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遇变迁、困境审视与主体形塑
——阿兰·巴迪欧的青年哲学及其当代启示

■ 赵睿夫

谁是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已有的研究里，巴迪欧有着多元的学术身份：一个力求践行共产主义理念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一个关注伦理理念的柏拉图主义者、一个深受阿尔都塞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者、一个后海德格尔时代的存在论创新者、一个深谙资本主义异化症结的社会批判者、一个身处新左翼思想阵营的激进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里埃拉（Gabriel Riera）评价巴迪欧是“这个时代智力界中难以界定的思想家”［1］，波汉纳丁·巴契（Burhanuddin Baki）将巴迪欧视作是“自德里达去世之后在世的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与齐泽克、哈贝马斯同为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2］。总之，诸多的思想角色使巴迪欧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思潮研究不能忽视的重要人物。

青年是巴迪欧最为关注的社会群体，他总是将青年人称作“与曾经的我十分相似的朋友”［3］104。在巴迪欧的青年时代，积极投身新社会运动、反对资本主义代际剥削、为青年学生谋求自由权利、带领校园侪辈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与毛泽东经典著作构成了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与青年结伴而行”的理念在巴迪欧的整个思想生涯中都得到了坚持与贯彻。2016年9月，法国法雅（Fayard）出版社出版了巴迪欧的《何为真正生活》（La vraie vie），在这部完全面向青年的讲座式哲学宣言中，巴迪欧系统阐述了其“青年哲学”的具体意涵，指明了现代社会青年面对的际遇变迁、遭遇的异化困境以及主体形塑所需要的能力品质。围绕着《何为真正生活》等著作，对巴迪欧的青年哲学思想做一个梳理与分析，并形成现实性启示，具有充分的思想意义——这既是关注当代青年、走近当代青年、理解当代青年的重要路径，也是促进中外社会思潮交互、推进21世纪青年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必然。

一、“新的自由”及其限度：现代社会青年的际遇变迁

为身处现代社会的青年寻索一种通向“真正生活”的理论与实践道路是巴迪欧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理解现代社会中的青年面对的新际遇将是巴迪欧整个哲学思考的现实出发点。通常理解中，现代社会的本质是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经验外显，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特征可被概括为产业的工业化、聚落的都市化、公共生活的普遍参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性化、社会角色结构高度分工化等［4］。巴迪欧语境中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其对应物即传统社会——“一个编码的、规制的、象征化的权威形式”［3］26，他将现代社会理解为一个群体共识与个体差异同时存在的、大众传媒社会影响力极为突出的、社会阶级构成不断向中产倾斜的社会形态［5］，这种社会是矛盾的，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6］，即对多元社会现象包容力的增强与对物质要素独立价值的高扬将同时发生。在现代社会，青年人所具有的相对性特征即生命机体的活跃、物质财富的匮乏、社会经验的不足、创造能力的突出、求知本能的旺盛、情感冲突的戏剧性等都将被放大，由此导致了社会审美上的“青年崇拜”、社会心理上的“代际混沌”、青年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等现实转变。

在此背景下，巴迪欧将现代社会青年的际遇特征界定为“新的自由”［3］23。巴迪欧语境中的“新的自由”绝非是一种作为市场化观念与资本逻辑表征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指从青年主体地位出发的具体社会生活的自由化及其相对应的规范化事实。具体而言，巴迪欧对现代社会青年“新的自由”的论述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青年不再需要严格的“成人仪式”或曰“升格考核”。巴迪欧意义上的“成人仪式”不是指节庆、祝福、聚会、休闲、娱乐意义上的“成人礼”或“成年式”，而指一种对青年人进行资格认证的“升格考核”。传统社会中的成人仪式“包括体力考验、性的允诺以及身体的变形装饰等内容，以肉体的变化使个人自觉意识到社会地位的变化，以确立其进入‘成人’阶段的社会责任感。青年与成人存有身份认同上的巨大鸿沟，只有通过成人仪式，青年才能进行参加之前被禁止，之后才被允许的一些活动”［3］19。传统社会的成人仪式通常考核青年人的体力、智力与道德意识，如中国古代汉族男子的冠礼、女子的笄礼，包含体貌、仪礼、阶礼、辞礼等诸多的体力与礼法考核；刚果的男子成人仪式即“锉牙礼”，要将青年男子的门牙磨利，并考察其搏斗能力等。巴迪欧认为，传统社会成人仪式的本质是“对青年限定性的、否定性的界定”［3］19，加剧了认为青年“不够成熟”“难当大任”“无法信赖”的标签式蔑化。而在现代社会，考核性的成人仪式逐步转变为庆祝、纪念、教育意义上的非考核性社会活动，这种定位的转化标志着青年社会地位的提高，青年不再以传统社会意义上“中老年人的附庸”姿态存在——用巴迪欧的话说，在现代，“年轻人摆脱了成人礼”［3］20。

