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发展与青年政策（笔谈）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青年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青年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是我们正确认识青年行为、了解青年现象、研究青年问题、探讨青年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促进青年更好地发展，国家出台了不同类型的青年政策，而这些青年政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这是中国青年政策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本质的要求。当前，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为“十四五”期间实现从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到党的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跃升，实现从单项法律的突破到青年法律体系构建的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追求进步，是青年最宝贵的特质，也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激发青年内生动力、推动青年协调发展、提升青年发展幸福品质、实现青年发展包容自信和达成青年发展公平正义五个方面引领青年高质量发展。为了深入研究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发展与青年政策，本期特邀青年研究领域的五位专家学者围绕时代变迁与新一代青年发展、中国青年政策的主要类型和构建理念、“十四五”时期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的创新突破、家庭教育与青年发展，以及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青年高质量发展五个主题展开论述，供读者参考。

时代变迁与新一代青年发展

风笑天，广西师范大学讲席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都饱含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奉献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对全国广大青年提出殷切希望：“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每一代青年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目标，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也是广大青年成就梦想的时代。如何在新形势下正确地认识当代青年的发展目标，深入地研究当代青年的发展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需要认真对待和付出努力的任务。

一、从时代变迁的背景中看待青年的发展

“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二者，就无法了解其中之一”［1］。社会学中被称作“社会学想象力”的特定视角，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当代青年和青年现象，认识当代青年与当今中国社会之间特定关系，探讨当代青年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的关键视角和重要工具。

当前的这一代青年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造就中国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制度变革，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空前解放。而“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宏观的、无处不在的，每一位青年都置身于其中而无法逃避的社会环境”［2］。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既成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新一代青年成长过程及其结果的基本背景，同时也成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新一代青年发展需求、发展目标、发展路径的客观前提。

当代青年所经历的社会生活背景与他们的父辈所经历的社会生活背景相去甚远，他们所经历的发展道路与上一辈人也大不相同。比如，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一辈人读大学时，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不仅人数很少，毕业时工作也是包分配的；而当今的大学生毕业时不仅要自主择业，还面临着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正是这种差别导致当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发展过程中一道不小的障碍；而当新一代青年作为独立的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后，同样面临着一些上一辈人年轻时所不曾面临的困难。比如，上一辈人参加工作时，住房基本上都是由单位分配的；而当今的青年人参加工作时，住房则是需要自己解决的，加上目前居高不下的房价，使得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倍增。这同样是阻碍新一代青年顺利发展的现实障碍。

不同的时代背景不仅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建构和形成了影响到人们行为方式的主流价值观念，建构和形成了社会中人们看待青年行为、评价青年发展的标准。无论是对于青年发展目标的确立，还是对于青年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同的时代都会有着特定的定义方式。老一辈人在青年时期所走过的道路，不一定能够成为新一代青年成长和发展的合适指引。我们要从当今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当代青年的人生经历，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中理解新一代青年的发展目标。

二、认识当代青年发展的主要目标及其差异

“青年是一个随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存在差别的概念”［3］。青年所具有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是我们正确认识青年行为、了解青年现象、研究青年问题、探讨青年发展的三条基本途径。其中青年的社会特征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代际中，青年在生理、心理特征方面发生的变化相对较小，共性相对较大。而其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认识和研究青年的发展需求、发展目标，以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应特别注意到这一群体作为社会的新成员、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新生力量、作为社会文化的继承者和传递者的特定角色的影响。

此外，作为一个在年龄上具有共同特征的整体，在许多的社会特征上，青年内部又存在着分化。无论是在城乡青年之间，还是在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商贸人员、大学生等不同青年群体之间，他们在发展目标上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发展途径上所面临的主要困难等等，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青年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年龄阶段青年的发展目标有所不同，他们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途径和难度也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正在上大学的青年来说，毕业时能够顺利就业，并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是其首先面临的发展目标。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和效果可能会因他们各自来源地的不同，各自具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对于大量流动到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来说，其主要的发展目标则首先是在城市中找到相对稳定、具有相应社会保障的工作；同时还要能够兼顾到自己的恋爱、婚姻、生育、以及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现实生活问题。只有当他们全方位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其顺利发展的目标。

