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政治改革与集权思想

祁志祥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 上海 200240)

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启蒙是从汉代儒家道德的天命化、神学化开始的。〔1〕而儒家道德的地位之所以被汉人提得那么高，是缘于汉人对秦朝失德而亡天下教训的深刻反思。

秦朝不是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而是靠严刑峻法治理天下的。不仅如此，秦朝还实施了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政策，将儒家经典及有影响的儒生赶尽杀绝，只保留法家学说及医学、占验等著作。秦朝之所以这么做，缘于秦始皇希望建立一个不同于周朝封建分权的皇帝集权社会，以保证秦朝江山比周朝更为长久，传至无数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采取了两大政治改革措施。一是废除了夏(471年)、商(554年)、周(791年)实行了近两千年的分权于诸王及功臣的封建制(又叫分封制、封国制)，实行皇帝集权的郡县制，将郡县长官的任免权全部集中到皇帝手中，避免诸侯国君拥有自治权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和挑战。二是废除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奠定的德治传统和孔、孟据此建构的儒家仁义道德学说，以商鞅等人的“法”“术”“势”学说为依据，片面实行残暴的高压政策，不仅管控臣民的行为，而且钳制臣民的思想，通过举报、连坐制度，诛杀一切不同意见。然而，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废除分封制的结果是使秦朝在面临战事危机的时候失去了保护家天下的诸侯屏藩；废除仁政德治、实行残酷刑法的结果是加剧了君民对立和臣民的反抗情绪。结果，由秦始皇开辟的秦朝只传到二世，就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浪潮和六国贵族反叛中灭亡了，前后只存在了14年，给汉人留下了沉重的教训，是为“秦鉴”，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一、废除封建，“以诸侯为郡县”

秦始皇是利用周代分封制下天子权力被诸侯国君分享的空隙发展壮大，最终推翻周朝夺取天下的。因此，他登基后最大的担忧，就是类似的事情在秦朝身上重演。防止重蹈覆辙的根本措施，就是废除分封的诸侯国，收回封国君主手中世袭的自治权，以郡县取代封国，以郡县长官代替封国国君。郡县长官不是世袭的，而是由皇帝任免的，直接对皇帝负责。

古代流传有一句话，叫“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2〕“官天下”者，传贤不传子，即“公天下”。以“五帝”为标志的上古时代是传贤不传子的“公天下”时代。以禹、汤、武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是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时代。古代又有句话，叫“三代封国，后世郡县”。〔3〕“三代”之后直至清朝都是“家天下”，但又有不同。“三代”是“封国”制的“家天下”，“后世”是“郡县”制的“家天下”。而变“封国”制的“家天下”为“郡县”制的“家天下”之开端，就是秦朝。

“封国”制，又叫“封建”制、“分封”制，是分而治之的政治分权制度。以秦始皇面对的周朝为例，周承夏、商传统，实行政治分权的封建制，封邦建国，各国诸侯王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史传“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之时凡三千国”。西周初，“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4〕关于周初封国的数量，说法不一。《吕氏春秋·观世》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司马迁说：“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5〕春秋时期，诸侯国相互兼并，不断壮大，变成一百四十多个。《荀子》称周封国七十一，那应该说的是春秋以后的情况。到战国齐宣王时，“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6〕及至战国末期，剩下七雄逐鹿中原，争霸天下。诸侯国的数量愈来愈少，面积、力量愈来愈大。

