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渝铁路修筑史探析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思想

魏烁豪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党史教研部，重庆 400041）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推进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并委任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以期对西南地区实行全面领导。1949 年底至1951 年，西南各地相继解放，但社会经济萧条，百业待兴。而建设并经营好新西南，势必要发展交通事业，畅通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邓小平高度重视西南的交通建设，把交通事业作为带动西南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引擎。为此，加强西南地区交通干线建设，改变西南地区交通不便的落后面貌，成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成渝铁路顺利建成通车，其他铁路、公路干线也陆续动工兴建，深刻体现了战略家邓小平“经济发展、交通先行”的重要思想。目前学术界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推进交通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邓小平决策、领导成渝铁路修建的具体史实，以及其对西南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如艾新全[1]、吴得民[2]等在考察分析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内容中，系统梳理了邓小平领导发展成渝铁路在内的西南交通事业；李学林[3]研究也指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社会实践的探索，就包括发展交通干实事，进而改善西南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落后状况。但是，学界针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的基本思想研究极少，代表性成果有，如徐田[4]从邓小平成渝铁路经济带的战略思想角度，概述了邓小平领导兴建成渝铁路的历程及其对成渝铁路经济带的基础性意义。可见，关于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思想的具体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以成渝铁路的修筑历史为切入点，重在分析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特点，并力求揭示和探寻其对当代交通建设的启示意义。

一、成渝铁路的修筑缘起及历程

新中国成立伊始，成渝铁路的修筑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历史时期，已逾半个世纪之久。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时代，仅用两年时间建成通车，完成了以往统治阶级没能完成的筑路任务。成渝铁路的全线贯通，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广大西南人民心血的凝练，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思想指导下的重大成果之一。爬梳成渝铁路的修筑历史，无疑有助于深刻理解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制定铁路修建计划的战略思考，进而深入分析和把握邓小平发展交通、建设西南的具体思想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四川地处内陆腹地，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的丰富物产，如大米、食盐、麻、糖、桐油、煤炭、山货和木材等，不能和各地进行广泛的交流，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5]，严重阻碍着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19 世纪末，巴蜀人民便渴望集资兴修成都至重庆、宜昌抵汉口的川汉铁路，而成渝铁路则是原川汉铁路西段。1903 年，清政府成立川汉铁路公司，成为全国最先成立的官办省级铁路公司。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川汉铁路公司名义上为筑路而设，却大肆搜刮铁路股金，使得工程近乎毫无进展。1908 年，清王朝执行“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方针，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决定大借外债修筑川汉铁路，这一卖国行为遭到四川人民强烈痛斥和反对。1911 年5月，腐朽颟顸的清政府不顾四川和全国人民反对，将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再次置于帝国主义集团控制下。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收缴大部分路款，川汉铁路至此辍议。1932年至1933 年，原四川督军周道刚、善后督办刘湘曾两度倡修成渝铁路，因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筑路终成泡影。1935 年至1949 年，国民政府为推进成渝铁路的修筑工作，两度开工，但因抗日战争和款源不济等原因，导致铁路修修停停，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至1949 年，整个工程已用款计法币14 980 亿元、金圆券244 438 亿元、银元255 000 元，总计约折合大米13 亿斤，但仅完成设计工程量的34%”[6]10。“四十年来，从满清（编者注：“满清”一词现应写为“清朝”）政府到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成渝铁路的修筑，忽而开工，忽而停顿，始终没有修成，不过以修筑铁路为名，榨取民脂民膏而已”[7]。

