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与名医——鲍桂星与程文囿交游考论

张宏波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厦门 361021）

宋代医家许叔微有言：“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1]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范仲淹言：“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2]唐宋至明清，这种对于从医的肯定与推崇，从未消歇，自宋以后，从医更是成为士人重要的治生手段之一。因此，士人与医者的交往，也一直是医学史、文化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近年来更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学界普遍认可“儒医之源，始于李唐”的论断，因此研究者多从唐代至清代士人与医者交往的社会思想根源、人际交游网络及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对“士与医”的命题进行检视，探讨“士与医”互动对双方及医学发展产生的影响①代表性文章有孙海媛、贾成祥：《唐代“文士知医”的社会根源》，《中医学报》2015 年第2 期，第227-229 页；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 年第4 期，第120-131 页等。代表性学位论文有鞠芳凝：《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17 年；刘人瑜：《明清易代之际的儒与医》，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21 年等。，也有学者对“儒学与医学”两者的融合互动进行了思想的溯源与考辨②相关文章如王进：《儒医的文脉溯源与时代思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 年第8 期，第1063-1065 页；张玉漫、刘涛：《明清时期儒、医融合的思想演变及其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12 期，第18-24 页等。。上述研究成果反映出唐代的社会与士人还普遍存在对从医一途的轻视与排斥，自宋至清，由于社会思想的变迁以及士人社会交游、保全养生的需要，“士”“医”融合程度不断加强，从医逐渐成为更多士人选择的治生手段与发展道路。此外，部分研究者则以个案透视当时的“士与医”关系，以求见微知著、管窥全局③相关文章如王居义、汪居安、戴优雅：《苏轼与中医——兼论宋代儒而知医现象》，《光明中医》2020 年第4 期，第487-489 页；稂志艳：《儒而知医：晚清文士习医探究——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为例》，《医学与哲学》2021 年第21 期，第75-78 页等。。总之，就管见所及，学界对“士人与医者”“儒与医”的研究，或偏于整体性，如纵览某一个或几个朝代两者关系的多种变化并分析原因；或偏于理论性，如对该论题的思想根源、发展过程、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论析。相对而言，对“士与医交游”的个案研究、具体研究较少，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医学术史上四大地方医学流派之一，新安医学、新安医派早就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明清时期，文化、经济发达的徽州地区在医学方面也不遑多让，医家辈出，文献可观，并藉由徽州地方发展与宗族传承之力发扬光大。儒学与医学两种学术、士与医两个群体，也得以在这种有利环境下更好更快地融合，达到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效果④代表性文章有杨立红：《儒风浸润下的新安医家》，《中医药临床杂志》2012 年第7 期，第595-597 页；赵士第、马金生：《医、儒、士之间：明清时期徽州医者社交网络及其影响》，《地方文化研究》2019 年第6 期，第72-80 页等。。这些研究不仅展现了徽州医学在清代中期的显著地位，更反映出“儒”“医”结合是徽州医学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

安徽徽州一带（今黄山市及周边部分地区）钟灵毓秀，风物独绝，历为文化文献之邦。有清一代，更是人才辈出，著述如林，学术昌盛，有“东南邹鲁”之谓。乾嘉时期，歙县世家之家学传承、人物风流，使得歙县一地彬彬济济、衣冠云集。程氏、黄氏、金氏、鲍氏、汪氏、吴氏、江氏众人，在徽州经学、文学、画学、金石学、谱学、医学等各方面，显露头角，占有一席。本文以清中期徽州名士鲍桂星、名医程文囿作为考察对象，重点关注二人基于医患关系而形成的往来交游与深情厚谊。对鲍桂星、程文囿二人交游的考察，目前所见，仅在赵士第、马金生《医、儒、士之间：明清时期徽州医者社交网络及其影响》一文中有所涉及，论述极简。相较之下，学界对程文囿医学的论述稍丰，集中在对其著作《杏轩医案》用药规律、治疗特色、学术渊源及各科医案的分析评价，但仅从中医学领域对其人、其书、其学进行研讨。有鉴于此，本文以《杏轩医案》《觉生诗钞》为基本文献，从生平研究、个案研究角度对鲍桂星、程文囿交游展开论述，力求展现二人因医患关系发展出深厚情谊的过程和细节，以期为鲍桂星、程文囿的生平研究、士与医交游研究及徽州地方文史研究提供佐证。