由于封建制赋予了受封的诸侯国国君很大的自治权，到西周后期，一些诸侯王不安分起来，开始积聚实力，向周天子叫板。〔7〕公元前770年西周覆灭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管辖范围大大减少，形同小国。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和兼并，周天子无法担负天下“共主”的责任，不得不向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君求助。而国力强大的诸侯国君也开始觊觎周天子的宝座。周考王后，周王室的领地相继分解为“西周”“东周”两个小国，周王朝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偏处西隅、原来弱小的秦国逐渐发展壮大。秦人的祖先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后代，舜赐其姓为“嬴”。秦国从小到大的发展史上，有两个中兴时期。一是春秋前期秦穆公时代，任贤使能，灭国十二，开地千里，奠定了秦国国力的雄厚基础。二是战国中期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务农强兵，使秦国实力远超中原诸国。发展至战国后期，秦国成为最为富强的国家。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国灭“西周”国。同年周赧王病死，周王朝遂亡。七年后(前249)，秦国又灭“东周”国。此后，秦国积聚力量，仅用九年的时间，就消灭了中原六国：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并称帝。史载秦始皇初并天下，在回顾起自己统一六国的合法性及其光辉历程时指出：“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前230)。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前228)。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前225)。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前223)。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前222)。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前221)。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8〕当年中原六国合纵以抗秦，秦王连横，各个击破，最终以很短的时间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五百多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这不仅体现了秦王过人的智慧与武力(汉人称之为“诈力”)，而且代表了人民大众早日结束战争的和平渴望，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值得称颂。

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封建之失，其专在下”。〔9〕诸侯国权力太大，对维护和巩固帝王的地位是极为有害的。秦国利用周朝封建分权的空隙和诸侯国拥有巨大自治权的便利发展壮大，最终代周而立。它在取得天下、建立大秦帝国后，就决不会再给其他人以同样的机会。所以秦王嬴政称帝后作出的一个最重大政治改革举措，就是废除政治分权的封建制，实行皇帝集权的郡县制。班固指出：“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10〕

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晋国，战国时普及到各国。〔11〕王夫之指出：“郡县之法，已在秦先。”〔12〕钱穆指出：“到战国时，七国乃至九个大强国，几乎全是郡县的新国家了。”〔13〕其时，郡县制是各诸侯国国君对各级官员任免管理的主要方式。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封建的邦国是世袭的，诸侯国君有巨大的自主权，而郡县长官则是君王根据其政绩直接任免的，无世袭特权，更没有什么政治自主权。“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此为郡县制与宗法封建性质绝不同之点。”“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14〕如果说东周是封建制为主，郡县制为辅，而且郡县制只是局限于诸侯国国内实行，那么秦朝则是郡县制为主。秦朝也有少量的分封，但只是有爵无土、没有实权的虚封。〔15〕

关于秦始皇对夏、商、周三代实行的封建制传统重大改革的利弊得失，秦朝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秦始皇主持廷议。丞相王绾等进言按照旧制分封秦王诸子，通过封建制对远方之地分而治之：“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秦始皇让群臣讨论，“群臣皆以为便”，但廷尉李斯提出了“置诸侯不便”的不同意见。他指出：春秋战国以来所以杀伐不断，天下大乱，根源在于有诸侯封国。“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要消灭诸侯纷争，确保乱不再起，天下安定，必须从根源上铲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个建议，得到秦始皇高度认同。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指诸侯国君)。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诸侯兼并征伐、战事再起的可能性，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取消封国制，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南阳、右北平、九江、长沙、汉中等三十六郡，郡置“守”(行政长官)、“尉”(军事长官)、“监”(监察官)。〔16〕宋代史家范祖禹认为，“三代封国，后世郡县”的政体改革是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然而，废除分封制对于维护皇权稳定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围绕着取消封建制的利害得失，群臣又一次展开了论战。仆射周青臣称颂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伟大意义：“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龙颜大悦。但博士儒生淳于越则不以为然地提出警示：“臣闻殷、周之王千于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指秦始皇兄弟子嗣未封王)，卒有田常(指丞相)、六卿之臣，无辅拂(指封国诸侯王)，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交给群臣讨论。其时李斯已升任丞相，他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与时俱变的角度提出废除封建制有利无害，不容置疑：“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在淳于越与周青臣、李斯的争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封建制乃“三代之事”，秦改革为郡县制正是针对三代的封建制传统。二是郡县制虽然杜绝了诸侯国君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自主权，但取消了皇家子弟及功臣封王建国，同时就取消了捍卫秦朝江山的“枝辅”“屏藩”，不利于“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关于封国对于王室的“屏藩”作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早就指出：“封建亲戚，以为藩篱，屏蔽周室。”周青臣、李斯只讲其利，不讲其害，不是为了“谀君”，就是因为无识。然而，淳于越的这个告诫不仅没有得到秦始皇的重视，反而埋下了引火烧身、最终出台“焚书坑儒”政策的种子。秦朝后来在三十六郡的基础上增设桂林、南海、闽中、象郡为四十郡。〔17〕郡下设县，共有一千多个。〔18〕

