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消费到审美：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演进轨迹

吴 玲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拜物教”是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指代人被物的力量所奴役与支配的主客体颠倒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主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因素经历了从生产到消费，再到日常生活的审美的依次变更，法兰克福学派、巴特、德波、鲍德里亚等一众西方学派、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自身所处时代拜物教呈现的新形式，从不同视角对其作出理论阐释。近些年来，“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Olivier Assouly）、德国学者伯麦（Gernot Böhme），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墨菲（Peter Murphy）与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 Eduardo de la Fuente）等西方学者相继提出‘审美资本主义’，共同指出资本主义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审美资本主义。”［1］46审美资本主义表征为一个以趣味性、审美性、视觉性、体验性为显著特征的景观社会，身处其中的人们被审美化的现实所包围并乐在其中。人们不禁发问，物化问题是否依旧构成当代人生存的历史困境？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对透视审美资本主义是否具有解释力？基于此，厘清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到当代的发展脉络，对于把握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深刻内涵，拓宽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视界，继而透视审美资本主义这一新现象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自由资本主义与商品拜物教批判

据考证，“拜物教（fetishism）”一词源于葡萄牙语“feitico”。相传16世纪，葡萄牙人在环西非海岸的非洲做贸易时发现当地的土著对小型的祭拜物十分喜欢，将之作为护身符，祈求得到庇护或使愿望得以满足，于是葡萄牙人用feitico指代护身符。feitico本身来自于拉丁语factitius，意为“做或制作”，同时包含“伪装”的意思［2］2。法国历史学家夏尔·德·布鲁斯在《物神崇拜》一书中，首次将“拜物教”一词用于宗教学研究，将盲目的物恋转变为一种原始宗教。由于拜物教的内涵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现象极为相似，故马克思将“拜物教”延伸至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并赋予这个术语以新的含义。从此，“拜物教”成为马克思晚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重要范畴。

当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因接触到实际的物质利益，从而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遇到难题时，他开始反思曾经信奉的黑格尔主义哲学，逐渐与只在头脑中进行理论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开始将理论的关注点投注市民社会，在构建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同时，深入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内在机理，从人的现实的劳动实践出发来考察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分裂与异化状况，希冀寻求人的解放之现实路径。与以往的西方经济学家把现实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进行分析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致力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此，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在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法则所做的探索时，对马克思的学说评价道：“批判性社会科学的任务——与只复制‘关系’如何在当事人面前‘显现’的‘庸俗经济学’相反——在于直面‘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及其‘神秘的特性’，目的是替商品形态‘破解密码’。”［3］31马克思正是从解密商品拜物教开始，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运思理路，逐步过渡到货币拜物教批判、资本拜物教批判，从而逐渐揭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面纱，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相互颠倒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拜物观念最先表现为对商品的崇拜。商品作为一种劳动产品，是人的对象化的结果，本应是人的本质的积极体现，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活动成为反对人自身的东西，具体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第一，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最为直接的表现为满足需要，即便存在交换，也只是剩余物品的零星交换。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存在，生产变成了获取利润的手段，交换反倒成为目的本身，一切都颠倒了。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4］103-104。个人的自我确证与价值认同必须以商品为载体，并通过商品交换显现出来，这诱发了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构成了商品拜物教的历史基础。第二，抽象统治一切。资本家真正关心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价值决定，价值由凝结在商品中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决定。如此一来，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使劳动的物质结晶——商品，也获得了一种抽象存在，因而物的依赖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商品崇拜在日常生活中更为集中地表现为一种货币崇拜。货币拜物教使得商品拜物教的谜“更加耀眼了”。货币本是人类交换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变成制约人们交往的关键因素。由于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拥有了货币就潜在地拥有了其他一切，以至于人们一味地陷入追逐货币的洪流之中，而鲜少关心货币是如何产生的。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经历的一系列“中介运动”好像都消失了，货币之所以产生好像不是人们现实交往活动的结果，而是因为它天然就具有一般等价物的性质。货币成为可以通约一切的“公分母”，一切都可以置换成商品，交换价值抹平了一切价值。在货币的这种幻象之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好像也隐匿了，只剩下货币独立于人之外不受人控制，被人们推崇备至。

