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斯诗与歌Auld Lang Syne国际传播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叶红婷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24 中 国

荆楚理工学院 荆 门 448000 中 国

李正栓②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24 中 国

一、引言

Auld Lang Syne由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创作，既是诗，也是歌，汉译多为《友谊地久天长》，已成为诗与歌在国际范围内成功传播的经典案例之一。作为诗，Auld Lang Syne在两百多年间被推陈出新的彭斯诗集、英国文学史教材、诗歌类通俗读物等收录其中。作为歌，不同国家或沿用其旋律，或译配歌词，或用特色乐器演奏，或经由不同歌手演唱，经常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场合作为压轴曲目演绎，并以“最受欢迎的三大英文歌曲之一”入选《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中国诗歌是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智慧的重要载体，其国际传播是展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诗歌与Auld Lang Syne都有诗乐结合的特点，加上其他相似性，为两种文明互鉴提供了科学理据。现代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Lasswell，1902-1978）于1948年首次提出5W传播过程模式，即：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s what）→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传播对象（To whom）→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s）。本文从这5个维度探索Auld Lang Syne国际传播的成功经验，并反向观照中国诗歌的传播现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提供些许借鉴。

二、传播者（Who）：因诗制宜选用适合的译介模式

传播者（Who），是发起并主导传播行为的人，主要任务是收集、加工和传递信息（Lasswell，1964：22）。不管Auld Lang Syne的个体传播者还是群体传播者，都拥有天然的语言优势。虽然该诗以苏格兰方言写成，但仍属于英语，基本不会有传播障碍。这启示中国诗歌要到达最广泛的国际受众，尤其需要消弥语言和跨文化交流带来的隔阂，根据具体诗歌选用适合的译介模式。

1.尝试多种模式译介中国诗歌

中国文学的外译“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由外国人翻译，就是所谓的‘顺译’”（王宏印，2015：62）。中国译者将中文作品翻译成外语，则是“逆译”。外国译者具有母语优势，了解受众的阅读习惯，因此不少人倡导中国诗歌外译要“顺译”，甚至排斥“逆译”，但中国诗歌单靠外国译者是不够的。他们时常会因为文化隔膜对中国诗歌产生误解和不当表达。汉学家葛浩文（Goldblatt）认为“……不管译者多么技巧纯熟，外国人依然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作品”（胡安江，2010：11）。若中国没有自己优秀的翻译人才，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将陷入坐等他译的被动状态。在实践层面，中国诗歌“逆译”也已取得斐然的成绩，如许渊冲、杨宪益、汪榕培等学者外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对于有理解难度的中国诗歌，还可采用“顺译”与“逆译”结合的模式，不管谁主译，都由中国译者确保诗歌的语义、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得以传递，由外国译者确保译语的流畅性和地道性。此外，由同样熟谙他国思维模式又兼具外语能力的海外华裔也可外译并传播中国诗歌。相关部门或可通过政策支持、项目引导等形式，吸纳华裔译者投身到此事业中来。

2.诗人需提升国际交流能力，或可自译

彭斯诗歌广泛传播的另一经验就是诗人具有很强的交流能力。彭斯的第一本诗集《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歌》出版后，“经常受邀到苏格兰首府进行文学交流，并产生了轰动整个英国文坛的传播效果”（李正栓 叶红婷，2023：87）。诗人确立的形象、名声、影响力与交流能力为Auld Lang Syne的后续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后劲。如中国诗人自身能提升外语能力，一来可汲取原汁原味的国外优秀诗歌的营养，二来可直接与国外媒体和读者等互动，如能“自译”，则更能确保翻译质量，有助于作品的传播。如穆旦、袁可嘉、王佐良等一批现当代诗人已有这方面的觉醒，且不仅能写诗还能译诗。为保证译文地道，还可采用“诗人自译+他者校译”的模式，如请汉学家、外国译者或海外华裔润色、审读和校订。

三、传播内容（Says what）：选材时注重普世情感与民族特色融合

Says what（说什么）是传播的讯息，即传播内容（content of communication），包括有意义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Lasswell，1964：53）。Auld Lang Syne中的语言符号即原诗和译文，非语言符号则指其格律和曲调。其内容能传递丰富的普世情感和价值观，会引发受众的共鸣；其民族特色则因陌生化效果会吸引受众。鉴于此，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在选材时尤其要注意以下两点：