秦朝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诚然有防止诸侯割据、顺应民心所向、确保天下安宁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强化皇帝集权、建立一统江山、确保皇帝一姓之天下绵延不绝的考量。所以王夫之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19〕常见这样的说法：秦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是“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秦朝不是“封建社会”王朝。“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是夏朝。又有一种说法：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这个说法也不准确。“一统”指统一于一个政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是夏朝。商朝、周朝也是“统一”的王朝。只不过夏、商、周的“统一”与秦朝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不同罢了。钱穆指出：“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过只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而非后代‘郡县式的统一’而已。”〔20〕关于秦以后至清的政治体制，李慎之不赞成用“封建主义”名之，而主张用“皇权主义”或“皇权专制”名之。〔21〕冯天瑜指出：“秦以后二千年，郡县制一以贯之。”〔22〕王元化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23〕

二、“焚书坑儒”“定于一尊”

李斯建议废除封建制，除了杜绝诸侯割据、维护天下稳定的考虑外，还有一个考虑：“诸侯并作”是私学兴盛、诸子竞议、百家争鸣、思想“散乱”、“莫之能一”的根源。政治的统一说到底是思想的统一。维护思想统一，就必须铲除思想“散乱”、“莫之能一”的根源——封建制。

周代自进入春秋起，天子就逐渐被架空，周王国日益萎缩。到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发展得更为严重。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诸侯国君们为了发展壮大、称霸天下，纷纷招贤纳士，寻求强国学说。于是私学得到长足发展，所讲内容不再是西周官方规定的“六艺”。为迎合、满足诸侯国君的强国要求，诸子百家纷纷献计献策，主旨是探讨诸侯国如何强大，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秦朝初立，诸子学说余烈未泯。在李斯看来，如果不从根本上铲除这些学说依附的封建制根基，势必会源源不断地滋生出“非上”言论，严重危害秦始皇“定于一尊”的权威。所以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皇上)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今皇帝并有天下”，“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思想上“别黑白而定一尊”。如果不铲除封国根基，禁止百家学说，就会导致“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因此，在建议采取废除封建的举措之外，李斯又提出了尊法令、贵农工、焚“诗书”、禁“百家”的主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允许“以古非今”，“非上之所建立”。〔24〕李斯还提议：“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吏见知(以古非今)不举者，与同罪。”李斯此议，又一次被秦始皇认可采纳。除法令、农工及医药、卜筮之书外，民间所有的“《诗》《书》、百家语者”全部被焚毁，史称“焚书”。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逃亡，并说秦始皇不德的坏话，秦始皇闻讯大怒：“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诸生相互揭发以求自保，最后确定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25〕此为“坑儒”。《史记》所说“诸生”，主要由博士、儒生构成。他们倡言“德主刑辅”，远离农兵，在秦始皇看来尽说些“不中用”的话。史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虽存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26〕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严格的思想管控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之士“钳口而不言”。于是，“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27〕秦二世继之，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群臣谏者以为诽谤”，〔28〕结果身处险境而无由得知，最后被赵高的心腹阎乐逼迫自杀于望夷宫，时年仅24岁。

