群众参与率，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使全体回汉移民在日常民族交往中，自觉参与民族团结工作，增强政治的自豪感，以民族团结为己任，最终实现在民族关系改善的同时，提高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政治观念。

五、文化共同体：共享文化符号体系的建构

社区共同体亦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全体成员应该共享一套文化符号。体现自身特点的道德价值，对群体凝聚力的形成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提高社区文化共同性也是移民区构建中最大的难题。BH家园的移民地域来源广泛，社区内部的较大族群文化差异，往往会带来误解与隔阂，没有广泛、频繁、深入的互动，移民之间的文化相互理解尚是难题，更不论层次更高的文化互鉴。这需要我们在社区中营造一个更为开放、宽容的外部环境，让文化在包容性中实现增长。对多元的移民文化进行整合仅是一个方面，且整合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具体呈现在物质、精神层次两个层面。

物质层面文化特质的交融互鉴目前在社区内已有一些改观，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例如回汉之间礼俗的互动、日常用语的相互借用，等等。我们相信随着交往交流的进一步增大，习俗方面的采借将会进一步扩大。在这样的交融互鉴基础上，建构一套与当地生态相协调新的文化特质，是一条重要的出路。BH家园滨临黄河，黄河不仅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移民们的“吃水、用水”问题，又因黄河文化的历史绵延、内涵丰富，为沿河各族人民积累了共享的历史记忆、共通的民族情感和共有的精神家园，完全可以成为移民区宝贵的文化资源库。在移民社区新文化体系的建构中，以黄河文化为底色，结合移民本身的多样性文化特质，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最终打造形成黄河文化带的一个文化区域，是社区共享文化符号体系建构的应然之意。

黄河文化不仅是移民区的文化之母，同时也是一种宝贵的经济资源。宁夏“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战略，在总体布局中，包含“开发黄河金岸和古城历史文化两条旅游带”等内容[14]。BH家园所处地带恰恰是黄河渡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最为典型的地区，有着很鲜明的先天优势。通过对黄河文化进行产业化的开发，可以有力地推动移民区的经济发展，真正让黄河文化嵌入到移民的实际生活中。这将会极大增强移民对于黄河文化的了解，在了解基础上逐步认同，最终整合形成既具有移民多元文化的特征，同时兼具黄河文化特色的新型的文化形式，为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增添文化聚合力。

表现在物质层次的文化仅是表象，精神层次的文化才是本质性的决定因素。因此，物质文化的互鉴只是第一层次，更重要的是要打造共享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是社区共同体最为核心的部分，“居于整个控制等级的顶点”[15]，也是目前移民社区最为缺乏、最难以打造的部分。BH家园在组建之初，治安混乱，邻里之间互不信任，共享价值的打造无从谈起。随着社区的逐步发展，虽然信任感随之增强，但与共有道德价值等社区精神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加之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多元思想的涌入，更为共有精神的铸造增添了困难。离婚率的步步升高、家庭教育的缺位、代际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等等，都与社区精神财富的匮乏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在社区治理中要重视社区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要结合原有的移民精神，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畏艰辛、勤俭节约的美德，同时要利用好黄河文化中包容、开放的人文性格，综合成既带有鲜明的移民特征，同时又体现区域风格的社区精神。这种精神内核的形成是社区共同体最终形成的标志，反过来它又不断地促进着社区个体成员对社区的认同，在无形中调节着个体之间的行为互动。

结语

“一个集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其特点是采取和谐行动的能力。”[16]BH家园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实际上在近十年的发展中，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内部各个部分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一种密切联系，且这种联系绝非简单排列组合，而是按照一定的结构顺序的有机的结合，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整体大于部分。具体而言，BH家园的社区心态、生态、经济、生活及回汉相融的文化是其构成要素，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单向的、直接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的、循环的交叉影响。移民区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目前面临的问题都是在以上诸多要素的作用下产生的。

在多民族社区的民族事务治理中，同样也需要这种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思维，这也是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之一。“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对民族问题的认知与政策设计，必须要有一个系统协调的观念与认识。”[17]树立系统性的现代化思维，能避免我们在找寻问题解决之道时，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在治理体系方面，要在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制度监督等各环节有整体性思维；在治理能力方面，基层政府和民族工作者更要把系统思维时刻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最终要形成一种社会合力，用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思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深层次问题[18]。

这个共同体内“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结构，这些机构在其运行中既要求着也发挥着某种特定的功能”[19]。上述五个方面是社区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每个要素都有其独有的功能，不能相互替代。共享情感的铸牢要从移民共有的搬迁经验入手，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命运共同体意识，强化社区认同；共享社区空间的完善重点在于公共空间的改造，目前社区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发展已渐趋于稳定，而虚拟空间却还在起步和萌芽之中，尽快以网络为抓手促进社区成员的交往，是社区治理需思考的核心内容；互惠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有两个层次，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工要差异化布局，互补的结构模式有利于社区团结。在外部发展中，要把亲缘和地缘关系引入市场竞争，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凝聚力；强力的政治保障主要在于通过权力的“指挥棒”来调整群体的交往，社区政治生活最大的问题是赋权不够，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以赋权为核心，在话语权力、资源支配权、监督发展权上给予移民更大的自由度；物质文化的交往互鉴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但价值体系、道德体系等社区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却一直裹足不前，无法为社区发展提供更加核心的内生动力。上述诸方面各有其功能，以特定的结构服务于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互为因果，偏重任何一方都将会导致系统的不稳定，因此，必须形成整体和部分的有机联系，要强调综合的、协调的发展。这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协调发展、统筹规划的总思路基本一致，只不过是结合具体的地方性特征，进行了一些地方化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