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党独特性的理解与思考

邱 爽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高效能的国家领导力量是创造中国成就的重要原因。在国家领导力量中,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构成和中坚力量,其自身发展和变革的历史与未来是解读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是其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关键,也是解释中国发展的重要区分性因素。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美国的政党,也不同于苏联的共产党,它是一种独特的新型政党。正是这些独特性使中国共产党具有高效能的执政能力,能更好地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

政党是什么? 古今中外都有类似的约定和用法。英文“party”的词根是“part”,即(社会的)某个部分；“party”一词则指称社会政治生活中一部分利益或政治观点相同者所结成的(政治/社会)组织。中国古代常用“乡党”“朋党”“党人”等词,形容那些为了某种利益而抱团的群体。现代政党是由不同领域具有共同志向的个人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除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外,还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这是区别于“乌合之众”的一个重要特点。(1)《“现代民主精髓”神话破灭 西方政党政治遭遇四大危机——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8 月22 日,第8 版。

从中西比较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从美欧经验看,西方的政党是“社会部分利益”的代表,不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因此,社会分裂,人民主权就分裂；分裂的人民主权会伤害人民的福祉。(2)潘维:《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https:/ /cbgc.scol.com.cn/news/1952655,访问时间:2022 年3月1 日。西方的现代民主是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作为被统治的多数人监督、制约“统治的少数”,这也是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特性。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团体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仅代表某一部分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7 月2 日,第2 版。。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1 页。

早在1945 年7 月,毛泽东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关于如何跳出历代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对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 年,第 148-149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17 年10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6)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 年第1 期。《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24 页。。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具有强大的效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随着国情发生变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凸显,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代表的社会协调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强大力量。在政治发展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具体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设。2019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8)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303 页。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建构了现代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治理体系,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二、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精神

2018 年,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393 页。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来,由最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当今世界第一大党,其自我革命的品格是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2021 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和形势变化进行渐近性自我调适,不断增强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回应性与调适性。中国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也是党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不断更新的过程,生动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性。

革命既是对旧的统治秩序重塑的过程,也是政党自我革命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 年间,这一自我革命性的动态过程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自我定位的不断修正上。1921—1927 年,党的二大宣言将一大纲领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1 页。的革命任务修正为“反帝反封建”,中国共产党开始根据国内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思考革命的性质、对象、策略和前途等问题。1927—1937 年,为积极应对上升为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土地革命路线,调动一切反封建因素开展革命,动摇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根基。1937—1945 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族开展了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等举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抗战。1945—1949 年,为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当时社会革命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对主要矛盾、革命对象、革命性质的清晰理性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独具特色的自我革命形式——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不断修正错误,确保正确的革命方向和路线(11)叶娟丽、范晨岩:《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调适性——以各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变迁为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2 期,第9 页。,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终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从历史发展、时代变革的角度来看,革命往往具有历史进步性、时代发展性的特征。对于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后,就面临着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进行转型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巩固政权、争取认同并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构建现代国家的艰巨的执政使命。此期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的举措表现在,全方位借鉴“苏联模式”,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显著特点体现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此基础上,中央掌管经济决策权,直接管理经营活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解国民经济的运行,由中央统配人力、物力和财力,企业隶属于行政,即由中央机关靠行政手段直接进行管理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只存在于两种公有制之间。”(12)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380 页。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由此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管理的集中和统一,形成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列宁曾阐明在经济落后国家共产党以一元化领导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都需要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13)《列宁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520-521 页。列宁认为,这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14)杜艳华等:《经验·智慧·对策——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考验、化解执政风险的历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8 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按照这种逻辑展开的。

应该说,苏联模式“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地组织和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对于生产力落后,现代化资源缺乏的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以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作用是显著的”。(15)杜艳华、董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年,第13 页。但党统领一切、统管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也引发了一系列弊端:政府缺乏弹性和张力,社会秩序缺失,市场机制被取缔,企业活力不足,等等。毛泽东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走自己的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等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一方面,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异常复杂的国情,以及一元化领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另一方面,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价值理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阻隔了中国共产党转型的进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如郑永年所认为,“邓小平所发动的改革不仅导致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而且也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转型”。(16)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7-84 页。

