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及其应对

■ 韩谦 魏则胜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1］。中国共产党一直延续着关爱青年、培育青年的优良传统，在党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都从未放松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在当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起点上，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能否做好青年思想引领工作事关国家整体意识形态建设的力度与效度。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全国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53.5%［2］。由此可见，大学生在整个青年群体中所占比例之重，注定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点对象。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高校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在这场持久战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研究一直是我国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探索，各有侧重。通过文献梳理，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种是侧重单个或多个指标的青年意识形态研究，如青年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二是基于特定青年亚文化视角的意识形态研究，如“弹幕文化”“躺平文化”“凡尔赛文学”等；三是围绕特定场所或场域的青年意识形态研究，涉及全域网络、影视文化空间、企业、民族地区等；四是关注某一类群体身份特质的青年意识形态研究，如青年党员、共青团员、青年教师、青年社团、青年农民工等群体。综合不同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共同之处在于明确意识形态教育与青年个性化发展之间决不是对立割裂的关系，并尝试在对话中寻求共识。不同研究成果中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青年群体所提出意识形态教育策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空洞的、僵化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也指出“青年思想教育的时代性、实效性有待增强”［3］。因此，只有回归当前高校大学生的现实生活，遵循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构逻辑和信息传播规律，方能实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实效的提升。

一、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战略价值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且无法回避的命题。意识形态产生于特定经济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本质上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精神生产物，是特定阶级意志的表达。当代社会，任何国家和政党以及各种政治组织，都具有各自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建设是政治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基本工作，具有“生命线”性质。意识形态斗争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核心竞争方式。意识形态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诸领域，覆盖不同社会群体，这决定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反作用。可以说，意识形态问题兼具复杂性、系统性，而非单一纯粹的。一方面取决于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在属性，另一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发展中面临的外部环境，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实上，“意识形态对于不断发展着的经济基础说来，总是相对地保守的、滞后的”［4］。因此，意识形态的建设要因势而变。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发出的各种挑战，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予以回应。

（一）关乎国际地位的巩固

意识形态认同是国际关系阵营划分的根本要素。资产阶级的兴起，标志着意识形态时代的全面开启。尤其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都是对立冲突、危机四伏，归根结底在于不同国家间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矛盾难以调和。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不仅要维护统治阶级的信仰和统治合理性，还从根本上划定了其所服务的对象。在国际社会上，不同主权国家会形成一定规模的国际组织或国家战线。其中除了谋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利益之外，意识形态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正如恩格斯在《论联合体》中所说，“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5］。相近的诉求更容易带来稳定的情感认同与内心认可，也易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形成合力，发挥互补优势，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战以来，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是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依然长期存在。各国在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下，彼此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也越演越烈，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继续回应国际社会上的观念冲突与质疑。高校是知识、技术聚集之地，青年大学生更是祖国未来的人才资源储备，也是国家永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不仅要承担教书育人的使命，更要肩负起意识形态教育的职责。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方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在国际社会中继续践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源源不断的青春生力军。

（二）关乎国内政局的稳定

古训有云，“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入侵的本质是文化基因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可能会造成人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价值等方面的错误评价，最终对国家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威胁。任何国家一旦出现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可能会导致政权的颠覆，如许多国家被策动发生的“颜色革命”，正是前车之鉴。意识形态的发展不能放任自流，需要规范引导。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到立国之本，必须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警惕意识形态入侵。

政治稳定是任何阶级统治都共同谋求的长远目标，精神共同体的形成是政治治理架构得以稳定的基本条件。除了国家制度、国家机器体系之外，意识形态正是为社会政治稳定的实现提供一种精神秩序和道义支撑，一定程度上能调适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曾一度在无形中被弱化和淡化，主流价值观和话语权的活动空间日渐被压缩。多元社会思潮日益发展，不断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对国内外环境需求的变化，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应在大学生群体中树立起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如此才能产生强大的政治凝聚力，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达成社会共识，为维护社会政治体系的完善和规范提供精神支撑，从而更好地应对和化解社会领域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6］。与其他场所相比，造成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隐忧四伏的原因显得更为特殊。高校中的思想氛围往往更为自由民主、流动开放，大学生群体思想也尚未完全成熟，因此也更易成为敌对意识形态的突破口。青年自身的群体特征使得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往往具有较大的破坏性［7］。要想对高校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热点问题做出敏锐的政治鉴别、观察和判断，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工作中面临着何种阻力与挑战。