1950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西南军政委员会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提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的方针，并先以2 亿斤大米作为修路经费。1950年6 月15 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西南军区首批调集4000 多名部队官兵组成第一筑路总队，随即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和西康军区各组成一个筑路总队，相继开赴工地。同时，四川各行政区招收1.8 万余名失业工人参与修路，由此形成军民结合的筑路大军，全面展开施工。1950 年10 月，西南军区派出6 个军，开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筑路部队只留下少数干部带领民工继续施工。为保证筑路工程进度，四川各行政区动员民工参加修路，截至1951 年2 月，筑路民工数量达10 万余人。三万军工及十万民工艰苦奋斗，短短两年时间，“共完成路基土石方4 211.3万立方米，隧道43 座，架设大中型桥梁84 座，修建房屋23 万平方米”[8]66，于1952 年7 月全线建成通车。巴蜀人民翘首期盼了半个世纪的铁路梦想得以实现，成渝铁路为四川及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并由此揭开四川大规模修建铁路的序幕。

二、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

成渝铁路的修筑历程，集中反映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关于发展交通事业的基本思想。在进军解放西南之前，邓小平便有计划地组织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他以发展交通作为恢复和建设西南经济的“先手棋”，并在铁路修筑过程中始终坚持服务人民的价值导向，发挥技术人才的关键作用，顺利实现了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

（一）实现巴蜀人民的筑路愿望是最初动因

修筑成渝铁路，改变巴山蜀地交通落后面貌，是自晚清以来四川人民的强烈愿望。1911年，晚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出卖路权，攫取川人路款。四川人民由此掀起反清爱国的“保路运动”，但晚清政府不但没有停止卖路行为，反而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并制造震惊全川、影响全国的“成都血案”。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曾为筹措筑路经费，一方面，妄图采取对外贷款的形式解决路料来源，但因国力贫弱、战争不断，致使谈判未果等而落空；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向人民征收大量筑路税款，如四川省曾“以田赋加征六成、沿线土特产及营业税各加一成、成渝两市工商税加征两成等办法凑集资金”[6]10。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政治腐败，导致筑路所需的资金、材料时断时续，工程进展非常缓慢。人民的筑路热情因而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生活负担也愈加沉重。截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成渝铁路修建历程有半个世纪之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但却未曾铺设一根枕木、一节钢轨。而生于四川、长于四川的邓小平，深知近代四川经济发展的窘境，对晚清以来巴蜀人民修建铁路的渴望，以及为修筑铁路所遭受的苦难铭记于心。初心如磐，风雨不移，少年时期的经历加上几十年的革命历练，使邓小平在接手解放和建设西南之初，就坚定地作出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改变巴山蜀地交通面貌，改善西南人民经济生活，是他的迫切愿望。因此，修筑成渝铁路，实现四川人民铁路梦想，成为邓小平在解放和经营大西南之初思考和筹划修建成渝铁路的最初动因。

（二）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根本目的

近代以来，西南地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千疮百孔，伤痕累累。1949 年11 月底，重庆获得解放，但“工商业极度萎缩，80%的工厂停业关闭，全市失业员工及停业待工者达22 万余人”[9]。整顿秩序，恢复经济，救济失业，稳定人心，成为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迫切任务。面临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邓小平认为要“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废俱兴”[10]100，1950年1 月2 日，他向中央报告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在邓小平的提议下，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的重大决策。随着成渝铁路的开工，大批工厂开始逐步复苏。重庆市428 家私营机器厂，铁业中的185 家大型铁铺，几乎全部获得了订货[10]101。1951 年，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时指出：“铁路的修筑，带动了很多公私企业；重要产业部门开始有了生产计划；公私关系进一步得到合理调整。”[11]329除此之外，成渝铁路沿线地区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业产品，特别是土、特产，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成渝铁路的通车，不但首先迅速的为沿线的土特产打开了销路，而且对四川内地以至整个西南的土特产的内销、外销，也起着重大作用[12]。至于通过成渝铁路的建设投放到市场的资金，也连带使很多工商业恢复和活跃起来[13]。对沿线城镇的商品经济和城乡市场日益繁荣具有巨大帮助。所以，经济要发展，铁路应先行，从修建成渝铁路入手建设西南，无疑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需。