三、建立皇权专制，加强严刑峻法

在废除封国实行郡县、焚书坑儒消灭异见的同时，秦始皇还采取了不少配套措施，强化皇帝集权专制。

第一，更改皇帝名号，去除谥号。上古及夏商周三代称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尚书·虞夏书》：“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孟子·离娄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夏商周三代，天子封国的国君称“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国君为“帝”，但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通行。秦王统一天下后，认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伟大，于是下令大臣讨论出一个新的名号。“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与博士等讨论后提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王对其他提议都同意，唯独对“泰皇”的名号不满意，提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于是秦朝天子称“皇帝”。这是个全新的名号。为了突出皇帝的尊严，秦王又提出取消谥号。理由是：谥号以德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取消谥号后，后世的皇帝称什么呢？秦王提出：“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如“秦二世”“秦三世”等。〔29〕“秦始皇”的名号由此诞生。它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秦朝之后，历代皇帝称“始皇”的没有。秦始皇的梦想是“家天下”，〔30〕“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31〕然而事实上，秦朝不仅没有传之无穷，反而是最短命的朝代。不过，历代最高统治者沿袭了秦朝设定的“皇帝”名号，保留了皇帝集权的帝制，所以说秦始皇开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所谓“历代皆行秦制”，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建立皇帝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夏、商、周封建制之下，天子对各诸侯国实行分级自治管理，中央朝廷虽然有三公九卿制度，但官僚队伍规模有限。秦朝取消了封建诸侯国，将全国分成三十六个郡、一千多个县，形成了从上而下五级管理的庞大官吏制度。中央设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其中，设丞相掌管天下政务，御史大夫辅佐丞相掌管奏章，并监察百官，太尉统辖天下军事。三公之下是九卿，分管天下各类具体事务，如“郎中令”掌管宫殿门户，“卫尉”掌管宫禁守卫，“廷尉”掌管刑法，“治粟内史”掌管谷货，“少府”掌管宫室营造，“典客”掌管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属籍，“太仆”掌管舆马。这是第一级中央官僚。第二级是郡守及其副职郡尉，以及负责监察郡守、郡尉，直属御史大夫的郡监。第三级是县官。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下辖县丞、县尉。第四级是乡官。乡设三老掌教化，设啬夫掌赋税诉讼，设游徼掌乡村治安。第五级是最基层官员。乡下设亭、里，亭设亭长，里设里正。第二级至第五级都属于地方官僚。从亭、里到乡、到县、到郡、再到中央，由此形成了庞大的五级官僚机构。夏、商、周三朝中央虽然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由于治理天下的模式是天子、诸侯分级管理，所以中央的行政事务相对有限，天子按照“王道使人，臣道处事”的原则放权给三公九卿处理政务，所以可以“无为而无不为”“垂拱而天下治”。秦朝废除了封国及其地方自治，郡县重大事务须报送中央决断。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到三公九卿之手，秦朝“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32〕“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33〕“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34〕从此开辟了皇帝专制独裁制度。

第三，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秦朝建朝之初，为了适应皇帝集权的大一统，统一“衡石丈尺”“数以六为纪”“六尺为步”“符、法冠皆六寸”；“器械一量”“书同文字”；“堑山堙谷”“治驰道”“车同轨”“舆六尺”“乘六马”。“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民曰‘黔首’”。〔35〕又统一货币。“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饰器宝藏，不为币。”〔36〕同时，“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杜绝兵器散落民间滋事生乱。另外，“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以便监督，并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尽可能消灭贵族割据的潜在不安宁因素。

第四，加大国防开支、组建庞大军队，用于扩张疆土的大规模战争；伐南越、征匈奴、戍五岭、筑长城，彰显大国声威。第一场征伐南越的战争发生于统一后第一年，〔37〕是秦始皇为了更多地占有南越宝物主动发起的。“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今湖南靖县)，一军守九疑之塞(湖南江华)，一军处番禺之都(今属广州)，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余干)。三年不解甲驰弩。”〔38〕这场战争持续了七年，最终大获全胜，增设新郡，屯兵戍边。“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流亡罪犯)、赘婿(入赘人家的男子)、贾人(商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南越地。”〔39〕另一场在西北讨伐匈奴的战争发生于统一后第六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第七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将囚徒迁徙到西北讨伐匈奴后新建的县邑中。第八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将那些犯罪的狱吏贬谪去修筑长城。为了巩固战争胜利成果，防止匈奴再次进犯新拓展的国土，秦始皇另外实行了两大举措。一是南越戍边。“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40〕二是西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今甘肃定西)，至辽东，延袤万余里”。〔41〕至此，秦朝确立了东至大海、西至青海甘肃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的辽阔疆域。