其次，社会价值评价的标准向青年人倾斜。巴迪欧认为传统社会是老年人地位更高且具有垄断性权力的社会，这种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对等源于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对年轻人的不利。在以经验与阅历为主要知识形态的传统社会中，老年人比青年人更容易取得“德者”“智者”或“博学者”等价值评价，如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所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等，在无形中压缩了青年的社会发展空间。这种价值评价的老年化本质上是一种“经验崇拜”。经验，即经历与体验，是行动主体在生活世界中信息感知与考察的总和；卡斯塔尼达（Hector-Neri Castañeda）将经验定义为“对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世界的宏伟结构的认识”［7］，认为经验的获取涉及到对时间与空间的“索引”。经验的获取与效用挖掘需要时间与空间的一般条件，在传统农业社会之中，技术与信息传播的闭塞决定了人类的一般知识共享只能停留在小规模的时空条件之下，由“以往之事”推出的“镜鉴之思”往往比创想性的“灵光乍现”更具解释力与现实性。由于生命体验的时空跨度更大，老年人通常在经验获取上比青年人更具优势，因而导致了二者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在现代社会中，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审美文化的多元创造，“经验崇拜”已经被“青年崇拜”的新价值评价标准取代。巴迪欧认为，“青年崇拜”已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贯穿在现代社会之中，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突出青年产业、政治上突出青年参与、审美上突出青年形体、文化上突出青年活动。现代社会的“青年崇拜”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提升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关注度，丰富了青年成长成才所需要的各类资源，另一方面，也加深了青年群体与中老年群体的认识论鸿沟。尽管如此，巴迪欧认为，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向青年人倾斜始终是一件赋予青年自由的好事。

最后，青年群体内部层次划分的复杂化，青年个体极端差距的扩大与整体流动途径的丰富化同步发生。巴迪欧意义上的“新的自由”绝不仅仅是一个对于现代社会“青年关怀”的溢美之词，他认为这种自由与新的社会风险同步发生，在促进青年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青年群体内部层级划分的复杂化。巴迪欧将青年个体之间的差异概括为“健康、教育、来源地、身份、服装、住地、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个体差距进一步扩大，“青年都一分为二”［3］26。青年个体差距扩大的根源是复杂的，主要包括家庭条件、出生社区、身体天赋等物质层面的既定根源；生活理解、文化背景、朋辈交往等观念层面的流变根源；社会投入、政策享受、基础条件等公共层面的外部根源。2015年，《柳叶刀》杂志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全球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同年，《广州日报》指出，大、中、小城市适婚青年结婚成本差距扩大；2018年，《中国青年报》做了关于毕业生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专题报道；日本学者橘木俊诏在其《格差社会》中提出了“啃老族”与“教育格差”对于青年人生存境遇的巨大威胁［8］，等等。这些报道足以使我们认识到青年分化趋势的实存。青年个体差异扩大带来青年群体内部矛盾的加剧，增进了部分青年的社会压力，加剧了青年竞争成本的提升。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也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渠道，一方面，处境极优渥与极困厄的“椭圆”两端差距愈来愈大，另一方面，中间阶层的上下流动变得更为频繁。巴迪欧的判断在社会现实中也得到了印证，网络直播、职业电竞、自媒体、文字工作室等以青年为主体构成的新兴产业带来了宽阔的流通渠道，如2020年《解放日报》即做了《打造电竞之都：拥抱青年，才有未来》的专题报道，指出青年从事电竞职业的前景“一路向好”，这一新兴行业是年轻人“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战场”。总之，青年群体内部层次划分呈现出中间地带下沉与上浮愈发频繁，两端沉积愈难脱嵌的整体局面，对此，巴迪欧认为，现代社会在赋予了青年“新的自由”的同时，也加剧了其迷茫与失去信心的可能。