一、鲍桂星、程文囿生平简介

鲍桂星（1764—1826），字双五，号觉生、琴舫，徽州歙县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江南副榜，五十七年（1792）顺天举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仕至工部右侍郎。事具鲍桂星《觉生自订年谱》、白镕《皇清诰授资政大夫詹事府詹事原任工部右侍郎觉生鲍公墓志铭》。纵观鲍桂星一生，作为文士，各体有法，尤擅诗赋，著作丰赡。著有《觉生诗钞》《觉生咏史诗钞》《觉生咏物诗钞》《觉生感旧诗钞》《觉生进奉文钞》；辑《唐诗品》，姚鼐称其为“合唐宋之体而自成一家者”；所编《赋则》，为赋学重要选本。作为官员，在仕宦生涯中，鲍桂星一直秉节自守，落落自成。所“辑《廉吏录》十卷、《廉士录》二卷”[3]579更可知其为官的理想与准则。总之，无论就文名抑或官声而言，鲍桂星皆无愧所学，无愧己心，堪称乾嘉间徽州名士的典型代表。

程文囿，字观泉，号杏轩。祖居歙县，世代为医，其人博学工诗，尤精于医，医名著声嘉道间，福泽一方，有《杏轩医案》《医述》传世。《杏轩医案》包括内、外、妇、儿诸科，尤以内科见长。所录医案详实完整，共192 例。其中《初集》一卷，有刘权之、程国仁、鲍桂星序及程文囿自序，载医案77例；《续录》一卷，有吴赓枚、侯云松、朱钟序，载医案50 例；《辑录》一卷，有倪榜等门生所共作一序及程恒生跋，载医案65 例。《医述》分证辨方，集说比附。取先哲之刀圭，为后人之津逮。历为医林称道，备受推崇。其书有程文囿自序及吴赓枚、朱钟、朱濂、朱钦成、诸淦序，共16 卷，即溯源二卷、伤寒二卷、杂证八卷、女科一卷、幼科一卷、痘疹一卷、方药一卷。两书是程文囿在历代医学文献及医学成就基础上，对自己一生从医经验的总结，简约实用，自成体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程文囿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求诊者接踵而至，交口称赞，因此医名益噪。鲍桂星为程文囿同里故交，对其人的才学及医术，甚是熟悉。程文囿《杏轩医案》有鲍桂星序云：

轩埃绵藐，岐风阒寥，《素》《灵》之书，辽乎远矣。杏轩程子高悟绝世，精思迈伦，擅潘陆之诗名，工俞扁之道术。平生疗疾，多著奇效，或蹈背而出血，或举水而灌头，瞩垣一方，腾誉千里。仆尝遘危候，赖君获全。爰契洽夫兰金，实感深于肉骨。暇日造膝，示我成编。紧要则象罔之挈元珠，钩沉则纪昌之贯轮虱。生枯起朽，能事匪一；视色察毫，殊绩累奏。虽葛仙金匮之作，孙氏龙宫之秘，隐居本草之录，宣公集验之书，方兹蔑矣。懑然心服，退而弁言，洵堪拯夫膏肓，请以授之剞劂。嘉庆庚申长夏愚弟鲍桂星。[4]3-4

此序作于嘉庆五年（1800），言“尝遘危候，赖君获全”，知此前鲍桂星已得程文囿救治，切身体会，感铭至深，故而对程文囿的医术多有推扬赞誉。

二、程文囿《杏轩医案》所载鲍桂星病例

（一）《初集》：“殆而复生”“更号觉生”

鲍桂星首次得程文囿救治，事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余在杭卧疾，以感冒误投补剂，不寐五阅月，浸成怔忡，饮食不下咽，濒死者数矣”[3]571。乾隆五十三年（1788），“同里程杏轩煌，后更名文囿，诊余疾，渐起”[3]571。程文囿《杏轩医案》亦载其事：