1.诗歌选材兼具全球性普世情感

Auld Lang Syne再现了旧时好友历经酸甜苦辣，久别重逢，表达了对友谊的珍视、对逝去岁月的缅怀，这是人类共同的命题，也应和了彭斯秉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人类应团结友爱的博爱精神。只要人世间还有聚散离别，Auld Lang Syne就能让人产生共鸣，是其普世性。在这两百多年间，苏格兰的经济不算强大，但彭斯诗歌和苏格兰文化却能行稳致远，足见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力主要取决于传播内容是否承载着民众喜闻乐见的情感和价值观。因此，在译介和传播中国诗歌时可偏向具有全球性普世情感的作品。

2.诗歌选材兼具民族性异国情调

Auld Lang Syne有很强的民族性，即苏格兰性。首先，它脱胎于苏格兰民谣，使用了一些方言词，朴实清新，具有独特魅力。其次，其旋律婉转绵柔，节奏多变，扣人心弦，也是它历久弥新的原因。再次，常见的苏格兰意象没有曲高和寡的疏离感，同时又充满了苏格兰异域风情。由此类推，在选材时可有意识地选译具有民族性的作品，并兼顾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偏好，多选物质意象具有叙事能力或抒情能力的作品，如江苏民歌《茉莉花》也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经典民歌”。

四、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创新利用多模态化的外译与传播渠道

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是传播者发送信息、受传者接受信息的途径和方法，如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图片传播、画面传播等；也指传播媒介，如报刊、广播、电视等。Auld Lang Syne在纸媒时代充分利用图书媒介；在光影时代则借助电影、音乐和广播等媒介；当今又借助网络和社交平台继续转发、流传。中国诗歌在利用传播渠道可注重以下两点。

1.传统出版需灵活调整多模态的比重

中国诗歌“走出去”比较主流的传播渠道还是纸质出版。我国相继推出“熊猫丛书”（1981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1995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与“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以及“丝路书香出版工程”（2014年）等。这些传统出版译介了不少诗歌，不过现代诗歌占比较少，且偏向专业读者群，传播效果还有待提升。笔者建议，传统出版要守正创新，可根据不同读者群体，调整外译作品的声、像、图、文等多模态的比重。如面向国外青少版的中国诗集可多配图片，或加注释，或录视频加以解读，外译选词也应刻意降低难度。面向汉语学习者或普通读者阅读的版本或可借鉴比较文学的思路，出版“混合诗集”，比如可将有相似性的中外爱情诗做成比读形式，还可充分利用赏析、注释等副文本，架构中外诗歌互鉴的桥梁。

2.借助多模态媒介促进立体化传播

1940年，美国电影《魂断蓝桥》选用Auld La ng Syne作为主题曲，同时借助照片、图画、海报、音乐碟片、影像等，迅速扩大其知名度和流行度。“多模态可视为提升传播效率的不二之选，其在传播阶段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外译作品的多模态呈现和多模态媒介的推广”（贾明秀 黄忠廉，2023）。目前，中国诗歌已开始借助电视、电影、音乐、汉语国际教育等多模态媒介和渠道，将文字翻译无法充分传递的诗歌意境和情味展现给外国受众。如中国电视剧《甄嬛传》在海外热播，主题曲取词于古典诗歌；中国皇家唱诗用童声合唱大力推广“小学生必背古诗词80首”；《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电视节目引入外国选手参加；《长安三万里》等用动画和影像重构中国诗歌，讲述中国故事；孔子学院也将中国诗歌引入课堂……这些都是中国诗歌对多模态媒介对外推广的探索，必将赋予中国诗歌在异域新的生命力。

五、传播对象（To whom）：精准传播并实现“人传人”

传播对象（To whom），是指对谁进行传播，是传播的目的地，是读者、听众、观众等所有受传者的总称。针对传播对象，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可做到如下两点：

1.找准受众，力求精准传播

任何作品的成功传播首先是定位准确。Auld Lang Syne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传播各有特点，如在日本经常被用作商店打烊的背景乐和毕业典礼歌曲；在荷兰则多被用于足球国家队队歌……这启示我们，国际传播“要研究不同区域的外国人听故事的习惯，要学会借用他们讲故事的词汇和技巧，使他们听得懂、愿意听，要让他们感到亲切、听起来自然”（李正栓，2022）。中国诗歌的传播也要根据不同的国情、意识形态、审美趣味，选择不同的译介内容和形式，采用不同的传播渠道，加强传播的精准度。