自由不是绝对的，新的自由总是对应着新的限度或要求。“新的自由”在实质上对现代青年提出了三方面要求：首先，成人仪式的淡出要求青年人自主明确自身角色与责任，青年人需要树立起超越传统社会“附庸”观念的自主能动性；其次，青年人与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交接并不意味着一种新老对立的发生，与之相反的是，青年人需要进一步理解团结非同龄人的重要价值，实现对传统社会“年龄垄断话语权”模式的彻底超越；最后，青年人需要应对更为复杂的侪辈竞争局面，强化对新兴产业与技术手段的感知力与应用力，充分利用好现代社会带来的丰富的跃升渠道。

二、“资本逻辑”及其异化：现代社会青年的困境审视

在巴迪欧看来，现代社会青年面对的诸多问题与“资本逻辑”的异化影响具有不可分断的内在联系。资本逻辑即“从根本上要求‘以资为本’，要求让资本扩张成为目的本身。它需要投入更多、获得更多，再投入更多、再获得更多，以实现无限制地自我增值，不懈地追逐利润，不间断地积累财富”［9］。从最直接的角度来说，资本“是由货币和商品构成的”［10］978——也就是由商品构成的，但其绝不仅是一种商品化的“物”或简单意义上的“金钱”，资本逻辑在本质上也不能仅仅被简单理解为“钱生钱的逻辑”。在《资本论》的语境中，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权力”［10］217，资本家是这种权力的分享人与扩大者，通过资本的增殖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逻辑也就是实现资本这种社会权力再生产的逻辑。权力，亦即主体的再生产，势必意味着权力约束对象亦即客体的再生产——颇类似阿尔都塞与勒塞克尔意义上的“询唤链”（The chain of Interpellation）运作机制［11］。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逻辑的运作或曰扩大化必然使得社会主体的客体化趋势加剧，而青年，兼具物质财富匮乏与消费欲望旺盛两种特质，成为了资本逻辑异化或控摄的首要对象。对此，巴迪欧从三个维度出发批判了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青年的异化。

首先，资本逻辑造成了青年在选择人生道路时的两种偏差。在分析现代青年的人生处境时，巴迪欧援引了苏格拉底的青年哲学。苏格拉底认为青年主要有两个“内在敌人”：一者是“当下生活的激情”即追求娱乐、快感、放纵、感官刺激等，另一者则是“追求成功的激情”即片面突出权位金钱需求而忽视伦理观念。巴迪欧认为，在现代社会，这两个内在敌人都来自寻求物质扩张与权位嵌入的资本逻辑。顺应这一分析思路，巴迪欧将现代社会青年普遍的人生选择划分为“燃烧生命”或“构筑人生”。“燃烧生命”象征着一种对既定现实的反叛与逃避，表现为诸如拒绝工作、逃离教育、群体亚文化等事实。巴迪欧对于这种人生选择的评价是“不会长久”“对及时行乐的虚无主义式的崇拜”［3］13。“构筑人生”亦并非积极意义上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而是对所谓“既定秩序”亦即资本逻辑的拜服，主动将自身抛入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黑洞”之中直至被彻底异化/物化，并转而成为资本逻辑的帮凶，即如蓝江教授所言，“这种年轻人，与其说是未来的希望，不如说是最顽固的保守派，他们将自己看成一种投资商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市场上售卖，并获得不菲的身价，从此往后，出入贵族和豪商的门庭，在世界名流中间穿梭，他们就是最保守的体制的代言人，并成为这一体制最忠诚的捍卫者”［12］。显然，巴迪欧同时批判了这两种偏差性的人生道路选择，并将偏差的罪魁祸首归结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唯一市场导向的中立性”［3］36，亦即强调价值增殖大于一切的资本逻辑。