（一）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元化，造成大学生的价值迷茫和思想浮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任何政治关系都无法与利益关系彻底隔离。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能否稳定运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一旦经济领域出现利益分化和个体矛盾的风险提升，那么意识形态本身产生的现实条件及其所维系的社会阶级关系都会被动摇。市场经济的逐利导向给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带来了精神毒害，衍生出享乐、功利、拜金等错误取向。另一方面，大众的思想观念在社会转型期中日趋开放。借此机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我国输入了大量意识形态倾向浓重的理论观点，如“普世价值”“后现代主义”“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这些思想观点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宣扬负能量，弱化主体性自觉意识。由于现实境遇与精神诉求的不对等，当大学生在面临高校扩招、就业竞争等问题时，难免出现理想信念的缺失、价值追求的冷漠和精神信仰的分裂。

（二）高校校园传教活动隐匿发生，动摇大学生的政治信仰

宗教本身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体系，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存在着密切联系。宗教权威在中国的传统教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伴随西方社会思潮的泛滥，宗教传播成为新的政治传教手段。顾名思义，所谓政治传教即带有政治意图的宗教传播活动，目的在于培养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接班人。在现实中，宗教的影响在我国世俗社会有所扩大。宗教问题必然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相互渗透。在高校校园中必须警惕政治集团披着宗教外衣搞政治动员，提防他们通过宗教节日、仪式、教义等，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洗脑和信仰控制，左右大学生的政治立场与价值选择。最终，这些“信徒”可能被其思想驯化，麻痹精神，只能为其所用，进而方便其控制信众，分化意识形态共识。

（三）媒介技术大众化，增加大学生意识形态管控难度

媒介技术的更新加速了社会个体化、个性化发展趋势。“自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微时代”“云时代”等一系列概念的产生，预示着舆论格局的改变。新媒体已成为校园信息交流的核心枢纽，极易带偏大学生思想的关注焦点和观念走向，悄然变为滋生社会愤青的温床。舆论主场是高校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舆论主动权一旦丧失，极易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影响政治局面的稳定。高校青年学生是现代媒介技术的主要受众。移动化、数字式、参与互动式的文化逐渐成为青年文化的新时尚，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被手机游戏、网络直播、弹幕文化、打赏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浸染着［9］。这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得包括校园媒体在内的生活舆论场域中充斥着庞杂不齐的讯息，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很容易发酵并上升为意识形态争论。舆情危机的出现，会放大社会矛盾和负面情感，造成认知混乱，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下的认知体系与理性思维。媒介技术大众化升级了话语权的争夺方式，多元的信息流动方式给我国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了极大挑战。

（四）高校教学监管缺位，误导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向

课堂教学是大学生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渠道，这种教育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课堂话语权滥用。这种问题的发生与任课教师的政治素养分不开。部分教师政治站位不坚定，以教学活动的主导者的身份，在教学过程中推销反动政治言论和主张，宣扬敌对意识形态，公然否定共产主义信仰，质疑党的领导，将理性探讨、学理争论演变为无边界的政治攻击、谩骂。二是教材“特洛伊木马”问题。部分居心叵测的敌对分子通过钻空子，在教育体制内推广反动教材，其教材内容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去攻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解体中华民族精神，宣扬民族分裂言论，如“港独”“台独”“疆独”“藏独”等，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诋毁模范人物，质疑人民英雄，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根源上确保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合规与合理、科学与严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影响最广、最具有教育制度保障性的意识形态教育课程，发挥好这一意识形态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对于保证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效果至关重要。

三、高校学生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后果

高校学生观念超前、思维活跃，也是敌对意识形态分化的重点对象。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一旦受到侵袭，必然通过行为主体人的活动表现出来，这种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对意识形态教育主观排斥，滋生“三不”现象

在高校部分学生中，关于意识形态教育的态度存在“三不”现象，即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是“不接触、不学习、不认同”。不接触，就是以不利于专业学习、对自己没有实际利益等判断作为理由，不接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不学习，就是指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学习的动力和实际行动，从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了解甚至产生各种误解；不认同，就是指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扰，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等要素缺乏认同，基本政治立场存在偏颇，思想观念暴露出较为严重的问题。“三不”现象只是在极少数大学生思想和行为中存在，但是其危害性很大，从不接触到不学习再到不认同，危害性逐渐升级。最终，敌对意识形态会对高校师生的思想产生冲击，尤其是一部分人奉“西学”为圣典，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错误主观偏见和偏激排斥心理，甚至做出消极言行。比如在各类社交平台发表或“左”或右的言论，直接或间接抨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的科学性等。特别是在高校青年学生党员群体中，类似现象也偶有发生。虽然恩格斯也曾指出“对党员，不管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10］但是现实中这类行为仅是打着思考与研究的旗号去肆意解构、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而不是结合现实来分析考量，其后果必然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地位。