第五，大兴土木，营造奢华宫苑和陵寝。秦始皇对豪华的宫殿有着痴迷的嗜好。早在征伐六国的进程中，每消灭一个诸侯国，就派人描模该国宫殿的模样，在秦都咸阳的北坡上仿造。从雍门以东，到泾水、渭水交界地区，画梁雕栋、廊阁栈道连绵不绝。统一天下后，为了追求始皇帝至高无上的声势，在关内外建造几百所行宫的同时(史载关中三百多座，关外四百多座)，于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大兴土木，重建朝宫。宫殿建在花木葱茏的园林中。阿房宫就坐落在“上林苑”中。渭水南岸象征天极的极庙，新造朝宫的前殿阿房宫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宫殿。“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越过银河)抵营室也。”秦始皇迷信风水，追求死后不朽，初即王位便着手“穿治郦山”修建陵寝，“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用铜封锢地下水)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42〕

第六，修订法度，推行严刑峻法。为了维护皇上的绝对权威，秦始皇采用法家学说。法家学说强调君主“定于一尊”、不容挑战的“势”，主张以阴术驭臣，以酷法钳民。这深得秦始皇喜好。《史记》描写秦始皇生来“刚毅戾深”，“刻削毋仁恩和义”。借尉缭之口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另借侯生、卢生之口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秦始皇对恪守古礼、崇尚儒学、敢于建言献策、表达不同意见的博士生员尤其反感，“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焚书坑儒”的对象主要就是他们。长子扶苏因为秦始皇严刑处罚“诵法孔子”的“诸生”，委婉提出劝谏，便被废除太子之位。秦始皇这样做的时候，事“皆决于法”，总是给自己披上法理的外衣。所谓“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于是，秦朝“以吏为师”“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迷信铁腕手段，彻底废除了仁政德治。“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等等酷法都是这时候推出的。“于是急法，久者不赦。”〔43〕班固《汉书》记载：“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奸邪并生，赭衣(刑徒)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44〕胡亥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本是最小的儿子，少时奉命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随父王出游南方，秦始皇病死途中后，与赵高、李斯合谋，假传圣旨，逼死长兄扶苏，当上皇帝。其即位后为消除隐患，用残忍的手段杀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对忠良大臣也大开杀戒，听任心腹赵高为所欲为，对人民实行残暴的高压统治，最终激起陈胜、吴广起义和六国旧贵族的复国运动，即位三年后(前207)便一命呜呼。

四、刻石纪功，歌功颂德

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在位11年，前后巡视天下5次，每到一处均刻石纪功。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绵延几百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期盼已久的安定。统一天下后又实施了政治体制改革和一系列的经济文化改革，拓展了疆域，强化了帝威。他有理由被歌功颂德，也需要被歌功颂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群臣投其所好，刻石纪功，将秦始皇神化为功盖三皇五帝的“千古一帝”。

第一次石刻是统一之年的“泰山石刻”。“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第二次石刻是两年后的“琅琊石刻”，主题仍是“颂秦德”。翌年，秦始皇东游，登之罘，留下第三块石刻“之罘刻石”。三年后，留下第四块石刻“碣石石刻”。第五块石刻是秦始皇在位最后一年出巡楚越所留，为“会稽石刻”。〔45〕这五次石刻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呢？