鲍宫詹未第时，游毘陵幕，抱疴半载，百治不痊。因买舟回里，延予治之。望色颊赤面青，诊脉虚弦细急。自述数月来通宵不寐，闻声即惊，畏见亲朋，胸膈嘈痛，食粥一盂，且呕其半，粪如羊矢，色绿而坚，平时作文颇敏，今则只字难书，得无已成隔症耶？予曰：“君质本弱，兼多抑郁，心脾受伤。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食阻；二肠无所禀接，故便干。若在高年，即虑成隔，今方少壮，犹可无虞。”方仿逍遥、归脾出入，服至数十剂，病尚未减，众忧之。予曰：“内伤日久，原无速效，况病关情志，当内观静养，未可徒恃药力。”续得弄璋之喜，予曰：“喜能胜忧，病可却矣。”半月后，果渐瘥，仍劝往僧斋静养。共服煎药百剂，丸药数斤乃瘳。因更号觉生，盖幸其殆而复生也。”[4]15

医案所载与鲍桂星年谱所言，若合符节。知鲍桂星乾隆五十二年（1787）病发几殆，五十三年（1788）回歙，得程文囿医治，又因少壮，性命无虞。鲍桂星“觉生”之号，由此而来。

（二）《续录》：“病发三次，不能复起”

纵观《杏轩医案》所载，鲍桂星此病共发作三次：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1787—1788），嘉庆十年至十一年（1805—1806），道光五年至六年（1825—1826），皆极凶险。程文囿《杏轩医案》“鲍觉生宫詹病发三次，不能复起”例，叙其始末：

宫詹前于乾隆丁未冬，自毘陵抱疾归，证类噎隔，已濒于危，予为治之而愈。嘉庆乙丑，宫詹视学中州，病发召诊，又为治愈。案载《初集》及《辑录》中。道光乙酉秋，宫詹在都，前疾又作，初时尚轻，来书语状，予辄忧之。[4]101

对于鲍桂星第三次病发亡殁始末，《杏轩医案》载之尤详：

虑其年逾花甲，血气既衰，非前此少壮可比。末又云：幸得请假南归，便图就诊，深为之喜。及至腊底，伊宅报中，详述病情，较前两次发时更剧，体惫不支，势甚危笃。令侄子硕兄，亟欲邀予入都诊治。予虽老迈，谊不容辞，适迫岁暮，冰雪严凝，水陆舟车，都难进发，道阻且长，恐其病不及待。子硕兄踌躇无策，再四相商，只得酌拟一方，专足送去，冀幸得以扶持，即可回籍调治，另函致意，劝令速归。回书云：手翰再颁，感沦肌髓，妙剂服之，不似昔年之应手。盖衰惫日久之故，欲归不得，进退维谷，负我良友，何以为人，弟之心绪，不可名状；永别之戚，惨剧难言。然奄忽而徂，胜于痴狂而活也。专泐敬谢，不能多写，亦不知结草何时，南望故乡，惟有怅结。未几遂卒。悲夫！宫詹自订年谱未竟，令弟时任乾州，续成之，谱末有云：兄病中尝语人曰：吾生平患此疾，及今而三矣。丁未、乙丑，皆濒于危，皆赖程杏轩治之而愈，今无杏轩，吾病殆不可为矣。予阅及此，不禁泫然。[4]101-102

由此可知，鲍桂星前两次发病，皆因得程文囿救治，转危为安。第三次发病时，鲍桂星在京，年事已高，其病初起，程文囿即感忧虑。迁延至次年春，医患仍未得相接，鲍桂星终以此病亡殁客乡。观《杏轩医案》所载，程文囿言“亟欲邀予入都诊治。予虽老迈，谊不容辞”；鲍桂星则有“欲归不得，进退维谷，负我良友，何以为人，弟之心绪，不可名状；永别之戚，惨剧难言”等语，可知二人关系密切，情感深厚。往来书信所见程文囿切切悬念之心情，鲍桂星不胜感激之情谊，动人至深。

（三）《辑录》：“病证多端，治须次第”

除上述两则记载外，程文囿《杏轩医案》之《辑录》有“鲍觉生宫詹精气内亏，详叙证治次第”医案，从症状、因由、病理、疗法等方面，对鲍桂星病证加以辑录。首叙鲍桂星病之症状、因由：