对于青年的发展目标问题，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青年时期是人生最具“理想”特征的时期。因此，要容忍青年各种看似有些脱离现实的发展目标。因为这种“理想”的发展目标，往往是青年前进的动力；要让青年人有理想，有追求理想的信念。因为正是青年的理想和信念，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是青年长远发展的精神支柱。二是在青年发展的过程中，“成家立业”始终是最为基本的目标。这既是由人们在青年时期特定的社会化使命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影响和促进青年长期发展的基础。青年一旦在这两个方面遇到挫折和失败，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效果。三是要充分意识到，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自然会对当代青年的发展目标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导致他们的发展目标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在引导和促进青年发展的大方向下，要充分尊重、积极引导，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促进各类青年实现其发展目标。

三、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青年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正是上述各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今天青年的发展路径会有所不同。要达到新的发展目标所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也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从青年发展的各个方面综合考虑，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有效地解决青年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

从当今社会的大环境出发，要在新时代背景中促进新一代青年更好地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为新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在这方面，目前已经具有了很好的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一规划是指导和引领青年发展方向、推动和落实青年发展进程的重要文件。这一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为在新时代中结合青年的现状和我国的社会现实，实现新一代青年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方向和有力的政策保障。接下来，就是要在各级政府部门、青年组织，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将规划的任务切实落实。特别是各级青年、共青团组织，要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通过深入底层青年群体，广泛了解当前青年的生活状况，认真倾听青年的声音，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推广好的做法。既成为广大青年的知心朋友，也成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智库，在落实青年发展规划、促进各类青年群体更好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目前情况看，规划实施已经进入后半期。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要特别关注青年发展需求的时代变迁，关注时代变迁对青年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的影响。要依据这一规划所提出的任务，积极行动，尽可能圆满完成和实现发展规划所提出的各项目标。真正为广大青年的成长、成人、成才、成功创造出一种积极的、宽松的、有效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在积极引导和实际参与青年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提高对青年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认识，努力构建能很好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并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新时代特色、有坚实发展路径基础，且与新一代青年当前状况相适应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

中国青年政策的主要类型和构建理念

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惠园特聘教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政治与政策是公共管理中一对辩证的关系。政治孕育政策，政策是落实政治理念的举措和方法；政策也反作用于政治，政策对待不同群体的方式影响着公众对于政治制度的态度。从两者的关系可以引申出更深度的思考：既然任何政治主张都宣示公正或公平，那为什么政策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为什么政策“能够”对某些群体给予更多的福利或更少的负担？具体到青年政策，为什么“青年”可以成为一个政策调整的目标群体？对于不同青年亚群体进行政策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目标群体，是政策指向的特定群体，是政策行为调整的主要对象和政策利益分配的承担者，也是政治过程和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根据我国对青年群体的年龄划分（14～35岁），如果将全体青年作为目标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年龄跨度长达20年，且内部结构极为复杂，中学生（包括初中生、高中生、中职等）、大学生（包括大专、本科等）、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生）以及大量的就业人群（从职场“小白”到“中层”管理者甚至高层决策者），对这样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目标群体进行政策调整，难度可想而知。不少学者甚至认为，把青年整体作为目标群体施策几无可能。存在这种疑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青年群体年龄跨度较大且组成多元，难以提炼出政策可以发力的“公约数”；另一方面在于青年的年龄阶段位于人生最多变的时期，高度的不稳定性和流变性是这一时期人群的主要特点，对高度变化的人群施以统一性政策，可能会因无法应对多变的局面而降低政策的实施效果。

因此，世界上虽有100多个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家级青年政策，但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国家层面的青年政策仍有待认定：一是国外青年政策究竟有多少是针对青年整体而设计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把某一青年亚群体作为目标群体，比如青年科技人才、青年移民等，虽然政策是以国家的名义发布，但其实是单一部门针对单一群体的举措，而非跨部门面向全体青年的方案；二是国外青年政策界定的青年年龄范围到底是什么？许多国家将“青年”定义为能够承担法律责任年龄的人，即所谓的“法定年龄”责任人，这一年龄通常是18岁。当把年龄差缩小以后，对青年的政策无异于对中学生或大学生的行为规范。可见，大多数国家的青年政策，指向的是青年中某一身份群体或相近年龄阶段的特定人群，而针对全局性、大口径的青年政策并不多见。

