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的范式转变与动能提升*
——基于空间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应对

李程骅

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与本质要求,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新实践,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规律和新要求,加快转变区域发展方式,着力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区域治理的高质量协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持续提供发展动能。要针对我国城镇化进入“后半场”,城市群、都市圈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阶段性特点,加快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空间结构与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区域空间一体化的创新动能,向区域空间重组要品质、向一体化发展要力量、向治理协同要效率,让创新要素的“空间再生产”为提升区域发展能级提供重要支撑。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范式转换:由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主导的一体化战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新实践,必须从根本上处理好新形势下的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特别是在城市群、都市圈主导的区域空间一体化发展格局中,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转向以质量效益为重点的可持续创新发展,实现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从土地、劳动力等转向科技、人才主导的创新驱动,更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充分释放空间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带动作用,以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发展动能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全面把握经济和人口集聚的规律与趋势

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尽管是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起步的,但在进入城镇化中期之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群、都市圈的迅速崛起,成为令世界瞩目的现象。在这种快速的“压缩型”城镇化之路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1)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1978年至2022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9.2亿。到2022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近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与此对应,全国80%以上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市。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主要城市群,承载了全国约80%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地区生产总值,成为集聚优质资源要素、引领经济发展、驱动创新创业的主要空间载体,引致了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范式转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2)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可见,提升城市群功能,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有利于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共同构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从世界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现阶段我国区域发展范式的转换,是由我国城镇化进入“后半场”的现实基础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依据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基本规律,城镇化率在超过65%之后,城镇化速度会明显减缓,但人口加速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圈聚集的趋势不会改变。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在城镇化到了这一阶段后,都出现了人口更多向东京、首尔集聚的情况。然而,伴随着以土地城镇化主导的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加上受人口总量提前达峰影响,未来我国城镇人口增量将持续下降,逐步转向平台发展期,人口跨部门跨区域配置带来的增长动能也将有所减弱。(3)杨荫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3年第4期。应对这种发展趋势与范式的转换,必须强化战略前瞻与规划引领,确保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增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带动力

在中心城市引领的城市群、都市圈空间扩展新格局中,必须以更有效的规划政策,提高土地利用率,转变城市与区域发展方式,着力提升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成效,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准,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有效化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的空间再生产效应,也促进了从粗放型、速度型的城镇化向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的转变。一方面,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着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必须顺应城市群、都市圈正在重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版图的趋势,坚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从全国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4)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2月15日),《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5页。城市群、都市圈的崛起带来了区域发展范式的转变,一体化的空间重组将强化创新发展、协同发展,促进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另一方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走好共同富裕之路的要义所在。城市群、都市圈不仅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我国已经确定的19个城市群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强调要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因此,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必须把准城市群、都市圈的新特征、新趋势,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构筑新高地新平台,持续增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带动力,不断提升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优势。

(三)积极应对区域现代化发展范式的重大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强调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充分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在我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后,把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上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全局性战略任务,重构区域经济布局,重塑区域发展的动能,在主要城市圈区域一体化建设产业体系、创新体系以及相应的要素配置与流动机制,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区域现代化发展范式的重大转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6)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落实这一要求,推动区域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因城施策、分类引导、标本兼治,协同推进城市群、都市圈的生产力布局和要素平台规划建设,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从宏观布局来看,我国覆盖国土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已经形成,19个城市群及多个现代化都市圈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骨架和高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高铁已覆盖全国92%的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区域间的高效互联互通大幅压缩了传统的地理空间,由此带来城市格局、人口布局、经济版图的变化。以城市群为单元的1—2小时交通圈,为人口流动、产业重组、要素重构和创新资源的高效集聚提供了新的平台。(7)陆东福:《打造中国高铁亮丽名片》,《求是》2021年第15期。从具体的空间形态来看,在一个超级城市群的空间中,单中心或多中心的现代化都市圈在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中发挥的集聚与带动作用越来越突出。以城市群、都市圈周边地区为腹地,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一体化建设产业体系、创新体系、消费体系和国际交往体系,有助于加快形成经济体系相对完整的经济圈,并再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形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对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边界与功能作出明确界定: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必须顺应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范式的重大转变,在空间格局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以创新行动强化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间动力源功能,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对城市群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城市群、都市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并通过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布局来造就新平台新动能,吸引与集聚各类创新要素,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整体提升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实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城市群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统筹:构筑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体系