首先，秦始皇讨伐六国、平定天下的战争是“圣德广密，被泽无疆”，以“有道”伐“暴逆”的正义战争。“会稽石刻”指出：秦灭六国之战由六国君主“贪戾暴虐”的恶行和“合纵”抗秦的侵略所挑起：“六王专倍，贪戾泬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合纵)，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秦王平定六国的战争是正义战争。“会稽石刻”阐明这一思想：“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之罘石刻”重申：“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彊。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碣石石刻”说：“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琅琊石刻”亦云：“诛乱除害，兴利致福。”“黔首安宁，不用兵革。”“泰山石刻”复云：“皇帝躬圣，既平天下。”对于秦始皇拯救黎民、平定宇内、统一天下的功德，石刻连篇累牍、浓墨重彩地加以歌颂和渲染。

其次，秦始皇采取了废除封建、统一思想等一系列的措施，有力加强了皇帝集权，有效防止了诸侯生乱。“琅琊石刻”云：“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功盖五帝，泽及牛马。”“之罘石刻”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会稽石刻”云：“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再次，重视“法式”作用，强调以法治国。如“之罘石刻”说：“普施明法，经纬天下。”“琅琊石刻”说：“除疑定法，咸知所辟。”“会稽石刻”说：“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泰山石刻”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但秦始皇时期实行的酷法并未在石刻中提及，而是全部规避了。

最后，石刻不仅规避了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的记载，而且把秦始皇打扮成一个讲究“理”“义”，践行“礼”“德”的仁君。如说秦始皇兼顾教、法，“琅琊石刻”有所谓“欢欣奉教，尽知法式”，“碣石石刻”有所谓“武殄暴逆，文复无罪”。五次石刻中屡屡提及“义”“理”“德”，还提到“仁”与“礼”。如“之罘石刻”说秦始皇：“光施文惠，明以义理。”“泰山石刻”说秦始皇：“大义休明，垂于后世。”“皇帝躬圣，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男女礼顺。”“琅琊石刻”说秦始皇：“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

石刻所颂“秦德”，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重视农业，保障民生。“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琅琊石刻)二是维护尊卑贵贱的礼教原则。要求“贵贱分明”。(泰山石刻)“尊卑贵贱，不逾次行。”(琅琊石刻)“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之罘石刻)三是严格男女大防，强调不逾度轨。“泰山石刻”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琅琊石刻”云：“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碣石石刻”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会稽石刻”说得更详细：“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jiā，寄豭，寄放在别家传种的公猪。喻指在别人家淫乱的男子)，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石刻之所以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强调男女交往的道德法则，与秦始皇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的母亲赵姬先与仲父吕不韦有染，后与假太监嫪毐淫乱生子，让秦始皇年轻时就颜面尽失。所以他统一六国后，特别重视男女之间的婚姻道德，并将之法律化。

五、“秦亡于暴”与“秦亡于专”的反思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了政治分权、容易生乱的封建制，实行皇帝集权的中央官僚制和地方郡县制，同时废除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开辟、儒家完善的仁政德治传统，通过严刑峻法实施言行管控和思想钳制，并以“书同文”“车同轨”等改革措施和扩疆土、建宫苑等手段强化皇帝定于一尊的显赫威势。他嫌周朝791年的寿命远远不够长，要通过这些改革措施保证秦王朝二世三世传至无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朝只传到二世就灭亡了。秦王三十七年，49岁的秦始皇在南方出巡途中病故。胡亥在赵高、李斯的帮助下矫诏即位。他在寡仁、残暴、专制、奢靡方面却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其父的衣钵，而且走得更远。逼死皇位继承人扶苏，将二十几个兄弟姐妹赶尽杀绝；刑罚刻深，“杀人众者为忠臣”；横征暴敛，“税民深者为明吏”；〔46〕自以为是，“群臣谏者以为诽谤”；〔47〕大兴徭役，营造闳侈巨衍的阿房宫殿。公元前207年，秦朝在陈胜、吴广的军队哗变和项羽、刘邦的军事起义中覆亡。