从宏观来看，中国的青年政策体系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针对全体青年的整体性政策；二是面向全部社会成员（青年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政策；三是针对某一青年亚群体的政策。

1.整体性的青年政策。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被作为政策调整的对象，是从《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肇始的。在《规划》出台之前，我们虽然有许多政策涉及到青年，但均不是针对全体青年意义上的调整，也不是国家层面的调整，更不是综合性的调整。同时兼具完整性、国家性、综合性的青年政策，目前有且只有《规划》，可以说，《规划》的出台，在我国青年政策体系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规划》从战略高度着眼，从建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的操作角度切入，聚焦青年思想道德、教育、健康、婚恋、就业创业等10个领域，分别提出具体发展目标和举措，同时提出落实规划的10个重点项目，体现了顶层设计与解决问题的有机结合。《规划》的出台，将青年发展工作全面纳入党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之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党管青年”“青年优先发展”这两个重要理念。

“党管青年”是一项政治原则。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政策文本的政治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政策文本，政治原则的宣示是一个重要的导向。在党内政治话语体系中，用“党管……”出现的话语表达并不是很多，较为常见的有“党管干部”“党管人才”，虽然我们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党对于某些特殊领域的工作，是突出强调的，这种重要性就体现在使用“党管……”来进行表述。这意味着这项工作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更为本质的，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党要亲自抓的工作。提出“党管青年”原则，就是明确青年工作不是一般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一项关系到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政治工作。

而“青年优先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政策宣示，在《规划》中亦是首次提出。在这之前，位于国家层面的优先发展战略比较明确的有“教育优先战略”。当前，各级部门对于“青年优先发展”提出的意义、背景、内涵等方面仍有待深入认识，将之内化为制定具体政策的理念还有一个过程。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政策谈及某一领域优先的时候，需要对这一领域涉及的社会资源进行调整和分配，这涉及到对具体事项的规划布局、财政经费的拨付以及人力资源的投入；另一方面，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说，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涉及“儿童”“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等针对特定年龄阶段和特殊人群的一系列规划，要在庞杂的规划体系中突出青年发展的优先地位，需要政策制定者在认识上深刻理解中央意图并对相关理念统筹把握。毕竟对于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而言，资源是有限的，什么群体都优先，等于哪个群体都没有优先，也就失去了政策出台的初衷。

2.某一领域的青年政策。中国公共政策中有关教育、婚恋、就业创业、未成年人权益保障、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领域的政策或法规，主要是针对青年群体的，可算作某一领域的青年政策。除此之外，中国公共政策中关于思想道德、社会融入、政治参与、体育文化等领域的政策或法规，虽然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但青年是其中很重要的目标群体，这些政策虽谈不上完全意义上的青年政策，但也可以认为是对青年群体的政策调整，属于特定意义上的青年政策。这两个层面的政策在促进我国青年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1992年，我国第一部青年专门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1999年，我国第一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实施。这两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青年政策转向青年主体导向，呈现出专业化、职业化的特点，开始从法律层面保障青少年的权益。在此之前，党的专门性青年政策大多是通过领导人讲话或者以中央文件的方式颁布的，例如1941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在1953年6月发表的《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等。当然，在专门法律颁布以后，党仍然以文件的形式来指导某一方面的青年工作，如2004年先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

某一领域青年政策的总体变化趋势表现为从“生存关怀”到“发展回应”。现代化进程初期，青年政策主要关注的是青年生存状况和基本保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青年政策转向满足青年发展诉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从“七普”数据来看，中国0～14岁人口为2.53亿。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这批人正好15～30岁。如果按照《规划》中界定的青年年龄14～35岁进行推算，中国的青年至多有3亿。也就是说，中国的青年将从2020年的4亿左右，骤减为2035年的3亿左右，在15年内减少约1亿青年。青年人口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这种“人口世代落差”或“人口世代断崖”，其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青年人口的骤减、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均GDP的增长，都意味着较高层次的需求将迅速凸显，青年的社会性需求、心理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将更为强烈。可以预见，未来对于青年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的调整将是青年政策关注的重点方面。

