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治理西湖汲取其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
——习近平视察三苏祠讲话的启示

喻世华

（江苏科技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镇江 212003）

作为文化巨人，苏轼在诗、词、文、书法、绘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研究者已经从各方面进行了挖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如果全面考察苏轼，苏轼终其一生的身份是一位政府官员：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1]720，进入过权力中枢，是一位有严格操守的政治家；苏轼更是一位干练的地方行政官员，曾任“八州督”（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每到一处，忠于职守，关心民瘼，政声卓著，在任职的各地都留下了骄人的政绩，为人们树立了为人、为政的标杆。2022 年6 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三苏祠时发表重要讲话:“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2]对苏轼的从政经历进行认真分析、总结，确实像习近平同志所说可以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当然，对苏轼从政经历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往往流于泛泛而谈，笔者拟从苏轼治理西湖的成效这一个案入手，探讨贯穿其中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进而探讨其价值与意义。

一、苏轼对西湖的治理成效

在苏轼的从政经历中，杭州是苏轼任职最长的地方：苏轼曾两次到杭州任职。第一次为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第二次为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任杭州知州。关于苏轼在杭州的政绩，最著名的莫过于对西湖①的吟诵、经营与治理。对此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有专著，如《东坡西湖研究》[3]。研究苏轼对西湖的治理成效，应当立足文本，回归原初文献——从苏轼为此上奏朝廷的公文入手。苏轼治理西湖的相关公文主要为《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4]843-844、《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4]844-872、《奏户部拘收度牒状》[4]873-874三篇。

（一）治理前的西湖

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简明扼要地回顾了西湖的历史兴废，可以还原治理前的西湖状况：

唐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方是时，西湖溉田千余顷。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合，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4]864

苏轼从历史角度描述了西湖的变迁（从“白居易-国初-通判本州-至今”的情况），论述了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则有更形象的描述：“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5]1646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此有进一步描述：

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栾城后集》卷二十二）[6]

（二）治理后的西湖

对于苏轼如何治理西湖以及治理后的情况，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同样有记载：

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栾城后集》卷二十二）[6]

苏辙不愧为文章高手，对于苏轼治理西湖的成效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即“浚二河，完六井，去葑田，筑湖堤”。苏轼治理西湖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代。“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的美景，“西湖西子”的诗文，东坡路、学士路的街市，为杭州旅游提供了靓丽的名片。杭州西湖与苏轼几乎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二、苏轼治理西湖的理念和思维

苏轼治理西湖，完整展现了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即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决策的科学性、强大的执行力，这些是其之所以取得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

（一）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以民为本、在其位谋其政的执政理念与责任意识贯穿苏轼的整个仕宦生涯，治理西湖是其执政理念与责任意识的完整体现。这在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有比较充分的论述。

文章开篇，苏轼列举历史事实,一是“西汉之末，翟方进为丞相，始决坏汝南鸿隙陂，父老怨之”，一是“孙皓时，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忽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开，天下平，皓以为己瑞，已而晋武帝平吴”，站在历史高度指出“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虽天道难知，而民心所欲，天必从之”[4]843，特别强调的是“民心所欲”。

紧接着在论述“西湖之不可废”的五条理由时，处处从老百姓利益角度考虑：

“西湖之不可废”的第一条，从政治高度入手：“若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4]864从责任角度显示治理西湖的必要性，由此占领政治的制高点，显示了苏轼的政治智慧。

“西湖之不可废”的第二条至第五条，处处从民生角度立论：

“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二也。”[4]864从事关民众生活和健康的饮用水角度立论，强调治理西湖的必要性。

“今岁不及千顷，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赀。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三也。”[4]864从事关民众生活物资的“茭菱谷米”立论，强调治理西湖的必要性。

“西湖深阔，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工开浚，而河行市井中盖十余里，吏卒搔扰，泥水狼籍，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四也。”[4]864根治西湖是解决“运河淤塞”且“频开屡塞”的关键，由此可以解决“吏卒搔扰”问题，消除“居民莫大之患”。

“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而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五也。”[4]864从民生经济成本角度立论，强调治理西湖的必要性。

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本意识和责任意识，在“目睹西湖有必废之渐，有五不可废之忧”的状况下，苏轼认为不能“苟安岁月，不任其责”[4]865。治理西湖的行动，是苏轼以民为本执政理念及在其位谋其政责任意识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二）科学的决策

仅有民本意识和责任意识这种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决策过程中具有科学性，才不至于出现动机与效果背离。所谓决策的科学性，就是针对西湖治理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就像写文章一样，只有带着问题，才能写出言之有物的文章。