其次，资本逻辑的“等级制”与“符号化”本质加剧了青年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使得青年群体被分隔、疏离。在分析现代社会的变迁时，巴迪欧援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终结田园诗”［13］的经典论述，将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本质概括为“等级制”与“符号化”。“等级制”意味着资本通过生产关系的社会介入实现对人的地位分配，将一切人的一切社会地位还原为单一的财富或资本占有的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放置在一个不可质疑的裁决者地位。“符号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片面化理解，将人的丰富内涵缩略为纯粹抽象的经济内涵，把一个具体生动的人化简为一串数字或者代码，忽视人的具体现实需要。在这种逻辑之下，作为在财富积累上相对不充分的社会群体，青年群体之间的物质条件差异被放大了。用巴迪欧的话说，一些符合资本逻辑等级制与符号化要求的青年，能够充分享受社会便利与休闲活动，而另一部分青年则丧失了社会参与甚至社会生存的权利，二者对立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了——“注定谋求高阶职位的年轻人，在根本上区别于那些要当工人、农民的年轻人”［3］26。贫富差距问题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是复杂的，传统社会同样有地位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现象，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针对财富积累相对薄弱的青年群体而言，资本逻辑的异化，或者说分化、对立化，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资本逻辑阻碍了现代社会青年“观念权”的生成。巴迪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要实现的异化目标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如果有能力，就尽可能多地购买市场产品”，二是“如果没有能力，就尽可能保持安静”。这两层目标本质上都是对青年“观念权”与“洞见力”的遏制。“观念权”不是法哲学意义上的“思维的普遍化”［14］的权力或某种可以无视社会秩序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青年群体形成自身价值认识、为自身设立观念规范的权利，如在行事中对特定原则的自我坚守、对特定人生信念的持续贯彻等。对于青年群体，“观念权”意味着独立思考、捍卫原则、遵循理念、表达自我，而这种权利正是资本逻辑的头号敌人——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只要奴役状态普遍存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必定是一种阶级特权”［15］。为了将富于思想活力的青年异化为纯粹的购买者与劳动者，资本逻辑建立了一套宗教性的观念，“其律令是‘只能在这个观念下生活，不能有其他观念’”［3］81——只有彻底抹去青年群体的观念权，才能完成对任何否定性的、双向性的、批判性的思想根苗的拔除。随着大众媒体与文化工业的日益成熟，现代社会资本逻辑消弭青年群体观念权的主要方法包括观念的商品化、无意义文化产品的生产、教育渗透与语言殖民等，典型即如布尔迪厄批判的“越来越受商业逻辑间接与直接支配的新闻场”［16］对于信息报道的单一化、娱乐化、偏向化等。总之，随着资本逻辑展布形式的不断更新，现代社会青年遭遇的异化困境日益严峻。

三、“真正主体”及其要求：现代社会青年的能力形塑

巴迪欧青年哲学的第三个面向，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面向，即对于青年主体问题的讨论。要理解巴迪欧的青年主体观，就需要理解法国哲学的主体讨论传统。与德国哲学的主体性高扬不同，法国哲学历来重视对主体性的反思与对“他者”的研究。在阿尔都塞与拉康对“主体的完备性”［17］的证伪之后，法国哲学的主体理论逐渐转向强调“间性”“无意识”的伪主体或小主体理论，一种独立的、先赋的、象征历史逻辑最高形式的现代性大主体不再具有哲学说服力。作为阿尔都塞与拉康共同的学生，巴迪欧的主体理论基于一种“忠诚（Fidelity）于事件”的偶性逻辑，他认为主体并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或任何既定结果，也就是说，巴迪欧不认为一个主体是天生即存在或者不可被形塑的，“主体并不是一个结果——它仅仅是一个起源”［18］。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青年哲学的主体讨论涉及到对青年主体的“形塑”问题——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当现代社会的青年满足何种能力标准时，他能够被称作是一个能够充分抵御资本逻辑侵蚀、在新的自由中实现自身价值的“真正主体”呢？

