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连环探秘

黄鑫炜

摘 要：20世纪后叶，跨学科交融的研究方式成为新风尚，受到大学术界影响，音乐学界也出现了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率先使用多学科研究思维进行研究的是项阳，他在前人戏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反思，走出一条自己的音乐学研究之路，构建了独特的中国音乐研究体系。

关键词：项阳；中国传统音乐；整体一致性；“接通”理念；以乐观礼

20世纪后叶，受到大学术界的影响，音乐学界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冲击，而音乐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产生的诸如“音乐民俗学”“音乐地理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美学”“音乐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民族学”“音乐形态学”等学科大大拓宽了传统意义上的研究领域与范畴，拓宽了研究思路，音乐学的研究也走向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道路。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率先使用多学科思维进行研究的是项阳，他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反思，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音乐学研究之路，构建了独特的中国音乐研究体系。

项阳出生于1956年，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他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弓弦乐器史》、2001年出版的《山西乐户研究》、2004年出版的《当传统遭遇现代》、2014年出版的《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以及在2007年出版的日文书籍《乐户：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承载者》等专著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主要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一致性、“接通”的理念——历史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化实践、以乐观礼三部分对项阳先生的学术理念与实践的创新进行论述，并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访与洞察项阳先生学术理念的创新动因与发展历程。

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一致性

从文献上进行把握，项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致性的思考从研究山西乐户时就已经开始。在《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一文中，项阳提出了诸多问题：中国音乐文化是否有一条主脉；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是否存在一致性；在中国历史上，宫廷与地方上的乐人们所从事的音乐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一致，为什么会存在一致性；等等。[1]由此可见，项阳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存在一致性的现象非常重视，并且在之后的研究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一致性进行了许多探索。在中国乐籍制度的研究中，项阳通过梳理乐籍制度中的轮值轮训制，对始于北魏并延续发展了一千又数百年的乐人培训制度之本体进行把握，对轮值与轮训的具体工作进行辨析，明确了正是轮值轮训制的存在，使得自上而下的用乐一致性得到保证，构建出一种独特的在制度保证之下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音乐传播方式，确立了一条我国古代由宫廷到地方官府、军营、寺庙并对民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由制度作为根本保证的中国传统音乐主脉。对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主脉之把握有力地证实了中国传统音乐是有主流形态的，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是自然传播的思想给予有力回击。由于国家制度的存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绝非松散无序的，当下仍旧可以见到的许多音声形态，包括戏曲、说唱、民歌等音乐体裁都由此传播而来，对主脉之把握更加明确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一致性的特征。

主脉是用乐制度层面的保障，而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项阳对音乐的功能性意义进行了辨析，他最初从功能上将音乐分为“为神奏乐”和“为人奏乐”两条脉络。在经历“为神”与“为人”的思考，把握仪式与非仪式为用，探索礼乐和非礼乐为用的多重功能意义后，项阳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由专事于礼的、具有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礼乐形式，以及专门服务于人的、作为欣赏和审美的俗乐形式。在《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一文中，项阳将礼乐、俗乐与事神、娱人相对应进行辨析，对历史上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用乐理念进行梳理，对当前依旧存在“为神奏乐”和“为人奏乐”的我国乡村社会进行实地考察，探究传统文化在乡间得以继承的基础和传统音乐活态在我国乡间社会保持活力的根本因素。通过对功能、礼俗、制度的统一把握，对乐籍制度保证下各地官府礼俗仪式在用乐规定下的一致性与导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主导脉络通过乐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进行了解释。历史上对我国音乐文化传统造成决定影响的制度有两个：其一是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虽然东周时期礼崩乐坏，但是礼乐之制早已深入人心，并在之后的转化过程中决定了中国音乐文化中礼乐与俗乐两条脉络的形成；其二是形成于北魏时期的乐籍制度，这种从宫廷到地方官府、军旅乃至寺属音声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形成的樂籍制度，使中国传统音乐在封建社会中更加制度化、体系化。[2]而在中国乐籍制度下施行的轮值轮训制，正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主脉之所在，且主脉产生的音乐主流也影响着其他音乐的产生与发展，这是中国千百年来音乐文化得以整体传承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山西乐户的研究中，项阳通过探究乐户的组织结构、信仰、生存方式、社会经济地位，把握其与鼓吹乐、宗教音乐、戏曲音乐等各种音声形态的关系，并对其在国家制度下接受统一训练后所承载的音乐本体一致性内涵进行把握。在民间音乐的田野考察中，项阳发现当下很多由民间乐人承载的多种音乐种类，在历史上是“很不民间”的音乐，清代雍正帝废除乐籍制度后，由于仪式用乐的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的存在，由乐籍中人承载的音乐传统成功地完成了“文化下移”，将官方制度下的用乐成功地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民间礼俗的形式（仪式用乐）、功能性用乐使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得以承继。对乐籍制度存在之下的一致性的把握是项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一致性探索的重要部分。