政党开放性既是中国政治变迁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国执政党变革的基本取向。(17)唐皇凤:《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由封闭转向开放,因为“‘改革’为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它为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创造了独立于政治子系统的机会”。(18)罗晓俊:《从执政到施政:试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转型》,《北京大学2012 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94 页。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面对变迁的社会结构和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和完善了多党合作模式；另一方面,允许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效动员了各种社会群体的政治支持。

与此同时,更加明确宪法在国家中的最高地位,使党的依法执政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失误的重要原因是“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1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上),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 年,第110 页。。在总结失误和曲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合法有效地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11 页。的法制建设方针,法制建设步入正轨；党的十三大提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七大明确要求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十八大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再次重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了“法治中国”这一概念；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 年10 月29 日,第1 版。。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大作用已经有了清晰和完整的认识,并通过党纪国法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与转型奠定了法理基础。

三、在政党治理现代化中守正创新

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化的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在政治领域,欧美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引发了政治危机,使得民粹主义正在冲击西方传统的政治秩序。全球大变局下,西方国家政治极化、政党民粹化、政府停摆等乱象频出,西方政党政治“现代民主精髓”神话彻底破灭。西方国家政党的衰落和危机具体表现在:其一,组织萎缩。传统主流政党党组织日趋松散,“大党不大”； 政党精英领袖领导力进一步丧失,无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政党空心化、党员老龄化、党员流失现象严重。这也被视为西方政党衰落最直接、最鲜明的表现。其二,凝聚力下降。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使政党意识形态标签日益模糊。政党碎片化、民粹化、媒体化色彩明显,凝聚力不断下降。其三,社会功能弱化。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加深,但西方政党的组织整合与调节功能在不断弱化。近年来爆发的反映社会诉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黑夜站立”等民众抗议运动,政党都未能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其四,治国理政能力和成效招致民众批评。治国理政能力是政党实现其理想和纲领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影响和衡量政党发展的重要变量。近年来西方政党治理困局频现,政党恶斗加剧政治极化、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不断弱化、国家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22)《“现代民主精髓”神话破灭 西方政党政治遭遇四大危机——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8 月22 日,第8 版。

从政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执政党既要引领社会现代化,也要实现自身现代化(23)柴宝勇:《新中国70 年政党理论的回顾与总结》,《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6 期。。苏联共产党的蜕变和失败、西方国家政党党争导致的社会治理低效,引发了人们对当代政党现代化建设有效性的反思。大变局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经改革开放40 余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成为影响现代世界秩序演变的关键性变量。福山意识到,“历史终结论还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24)赵启正、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年,第10 页。。国外许多政要及理论家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及中国共产党,这显然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成就相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是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仅是自身组织体系的现代化,更是政党与政权、政府、社会等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和成熟稳定。(25)柴宝勇:《新中国70 年政党理论的回顾与总结》,《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6 期。其一,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宪法至上的观念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大、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十六大更为明确提出依法执政,并围绕党政关系启动了一系列体制变革。其二,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市场化改革深刻改变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在当代中国,由市场注入经济领域的竞争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并逐渐推及政治和社会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三,与政权的关系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公共领域迅速兴起和成长意味着,在政党之外,民众可以运用的表达利益、交往沟通和政治参与的工具越来越多。因此,中国共产党如何将传统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公共领域的领导权,成为实现科学执政的关键。