如果说商品拜物教的谜是可以看穿的，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更耀眼了”，那么当发展到资本拜物教阶段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任何痕迹了，资本变成可自行增殖的“怪物”。马克思坦言：“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5］50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分析说明了“价值增殖的秘密”，以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基础说明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论证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可以自由买卖为前提的。资本并不是物，而是以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劳资关系）为前提，然而，西方经济学家忽视或者说有意遮蔽了这一点，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罗大众更是难以察觉资本的奥秘。人们由于只看到资本可自行增殖的假象，意识到资本表征着可调度、支配各种资源的社会权力，从而对资本顶礼膜拜。“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并且使之制造出更多的抽象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6］179

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为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拜物教现象的实质，描述了当时人们所处的被异化、物役的生存困境。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哲学的理论任务就是要破除非神圣形象的统治，将人的本质及人的关系归还给人本身，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通过多年细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指认拜物教现象的产生根源于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方式而非某种文化的建构，故而若想彻底清除拜物教现象就得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扬弃私有财产。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所具有的深刻性、批判性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拜物教的不同呈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二、法兰克福学派：发达工业社会与技术拜物教批判

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家们开始了对理性功能的反思，其中尤以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为甚。他们看到了技术作为客体，对主体人的奴役，主客体之间相互颠倒的现象，敏锐地觉察到拜物教在其所处时代呈现的新形式——技术拜物教。韦伯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存在主义对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海德格尔看到了技术的“座架”本质，提出“现在存在的东西被现代技术的本质的统治地位打上了烙印”［7］867，卢卡奇结合泰勒制的技术意义，揭露了现代社会中由技术引发的物化现象。技术理性的统治已渗透到人类的全部生活领域，对现代人的生存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相较之下，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主要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由于技术理性的全面统治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问题，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全面物化、主体性的缺失等问题展开深刻剖析，其关于技术拜物教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也更具代表性。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科学技术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发达工业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区分了技术发展的两重性，即科学技术与技术理性，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将技术理性作为拜物观念加以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看来，技术已经从人的解放力量转变为对人的奴役力量，“技术逻各斯被转变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8］136。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与政治相结合，致使技术理性的统治具有了更大的合法性外观，掩盖了操控、奴役人的极权主义性质，更容易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从而具有了迷惑大众的拜物教性质。在技术拜物观念影响下，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本应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与批判性被技术理性所消解，人成了失去超越维度与批判性思维的“单向度的人”。例如，技术理性的发达带来自动化技术体系的普及，这既改变了工人的地位，也影响了工人对待生产体系或技术体系的态度，工人开始自愿被整合到技术体系之中，不再作为技术体系的否定力量，而是作为其肯定力量而存在。

除此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还以技术理性在狭义的文化领域，即文学艺术领域的扩张为研究议题，展开了其对技术拜物教另一向度的批判，即大众文化批判。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它具有培植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制造虚假幻象以及行使社会欺骗的功能。以提供大众文化产品为旨的娱乐工业体系被称为“文化工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文化工业”的分析，表明技术理性与文化的联姻致使本该最能发挥人的创造性，最能体现人的自由的艺术领域，开始失去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沦为商品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极具欺骗性与奴役性的异化的文化力量。这种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存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弱化了人的创造性。技术理性的扩张带来了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艺术作品失去了原有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甚至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阿多诺着重讨论了音乐的商品化现象。在他看来，除了先锋派音乐以外，今天的大多数音乐因市场导向、受利润驱使而变成了毫无创造性可言的明码标价的商品，音乐失去了审美价值。二是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制造了人的虚假个性。众所周知，真正的艺术品总是不可替代、难以重复的个体的独创，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然而，由于现代技术的批量生产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性，现代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越来越趋同，逐渐丧失了个性，成了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商品。对此，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感叹道：“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9］112结果，文化工业中充斥着“个性的虚假”，人们内心深处对美的感受也越发地迟钝。三是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消解了人的超越维度。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文娱消费作品，以供工作了一天后身心疲惫的人们消费，让其在享乐中得到片刻的放松与安慰，致使他们于潜移默化中坠入“逃避现实者”队伍，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失去了作为人本该具有的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意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着重批判的文化工业已经隐含了审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鲍德里亚：后工业社会与符号拜物教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所处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主导逻辑是生产逻辑，因而拜物教现象主要出现在生产领域，并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的形式呈现于众；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是发达工业时代，生产与消费逻辑共同形塑着社会的发展样态，拜物教现象开始从生产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扩散，主要表现为技术拜物教，并在大众文化领域有所凸显；那么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以电视、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生重大转变，消费逻辑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号消费及其拜物教性质在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愈发凸显。众多思想家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新的阶段性特征，相应提出了“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以及“景观社会”等概念，而其中影响最大、对符号拜物教阐释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及其符号拜物教批判理论。