学界部分学者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将目光更多地放在同质文化或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性上，但是对其传统的一致性没有进行认知与把握，那研究其差异性无异于无根浮萍。项阳立足于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致性的把握，广而深地对影响深远的乐籍制度与礼乐制度进行研究。

二、“接通”的理念——历史民族音乐学的

中国化实践

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关于历史的研究，從古典进化论学派到传播学派都有涉及，又受到历史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影响而强调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渐渐提倡“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转向。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对于关注历史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谢勒梅在他的文章《历史民族音乐学：重建法拉沙礼拜仪式史》中，从口传资料和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视角，对法拉沙人礼拜仪式及其历史进行了文化阐释。赖斯受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的观点启发，提出了重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三重模式：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这一模式的提出弥补了梅里亚姆三重模式（概念、行为、音声）对历史的忽视，强调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当下活态的音乐文本时，不仅要关注其共时的、即时的变化及生成语境，还要对音乐文化进行历时的、过往的纵向思考审视。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中国音乐学界以王耀华、伍国栋、洛秦、赵志安等人为代表，将“历史研究”“历史观”“历时性”等作为关键词展开了理论与概念的讨论。历史民族音乐学首次在我国提出是因为美国华裔民族音乐学家郑苏在2000年来大陆的讲学中，对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作了介绍。200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薛艺兵博士在舞蹈研究所举行的一场学术讲座中，对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理念进行了重点阐释。[3]与其他学者主要在概念与方法论方面对历史民族音乐学进行讨论不同，在历史民族音乐学概念在中国提出之前，项阳的许多研究就已经开始对历史进行“接通”的实践。在长期实践后，项阳摸索出了适合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的“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

“接通”的理念可以认为是项阳学术理念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同时“接通”理念的形成也代表项阳对历史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相当进展。而“接通”的落脚点是项阳对学界研究局限性的反思，他认为以往研究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更多探讨的是共时音乐形态，忽略的恰恰是对音乐文化中一些形态的历时演化关系，对纵的脉络以及音乐形态的历时演化探讨不深，导致许多问题认识不清。[4]在认识到音乐的历史、音乐文化的历史以及音乐事项的历时演化关系的重要性后，项阳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接通”的理念，既注重音乐本体形态，又注重整体历史文化，使中国音乐的研究走向深入。

在中国音乐史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项阳认识到研究源自传统的东西必须要有历史视角，要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进行立体式研究，两个学科所研究的层面互有渗透，由此两个学科的“接通”势在必行。而在音乐文化大背景下，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两个学科“接通”后的学科理念，又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相吻合。在运用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时，并不是说找到几条相关的历史文献就代表有历史观念，而是要真正能够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这就需要对其历史与当下活态进行“接通”。