（二）对意识形态学习存在虚假方式，产生“三化”行为

“三化”即政治学习形式化、政治理论解读口号化、政治行动表演化。政治学习是大学生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方式，所谓政治学习形式化，就是指政治学习流于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内容没有入脑入心，没有真正成为高校学生思想观念结构的一部分；政治理论解读口号化，是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解读，只是局限于政治口号的理解和记忆，没有系统地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政治行动表演化，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当作谋求个人现实利益的手段或工具，而不是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总体上看，这类现象不是直接拒斥政治观念、理论、情感的传输，而是不愿自觉主动地学习接受、吸收内化，形成非理性的逆反言行习惯模式。理论上的轻视、实践上的应付是意识形态教育难以真正实现入脑入心的一大难题。对意识形态工作敷衍了事、流于表面，甚至是做出表里不一的行径，最终只会与意识形态教育期望的方向背道而驰，使之陷入困境。

（三）对意识形态本质歪曲解读，形成“两论”现象

所谓的“两论”，即“意识形态无用论”和“意识形态控制论”。其中“意识形态无用论”是指那些认为意识形态对于自己和社会没有价值或用处的观点。大学生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是不理解意识形态的要素结构及其社会价值。意识形态基本要素包括世界观、价值论、道德论和方法论，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社会治理以及个人言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可以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构社会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任何个人只要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就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谓“意识形态控制论”，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思想观念控制”，会阻碍人的思想自由。“意识形态控制论”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个别青年大学生没有认识到意识形态对于人的理性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和解放作用，作为体系化的思想认识，先进意识形态代表了一个时代政治思想的最新成果，引领时代发展趋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不仅建构了精神共同体，而且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在“两论”消极影响下，部分分辨能力不强的学生可能会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以自我贬低的谄媚姿态去疯狂崇拜他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四）逾越意识形态底线思维，“三大虚无主义”思想泛滥

这种虚无主义倾向较多体现在对文化、历史和英雄人物的虚假猜疑和无理批判。其一是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倾向，表现为盲目向往西方文化，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定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文化共同体是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文化虚无主义正是通过各种手段否认中华民族文化的存在，进而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其二是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表现为对于中国历史事实缺乏全面认识，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用主观立场曲解客观历史，甚至质疑史料的真实性。其三是英雄虚无主义倾向，表现为以各种方式，否定、丑化中国各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或代表人物，试图消解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否定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性。上述这三种“虚无主义”的表现，其深层本质上都是基于历史唯心主义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基础、文化基础和核心价值基础，对于高校青年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四、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的应对策略

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要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11］的根本问题。针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大隐患和核心问题，不能被动防御，必须积极应对，对症下药。意识形态工作本身是一项兼具挑战性、综合性的工作，故而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需要围绕指导思想、工作方法、体系建构、力量部署等工作要点展开。

（一）明确思想引领，突出意识形态工作方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所有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都是在执行、宣扬或抵制某种意识形态。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得明确地回答究竟何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以及为何它能统领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最鲜亮的底色。这决定了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为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核而服务。“一所学校一旦在办学方向上走错了，在培养人的问题上走偏了，那就像一株歪脖子树，无论如何也长不成参天大树”［12］。因此，面对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实之间的严重错位，作为理论观察慧眼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高校中牢牢地确立起来，决不能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之中缺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3］。马克思主义理论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其中政治性更是首要特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开展中应该深入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来说，高校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战略高度深入剖析时代前沿、校园热点议题，增强对高校意识形态潜在问题的判断力，明辨事物本质、突出价值导向。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统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和批判力。“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14］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懂、活学与化用，完成对各种错误思潮抵御斗争中的拨乱反正，夯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基础。

（二）创新传播方法，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

首先，从内容上讲，意识形态工作离不开一个“实”字，工作实效的取得是建立在尊重真相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工作最忌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这决定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能脱离高校校园生活现实。其次，从手段上看，意识形态工作要注重一个“新”字。此处“新”有两重含义，既是指“新媒体”，又意指“创新”。新媒体已悄然融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高校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环境。新媒体所形成的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刚好迎合青年人个性化自我表达的诉求。相比之下，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单向信息传输模式优势已然不再。同时，新媒体舆论场不是绝对安全、可控的，存在管理缺位。这一切只会弱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与权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带来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同时它也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技术之利。