首先，作为“真正主体”的青年需要统合“燃烧生命”与“构筑人生”两种人生道路，投入“真正的思考”。前文已述，巴迪欧批判了资本逻辑对于青年人生道路选择的两种偏差性误导即追求短暂欢愉的“燃烧生命”与尝试成为保守势力的“构筑人生”，这两种人生道路具有对立性，加剧了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尽管如此，巴迪欧仍然认为，这两种人生道路“构成了年轻人的主体性”，因为“燃烧生命”虽然颓废但包含有反抗资本逻辑统治、重拾自身观念权的内在潜能，“构筑人生”虽然保守功利但体现着青年人对于美好生活与稳定秩序的憧憬。对此，巴迪欧主张，作为真正主体的青年要实现对“燃烧生命”与“构筑人生”的总体化理解，“在二者间建立某种关联”。从直观的角度上看，在两种相反的人生道路之间建立关联显得十分悖谬，但巴迪欧明确指出“这二者间没有矛盾”——作为真正主体的青年一方面当然需要参与社会建构，获得稳定的工作、发展自身职业能力、创造出技艺性的价值、取得能够安身立命甚至接济他人的物质收入，但另一方面，青年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究竟在围绕何种观念展开生产与生活，即巴迪欧语境中的“真正的思考”［3］46。“燃烧生命”与“构筑人生”二者在“真正的思考”处得到统一：一方面，前者超越性的主体精神促进了青年对自身与时代的反思，使得青年不流于资本逻辑拜物教；另一方面，后者建构性的主体精神促进了青年对自身观念权的再生产，强化了青年的社会实践介入能力。作为一个高度崇敬马克思与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家，巴迪欧的上述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观念，他将这一哲学思维应用于青年的自身实践之上，尝试为现代社会青年的发展指明理念性的道路。

其次，作为“真正主体”的青年需要超越自身群体的视域局限，与其他年龄社会群体形成包容、理解、互构的密切关系。现代社会是一个现代性宰制下的社会形态，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大伦理式族群是不相容的，它不断促进社群的分工，以至于造成分化。在这一境况下，青年人与中老年人被置于完全不同的职能位置，加之审美标准的多元化与信息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代沟”或曰“社群鸿沟”已经无可避免的扩大。前文已述，巴迪欧认为现代社会提高了青年人的整体社会地位，中老年人掌握话语权与价值评价标准、青年只作为附庸存在的境况正在改变，那么，巴迪欧是否在实际上阐述一种认为青年与其他社群势同水火的“社群对立论”呢？答案是否定的，巴迪欧不仅不认为社会地位的变化会造成青年群体与中老年群体的冲突加剧，还对作为“真正主体”的青年提出了关联其他社群、打破代际鸿沟的能力要求——用他的话说，年轻人必须关注“与成年人，与老年人，与全世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等等”［3］40。青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社会群体建立密切联系的可行性包括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从内部而言，现代社会青年群体自身具有多元的观念文化，他们熟悉掌握数字化信息工具、关注社会整体动向，具有较强的交互、表达与协作能力，并具有投身社会实践的自由与勇气；从外部而言，现代社会的“青年崇拜”为群体之间的互动奠定了事实基础，同时，资本逻辑已经成为各年龄社会群体共同的观念敌人。在这两重意义上，青年超越自身视域限制、走向跨群体联动是可能的——即如国内学者所言：“这种立场与视角的转化，会使得‘前浪’‘后浪’的共情能力、同理之心明显增强，即使有代沟也是能够跨越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存在会被视为常态，人们对待代沟与差异更加开明、包容”［19］。

最后，作为“真正主体”的青年需要认清现代社会“真正的矛盾”，更为全面地理解作为资本逻辑替代方案的“共产主义观念”。巴迪欧认为，现代社会的真正矛盾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等级制意象”与“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之后的共产主义平等社会意象”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意象标志着旧的传统社会的不平等状态的终结，但前者在货币带来的“形式平等/激进平等”之下延续了等级制的不平等实质，后者则标志着真正的“消除不平等、承认各种差异、平等对待各种主体权利”社会的可能［3］38-39。巴迪欧并非在草率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早在《共产主义假设》等著作中，他就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社会主体实践的必要观念进行阐释，其所言的“共产主义观念”意表一种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社会主体间平等自由全面发展、尝试超越资本逻辑的主体品质，这一品质对于面临着诸多意识形态困境的现代社会青年来说尤其重要。树立共产主义观念，当然不是一纸空谈，理解共产主义不能陷入到理想主义窠臼之中。共产主义可以很宏大，也可以很具体，对于作为“真正主体”的青年而言，共产主义可以具化为一种指导社会生活的观念，这种观念并不激进，也并不抽象，对于资本逻辑商品拜物教的反抗、对于真善美伦理价值的追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思考、对于年龄与地域歧视的消除、对于自身能力的多面向发展、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奉献等，都可以被视作是对共产主义观念的行动遵循。用巴迪欧的话说，上述这些实践内容都属于“有助于建立一个象征化的未来的迹象”［3］40，这种象征化的未来即意表超越了资本逻辑、实现了人与人平等秩序，“对立于资产阶级冰水式算计的破坏性的象征”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前景。