项阳致力于在多种学科“接通”和知识结构的拓展中促进相关学术问题的解决。即便是个案的调查，项阳也强调要更深层次地宏观把握，在有针对性地不断拓展知识结构的过程中，强调尽量“接通”，努力避免研究的局限性。他在研究当下传统的活态时，加强史学的训练，加强与大学术界的“接通”来达成避免研究局限的目的。在对传统音乐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的探索中，项阳将研究方向定位在“中国音乐文化遗产”，这是出于对活着的传统音乐样态进行合理解释的考量，也是“接通”理念的现实生发。项阳通过多年的十几个省市的田野工作，深刻感受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活体样态，从中发现问题并做出思考，进而努力从历时的研究层面展开工作，与历史文献接通，这是将音乐史学与传统音乐相结合的研究。[5]

项阳还积极地与大学术界进行“接通”，多次参加大学术界举办的学术会议与各国学者进行交流，如在香港举办的中国地方社会仪式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举办的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新路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针对共同的研究对象，项阳提出各学科之间应主动打破学科壁垒，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项阳与王秋桂、郝瑞、陈春声、刘志伟、周大鸣、郑振满、刘永华、黄向春、赵世瑜、叶涛等多位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让学术理念进行碰撞并再次生发，积极总结与反思，建立起“回到历史现场”的学术理念。在对中国传统进行研究时，项阳调整既有的学科知识，建立起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意识，运用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在把握历史文献的同时，积极走向历史现场、走向地方社会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传统活态及多种区域文化材料，真正成为历史人类学学科理念的践行者。

项阳于200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中国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这门课中提出了九个接通的理念：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6]“接通”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项阳对其“接通”理念的实践更是为学界开辟出了一条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本质的可行之路。同时“接通”的理念更是一种跨学科、跨研究对象、跨方法论的理念，打破了当下研究的思维定式。在对“接通”理念潜心实践后，项阳指出：作为传统总是在历史上生成，经过了持续性的发展演化而积淀在当下者。涵盖了历史上国家意义的主流音乐传统，经历了复杂的接衍、转化，当下以非主流化的样态更多存于乡间社会之中。如果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仅仅对于传统音乐以当下的“民间态”进行把握，不接通转化之脉络，在田野考察中不建立“回到历史现场”“多种功能性用乐”使大传统延续的理念，则很难有整体性的认知。既然我们认定其为传统音乐，如果不去把握其深层内涵，不关注传统的“发生学”意义，看到传统的生成发展以及经历演化之后在当下以何种方式积淀，则是对传统理念认识不足。[7]

“接通”的理念从创造到应用于研究，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可。项阳的“接通”理念在不断生发中，影响了大批同时代学者，其指导的众多研究生如郭威、孙云、任方冰等都运用“接通”的理念在自己的研究中取得了客观的成果，其他自发运用“接通”理念的音乐学者们同样也受益匪浅。

三、以乐观礼

“以乐观礼”是近些年项阳在中国乐籍制度研究与“接通”理念践行之中提炼出的一个课题。通过对中国乐籍制度的研究并与大学术界不断交流，项阳发现：“既往音乐学界的研究如同大学术界一样，讲礼乐更侧重两周礼制的层面，似乎将礼制厘清这礼乐也就清楚了，鲜有从乐的视角认知；再者，讲礼乐更多关注两周，认定其后礼崩乐坏，礼乐消解，更多将目光盯在俗乐一脉。其实这礼仪用乐诉求，无论国家还是民间一直存在，且具多类型、多风格，礼乐同样反映社会人群的多种情感，如果不能认知这一点，则难以把握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性意义。”[8]与大学术界“言礼不言乐”不同的是，项阳提倡“礼乐相须为用，言礼更要言乐”。通过研究历史讲求整体一致性的理念，项阳从宏观的视角对礼乐与礼制进行探索，因为音乐的时空特殊性，古代无法通过录音与录像的方式将其记录，音乐的本体形态也难以用文字将其表达，所以音乐的活态传承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以乐观礼”既是项阳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的新实践，也是项阳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提供的一个新视角。