秦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优势。建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杜绝政权漏洞，加强皇权统治，为什么事与愿违，如此短命呢？汉高祖时的陆贾总结说：天下应“逆取”而“顺守”，“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秦“已并天下”后如果“法先圣”“行仁义”，是不会这么短命的。“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48〕汉文帝时贾谊著《过秦论》，分析秦亡原因主要是秦始皇不懂得“取与守不同术”。取天下贵“诈力”，守天下贵“顺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攻守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始皇却“仁义不施”，仍然对臣民采取“诈力”、实行暴政。“秦亡于暴”，是汉初人们反思秦鉴得出的一个共识。

“秦亡于暴”，还体现在用强力逼迫人民承担过重的经济和力疫负担方面。秦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庞大的军队和扩张疆域的战争、皇家宫殿和陵寝的建造，增加了对租赋、力役的征讨，极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史载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49〕其时，服兵役人数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因此，“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不得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50〕为了加强对人口田税的征缴，确保无漏徼少徼，秦朝沿用秦国“令男子书年(写明年龄)”、不得少缴赋税的旧法，在统一后的第五年(前216)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命令农民向政府自报拥有的土地。因为无法逃脱官府的重赋，大量农民不得不出卖土地，成为流民，为了维持生计又不得不以“见税十五”的苛刻条件租种豪民之田。于是出现了“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惨况，农民逃亡、暴动的事情时有发生。

认识到“秦亡于暴”容易，认识到“秦亡于专”则不易。秦朝不是亡于诸侯发动的割据战争，而是亡于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废除了封建。“封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分封的诸侯国权力太大，就会图谋壮大称霸，与天子叫板，甚至推翻天子。另一方面，由于分封的诸侯王大多是天子的宗室兄弟，在保卫“家天下”的战略利益上，诸侯王与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朝廷社稷出现改朝换代的生死关头，诸侯国君会誓死保卫，成为朝廷的“枝辅”“屏藩”。这是古代早有的认识。秦朝博士淳于越对此也有提醒。汉初贾谊同样持这种看法，在《新书·过秦论》中，他分析秦亡的原因就在于废封建、立郡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封王之道，即分封制)而立私爱(郡县专制)……孤独(无封国屏藩)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而封建诸侯，让封国成为朝廷“屏藩”拱卫中央，其实有助于维护天下长治久安。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因为实行了封建制，成为中国历史上三个寿命最长的朝代。所以贾谊揭示：“故三王(夏禹、商汤、周武王)之建(封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他作了个假设：“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指分封诸侯国)，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51〕鉴于封国有益于成为守护朝廷的“屏藩”，但封国权力太大又易坐大生乱，贾谊在上书汉文帝的《治安策》中，建议在分封诸侯国的同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52〕注意控制其地域规模和实际权力。东汉班固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也提供了这样的佐证和分析：“昔周监于二代，三圣(指文王、武王、周公)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拨者也。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分为二周(西周国、东周国)，有逃责之台(服虔曰：‘周赧王负债，无以归之，主迫债急，乃逃于此台。后人因以名之。’)，被窃鈇之言(应劭曰：‘周赦王出，至路边窃取人鈇也。’)，然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既于王赧，降为庶人，用天年终。号位已绝于天下(指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国，周赧王去世)，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余年(指公元前256年周灭后至前221年秦朝建立，天下空缺天子之位30多年)。”“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一切取胜。因矜其所习，自任私知，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指不封为诸侯国君)，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籓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超过应有的历数，一说三十世)，秦不及期(不及期望的寿命，一说第二世)，国势然也。”〔53〕在班固看来，秦朝短命的根本原因是取消了夏、商、周三代沿袭已久的封建古法，以皇室子弟为“匹夫”，失去了“骨肉本根之辅”“尺土籓翼之卫”。而周代之所以长命，正由于“监于(夏、商)二代”，沿袭并完善了封建之制，“深根固本，为不可拨者也”。魏文帝宗室曹元撰《六代论》，总结周代以下历代政治的经验教训，指出周祚长，赖有封建；秦速亡，因废封建。〔54〕西晋陆机撰《五等论》，力陈封建制比郡县制更优越。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诸侯国，国君因封国是自己的土地，百姓是自己的子民，所以能惜土爱民。而郡县的长官因“挟一时之志”，不能保证长久做官，往往鱼肉百姓，遇到战事也不会拼命捍卫皇室江山。因此，清代顾炎武揭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55〕