西湖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四：一是“运河淤塞”问题；二是运河“频开屡塞”问题；三是西湖“近年以来，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问题；四是工程经费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苏轼采取以下措施，以达到决策科学性、可行性的目的。

一是针对“运河淤塞”现状，采用查阅文献与深入民间调查结合的方式，查明原因，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在熙宁通判杭州时，苏轼就关注到这一问题，对唐长庆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的《石函记》认真研读，唐时“西湖之水，尚能自运河入田以溉千顷，则运河足用可知也。轼于是时，虽知此利害，而讲求其方，未得要便。”[4]867在“访问民间疾苦”与父老交谈过程中才找到问题之所在：

父老皆言：“钱氏有国时，郡城之东有小堰门，既云小堰，则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则城中诸河，专用西湖水，水既清彻，无由淤塞。而余杭门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为清河，意似爱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钦若知杭州，始坏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来，今七十余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后湖水不足于用，而取足于江潮。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为葑田，霖潦之际，无所潴畜，流溢害田，而干旱之月，湖自减涸，不能复及运河。”[4]866-867

为此，苏轼迅速采取措施，解决“运河淤塞”：

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见运河干浅，使客出入艰苦万状，谷米薪刍，亦缘此暴贵，寻刬刷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得千余人，自十月兴工，至今年四月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见今公私舟船通利。[4]867-868

二是针对运河“频开屡塞”问题，为彻底根治运河“潮水日至，淤填如旧，则三五年间，前功复弃”问题，采用临濮县主簿监在城商税苏坚“参酌古今”提出的中策，也就是苏辙概括的“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栾城后集》卷二十二）[6]苏轼对于苏坚提出的中策派属下“通直郎知仁和县事黄僎相度可否”，并亲自“率僚吏躬亲验视”，确认“一一皆如坚言”后于“四月二十日兴功开导及作堰闸，且以余力修完六井”[4]869，解决了运河“频开屡塞”问题。

三是针对西湖民众（父老“凡一百一十五人”）反应强烈的 西湖“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问题，采用钱塘县尉许敦仁建言：

若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钱米，雇人开湖，候开成湖面，即给与人户，量出课利，作菱荡租佃，获利既厚，岁岁加工，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许人刬赁，但使人户常忧刬夺，自然尽力，永无后患。今有钱米一万贯石，度所雇得十万工，每工约开葑一丈，亦可添得十万丈水面，不为小补。若量破钱米召募饥民兴役，必不济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钱五十五文足，雇一强壮人夫，然后可使。虽云强壮，然艰食之岁，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归于赈济也。[4]869-870

苏轼“以敦仁之策，参考众议”，在“皆谓允当”的情况下“于四月二十八日兴工”[4]870，并为此制定了六条具体措施（其中包括保存至今的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为界”），并要求具体落实——“常切点检”[4]871，以此作为治理后的长期管理措施。这些为彻底根治西湖“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是对于工程经费问题，实事求是提出费用预算，消除最高统治者的担心。对于大型工程，费用预算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宋代“三冗”问题导致统治者最为关心财政开支平衡。苏轼在决策根治西湖“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前也曾有过担心：“兵工寡少，费用之资无所从出。”[4]869听取父老建言：“窃闻朝廷近赐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贯，为钱一万七千贯。本州既高估米价，召人入中，减价出粜，以济饥民，消折之余，尚有米钱约共一万贯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后，打消了疑虑，为此苏轼对工程用费作了认真核算：“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计二十五万余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工。”[4]865并为此提出了解决办法：“别赐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转运、提刑司，于前来所赐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赈济支用不尽者，更拨五十道价钱与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尽力毕志，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4]865

综上所述，西湖治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牵涉到解决“运河淤塞”以及运河“频开屡塞”问题，牵涉到如何解决西湖“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几近消亡以及治理后的长期管理问题，更牵涉到工程费用问题。苏轼为了作到决策的科学性，准备非常充分：研究历史典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深入民间向父老调查，并认真采纳父老合理化建议；认真听取下级僚属的合理化意见，并“率僚吏躬亲验视”“ 参考众议”。总之，实事求是、充分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是苏轼治理西湖决策科学性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三）强大的执行力

苏轼之所以对西湖的治理取得成效，固然与其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决策的科学性密切相关，更与其强大的执行力有关。良好的愿望与科学决策如果不能一一落实，也只是纸上谈兵。苏轼在治理西湖过程中，尽显一代能吏的风采，具体表现为：