项阳通过对大量文献古籍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查阅与梳理，力图以宏观的视角从整体上对礼乐制度确立到完善并发展的千余年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并清楚把握。通过梳理与辨析中国礼乐制度既有理念，项阳提出了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两周时期为礼乐制度确立期，汉魏、南北朝时期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隋唐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宋元以降直至清代为礼乐制度的延续发展、随着封建社会解体直至消亡期。[9]由此可见，中华礼乐文明传承三千余载，礼乐制度自周初创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与礼制相关的乐制也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针对古人有时将礼乐与雅乐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导致后世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难以把握的问题，项阳从功能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辨析，认为礼乐应该涵盖雅乐，雅乐是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之应用范围相比雅乐来说要更广，雅乐主要应用于国家大事祭礼之时，代表国家乐舞的最高使用标准。起源于汉代军中的鼓吹乐，经过历朝历代不断发展，从军中走向宫廷，参与各种礼仪，不光在宫中太常寺设置了鼓吹署，宫外各级官府均有设置。从宫廷卤簿到各级官员的本品鼓吹，县衙以上都有鼓吹乐人的编制，再到五礼中的宾军嘉凶（参与了五礼中的四礼用乐）中的仪式用乐，其面既广且宽。[10]地方官府中能够把握的国家礼乐除了用“华夏正声”演奏《文庙祭孔乐》之外，主要是鼓吹乐，由此可见鼓吹乐成了自上而下传播传统文化五礼观念的桥梁，成为宫廷与民间百姓接通的载体。

根据《太常续考》，项阳在宏观视角下对明代礼乐制度进行了微观研究。《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结合多种文献对吉礼大中小祀用乐之不同进行辨析，重在对大祀所用雅乐从多层面进行解读，以把握雅乐本体的深层内涵。[11]在《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中，项阳着重论证了全国性吉礼小祀乐用教坊的重要意义，试图接通历史上国家礼乐制度中吉礼小祀用乐与当下各地民间信仰祭祀用乐传统之环节，并辨析小祀用乐音声类型丰富性。[12]

“以乐观礼”，以乐的视角对礼乐文化进行研究，为学界研究注入了乐的意识，丰富了研究角度，不但丰富了音乐学界的研究，也使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愈加完整。项阳的研究填补了大学术界对两周之后再无礼乐认识的空缺，也因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对完整把握文化的追求，项阳成为音乐学界对礼乐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

四、结 语

从前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项阳的学术理念与创新实践是在相互交织并行中不断发展直至成熟的。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一致性的研究到“接通”的理念，再到“以乐观礼”视角的具体实践，项阳在逐步的实践中构建起了他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体系。作为后学，我们应对学界前辈之理论进行整体学习与把握；面对当前复杂的研究环境，当单一学科、单一方法的研究理念明显不能解决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时，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多学科学习的精神，调整知识结构，开拓学术视野，吸取学界的先进思想；要多走向田野，把握当下音乐传承的活态存续并从中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研究音乐更应注重音乐本体，找到本体与文化研究之平衡点，避免出现音乐与文化“两张皮”的现象；学科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并重，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如此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道路。项阳先生凭借对学术的热爱与研究中的不断反思创建出一套完整的中国音乐文化研究体系，作为后学，我们也要在前辈开创的道路上不断反思、继续前行。

（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

参考文献

[1] 项阳．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J]．中国音乐学，2001（2）：11-20.

[2] 项阳．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J]．中国音乐，2007（2）：25-34，2.

[3] 同[2].

[4] 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音乐研究，2004（1）：18-29.

[5] 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J]．中国音乐，2008（4）：1-7.

[6] 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1）：9-20，4.

[7] 同[6].

[8] 项阳．学术理念养成与探索的意义：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心得[J]．民族艺术，2015（1）：5-10，16.

[9] 項阳．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1）：11-20，6.

[10] 项阳．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1）：3-12，50.

[11] 项阳．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0（3）：99-112，202.

[12] 项阳．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上）[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0（3）：25-3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