3.某一群体的青年政策。这里指的是针对某一具体青年亚群体的政策调整。青年不单纯是一个人口统计实体，它是由许多亚群体组成，这些亚群体包括学生、工人、农民、“青椒”、“码农”、科技工作者、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其中，有些青年亚群体是通常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或者是新兴群体，需要政策倾斜和重点扶持。青年政策不仅要反映普通青年共同的发展需要，也要尽可能兼顾每一亚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

青年群体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们思维活跃，行动力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中产青年和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逐渐形成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而农村青年、小镇青年和一些边缘青年群体依然在为生活打拼，其价值观念仍以改善物质生活为主，不同价值观的分化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很大挑战。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应对青年提出的各种诉求，但是作为决策者，什么时间满足这些诉求以及满足到什么程度，却需要极为慎重的抉择。中国广袤的地域、复杂的国情、收入的差距、多样的群体，都需要决策者反复权衡考量。如果过早回应某些青年群体的超前诉求，可能引发其他青年群体的不满，甚至撕裂很不容易达成的社会共识；但如果迟迟不予回应诉求，一味回避矛盾，让某些青年群体一再失望，也会带来政治不稳定等问题。综合来看，当某一个青年群体自身力量增强，引起社会足够关切，与其相关的问题就可能被放大，就能够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同时，针对这一群体的政策设计还能够带来政治收益或较小的政治风险时，决策者才会最终下定决心，出台相关政策。

比如近年来，活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中的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文化艺术和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日益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这一群体很快进入决策视野，成为政策目标群体，国家各部委相继出台各种规定。比如2019年9月，共青团中央出台《关于切实做好新兴青年群体工作的意见》；2016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12月，文化部出台《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等。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哪个类型的青年政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这是中国青年政策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本质的要求。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就是坚持一切青年政策由党统领，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转化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广大青年共同的目标和一致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实现党的宗旨和使命。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青年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中国青年政策制定最宝贵的经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年来，我国青年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青年政策不断完善提高，归根结底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青年发展最有力、最可靠的保障。

“十四五”时期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的创新突破

邓希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在“总体目标”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及其两阶段发展进程，分别是“到202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初步形成”“到2025年，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4］。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是党和国家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未来向度对党的青年工作进行的超前部署，是以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作为主要方式推进青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经过近年来的积极推进，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正在迈向青年发展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的发展阶段

2022年1月，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在媒体上表示：2021年对“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中期评估（2016-2020年）”的结果显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初步形成这一阶段性目标已基本实现”［5］；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从“基本形成”阶段正积极迈向“更加完善”阶段，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取得了新突破。

第一，充分利用“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或“十四五”规划的政策窗口期，将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的重要方面，有力提升了青年发展政策的权威性。在国家层面，“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深入实施青年发展规划”包含在内。各省各地积极行动，将青年发展规划纳入各级“十四五”规划纲要或“十四五”规划，目前已经有9个省份实现省级、市级、县级覆盖。青年发展规划工作、青年发展型城市或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等主要工作成为部分省份党代会或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有9个省份党代会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提及青年发展政策，其中2个省份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工作报告对青年发展规划及其工作的全覆盖。

第二，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实现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全覆盖，实现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个层级青年发展政策的上下贯通，形成青年发展政策的群聚效应和规模效应。2021年，27个省级、261个市级、2060个县级联席会议召开，推动有关工作，在规划实施和政策协调机制上逐步实现全国一盘棋，实施机制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6］。部分省份将青年事务工作机制纳入本省的省委深改委工作要点、网上督查室督办事项，或者是省级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调研，等等，有效提升了青年工作考核的权威性。同时，在中央到省级的政策和机制传导过程中，一般都是先有省级规划再有省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形成“以规划带动机制建设”的传导模式。此后，许多省份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为主要抓手推动规划在市级、县级层面的贯彻落实，发展创新为“机制推动规划落实”的传导模式和工作逻辑，这也是“十四五”时期推动国家青年规划和各级青年规划向纵深实施的新策略新办法。