恙经半载，脉证合参，究属质亏烦劳，以致坎离不交，水火失济，五液内涸，虚阳不藏。误服苦寒，重伐胃气，诸证蜂生，纠缠不已。[4]129次叙病理及疗治过程：

揆之古训，以虚能受补者可治。虚火可补，参芪之类；实火可泻，芩、连之类。劳伤之火，虚乎？实乎？泻之可乎？赵氏谓阴虚之火，如盏中油干，灯焰自炽，须以膏油养之，专主补阴，其说是已。然阴生于阳，血生于气，顾此食少欲呕，脘闷不快，又难强投滋腻。反复推详，计惟培养脾胃，默运坤元，以为先着。脾为土母，安谷则昌。[4]129

疗法总括为“首从稼穑作甘，培补中宫，专崇其土，次当荣养心脾”，然而“病机前案已详，其中奥义难测者，尚有数端，请再陈之”，又补叙其“病情有类乎此者四”[4]130-131。总之，程文囿《辑录》此案对鲍桂星患病之症状、因由、机制、诊疗方法及过程，皆记载详尽，足堪考证。

文士与医者交往，有的出于自身养生保全的需要，有的则出于家庭孝顺奉亲的需求，鲍桂星属于前者。在前两次病发濒死之际得遇良医，转危为安，实属万幸，鲍桂星遂更号为“觉生”，并在其诗集及年谱中多次感念程文囿救助之恩。第三次病发，因地域阻隔，医患不得相见，书信诊疗未有奇效，挚友知音从此阴阳两隔，徒留怅恨。

三、鲍桂星《觉生诗钞》所见与程文囿交游

鲍桂星与程文囿交往，应始自鲍桂星首次发病之时。详考《觉生自订年谱》，首次发病时，鲍桂星24岁，在常州金云槐幕，金云槐卒，鲍桂星抱病还乡，得程文囿救治。第二次发病，鲍桂星42 岁，在京，奉敕典学河南，抱病赴任，程文囿远赴河南为其诊病，乃“疗如前疾”。第三次发病，鲍桂星62 岁，在京，程文囿在乡，路遥天寒一时不得赴京救治，次年春，鲍桂星病卒，时年63 岁。两人相交40 年，于日常交游中，题赠唱和，互为往还，友谊日笃。鲍桂星《觉生诗钞》有涉程文囿诗8 首，集中作于鲍桂星两次病发至疗愈期间。程文囿相关诗作，目前尚未得见。

（一）养疴龙山寺

乾隆五十三年（1788），鲍桂星“二十五岁。同里程杏轩煌，后更名文囿，诊余疾，渐起。正月，邀入其乡湖岔龙山寺养疴，四月乃归”[3]571-572。鲍桂星有《丁未春，客越幕，卧疾八阅月，归就程君杏轩诊治，徐有起色。杏轩遂招余移榻龙山僧寺，寺去其居不数武，投诗馈饷，殆无虚日，尊人漾波先生尤辱忘年之契。率占二律，用志感私》诗，其一：

几年漂泊水云间，一卧蹉跎带舄闲。秉烛夜阑真梦寐，拂衣江上竟生还。刀圭信手功何速，肝胆如君孰可攀。不信此身濒九死，杖藜今日看青山。其二：

龙山窈窕古城东，暮霭朝岚眺不穷。嗟我少年成白首，感君高义薄苍穹。交游郭范人伦式，父子荀陈长者风。述德摅情竟何有，七条弦上曲三终。[5]395

可知鲍桂星养病时，不仅与程文囿“投诗馈饷，殆无虚日”，往来甚密，并且与程父结为忘年之交。在此期间，鲍桂星还有《答程杏轩文囿》诗：

之子何秀出，皎皎青霞姿。晨披内史帖，夜诵湘累词。高吟春雨中，独引白玉卮。山色从西来，翠霭生虚帷。褰裳陟兰阪，好鸟鸣相随。流波逝不回，旦晚双丸移。与君惜芳华，秉烛东溪湄。[5]343