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提升自我宣传能力，就必须做到“新”与“实”结合，完成新兴技术优势与传统内容权威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优化意识形态传播和表达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实际生活。另一方面，要去伪存真，优化内容。加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出力度，把控好各种正能量信息的有效传播。形式与内容双项并重，如此方能使新形势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再虚无缥缈，真正具有亲和力、吸引力。

（三）完善体系建设，拓展意识形态工作深度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立足全局的，也是深入细致的。“高校要在‘稳’上做文章，抓好意识形态、校园安全、舆论引导工作”［15］。立足“大思政”格局下，高校理应把意识形态教育纳入到课程、科研、文化、管理等模块之中。加强联动育人机制，意识形态教育与管理双线并举。

从意识形态教育角度来看，密切关注意识形态建设与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之间的关系，绝不可偏重学科、课程和教材建设而忽视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将意识形态建设贯穿于上述建设全过程。首先，教学中严守“课堂关”。课堂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教学政治纪律不容忽视。高校必须重视任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课堂质量。加强督导教学巡视，注重选用的教材、制作的课件等是否合规，避免反动意识形态渗入课堂。其次，课程建设中把握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融合“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做到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同时探寻专业课程中的意识形态教育元素融入点。最后，提升科研中的意识形态自律意识。高校应加强对科研人员的意识形态方向引导。严防学术行为触碰政治底线，以科研成果服务于高校意识形态阵线的稳固。

从意识形态管理角度来说，高校意识形态管理要从全局高度守稳意识形态红线，在校园日常事务、活动等管理中引导大学生行为。首先，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营造健康稳定的生活氛围，构建高校学生意识形态认同环境。其次，规范制度管理，落实责任制。加强对学生会、社团、志愿者协会等校园学生组织的管理，约束不当行为。同时将意识形态隐植在报告、讲座等各类学术和日常团体性活动中，用耳濡目染的方式强化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意识的培育。最后，建设校园意识形态安全预警评估体系，及时线上线下了解，例如通过谈心谈话、问卷调查摸底，或者是借助抖音、微信、微博等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以实时讯息热点来把握学生的舆情动态。适时加以引导和防控，做好重大风险事件处理预案，巩固意识形态教育的成效。

（四）整合队伍力量，拓展意识形态工作阵线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落实需要多层次推广，参与力量的大小是影响意识形态工作覆盖面的重要因素。积极以“全员参与”的动员模式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有利于拓展意识形态工作阵线，形成教育合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注重动员重点师资和学生队伍，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转化、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统一。

首先，抓好师资队伍动员。这里的师资队伍包括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党政、行政工作人员等高校工作者。教育者往往是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先行者。他们在自身思想内化基础上，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学生开展意识形态再教育。坚定立场、素质过硬，是教育者面向学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其一，要凸显角色定位，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不是说教者。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经过感性的“打包”和“大小”的转换，才能真正打动青年［16］。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要积极鼓励教育者加强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对话，借助循循善诱的沟通技巧，发挥自身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其二，提升理论素养。通过学习和培训，帮助教育者把握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动向及规律，使其能运用最新理论成果回应学生的现实困惑，帮助学生优化认知结构、扩宽观察视野，以防止大学生出现思想混乱、行为失据。其三，组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专门师资人才库，发挥学科优势。高校是人才的聚集地，教育者具备的不同学科背景能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跨学科借鉴。

其次，抓好学生队伍动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目的不仅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更是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理性思考者和接班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因时而化，也要因人而异。这要求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接地气，要符合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和特点。其一，转换话语表达方式。意识形态教育应适应大学生的语言方式和个性化意识形态诉求，由平淡无味的政治话语转换为浅显易懂的青年话语，以便更好地引起教育对象的思想共鸣。其二，发挥朋辈群体的正面影响。朋辈群体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施行的重要一环。抓好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同龄人“意见领袖”意识形态工作，培养其理性判断力，避免他们被负面言论误导。通过榜样的以身作则，在学生群体中形成良好的示范和激励效应。其三，建立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理论政策宣讲队伍。借助培养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实现学生群体内部的意识形态自我教育、理性认同，主动自发地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总而言之，新形势下，我国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面临各种外部挑战和内部难题，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增强问题意识，升级教育技术，创新教育方法，提升教育效果。只有顺应意识形态工作变化和发展趋势，把握规律、运用策略，才能破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短板与难点问题，从而有效、有序、有力地做好高校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