第三，通过73个全国规划县（市、区）试点和18个省份跟进确定252个省级配套试点，以及目前超过90个城市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形成青年发展政策的示范效应和创新效应。全国规划县（市、区）试点以及各省份确立的省级县（市、区）试点，共同构成规划县级试点的全国网络，使规划实施工作机制日益扁平化。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巩固青年发展政策集成成果基础上，针对青年急难愁盼事项有的放矢出台相应政策措施，仅2021年，就出台1700项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政策［5］，青年发展政策呈现出政策集成与政策创新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二、完善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青年发展政策整合基础上的清理与体系构建任务仍然艰巨，政策集成的条理逻辑尚未有效理顺。青年发展政策整合处在将有关青年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或其他政策措施中与青年发展相关的条款列出清单的初级水平，政策整合尚未形成有机统一整体，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青年亚群体等分散性的青年发展政策之间的内在机理并未明晰，相互关系、内在逻辑并未理清，既没有对现有的青年发展政策进行全面清理，又没有对一些分散交叉的青年发展政策进行整合提升，尚未形成一批综合性青年发展政策。

二是青年发展政策的创新实践与创新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从27个省级青年发展规划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年发展规划的情况看，75%的省级规划采用与国家规划的重点领域一一对应或基本对应的“参照模式”，25%采用新增1～2个本省份特色发展领域的“创新模式”。从市级规划、县级规划情况看，极少数市（州、区）规划在2018年出台，少部分是在2019～2020年之间出台，部分市（州、区）在2021年以“青年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形式出台，但市（州、区）青年发展规划或实施办法的总体覆盖率不高，只有76个地市、198个区县主动制定出台本级青年发展规划。在县级层面，县（市、区）青年发展规划或实施的办法出台情况就更不乐观。由此可以看出，省级规划是以“参照模式”为主体、以“创新模式”为补充，市级、县级主要是以规划实施方案为主，创新的领域和方面相对更少。

三是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从“基本形成”到“更加完善”阶段的进阶路径不清晰。从“2020年初步形成”到“2025年更加完善”，不是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是需要通过加强进阶的顶层设计、推出更多符合新时代青年发展需求的青年发展专项政策措施才能实现，尤其是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四级规划（实施方案）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厘清，彼此之间的工作逻辑、运行机制、责任分担、实现路径、工作方式等需作出更明晰的制度安排。

四是错失“十四五”规划纲要或“十四五”规划政策窗口期，导致青年发展工作重回边缘状态的问题。在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21个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或规划列入青年发展的专章、专节或专栏，占比为35.9%。在全国73个试点县（市、区）中，将青年发展规划及其相关工作列入的数量为57个，占比为78.1%。在全国2844个县级区划中，有627个设置青年发展规划的专节，占比仅为22.0%。总体来看，青年发展规划有效纳入本地“十四五”规划的占比不高，导致这些县级青年规划实施面临如何更好借助党政资源的问题。

三、从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到法律体系的创新策略

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宜在完善自身基础上跃升为党的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构建起党的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青年发展政策体系、青年发展项目措施体系的多维多阶的统一复合体。

首先，确保青年发展规划的持续推进及其相关内容的完善创新，实现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从初步集成到有机合成再到全面创新的螺旋式上升。要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26-2035年）”的拟定为基本目标，既深入研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已经推进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的既有成果与成功经验，又要研究新情况对青年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需求。要对目前已有的青年发展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阐明政策框架、内在逻辑、相互关系、未来走向等内容，实现青年发展政策的原子化集成上升为有机整合。在此基础上，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通过基层创新引领政策创新。既要继续深化政策集成尤其是县级青年发展政策的集成工作，又要加强青年发展政策创新，尤其是要围绕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婚恋生育、青年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标志性政策，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政策体系。

其次，实现从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到党的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跃升，实现从单项法律的突破再到青年法律体系的构建完善。一是推动青年发展政策体系进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2018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将“中国共产党群团工作条例”作为完善党的领导法规方面的重要内容。为此，要从党加强领导建设方面对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的内在要求这个角度，加大对青年发展政策体系纳入党的法规体系的制度路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等研究，切实推进青年发展政策体系成为党的法规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二是推动青年发展政策体系进入国家法律体系。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向纵深推进，法律和政策对青年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要对“青年法”或“青年发展法”等成为国家法律的必然性、基本要求、主要内容、法律地位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多做工作。在此基础上，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建议渠道将“青年法”或“青年发展法”列上议事日程，或者是通过地方各级人大的法规设立建议渠道，实现地方青年发展条例的突破创新，再由下而上实现国家级青年法律的出台是未来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

家庭教育与青年发展

杨雄，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会首席专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一、“VUCA”社会：家庭教育的新转向