《春日和杏轩》诗：

春山过微雨，芳草生荆扉。孤云入我怀，欲揽忽已非。风篁和午梵，石镜澄朝晖。眺听苟可娱，何惜身世违。为君援绿绮，一再临风挥。[5]343-344

诗歌以友人视角展现了程文囿的文士之风，充分认可并大加赏赞其峻拔姿态、美好修养与处世态度，从中颇可想见两人惺惺相惜、倾心相交之情谊。

（二）他乡遇故知

嘉庆十年（1805），鲍桂星第二次病发，因座师朱珪规劝，遂抱病至河南学政任。“明年春，庚儿以程杏轩至诊，疗如前疾，乃起”[3]576，可知嘉庆十一年（1806）春，程文囿即赴河南为鲍桂星诊病。又，吴赓枚言：“嘉庆丁卯，余以艰南归，客游大梁使院，病甚。时程君杏轩为觉生同年治疾，先期至，因为进刀圭，应手辄效。是年五月，与杏轩别。”[6]由此可知，至嘉庆十二年（1807）五月，程文囿仍在河南，彼时已盘桓一年之久。其间，鲍桂星有《和程杏轩二首》诗。其一：

旧雨乡关一半非，故人情话见天机。春城十舍花连辔，候馆三更月满衣。剑气偶临杯酒横，诗肠闲写篆烟微。廿年风絮仍萍合，偻指朋曹此会稀。

其二：

长贫范叔不言寒，未老廉颇懒据鞍。紫绶金章同学诟，青松白水几人欢。匡时术短才锋敛，读史心平古泪干。唯有故山盟不忘，青鸾峰半石阑干。[5]411

鲍桂星患病，程文囿千里奔赴为其医治，足见高谊，既而栖迟异乡，与鲍桂星相伴同游。鲍桂星另有《同杏轩访宋漫堂太宰西陂》诗，记二人同游情状：

与君并马城南去，依旧河梁握手时。一路桃花红不断，春风扶我到西陂。[5]433后程文囿往河北，鲍桂星以诗饯别，《叠韵饯杏轩之保定》诗云：

乘骢使者新移节，役虎仙人远种花。意外萍蓬三辅合，书来坐起二毛加。清游渌水深沉幕，回梦黄山款段车。莫为蓴鲈动归思，晚香迟汎竹根斜。[5]411

由上可知，鲍桂星宦游多地，程文囿在乡诊病，二人虽经年不得相见，仍音信不断。作为同乡挚友，鲍桂星对于程文囿的品行与医术，一直甚为推重。其《寄程杏轩文囿》诗，更可见其对程文囿以岐黄之术立身泽世的肯定与认同：

逃名吾未果，择术尔何工。女子知韩伯，仙人识董公。云泉双屐底，鸡犬一壶中。昨夜黄山雨，多应载药笼。[5]380

而程文囿以医济世，仁心仁术，在鲍桂星病重之时更是不负所望、妙手回春，两次挽救了鲍桂星性命。程文囿对鲍桂星有救命之恩，鲍桂星对程文囿有感激之情，二人日后的交游与情谊似乎主要建立在医患关系的基础上，然则两人皆出于歙县世家，身负深厚的家学传承，一为名士，厚学泽世；一为名医，悬壶济世，志同道合，互相砥砺。因此，对诗学儒术的共同爱好、性情气质上的高度契合，亦是二人往来不断、情意日厚的重要原因。鲍桂星与程文囿之间的关系，是同乡、医患，更是知己与至交，二人的交游可作为乾嘉时期文士、医者往来的典型例证，由此还可透视出这一时期徽州地区文士、医者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发展。

四、鲍桂星、程文囿交游启示

史书、方志中，医者一般归于“方技”一类，与士人之“科举”“仕宦”“儒林”相较，高下立现。然自宋代以来，士人在与医者的交游中，得到了医疗保障，拓展了医学知识；医者因与士人交往获得了良好声誉，扩大了社会影响。这种良性的互动互利，逐渐成为宋元明清时期士、医交游的主流形态。在此过程中，医学也在思想旨归、精神内核上与儒学达成共识，从而渐渐消弭了“方技”“儒林”之间的割裂与隔阂。综上可知，学界对于“士与医”“儒医”所进行的切面性的断代研究与纵贯性的整体思考已较为深入，这也为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与文学史、文化史相结合的新角度和新思路。