在当今全球化产业分工体系中,创新活动越来越向中心城市、城市群区域集中,城镇化和城市群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集聚高端化创新要素的重要基础。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进程来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既是长期自然历史演化进程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主动引领与实践选择的产物,二者互动推进、交织演进,使城市群、都市圈具有既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又遵循经济规律的最佳空间结构形态,由此成为现代化国家空间布局战略体系的核心内容,承担着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发动机”和“推进器”的使命。(8)唐亚林:《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空间布局战略体系——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考察》,《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可见,只有把城市群、都市圈打造成更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建立起高度开放、自主可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方能带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9)李程骅:《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光明日报》2018年2月23日。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距,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更多体现为要素的空间调整。(10)刘西忠:《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同的空间战略红利》,《中国国情国力》2023年第5期。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目标任务在各区域不可能同步同水平实现,必须发挥先行地区的探索示范作用。进一步放大城市群、都市圈以及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要素配置枢纽效应和创新引领效应,是促进城市群及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性选择。(11)李程骅:《中国特色城市群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引领与实践进路——以扬子江城市群为样本》,《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

(一)加快建立基于城市群、都市圈的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

从我国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区域空间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构建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大空间平台的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在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内部推进一体化发展战略,有助于高效破解区域内外发展落差,加快建立重大区域—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一般城市—县城区域—城镇乡村等多层级、网络化的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从区域经济运行的机理来看,通过中心辐射、以点带面、以强带弱、以城带乡,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经络,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区域联动格局。“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形态多元化。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12)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与中部城市群等地区存在的不均衡甚至巨大落差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国家规划层面的战略统筹,注重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高效的城市群区域协商机制以及刚性的行动约束,推动单一的行政治理向区域之间的联合治理转变,促进各类要素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整体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区域高质量的协同发展、共享发展提供系统性的保障。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方略。但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落差显著、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越来越突出,通过深化改革、协同发展促使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探索超级城市群地区集约发展新路子,既是解决本地具体问题的需要,也是为全国探路的使命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从战略意义、总体要求、定位布局、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统筹协同发展相关任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开展试点示范、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描绘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13)中共中央、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6月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京津冀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出了超级城市群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促进了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伴随着这一重大战略的深化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重点领域协同推进“京津研发、河北制造,北京研发、津冀转化”的空间布局演化。京津冀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13年的6.2∶35.7∶58.1转变为2022年的4.8∶29.6∶65.6,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效显著。(14)《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日报》2023年5月5日。

(二)坚定不移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新型城镇化

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城市群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的重要平台,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以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体化来构建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要继续提升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核心功能,疏解承接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另一方面,要在提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政策的精细度上下功夫,统筹运用好各类区域政策措施,改进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要着重增强城市群的辐射性和带动力,在城市群的区域空间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相对平衡与持续推进。其次,要更加突出协同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加快建立系统协作的组织体系、利益协调与治理机制,让各相关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实现合作共赢。再次,要针对城市群各区域以及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因行政层级不同所造成的一体化发展障碍,加快建立“顶层设计”主导的行政区间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区域的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与各城市规划的衔接配合,尤其要在产业协同方面保持政策连贯性,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其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对照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在以上海为龙头的沪苏浙皖联动发展中,国家发展改革委针对安徽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江苏、浙江,特别是皖北地区的“洼地”效应加剧的现实,决定加大长三角区域的合作帮扶力度,由沪苏浙的部分地区一对一帮扶皖北经济薄弱的八个城市。(15)国家发展改革委2021年12月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具体结对安排是:上海闵行区与淮南市、松江区与六安市、奉贤区与亳州市,江苏南京市与滁州市、苏州市与阜阳市、徐州市与淮北市,浙江杭州市与宿州市、宁波市与蚌埠市。结对合作帮扶的期限为2021年至2030年。结对帮扶的重点是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探索创新飞地、园中园等模式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等机制,积极推进产业转移与承接,构建产业、技术、人才、资本、市场等深度结合的合作帮扶工作格局。这些共建的省际产业合作园区,在成为结对城市产业协同的主抓手之后,不仅深化了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协作融合,也成为跨省合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长三角地区这种探索区域内合作帮扶欠发达地区的实践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他城市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模式,探索出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的新路径。

(三)率先建立健全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体化市场体系

推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既需要政府层面高质量协同治理政策的引领,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率先在主要城市群建立健全一体化的市场体系,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双向支撑。在新一轮城市群、都市圈大尺度空间的一体化进程中,统一大市场带动经济带、经济区和功能区的耦合,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也有利于形成更加集中集约的都市圈多支点支撑的网络化空间格局,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质量和能级。都市圈是我国城镇化总体格局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连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核心链条或地带,也是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关键平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城市群内外部的协调联动,必须把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作为重点选项。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在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的同时,还能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强化内生发展动力。都市圈在城市群内部率先深化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展现交通设施与服务机制的“同城化”效应,有助于加快打造发展高地与合作平台。因此,应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抓手,以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16)《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2019年2月印发。