家庭教育在青年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在工业化时代，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基本上是分离的。工业化进程需要依靠学校训练来推动，学校专门训练是工业化时代青年找到工作的重要保障。今天，我们已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开始融合，两者边界和分工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了。数字化社会，学习的边界和内容都在日益泛化，学校之于教育的重要性在下降，教师之于知识传授的权威性在下降，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年轻人多出生、成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他们靠自己刻苦努力考进大学，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当他们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后，内心特别期待孩子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取得堪比自己的成就。在2022年3月北京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则显示：30.2%受访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职业学校。许多家长抱怨孩子“不如自己当年努力”，并为此而懊恼。而出生于2000年后的“千禧一代”，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孩子，大多拥有一段衣食无忧的童年，且不说触手可及的高速互联网和海量信息、便利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所思所想、人生追求，已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如今Z世代不愿再简单复制其父母的道路。“灵活就业”“慢就业”间隔年等话题备受关注，尽管大家看法不一致，却折射了年轻一代对拥有相对自由度职业的偏好。

由于“00后”一代面临着是变化快（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VUCA”社会，信息获取快，过时也快；知识有用还是无用，也是相对的。大学生从高校毕业走出校门那一天起，他四年所学的知识可能已有50%过时了。处于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我们的知识观、成才观、教育观若还停留在以往的认知结构里，不主动学习新知识、不接受新事物，那么家庭的代际矛盾与冲突就容易发生。

二、“双螺旋结构”：代际关系的改变

时下家庭亲子关系好比一个“双螺旋结构”，孩子和父母之间是互相学习、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如果家长能和孩子做朋友、平等沟通，那么孩子也会听从家长的建议。如果家长很“拧巴”，孩子就会反叛，就可能面临更多家庭冲突。现在许多家长看上去能平等对待孩子，但实际上，他们给予孩子更多是一种“间歇性关注”，其态度、想法、心境会经常受到外界的扰动。当下大多数青年家长面临“养育焦虑”，归因分析，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若从文化、心理方面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西方式的家庭，家长大多持“孩子是孩子，而我是我”的观念，故倾向于养育更具独立性的孩子。而东方式家庭则倾向于“管教”孩子，不少家长一方面让孩子放飞，另一方面总放心不下，心里总有一根“绳子”牵着孩子，且不说孩子感受如何，这样的家长就特别容易陷入心理焦虑。

其二，时至今日，中国许多城市家庭仍拥有“高考情结”与“名校情结”。在“双减”大背景下，可能大部分家长已经能够接受自己孩子读了大学，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们仍不能够接受自己孩子不读大学，希望孩子考进“一本”，乃至研究生依然是众多家庭的期望。

其三，家长不大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从国际经验来看，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已有50%的髙中生主观上并不一定想读学术性髙校。若不是家长刻意要求，他们更愿意去学一门技术，直接进入相关行业，可拿到与大学毕业生相同的薪水。这就提示我们，对青年的成长要有包容心，多倾听青年内心的想法，尊重青年的多元选择。

三、生活化教育：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我国教育格局可以说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有些变化还在路上，还需要时间去酝酿、探索，但效果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小学生上学时间延迟，作业负担减轻，睡眠时间受到了重视；孩子们参加校外培训负担大大减少，腾出来时间可参加感兴趣的活动；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在公园跳绳、玩游戏，童年本该有的样子慢慢回来了；父母陪伴孩子时间增多了，学校教育回到主阵地。尽管如此，我们对青少年的学业焦虑一时半会儿还减不下来，家长忧虑的是：“我家孩子怎么也得上大学。”“学习那么重要，家长不盯紧不行！”“名校就那么几所，想让孩子上好学校，不铆足劲可不行！”由于家长们的能力与精力是有局限，一旦孩子学习状态达不到家长预期，家长情绪就很容易波动。其实，在“双减”背景下，包括之后颁布《家庭教育促进法》，关键在于促进全社会教育理念的改变，在青少年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要注重学习能力、生活技能的培养，让我们的青少年更讲方法、更讲策略地进行学习。