2.转化受众，实现“人传人”

Auld Lang Syne的传播对象往往在各种仪式中深度参与朗诵、吟唱、舞蹈等活动，他们感觉到Auld Lang Syne的魅力就会分享或转发，形成“人传人”的传播链。可见，把传播对象转化为传播者，能迅速扩大传播对象的人数和覆盖面，形成燎原“火”势。这启示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下几大利好的新传播特点，实现“人传人”。首先，传播对象越来越细分化，“广播”变成“窄播”。大数据、运算法等技术能迅速掌握不同受众的偏好，只要受众点击过中国诗歌相关内容，平台就可在后续推送其他诗歌。其次，传播内容趋向碎片化。用户发布的视频时长、文字字数、评论长短和图片数量往往受到限制，因此信息趋于提纲化、核心化和碎片化。诗歌往往短小精悍，非常适合配图、配乐、配视频和画外解说，方便相对完整呈现。再次，传播者越来越去中心化。传统媒体之前“传播中心”的地位逐渐弱化，每个人都成了“传播点”，只要点一下手指就能成为中国诗歌的传播者。

六、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s）：注重受众反馈，官方与民间携手

With what effects是指传播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具体指传播对象接受信息后，在知识、情感、态度、行为等方面发生的变化（郭庆光，2011：32）。Auld Lang Syne让电影《魂断蓝桥》大放光彩，这一反馈又催化更多电影借其增光添彩，反过来也提升了Auld Lang Syne的传播效果。此外，Auld Lang Syne能产生如此成功的传播效果，一直是苏格兰政府、官方机构与民间组织合力促成的。这启示我们，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1.根据受众反馈信息调整传播策略

反馈是指从传播对象送回给传播者的意见和信息。5W传播模式并不是一个闭环模式，如果缺乏反馈的环节，传播的环形过程就会阻隔甚至中断。注重受众反馈的接受效果，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调整措施。如，Auld Lang Syne四段版的《蛍の光》中的后两段“千岛深处冲绳外，八洲之内相守望。/新辟疆域建功勋，吾当努力体无恙。//”，曾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在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中推波助澜。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社会和民众的反馈，删去了后两段，确保该歌曲和平、正向的传播效果。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也要加强收集和分析受众反馈信息，可借助孔子学院、出版企业或版代公司驻外办事处了解国外读者的阅读喜好、当地出版传播的现状，以及不同平台的读者评论，从而适时改进翻译方法，优化传播内容，调整传播渠道，以切实提高传播效果。

2.大开官方与民间文化交流的两扇大门

苏格兰政府和民间组织都以彭斯作为文化名片，不遗余力地对外推介彭斯诗歌。可见，官方和民间并举的文化交流能合力取得自上而下的传播效果。据此，中国相关官方机构可更大力度支持、组织与国外官方或民间诗歌团体、学者展开诗歌文化交流，还可因地制宜，依托国外的诗歌学会、诗歌节组委会等加强诗歌出版、宣介方面的合作。作为个体的留学访学人员开展文化交流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如，2015年李正栓教授在英国访学期间，曾在彭斯诗歌研究重地格拉斯哥大学举办讲座。他援引中国乐府诗《上邪》中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解读彭斯诗歌A Red,Red Rose中的“直到大海干枯水流尽，亲爱的，/直到太阳把岩石化作灰尘。/我将永远地爱你，亲爱的……”（李正栓，2016：3）。中英诗歌不谋而合地用如此相似的“海枯石烂”意象书写忠诚的爱情观，且《上邪》比A Red，Red Rose早了一千多年，令苏格兰听众惊叹。不管是官方组织还是民间个人，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加深中外文化的互通互鉴，促进良好的传播效果。

七、结语

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要有质有量，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借鉴外国诗歌成功的传播经验。Auld Lang Syne成功的国际传播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多维协力成就的，可为中国诗歌的国际传播提供参照。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中国诗歌要在世界文学框架体系中提振地位与影响力，仍可从以上5个维度展开更深入、更细致、更多样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