随着制度化环境与社会基础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守正创新之道做出了明确回答。一方面,通过改善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围绕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两大主题,以执政党建设带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通过执政党转型引领国家转型。另一方面,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满足新时期基层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为目标,改变过去长期依赖行政资源治理社会的方式,通过动员与服务基层社会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时代和形势变化进行渐进性自我调适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包容性体制改革,包括扩大政策的包容性和吸纳社会新兴力量入党,不断扩大党内民主与党员自主性,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人本化、民主化、理性化。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政治实践表明,拥有强大政党的国家比政党软弱的国家更具稳定性。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强有力的政党及极具适应性的政党制度是维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不可或缺的要素。(26)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350-360 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国家要实现长期稳定和发展,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责任。党的执政权和领导权如何合理安排与运用? 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合法有效地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对社会的领导? 政党要行使国家权力必须“进入”国家,提供政党“进入”的通道是宪法和法律。(27)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党治国家的形成与革新》,《复旦政治学评论》2002 年第1 期,第226-261 页。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被赋予充分的权力,但又要有边界,遵循法治原则。那么,赋权与边界、合理与约束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古代起,西方人便激烈而无休止地讨论着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这种争论奠定了法治观念的基础”(28)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第92 页。,形成了“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律平等、程序正当、法律至上”(29)李步云:《论法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250-255 页。的现代法治理念。中国共产党从十三大提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对如何科学有效地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已经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这其中,重点要处理好党与国家政权的边界关系,找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具体而言,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现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法治化,使包括党权力在内的所有权力能够真正以宪法、法律为依据,且形成权力监督和制衡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进展,也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伟大自我革命。

四、在经济社会建设中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具有彻底精神的自我革命性、把握时代大势的守正创新性,使其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充满生机活力,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升能力,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超强的现代社会治理能力。这种治理能力,一方面体现为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强大政治领导力,另一方面体现为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分的强大经济协调发展能力。

(一)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强大政治领导力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变革需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张力,使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既要发挥政府“国家代理人”的调控作用,又要防止国家过度膨胀和国家“利维坦”的出现,既要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其无序化和负向发展。苏共执政失败的一个深层原因是高度集中且日益僵化的政治经济模式。苏联采取的是国家政府主导,“强政府、弱社会”的发展模式。强政府模式下,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社会经济资源也过度集中于政府；弱社会模式下,政府忽视社会的自主权利,社会的自主性发育被抑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无制约的权力最终导致了社会国家化和警察国家。苏共执政失败前的一次民调显示,认为苏共仅代表自身利益集团(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众占85%,认为它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它代表工人阶级的占4%,认为它代表党员的占11%。(30)郭良平:《中共百年庆与苏共卅年祭》,https:/ /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10625-1160533,访问时间:2022 年2 月3 日。

苏东剧变时,西方新自由主义一时间甚嚣尘上,但30 年后的今天,西方也陷入了重重困难,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民粹主义盛行。20 世纪70 年代后期滞胀局面的出现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应对,20 世纪的最后25 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改革,但这种改革未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危机。“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当代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都力图为西方社会提供一个指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出路。(31)郁建兴、周俊:《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6 期。但是,因缺乏内生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会造成各种破坏性效应。(32)赵鼎新:《“创造性破坏”与“垫背陷阱”——美国的性质与中国的应对》,《文化纵横》2021 年第5 期。近年来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破坏性效应的集中体现。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一直在努力探究如何有效发挥国家功能、界定政府行为边界、释放人民群众能量、促进社会组织有序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鼓励人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是党坚持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广大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路径也逐渐清晰。其一,通过党建引领的社区建设,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为公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提供机会和平台。其二,通过拓展社会组织自治空间,增强公民自主性。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勾勒出新的行政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政社分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不断发生积极变化,如政府开始尝试将部分职能授权或委托给专业的社会组织,一改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和公信力建设,承接和替代部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一定程度上参与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推动依法行政,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团体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截至2020 年底,全国社会组织固定资产4 785.5 亿元,吸纳就业1 061.8 万人。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实施扶贫项目超过9.2 万个,投入各类资金1 245 亿元；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资金约396.27 亿元、物资约10.9 亿件。(33)《民政部发布〈“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http:/ /www.mca.gov.cn/article/xw/mzyw/202110/20211000037061.shtml,访问时间:2022 年2 月15 日。其三,网络参与政治、监督政治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突出表现。微博成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工具,如果说2010 年是“微博元年”,那么2011 年可被称为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这一年,具有个人特色、行业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政府微博层出不穷,经新浪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已从年初的5 000 多个增至目前约2 万个,覆盖内地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已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让微博问政从理念变为现实”。近年来,微博等网络新媒体正在改变官方和社会的话语权格局,倒逼政府转型。(34)《汪玉凯:微博正改变中国官方与社会话语权格局》,https:/ /news.sina.com.cn/m/2011-12-13/144923625501.shtml,访问时间:2022 年5 月11 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3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39 页。。中国共产党动员和鼓励广大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也是形成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强大政治领导力的过程。