(四)打造体现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色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地

放大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协同效应,打造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体系与城市群、都市圈内部高效联通的交通体系,促进大都市连绵区或“同城化”区域的融合发展、协同发展与合理分工,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国家层面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其核心圈层分为“1+5”都市圈,分别是上海大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17)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12月印发。在此之前,2016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到2030年将长三角城市群全面建成全球一流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即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强化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的聚合发展。上海大都市圈的“1+8”规划,以上海市域为核心,涵盖了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4市,浙江的宁波、嘉兴、舟山和湖州4市。以上海大都市圈为核心,这五个都市圈均有明确的分工,都被要求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卡通为着力点,加快提升同城化发展水平。从这个超级城市群的“次序格局”来看,在江苏的行政区域中,有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以及北向的沿海发展带,苏锡常通四市是上海大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形成了上海大都市圈与苏锡常通区域叠加发展之势,上海与苏州的同城化程度加深。都市圈最重要的特征和优势是轨道交通的网络化、便利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长三角地区是引领区、先行区,被赋予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任,其核心空间骨架是上海大都市圈的轨道交通网络。《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提出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推动构建功能定位精准、规划布局合理、网络层次清晰、衔接一体高效的现代轨道交通系统。这种密集网络化轨道交通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锚固区域发展轴带和经济节点,高效支撑引领长三角地区核心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都市绵延区,让上海与苏州、无锡以及嘉兴等地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有助于长三角地区新产业集群、科技集群、创新集群的生成与生长,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构建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以产城人的一体融合锻造高品质的城市生活,满足区域内常住人口与家庭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等,从而整体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长三角地区核心区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生动实践,也验证了在行政区划不调整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实践行动跨越行政区藩篱,实现共享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可行性。

科技创新引领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动能

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新实践,强化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在区域一体化的空间中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在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间网络节点上打造产业科技创新的新高地、新平台,在数智化场景中形成科学的分工体系,以有效驱动整体的质量效率变革,为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能。

(一)以产业科技创新为牵引,在城市群与都市圈打造战略性的创新载体平台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

基于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要求,在城市群、都市圈的产业空间率先推进创新驱动的质量效率变革,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目标与任务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城市群、都市圈在经济规模、创新驱动与空间融合等方面集中性高、集约性强,已经成为承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增长极”与“动力源”,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城市群、都市圈的这种核心地位不会改变。(18)李程骅:《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方略新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外城市群在经济、科技和产业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即使是我国当前发展最好的城市群区域,如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等,在单位空间的投入产出比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仍明显落后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世界一流城市群,建成区的人均和地均产出大致只有日本的1/4和1/10。(19)高国力、李天健、孙文迁:《我国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路》,《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2期。因此,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必须以向空间重组要质量、向科技创新要动能、向产业分工要效率为战略导向。在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体化空间中,加快推进质量效率变革,以动能转换率先实现转型发展,要在把握城市群、都市圈的功能特征及其内部的要素集聚规律的前提下,精准施策,持续深化中心城市对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驱动力,促进产业集群、科技集群与创新集群的深度联动,加快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与一体化发展的合力,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战略支撑。

鉴于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强、引领力强,对外围的辐射带动作用强,有能力带动城市群与区域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要遵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的要求,(20)习近平:《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2015年12月20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一方面,充分发挥超大特大型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加快形成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格局,培育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创新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促进各板块各单元由平面化竞争、单向度协作转向立体式合作、多向度协同,从而实现动能交换、优势互借、相互赋能、共同发展,全方位破除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进一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全面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有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才能攀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重要节点位置,进而实现城市与区域能级和实力的提升。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这种综合优势,要以重大生产力布局为抓手,把握科技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依托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加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培育一批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建立具有核心竞争力和高度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国家重大科技平台在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中促进产业集群、科技集群、创新集群联动生长的作用,以高水平的开放开源与安全包容,构筑创新载体集聚地,建立高效率的创新生态系统,率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培育出新技术新赛道上的领军企业和平台载体,协力打造数智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展现创新实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硬核支撑与持久动能。

(二)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效率的率先变革,加快形成科技与人才主导的创新要素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动力机制