从大逻辑说，出台“双减”政策目的是要回归到“五育并举”教育方针，让学校教育回归本位，让家庭教育回归生活，这是基本原则。教育须着眼于“育人”而不能受限于“育分”。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从小逻辑看，即便不是“双减”，在身处“知识后移”时代，家庭教育重要性已经可与学校教育相提并论，如果说，学校教育是按照统一教学大纲与培养目标、以集体主义为要素组织起来的正规教育，那么，家庭教育属于私人领域、非正规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以家庭为责任主体，对孩子开展习惯养成教育、“生活化”教育（生活、生命、生涯教育），这是当代青少年社会化的必经之途。

四、“知识后移”：对青年教育提出新要求

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现代学校教育，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已有知识的教学效率，但这种产生于工业时代的教育方式，遵循的是工业社会标准化、规模化复制的基本逻辑。在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今天，这种运行逻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时下数字经济、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的大量应用，使得市场对于已知知识培训劳动力的教育需求正在下降，而面对未知知识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教育需求正迅速上升，AI时代正在迅速改变着人们学习方式。所谓“谷歌效应”，意即能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大脑会自动遗忘。在互联网社会，人们可通过网络共建一个云端的虚拟大脑，即一个“集体记忆”构成的大脑。这便导致在古代能否熟记四书五经作为衡量一个人知识水平的标准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如今“知识后移”的时代，无知与渊博将被重新定义，这就对我们青年的教育提出新要求。

首先，“00后”一代已经走在我们前面，面对“后喻文化”，我们做家长须不断调适自我心态。如今知识更新、技术迭代非常快，在“知识后移时代”，家长应该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培养孩子确定性能力，以对抗快速变化的“不确定社会”，加强对孩子创新认知、情绪管理、人际沟通、知识整合与迁移能力的训练，这远比知识、记忆本身更为重要。

其次，在评判孩子成长的标准上，家长不妨更多元一些、包容度更大一点。我们要鼓励、接纳孩子拥有更宽广的生活选择、判断能力，青少年时期遇到一些困难、经历人生磨难，并不要过于担心，这反而更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心理弹性，有利于他们的心智成熟与身心健康发展。未来社会，“A型学生”（绩点全A、分数全优）将过时，而知识结构包容度高，如“X型”人才（交叉型人才）、“π型”知识结构人才（开放、多向度的创新人才）会更受欢迎。

第三，站在“生涯规划”的视野，让青少年多参与各种与增长见识、拓展想象力相关的社会活动。让青少年多接触社会、参加各种公益服务，不仅让我们的青少年去海外发达国家“看”，更要让他们到广大西部地区“走”，从小锻炼青少年参与社会、承担责任的公民意识，允许他们从各种尝试中发现自己兴趣与潜能，提升、养成对个体行为选择负责的能力。

总之，在这个信息爆炸、知识后移的时代，新科技、新业态、新平台层出不穷。新一代青年发展将不再只有一条“跑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一定就是唯一的最佳捷径。未来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也给每个人提供了多元选择的可能性。我们的家庭教育与其给孩子修建一座温室，不如给他们埋下一颗向光生长的种子，生命是一棵长满各种可能的树，而每一个孩子都蕴藏着无限的潜能，教育者的职责是播下种子，然后就是耐心陪伴，静待花开。

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青年高质量发展

郭元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解决国家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7］。而这一重大课题也必定包含了在新发展阶段如何破解青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青年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新时代青年事业发展拥有了新的历史方位和重要契机。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对于引导青年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构建至关重要。

一、青年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

1.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的客观要求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全局性转变，也是历史性跨越。青年作为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他们在感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最为深刻。从现实情况来看，新时代青年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生存需求更加务实，对社会地位和个人发展机会有着有更高的愿景。但与此同时，当前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加快，青年面临着来自学业、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压力，青年美好生活需要与当前青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逐渐加大。新发展理念是针对国家新发展阶段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因此，“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青年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2.新阶段青年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选择