鲍德里亚在巴特从符号学视角对流行体系的意指性分析的启发下，经过列斐伏尔对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中介后，以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为分析工具，提出了区别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符号拜物教”。“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拜物教产生的现实背景是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物’、‘主体’和‘需要’以及‘拜物教’的内涵已经与处于‘生产社会’的马克思原初语境大为不同了。”［10］110根据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的定义，“消费社会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节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11］52随着资本主义新经济体系的出现，“消费”不再仅作为生产链条上的一环存在，而是取得了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消费社会”语境中的“物”的功能发生了变革，由一种具体的、实体性的功能转向符号性的意指功能，更多地成为显示社会意指的承载者；更为重要的是，物的意义“就在它与其他物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依照意义的符码的等级而具有的差异之中”［12］45。换句话说，符号存在的根据并非源自符号对实物的表意功能，而是由其在体系中的地位所定；符号的意义来自所处体系中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因而符号具有了社会分层或区隔的社会学功能。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消费时更多地受制于物品的身份定位及其符号代码，试图通过消费品所彰显的符号价值来寻求一种身份、文化、意义认同，这意味着主体的消费需求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个体与物品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而是对物所承载的意义的需求。于是乎，看似拥有选择自由的消费者实则受经济体系的引导，消费过程更多地变成了“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13］69。随着物的意义维度的凸显，消费需求性质上的变迁，消费的主体——劳动者由马克思语境中的“拥有劳动力的奴隶”转变为现代社会中“某种消费力量的个体”［12］70。最终，“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4］223至此，鲍德里亚得出结论：消费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社会”，生产逻辑要让位于符号逻辑：消费主体、消费需求以及消费对象物都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一切只是一种符号象征差异系统中生成的幻象，一种全新的拜物教形态，由此，符号拜物教诞生了。符号拜物教揭示的并非主体对实体的迷恋，而是对符码的迷恋，更确切地说是对符码所隐含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区隔的迷恋。

诚然，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理论存在诸多不足与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他在后期的著作中消解了物品的客观性，走向完全的符号化，滑入一种虚无主义之中，对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也存在误读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马克思语境中主要生发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商品拜物教，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凸显于大众文化领域中的技术拜物教，符号拜物教是一种更加抽象、更具迷惑性与隐蔽性、更加深入人心地对人的操控机制。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视域对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涌现的这一拜物教新形态给予的深刻剖析，解密了隐藏在“消费”背后的规训机制，拓宽了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在当代的运思理路。