创新驱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在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上率先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是把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一种资源,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突出市场的规则导向;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构建,也能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破除有形与无形壁垒。城市群、都市圈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基于统一市场的资源要素充分流动与合理配置。以区域高质量发展来倒逼统一大市场建设,其空间演进路径应是由中心城市带动都市圈与城市群由内向外直至全国的多向联动,依托区域性轨道交通网络的“硬联通”促进协同联动机制的“软联通”,高标准推进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在这个进程中,基础设施“硬件”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将被加快消除,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显著提高。应当承认,当前国内偏向行政单元的区域发展,容易造成跨区域的要素流动与空间治理成本过高,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建立统一大市场,需要在区域间、区域内同步推行一体化的政策机制,城市群、都市圈涵盖大中小城市、城镇与毗邻区域,发挥其市场引领功能,有助于打破原来的行政单元治理格局,让区域经济的分工与一体化市场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加快实现从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的新转变,从行政区域竞争向功能性区域协同的新跃升,从而形成适应科技、人才主导的创新要素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空间形态,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不仅要依托现代化城市群、都市圈的主体空间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而且要把建立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始终坚持创新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进入“十四五”,我国的创新体系空间布局细分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多个层级,这些科技创新中心、科学中心的发展都必须依托城市群、都市圈的教育、科技、产业和人才等优势资源,形成创新集群引领的载体平台。放眼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驱动的现代化城市群、都市圈打造创新制高点,正在形成高密度的科技集群,并且朝着与产业集群、创新集群一体化联动发展的方向演进。科技集群是地理空间上邻近、技术和经济相互链接的创新企业、知识机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科技集群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逐渐形成领先的核心技术和持续的创新能力,不断产出大量的新知识和新产品。科技集群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科技能力和创新活力,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1个科技集群,与美国并列世界第一。入选该报告的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以及上海-苏州三个科技集群,对应的载体空间正是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和长三角三大城市群,也与我国全力布局的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呼应与协同之势。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发挥科技创新驱动对区域发展的引领作用,我国布局建设了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粤港澳大湾区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华社授权发布,2021年3月。北京科技创新中心集中了大量优质科教资源,其主要任务是打造全国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是集中打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3大产业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着重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前沿、港澳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打造全球最大的中试验证和成果应用推广基地。我国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任务是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水平创新平台,整合优质创新资源,构筑世界级原始创新高地,以此来聚集全球顶级人才和高水平的人才团队,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务实推进科技、人才与教育的一体化战略,为我国开辟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三)培育壮大城市群、都市圈空间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打造科技创新驱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统筹布局关键创新资源,让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高起点破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优化创新空间布局,而且有利于培育造就城市群、都市圈空间中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形成科技创新带动的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我国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位引领、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策源、三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撑带动的多层次区域创新格局。(2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突破》,《求是》2023年第8期。这些区域创新高地作为重要科技创新策源地和增长极,辐射带动国内创新发展,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合作,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北京充分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大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建立高效协作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全面提升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奠定了科技集群进入世界前列的基础,带动京津冀形成了区域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上海—苏州地区科技集群的形成,标志着长三角核心地区的科技集群已经突破行政边界、朝着长三角科技共同体的趋势发展。(23)楼崇:《强化长三角科技集群区域协同》,《群众》2022年第22期。在国家层面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长三角的定位是“一极三区一高地”: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其中的“现代化引领区”进一步明确了长三角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责任担当。长三角对标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群,当好引领全国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必须持续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由此,以产业集群支撑科技集群,协力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培育壮大高水平的创新集群、大尺度的创新空间单元,打造全国性的创新高地,建立一批世界级的产业与企业群落、大科学设施群就成为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跨地域的科创资源、人才资源和空间资源整合协同,将会形成澎湃的创新动能,提升内生动力,扩展外向张力,整体提升长三角区域的发展能级和引领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4)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广东携手港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探索三地创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25)《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2023年5月发布。同时,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中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集中部署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等“国之重器”大装置大平台大项目,提升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季华实验室的开源合作能力。(26)卞德龙等:《大湾区科创实力“硬”在哪?》,《南方日报》2023年5月24日。这种创新合作的模式及成果,拓展了港澳发展空间,也更生动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协力创新、包容发展的制度优势和美好前景。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本质要求,决定了创新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与长期性。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群与都市圈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应对区域发展范式的重大转变,必须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与区域创新高地培育,吸引海内外创新资源高效集聚,营造高水平开放创新生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加快实现区域发展的动能转换,核心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着力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效率的率先变革,强化产业集群、科技集群、创新集群的空间协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进入新境界。要在战略层面瞄准早日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加快实现国家发展驱动力的根本转换。要把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联动发展作为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区域发展范式的真正转变提供持续动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不断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