“秦亡于专”，还体现在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别黑白，定一尊”，制定了思想、言论的钳制政策。这固然可以扼杀一切不同意见，但也使得皇上无法了解外面的真实状况，造成身处绝境而不自知。西汉的贾山在谈到秦时“群盗满山”的社会现象时指出：“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56〕赵高派人诛杀秦二世时，秦二世命卫兵前往应战。但左右卫兵纷纷“惶扰不斗”，作鸟兽散，只有一个宦官“侍不敢去”，紧随其后。得知宦官早就了解赵高谋反的内情，秦二世问他：“何不早告我？”宦者回答：“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57〕这个回答，给后世钳制民心民口的专制统治者留下了反思，值得人们好好咀嚼品味。

注释：

〔1〕该观点笔者在2007年第8期《学术月刊》发表的《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上的四次启蒙》中最早提出，后在2020年第2期《探索与争鸣》发表的《“重写中国思想史”发凡——中国思想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反思与构想》中加以重申，《新华文摘》2020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太平御览》卷一四六引《韩诗外传》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按：这段话不见于今之《韩诗外传》。《韩诗外传》作者为汉文帝时博士韩婴。韩婴传《诗》又传《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见于《汉书·盖宽饶传》盖宽饶上书所引《韩氏易传》之文。

〔3〕〔宋〕范祖禹：《唐鉴》卷四。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六〇《封建考》。

〔5〕《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6〕《战国策·齐四》。

〔7〕“西周自穆王以下，统治秩序渐趋松弛。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夷王时‘荒服不朝’，厉王以后更是江河日下，连天子之位也动辄废黜，《国语》载‘厉王虐，国人逐王’便是显例。”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

〔8〕〔16〕〔24〕〔25〕〔28〕〔29〕〔31〕〔32〕〔35〕〔39〕〔42〕〔43〕〔47〕〔57〕《史记·秦始皇本纪》。

〔9〕〔55〕〔清〕顾炎武：《亭林文集·郡县论》。

〔10〕《汉书·地理志》。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在制造业努力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过程中，财务工作的转型升级或将成为非常重要的突破口之一。如果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在于推动经济转型，那么，打造中国财务工作“升级版”的重点就在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和深化管理会计应用。

〔11〕〔22〕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40页。

〔12〕〔19〕〔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13〕〔14〕〔20〕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1、82、8页。

〔15〕“秦的废封建较为坚决、彻底，然虚封未止。”“仅赐名号，并无封土”，是一种“虚封”。冯天瑜：《“封建”考论》，第40页。

〔17〕一说四十七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1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一)·序言》，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

〔21〕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5期。

〔23〕《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评价》，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中国21》1999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31页。

〔2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

〔30〕《金石萃编》卷四一《秦绎山刻石》。

〔33〕侯生、卢生语，《史记·秦始皇本纪》。

〔34〕〔44〕《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36〕《汉书·食货志下》。

〔37〕征伐时间，据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38〕《淮南子·人间训》。

〔40〕《汉书》卷六四《严助传淮南王安上书》。

〔41〕《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

〔45〕五次石刻文字收入《史记·秦始皇本纪》。

〔46〕《史记·李斯列传》。

〔48〕《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49〕〔50〕《汉书·食货志》。

〔52〕《汉书·贾谊传》。

〔53〕应劭云：“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岁，此谓过其历者也。秦以谥法少，恐后世相袭，自称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万，今至子而亡，此之为不及期也。”

〔5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60-1162页。

〔56〕《汉书·贾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