进入新时代，青年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从数量上来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4～35周岁青年人口为4.01亿人，占全国总人数的28.42%，比2010年下降6.38个百分点，青年人口数量下降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供给等方面有着较大影响。从结构上来看，青年群体的结构分化十分鲜明，原子化、圈层化等问题相对突出，很难把一个青年简单归到某一阶层或某个圈层。因此，在青年人口数量减少、群体结构变化的现实背景下，青年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是必须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以新发展理念实现青年高质量发展是解决之道。青年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青年发展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青年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的内在要求，而新发展理念则科学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3.深化新时代青年发展工作实践的内在需要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决定着发展成效。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基本方略，具有基础性、统领性地位。当前随着时代的变迁，青年发展工作实践的任务、对象、理念都有了新的变化，对青年工作者能力与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更新传统的工作理念以适应时代演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共青团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跟上时代前进、青年发展、实践创新的步伐；……要敏于把握青年脉搏，依据青年工作生活方式新变化新特点，探索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思路新模式”［7］。习近平对青年提出的殷切期望提示我们青年工作必须回到新发展理念这一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寻找答案。

二、新发展理念下青年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青年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青年发展也跃升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但从工作实践来看，新时代青年发展的理念更新还不够，尤其是在坚持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方面，还存在诸多偏差与问题，导致我国青年整体发展质量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动能转换中自主创新驱动不足。“创新是青年个体的社会本质体现，更是青年群体的本质体现”［8］。青年是创新的主体，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在不少尖端科技创新领域发挥着独特优势，但从近几年的国家较量中我们发现，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整体还不高，在“卡脖子”的关键领域等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因发展理念陈旧而造成青年在科技创新方面自主驱动力不足、缺乏改革创新的主动精神等问题仍然存在。二是社会转型中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青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是过去一个时期因经济社会急剧变迁，发展观念陈旧、发展政策不系统造成的。这里的不均衡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青年个体乃至整个群体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以健康为例，青年基本解决了营养不良问题，实现了身高和体重的双重增长，但与此同时，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却逐渐凸显。另一方面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制度设计不协调。虽然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已初步形成，但现阶段青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住房、子女入学等急难愁盼问题还有赖于各方面的协同治理。三是青年个体价值理性培育的缺失。青年的发展是身心发展与成长成才的有机统一，是注重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竞争压力持续加大，青年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文主义弱化、功利主义盛行的趋势，严重忽视了人的个性化需求和青年发展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现实中求职的“35周岁”现象、工作中的“996”现象等都成为制约青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四是国际合作竞争中话语权不多。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青年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其开阔的视野及远大的理想，使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从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组织中中国青年发挥主导作用来看，我国青年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尚未拥有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声量。五是共同富裕中弱势青年群体仍有掉队。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旨归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发展的物质条件显著改善，精神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青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但还有部分弱势青年群体或因资源配置不均，很多政策红利还无法惠及，发展相对滞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存在掉队现象。

三、新发展理念下青年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路向

1.以创新发展激发青年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青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驱动必须依靠创新来完成。一是要始终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深刻把握青年发展与时代发展、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尊重青年成长规律基础上创新促进青年发展的实践模式。二是要创新青年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以青年政策重大创新为引领，推进青年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创新青年人才培养机制，鼓励青年在涉及到国家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问题上进行攻关，不断形成良好的青年创新氛围。

2.以协调发展推动青年发展全面均衡。青年高质量发展“既是青年发展的目标，又是青年发展的主题，其发展应该是价值上的优质发展、要素上的全面发展、环境上的自由发展”［9］。因此，新发展理念下要坚持青年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发现青年发展各领域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要重视不同青年群体之间、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补足发展后劲。二是要重视青年发展政策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好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通过政策协同达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各部门要处理好青年发展质量与数量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领域扩张与结构改善的关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等。

3.以绿色发展提升青年发展幸福品质。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最终目标是实现青年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回归青年发展的人文关怀，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要加强对青年的绿色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青年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及行为品格，实现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相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融合，不断提升青年发展的幸福品质。

4.以开放发展实现青年发展包容自信。开放是我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青年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下的开放发展要重视青年发展的内外部互动。从上升渠道来看，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破一切限制社会流动、阶层流动的枷锁，摒除区域、城乡、出身、年龄之间的差异，给青年创造公平公正的流动机会和流动空间。从国际交往来看，要引导青年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化，在扩大国际朋友圈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之中，以更主动、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舞台。

5.以共享发展达成青年发展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青年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青年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注重青年发展过程中的普惠均等，补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短板，特别是加大对弱势青年群体的倾斜性照顾，让广大青年在成长过程中能公平地享有改革和发展红利。另一方面，要完善青年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确保青年能够有机会参与社会价值与财富的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