一是方案一经确定，就迅速行动并予以落实。可以从几个时间点看出苏轼强大的执行力：为解决运河“运河淤塞”，苏轼元祐四年（1089）“七月到任”，“十月兴工”，元祐五年（1090）五月“公私舟船通利”[4]867-868；为解决运河“频开屡塞”问题，元祐五年“四月二十日兴功开导及作堰闸，且以余力修完六井”[4]869；为解决西湖“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问题，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兴工”[4]870。

二是顶住压力，想方设法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苏轼治理西湖招致非议，面临着各种压力。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奏户部拘收度牒状》的贴黄尤其值得关注：“今者上忤执政，下忤户部监司，伏望圣慈愍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4]874在治理西湖过程中遇到许多掣肘，只能借助私人关系为其办理公事予以疏通，这在苏轼写给好友王巩的信中透露得更为明显：

有一事拜托，杭人欲开葑田，盖五六十年矣。但有志于民者，无不经营，亦有数公下手开凿，终于不成。惟不肖偶得其要。开之月余，有必成之势，吏民欢快，如目去翳。近奏乞度牒五十道，终成之，一奏状，一申三省，皆详尽利害。告公为一见莘老，痛致此意。仍求此二状一观之。近奏事多蒙开允，想必莘老之力。更乞应副此一事，便西湖一旦尽复有唐之旧，际山为界，公他日出守此邦，亦享其乐，切望痛与留意。近说与子由，令为老兄力言，而此人懒慢谬悠，恐不尽力，故以托定国，彼此非为身事，力言何嫌也。[4]2458

苏轼托王巩向与自己政见并不一致的刘挚（莘老）疏通，并非出于私利（“彼此非为身事”）而是完全出于公心（使西湖“尽复有唐之旧”），彰显了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作事风格。

三是办事有章有法，身先士卒。在西湖治理过程中，苏轼亲历亲为，如对“复完六井”的材料改进：

熙宁中，知州陈襄与轼同擘画修完，而功不坚，至今复废坏。轼今改作瓦筒，又以砖石培甃固护，可以坚久。[4]869

如对“湖上葑田”的面积、需要的用工量及其费用亲自谋划：

辄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计二十五万余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工……臣谨以圣意增价召入中，米减价出卖以济饥民，而增减耗折之余，尚得钱米约共一万余贯石。臣辄以此钱米募民开湖，度可得十万工。[4]865

苏轼干练、朴实的工作作风在宋人笔记小说中亦可找到佐证，周煇《清波杂志》载：

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销，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乃秦少章所投坡诗，盖状其实。[7]172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载：

东坡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草……又筑新堤时，坡日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陈仓米饭一器尽之。大抵平生简率皆类此。[7]177

做事严谨有章法、身先士卒，这是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代能吏的重要因素。

四是措施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了解决根治西湖淤塞后的管理问题，为此制定了六条相关具体措施，苏轼完全是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条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同样显示了实事求是的能吏风采。这些措施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有载，不赘。

综上，苏轼治理西湖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执政理念和思维密切相关，即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无所愧怍”的初心，决策的科学性、强大的执行力——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苏轼成功治理西湖的实践是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的样本和典范。

三、苏轼治理西湖的价值和意义

有比较才有鉴别。要对苏轼治理西湖体现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全面评估，只有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时空中进行纵横比较才具有可信度。

（一）纵向回溯：“无所愧怍”的初心

在苏轼文牍中，无愧是苏轼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汇。在治理西湖过程中，苏轼对好友王巩有过交心，《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二十一：

某未尝求事，但事来，即不以大小为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无所愧怍而已。[4]1524

无独有偶，在治理密州时，苏轼曾向同乡与前辈鲜于侁亦有过交心，《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一载：

某到郡正一年，诸况粗遣，岁凶民贫，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4]1539

“无所愧怍”，尽显苏轼为人、为政的人格操守。笔者曾对其无愧有过探讨，所谓无愧就是“无愧于皇帝：对国家、江山、社稷负责”，“无愧于职责：恪尽职守的责任感”，“无愧于百姓：对苍生负责”，“ 无愧于自己：苦闷中的超越”[8]。

如果对苏轼的一生经历纵向回溯，“无所愧怍”的初心贯穿了苏轼的整个从政生涯：密州的治蝗，徐州的抗洪，杭州、颍州赈济灾民、修缮西湖，扬州停办扰民的万花会，定州整顿边防，甚至对只任过五天知州的登州，还为民请命写下《乞罢登州榷盐状》。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激发了宋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感和参与热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士大夫的行为准则，从范仲淹、欧阳修到苏轼，可以说一脉相承。“无所愧怍”的初心是苏轼“正己修身”的完美诠释，是治理西湖体现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的出发点，为今天的从政者树立了一个标杆和楷模，也是落实习总书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的着力点。

