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

葛建华 贾乐 鲁晓波(通信作者)

646000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与关节外科，四川省骨科植入器械研发应用技术工程实验室，四川泸州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开始蔓延，逐渐暴发，疫情的席卷之势一方面告知人类尊重与敬畏自然，另一方面也推动人类对自然的适应与应对。在“抗疫”之战中，更佳凸显医疗卫生事业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医学生是医疗卫生事业未来的主导者，高等医学教育是培养医疗卫生事业人才的摇篮，因此COVID-19疫情中，对医学教育应当进行思考和探索[2]。

COVID-19疫情下教学模式的转变

广义的医学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以及继续教育。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教育方式主要是“三段式”培养，包括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临床实习三个阶段。近年来，这样的教育模式为国家医药行业输送出大量人才，明显改善我国医疗卫生条件。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面对面授课模式，即参与者需要集中在一起，这样更能体现出学习的纪律性、积极性、交流性。但是，在COVID-19 疫情期间，集中学习、培训带来交通、住宿、饮食、交流等不便，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COVID-19 疫情发生后，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再加之近年来数字产业的飞速发展，传统课堂授课模式的天平开始向网络教育倾斜。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教育横空出世，其将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融合应用，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文字、图形、视频、声音等融于一体，然后通过集合而形成音频、视频的方式传播或储存；这样的教育方式可以跨越空间、时间的距离，可以通过直播或者重播等选择学习相应课程[3-4]。网络教育提供了新型教学方式和学习平台，激发教师的教学激情、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学习、理解、巩固，延伸教育的时效性、广阔性[5]。

当然线上教育相对传统面授教育，拥有灵活、开放、经济、丰富等优势，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学校延迟开学的大环境中，充分做到了“停课不停学”。但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6-8]。①与分班级面授课相比，网络的大课堂授众多，往往同时在线学员超过百人，老师很难做到对学生的有效监督；②网络上的文字、语音交流，不如面对面的交流效率高，且教学过程中不能得到及时反馈；③线上教育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同时也正说明其缺乏实际的监管，课程的质量缺乏有效、及时的评估；④线上教育学生多是以个人为单位，这种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势必会损失一些同学之间的友谊，以及交际能力；⑤医学教育中，临床实践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线上教育缺乏临床的真实性，减少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在新的教育改革体制及科技的飞速发展下，医学教育由传统的授课模式衍生出网络授课模式是必然。然而，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平衡医学教育模式变化的利弊？如何在特殊时期完美过渡，为疫情后的医学教育开创一个新道路[9]？各大医学高校在新局面、新问题中积极探索新方法，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在网络教育实行中，开展多功能监督、小组教学、多媒体病案、VR 技术结合等新模式，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10-11]。

COVID-19疫情下的公共卫生相关问题

公共卫生在高发病及传染病等疾患的预防、治疗、监管、宣教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国家人民健康息息相关[12-13]。COVID-19疫情的暴发，一方面凸显医疗卫生行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警告我们，我国的公共卫生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不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执业医师(包括助理医师)人数为2.59 人/1 000 人，远低于德国等发达国家4 人/1 000 人，这一数据在公共卫生方面仅为0.63人/1 000人，而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14-15]。另一方面，从招生规模来看，预防医学全国每年招收的本科生为1 万余人，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我国每年招收硕士生约2 500 人，博士生仅400人[16]，而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招生人数为100.6 万。这两组数据说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较大的人员缺口，医疗卫生体系人员结构存在问题。

特别是在“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后、在COVID-19疫情的暴发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对我国的公共卫生发起严峻考验。这一现象从招生到就业明显存在。招生时，临床医学专业招生分数高，规模大，竞争激烈，但报考人数不减反增，相反公共卫生相关专业的吸引力弱，关注度低，主动报考者少；授课期间，专业认识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部分为调剂专业学员，对公共卫生相关专业不喜不闻；工作时，重专长轻全才，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专业人才流失严重，相关行业待遇低，社会认同感不够[17-18]。公共卫生体系专业人才培养不足，导致体系岗位人事不专业的现象发生。

公共卫生教育不足：我国多数人对疾病的认识是以“治”为主，而忽略“防”，医学教育也出现重“治”轻“防”的现象。具体而言，医学教育的教学体系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比重小，学时短，要求低，另一方面占据大比重的临床医学中的相关内容，涉及公共医学及提及公共医学也甚少，而实践参与公共卫生的机会则更少。就我国而言，许多医学院校并未设立或者很少涉及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课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专业知识、处理流程、心理危机管理等内容鲜有提及，甚至空缺[19]。现实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大多数医疗工作者知识、技能储备不足，应对方式及程序不当，造成事态扩大[20]。

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不足：多年来，公共卫生相关岗位薪酬待遇低，人才流失严重；公共卫生体系“事前闲，事后急”，相关体系框架人员专业程度低，责任心不强；公共卫生宣传少，群众了解少、参与度低。这一系列问题，说明国家层面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度不够，相关的政策导向不充分，制度体系建设不全面。发展高等医学教育需要国家相关政策和政府部门的支持，符合一定的医学发展规律，坚定医学及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理念，从思想和行动上保障医学及医学教育不断发展，并坚定落实和执行各项国家政策[21-22]。国家应该对公共卫生体系的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有所创新，对公共卫生体系的质量管理及评估更佳完善。只有在更佳健全的体系中，才能重构公共卫生体系的安全防护力与公信力。

COVID-19疫情下医学教育的改革

医学教育学科之间的新平衡：长期以来医疗教育的重心偏倚临床学科，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人民众志成城，全民抗疫，有大众的需求、大众的了解，才能有更利于大众的体系，有更健全的体系，才能有更专业的学科、更积极的学生、更广阔的受众面。医疗教育的重心将向公共卫生教育转移，这样的转移不仅仅是在疫情的冲击下被动发生的。反之，这是一种必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疾病的预防意识、对健康服务的需要，使得公共卫生教育的发展成为必然，疫情不只是这一进程的“导火线”，而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

医学教育对素质要求的提升：随着社会的发展，实验医学时代转换为现代医学时代，医学模式也由“生物医学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此人文素养及心理建设在医学教育中显得愈发重要。作为一名医学生，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专业技术，还要具备更高的道德、责任、心理以及精神要求。疫情的暴发，一方面考验着医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素质，另一方面，心理、道德、精神、责任等人文素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医学教育不应只是专业型、技术型，也同样是全面的、人文型的。

结 语

医学教育背负着“健康中国”战略的重任，COVID-19 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医学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长期的，面对突发状况下出现的各种问题，医学教育一定将在不断的探索和改革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