(二)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分的强大经济协调发展能力

如何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且尽量避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巨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迅速增长,但解决这一难题不能仅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能够稳定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即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但是,如何正确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科学处理二者关系,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无既有策略。在探索国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措施上,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一道路既不同于苏联(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革命手段介入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强政府、弱市场模式,也不同于美国的弱政府、强市场模式,而是一种被创造性地探索出的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分的经济协调型治理模式。

苏联的辉煌与困境,都与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这里的“计划”指国家凭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控制经济,实质是计划经济的另一个极端。在特定历史时期,计划经济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占主导、文盲占多数、由于一战和国内战争而濒于崩溃的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为工业化、文化普及和科技发达的强大国家。例如,与1922 年相比,1940 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10 倍,工业产值增长23 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2.1 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2 倍,固定资产增长23 倍,基建投资增长25 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4.4 倍。(36)列·伊·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及其发展演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 年第1 期。但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模式僵化也成为苏共执政失败的深层原因。正如苏联领导人古比雪夫所说:在我们的计划体制中,我们已经走得这样远,这样深,以至于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经济、文化或科学研究部门还在计划之外和计划工作之外。直至苏联解体,计划经济政策存续了70 余年,期间,这种体制的粗放、僵化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活力丧失、产业结构失衡等弊端显现,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递减,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来看,20 世纪50 年代增长率一般在10%以上,1966—1970 年则降为7.8%,1971—1975 降为5.7%,1976—1980 降为4.3%,1981—1985 降为3.2%,1986—1990 降为1.0%,1990年更降为-4%。(37)陆南泉:《论苏联、俄罗斯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92 页。其他如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等指标都出现类似情况。

与苏联截然不同,美国奉行新自由资本主义,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大萧条时期虽然部分地转向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调控,但随后兴起的芝加哥学派主张“政府是反面角色,私人部门是正面角色”。因此,在美式资本主义中,市场力量始终居于主流。但现实情况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军事等曾领先全球,但自20 世纪80 年代后,其强大的经济引擎开始变化,经济增速放缓,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凸显。整体人均GDP 相比60 年前增长了1 倍以上,但社会底层人民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却与60 年前相同；位于收入水平前1%的顶层阶级,拥有40%以上的国民财富,这种收入差距进而通过家庭继承使美国成为世袭制的富豪统治国家；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收入停滞,向上跃升的机会渺茫,酗酒、吸毒和自杀等社会现象也逐步增多。(38)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年,第38、42-46 页。

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国家干预的方式,发动全民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大提升了国力。但在一个离不开商品、货币的社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控制,这也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而美国让市场完全或接近“自由竞争”,带来市场垄断和剥削加剧,少数人拥有过多权力,形成巨大的不平等。在新科技时代,这些现象未有减少,甚至扩张的手段更加隐秘多样,如滥用专利权制度、科技巨头的“抢先兼并”等。经济上的垄断也进一步转向政治优势,引发更加极端的结果。

不同于苏联和美国,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40 余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不断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协调的积极尝试,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关于对市场的认识,中国也经历了不断更新的过程。20 世纪90 年代,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经济中的地位从“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2021 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创新,自觉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已练就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分的强大经济协调能力。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图摆脱殖民、实现民族振兴,但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力量,即使在名义上摆脱了殖民,也未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国富民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西方列强殖民时代和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不断发展壮大,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独特性,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