四、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与审美品位批判

从商品拜物教到技术拜物教再到符号拜物教的演进理路，隐含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现象的生成演化，这一新现象被以法国时尚学院哲学教授奥利维耶·阿苏利（Olivier Assouly）为代表的一众西方学者所捕捉，并将其命名为“审美资本主义”。阿苏利于2008年在《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一书中最先提出“审美资本主义”，指认审美资本主义表征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审美品位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的发动机”，整个社会呈现出审美品位的经济逐渐取代工业经济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在文艺复兴时期，品位是一种贵族性的文化能力，它既包括以评判和审视的方式去欣赏事物、举止、言语甚至是人，也包括使自己被他人所欣赏，懂得迎合他人的口味［15］13。好的品位意味着懂得如何妥当说话或回答，如何歌唱、绘画、行走与站立。培养品位的艺术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用于区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身份。到了18、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审美品位的商业化与工业化开始正式发端，呈现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审美品位私人化，审美品位不再局限于贵族的社交圈、社会地位的公共竞技场，而是逐步渗透于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的私人主要指资产阶级）；其二，审美品位商业化，“人们对品位这种个人审美判断的能力所投入的关注，逐渐与物质占有欲和享受欲相结合，也与致富的意志相结合”［15］40，贸易活动中出现对非必需品，如奢侈品、艺术、享乐等的消费；其三，审美品位形式化，与醉心于遵守与逾越既有品位规则的微妙博弈有所不同，资产阶级的审美品位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形式准则之上的。审美品位诸上变化迎合了正处于上升趋势的资产阶级势力，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虽说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审美品位由贵族扩展到资产阶级，但还是限于社会少部分群体，广大工人阶级主要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受困于狭小的工厂之中，既没闲暇也没能力深入消费领域，亦谈不上什么审美品位。20世纪初，由福特公司创立并得到推广的“8小时工作制”促使原先的工人阶级开始有闲暇，得以进入消费队伍，而该制度的失败又引发了工业领域的变革，即逐步由以生产为中心向以顾客需求为中心转变，其结果是审美品位被不断用以刺激消费，日益失去了“光晕”，从经济活动地对立面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20世纪中叶以来，审美品位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越发凸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资本主义的活力取决于能否周期性的创造各种具有普遍认同作用的‘品位’”［16］123。审美品位日益走向经济（资本）的过程得到了互联网技术、文化工业与消费文化的鼎力支持，这一过程也正是审美资本主义孕育生成的过程。对此，安德斯·米克尔森（Anders Michslesn）指出：“文化的审美问题越来越接近经济理性，因此与原先和自己相互隔绝的事物之间形成了共谋关系。”［17］68审美资本主义的实质乃是资本与审美之间达成的“共谋”，这种共谋关系在本质上源于资本对自我增殖永无止境的追逐［1］48。

资本与审美的联姻对于人的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从拜物教批判视域出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旨归来看，审美资本主义的审美品位依旧隐藏着诸多有碍于人的自由解放的问题：其一，它是权力交锋的表意实践。在审美资本主义中，审美品位早已不是康德意义上所谓的“纯粹凝视”，人们在日常消费活动中所展现的审美品位上的高低之分，也决不仅是生活风格上所谓的高雅与低俗之别，而隐含着更为深刻的阶层分化以及以审美话语权、对世界的解释权为代表的权力之争。精英阶层由于掌控着大量的文化资本与审美资源，因而拥有超越于普通大众的审美权力，他们在审美对象上拥有着更为广阔的弹性空间，在审美趣味标准的制定上拥有更强的话语权。这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精英阶层在审美活动生发之前就已形成了心理优势与物质优势，并在无形之中框定了大众审美的对象范围与价值标准，而在文化资本与审美资源上处于相对劣势的普通大众虽然在今天看起来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审美话语权，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挑战精英阶层的高雅趣味的选择自由，大多时候被动地接受了审美趣味的现实分层结构。其二，它更是资本恣意攫取利润的隐性基地。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本能，那就是增殖自身，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增殖，必须加速资本周转时间。时尚正是资本借由审美趣味实现自我增殖所策划出的一场短暂而又周而复始的趣味运动。在时尚潮流的引领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品的更新换代频率高于过去任何时代，这一现象既源于如今的人们因为追赶潮流而提前淘汰尚有物理寿命的商品，过早地结束掉其社会寿命；也源于人们在消费时倾向于选择审美品位高而非实用价值高的商品，而这类有些“华而不实”的商品本身的使用寿命通常不会太长。以上两种情况的结果均表现为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更新换代快，继而加速了资本周转的频率，配合了资本牟利的本质属性。概言之，“在审美资本主义的核心里，每个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享乐的主体、自己的奴隶，并由同样的原因鼓动自我解放。……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压迫为主的社会机制转变为由享乐——甚至是对人们并非非要不可的事物的享乐——所控制的经济机制。”［15］136

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逐渐由工业经济演变为审美品位的经济，审美资本主义崭露头角，表现为资本借由审美品位向人们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覆盖，进而开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最终达至宰制、操控人的目的。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的幽灵”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就连人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均是如此。在当今社会，任何“物”都可以成为艺术和设计的消费品［18］1-2，这既是“审美资本主义”的典型表征，更折射出资本全面宰制日常生活的强劲势头。由是观之，身处审美资本主义中的人们依旧面临陷入物化困境的可能，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依旧对此具有解释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