四、作为余论的启示：对新时代青年及其培育工作的展望

前文已经提涉，巴迪欧语境中现代社会青年的理想出路是“寻求真正生活”——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真正生活的定义也已经水落石出：“今天，真正的生活，超越市场的中立性，超越老旧的、过时的等级制观念”［3］42。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活是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活，是消除了拜物教与等级制观念的社会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与联合。巴迪欧的判断必然会使人联想到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前景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其青年哲学在实质上就是一种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如何投身社会生活的实践哲学。总论之，在一个中国现实，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语境中，巴迪欧的青年哲学具有以下三方面启示。

首先，要不断优化当代社会青年成长、成人、成才生态，为青年发展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资源、公益平台与政策保障。巴迪欧的青年哲学凸显出在现代社会关注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青年群体独具的“新的自由”特质需要社会的资源、平台与政策、维护与保障，只有在一个内外联动的状态下，青年人具备的技术创新力、产业创造力、观念开拓力才能得到具化。“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中的青年培育是一个成长、成人、成才的生态系统过程，成长是青年培养的根本基点，成人是青年培养的基础要求，成才是青年培养的发展目标。一个健康的青年关注、培养生态是助推青年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不断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资源、公益平台与政策保障。教育、民生、安全等基础资源是青年发展的社会“土壤”，科创孵化器、信息共享平台、资源交互空间等公益平台是青年发展的社会“养料”，完善法律法规、双创配套支持、青年人才计划等政策保障是青年发展的社会“伞盖”，三者共同构成了青年健康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

其次，要关注代际公平与分配正义问题，缩小不同青年群体之间、青年与中老年群体之间的社会资源差距，增进青年群体的凝聚力、参与度、稳定性。巴迪欧从哲学层面对青年群体的分化问题所做的揭示，在现实层面，国内学者亦对现代青年的阶层流变进行诸多分析与研究。青年的代际公平与分配正义是同一个逻辑根因上的两个问题，代际公平的程度与不同年龄社会群体之间总体资源占有量的合理化程度正相关，分配正义则涉及到青年群体内部不同先赋资源个体在同一社会环境下参与生产活动时得到报偿的贡献度与分配比问题。当代际公平与分配正义产生问题时，青年群体内部的阶层固化与两极分化将同时发生，整个青年群体的稳定程度与社会生活积极性将被减损，继而导致整个群体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减少。针对青年群体的代际公平与分配正义问题，必须着力强化公平竞争意识，营造平等共进互助的社会观念氛围，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效能，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走向精细化、持续化，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完善青年就业与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从营商环境与市场协调入手，着力优化资源配置，以代际公平激发青年活力，以分配正义巩固群体稳定，以资源协调促进社会发展。

最后，要重视现代社会青年的主体品质塑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当代新青年。巴迪欧的青年哲学高度强调观念、价值、理念、信仰、伦理等精神要素对于青年“主体化”的重要意义，在物质资源相对丰裕、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境况中，突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培养与主体品质锻造愈发体现出强烈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青年的价值观培养工作，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围绕“五个‘一定要’”的青年主体培育要求，必须高度重视现代媒体与信息机制的创新特征，善于运用“网言网语”，善于运用微博、微信、动漫、游戏、短视频等方式，形式上活泼生动、内容上详实丰富、传播上广泛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形成“勤学、修德、明辨、笃实”［22］的主体品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3］，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育新力量、新精锐、新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