徽州医学在优秀地域文化的滋养浸染下不断发展壮大，至清代达到高峰，形成了具有独特诊疗理念的医者群体，名家众多，典籍丰富。宋代文学家曾丰有言：“儒主道，医主技。但若心怀救人之心，技亦可以进乎道。”[7]一方面徽州医者中，由儒士、文士转而从医者甚众，这使得徽州医者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博学好儒倾向。另一方面，文儒之士，基于“习医奉亲”、保全养生或亲朋误于庸医等原因，亦有遵医、习医的现实需要，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医学素养。医者有文儒之风，文儒有医学素养，促成了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叠与互动。就程文囿而论，《歙县志》言其“工医并能诗，著《医述》十六卷、《杏轩医案》三卷，又诗集若干卷，同时鲍桂星极称之”[8]，乾嘉诸人为其《杏轩医案》《医述》所作序文中，亦言其“工诗，隐于医”“擅潘陆之诗名，工俞扁之道术”“先生少业儒术，长习方书”“为通儒也”“所谓博物君子，深于医理者也”“博学工诗，尤精于医”“先生为通儒名医”“先生故工为诗”[4]1-12。程文囿堪称“儒医”，也因此得与鲍桂星、吴赓枚等文士发展出远超于医患关系的深厚友谊。可见，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经济支持以及广泛的社会认可，使得士医结合既能够满足士人、医者立身存世的文化心理需要，同时也能满足其治生养家的现实生活需要，他们或为儒士而知医、崇医，或为医者而有儒士之风，甚或干脆弃儒从医，从而共同铸就了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发展的盛况。

如果说鲍桂星患病是其与程文囿相识订交、情谊日笃的客观因由，那么地缘所造就的信任感、人际关系的重叠交叉，则是二人交往的主观促进因素。程文囿《杏轩医案》所涉人物，以歙县本地人士为主，程氏、鲍氏、方氏、金氏诸人，皆可得见。对于鲍桂星而言，家乡交游在其人际交往网络中亦具有重要地位。《觉生感旧诗钞》两卷所列有吴熊、吴珏、吴云、金云槐、汪沆、金应球、金枢、方辅、金榜、金式玉、鲍之钟、鲍志道、鲍潄芳、吴尊楣、程国陛、吴定、吴邦佐、鲍士贞、唐汝明、吴焜、江士相、吴大翼、胡荣林、汪世烈、吴邦俊25 位歙县人士[9]。如此看来，鲍、程二人的交游网络皆与地缘决定的地域文化氛围、家族学术传承存在重要联系。正如戴震有云：“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10]徽州少夷壤而多山林，徽人或文或商或医，布满寰区，各自营生。然不论在乡，抑或在外，徽人皆笃于乡谊，相互扶助，不仅成就了徽学、徽医、徽商的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清代徽州文化图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地域、宗族意识在一代又一代的徽人心中得到反复确认与强化。

鲍桂星与程文囿的交游，可以作为士、医交游研究及徽州地方文史研究的范例，以便更好地探察“士与医”交融互动进程，为论题的研究提供确证与典型。以程文囿为代表的医者，通过与鲍桂星等众多文士的深入交往，扩大了医者群体在文化参与、地方治理、社会评价等方面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内儒外医”“儒医相益”的观念体系。中医文献《杏轩医案》的引用，展示了两人交往的过程和细节，为鲍桂星生平、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和阵地，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和线索，向我们展示了多角度考察、征引中医文献的学术空间。而年谱、别集、地方志的引用，也为程文囿医学研究提供新的佐证。可见，文献征引的多样性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物生活情境的精确追溯与客观还原，为我们去除人物研究的标签化、脸谱化提供帮助。综上所述，乾嘉之际，鲍桂星、程文囿分别在文学、医学领域，孜孜矻矻，不倦于学，为徽州一带文学、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鲍桂星求诊程文囿，成为两人相识相交的契机。二人持续终生的友情，则超越了医患关系与医学诊治的范围，可以作为“同乡之谊”的样本，更可作为“士人与医者”交游的范例，向我们展现清代中期徽州地区儒学与医学的深层次交融与契合，对于“士人与医者”“儒与医”论题的深入研究或有助益。此外，对鲍桂星与程文囿交游的爬梳，为二人生平研究、鲍桂星文学研究、程文囿医学研究证验更多细节，也为乾嘉时代及徽州地域的文化场域刻画了研究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