（二）横向比较：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对西湖的成功治理，与苏轼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无所愧怍”的初心有关，更与苏轼决策的科学性、强大的执行力有关。这种决策的科学性、强大的执行力其实就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是苏轼成为一代能吏的关键所在。

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代能吏，与其善于学习有关，欧阳修、陈公弼的言传身教对苏轼产生过重要影响，吴曾《能改斋漫录》条“欧阳公多谈吏事”载：“其后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问之，则答曰：‘我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学来。’”[9]卷十三

如果将苏轼治理西湖的成功与王安石治理玄武湖的失败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苏轼务实作风的重要性。

王安石曾三任江宁知府。第一次出任江宁知府在治平四年（1047）闰三月；第二次出任江宁知府在熙宁七年（1074）；第三次出任江宁知府在熙宁九年（1074）十月。治理玄武湖发生在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二次担任江宁知府期间，也就是第一次罢相后。王安石在玄武湖实施“泄湖为田”政策，其初衷无可非议：“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将“游玩之地”的玄武湖变成良田：“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分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岁收水面钱，以供公库之用。”将“游玩之地”的玄武湖变成良田：“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分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岁收水面钱，以供公库之用。”（王安石《湖田疏》，下同）。《湖田疏》的真伪存在争议，参见笔者《论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以玄武湖与西湖为例》(第25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内部交流）。“泄湖为田”不但可以增加农田数量，还可以增加农民和政府的收入，执政为民的愿望和理想是好的。这一点与苏轼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

关键是王安石的办事效果和办事能力是值得怀疑的。没有相关的民间调查，缺乏从历史、地理方面的周密论证，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拍脑袋工程”，而其执拗的性格难以听取不同意见，更加剧了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王安石主观臆断，忽视了玄武湖在南京水利建设的作用，虽然动机是好的，但事与愿违，盲目决策“泄湖为田”，结果使整个江宁府陷入“雨则涝，旱则涸”的尴尬境地。玄武湖的消失破坏了整个城市的生态，使城内不少河道因缺水而淤塞，三面环水的城市居然成了缺水城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初才有所改变，也影响了今日玄武湖作为旅游景点的文化价值。这种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其实与王安石熙宁变法失败的原因异曲同工。关键在于缺乏决策的科学性、强大的执行力，也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苏轼对于西湖治理的成功，建立在对西湖历史、地理的深刻把握，建立在对西湖的长远规划，建立在实事求是调查后作出的决策，更在于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并想方设法去落实；王安石对于玄武湖治理的失败，建立在急功近利的短期目标追求上，建立在主观臆断的“拍脑袋”决策上。

《邵氏闻见录》曾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章惇在“雇役”“差役”问题上的表现作过比较：

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为未便。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10]119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根本区别，也是苏轼治理西湖体现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的落脚点，为今天的从政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是落实习总书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的抓手。

四、余论

人们常说，自苏东坡后西湖才成为人间胜景，西湖是苏东坡最好的诗画，正是东坡的成功治理、不朽诗文成就了今天西湖的名声。西湖因东坡而声名大噪，东坡因西湖而永生。虽然“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4]869，但西湖今天成为旅游胜地的确与苏轼密不可分。今天的西湖不仅是杭州的西湖，也是世界的西湖，每年游客以千万级计。

西湖之所以成为杭州的文化名片，与苏轼诗文的广泛传播有关。作为宋代首屈一指的诗、词、文、书法、绘画大师，苏轼通过诗酒唱和，提高了西湖的文化品位，扩大了西湖的影响力。苏轼在上皇帝的公文中曾对西湖充满感情的描述：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4]843

在杭州，苏轼曾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与西湖有关的诗篇，最著名的当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5]430

即使离开杭州后，苏轼在梦中也常回西湖，西湖是苏轼终身魂牵梦绕的地方，“仆在黄州，梦至西湖上。梦中亦知其为梦也”[4]2313，“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4]1428正是由于苏轼的大力宣传，西湖不但是实用工程，而且成了杭州的文化名片。这与王安石治理玄武湖的短视实用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重视文化传承，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治理维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三苏祠时发表重要讲话的核心内容。“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2]苏轼对西湖的成功治理并将其打造成靓丽的文化名片，是三苏文化成功物化的典范，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注释：

①苏轼与杭州、颍州、惠州西湖都有缘，这里特指杭州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