（三）服务和依靠人民群众是核心价值

成渝铁路修建伊始，困难重重。一是成渝铁路地处内陆，修建铁路的器材、施工设备缺乏，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没有外援可依；二是国民经济尚待恢复，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修建铁路的资金紧缺；三是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封建土匪势力干扰不断，地方秩序尚未稳定，民生极为困苦。1950 年6 月，邓小平明确指出，“许多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求得解决和克服”[14]921，他还强调了要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国自己的器材，建设一条崭新的人民铁路。这就指明了“修筑铁路服务人民、修筑铁路依靠人民”的核心思想。在邓小平的安排下，西南军区先后调集三万多名部队官兵开赴筑路工地。筑路军工不仅带头筑路、护路，打击铁路沿线特务、土匪的骚扰破坏，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房东挑水、扫地、收割庄稼。医生和卫生员一有工夫，就给群众治病”[15]11。此外，为减轻就业压力和社会负担，1950 年10 月至1951 年初，四川省各行政区和重庆市组织大批失业工人，以工代赈，并从沿线农村动员数以十万计的民工，共同参与成渝铁路的修筑工程。据统计，“1951 年6 月至12 月，工程总队每月平均功效为142.9%。工效高，收入多。川东区每人平均收入大米846.6 市斤；川南区每人平均收入大米1977 市斤”[6]13。广大民工收入渐增，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筑路热情也因此不断高涨。在成渝铁路的修筑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遵照邓小平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领导施工。正是在“以民为本，服务人民”的思想指导下，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筑路热情，如“农民将在减租退压、土改中分得的香樟、楠木等改成枕木扛运到工地，有的老农还将自己准备做寿木（棺材）的木料也改成枕木献给铁路”[6]14。

（四）尊重和任用技术人才是关键支撑

修筑成渝铁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在成渝铁路的修建始末，邓小平特别注意延揽和重用人才。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专门请兵工专家陈修和推荐铁路技术人才，并在筑路过程中悉数提拔、委以重用。根据邓小平“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16]222的指示，在铁路修建过程中，一些筑路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重要职务，并积极组织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如在铁道选线专家蓝田的建议下，成渝铁路比原来缩短线路23.8 公里，提早完成工期，替国家节省150 亿元的材料和施工费用[16]223；在文史专家张胜奘的协助下，铁路沿线的重要文物古迹得到了及时鉴别和保护。成渝铁路修筑期间，筑路指挥部门还动员军工、民工、路工积极推进技术革新，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改进设备，改善劳动条件。最初担任筑路的是人民解放军，为掌握筑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部队里广泛展开学习运动，开办训练班。“1950 年二总队在10 月份的工作效率达到137%；五总队9 月份工作效率是99.6%，10 月底就提高到180%；个别部队工效竟达到240%”[15]10。在民工方面，川北民工颜绍贵、萧光瀚在单人冲眼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冲泡眼工效比双人打眼提高200%～300%；川东民工谢家泉创造压引放炮法，节约大量炸药[6]13。这些都使得工程造价大幅降低，工程进度加速推进。此外，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对于工程的迅速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介绍我们路基要填土打夯，枕木要钻眼等先进经验，使工程达到标准化[17]。在技术、人才的支撑和支持下，1950 年8 月1 日，成渝铁路开始从重庆铺轨，曾创造出人工一天铺设5000 多米的新纪录[8]66。以至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使成渝铁路成为我国铁路工程史上修筑最快修得最稳固的一条铁路[18]。

三、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思想的主要特点

在成渝铁路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坚持交通第一的战略抉择、发展经济的战略思维、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和尊重科学的基本观念，体现出邓小平发展交通的首要性和战略性，以及显著的人民性和科学性。

（一）首要性：西南是交通第一

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行。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改善交通条件、发展交通事业，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国民经济需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为摆脱西南关山阻挠的发展窘境，推进西南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工作之初，就决定从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面对大西南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指出：“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废俱兴。”[19]而修筑成渝铁路便是西南解放初期要集中力量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把交通事业摆在建设和发展西南的首要地位，使成渝铁路成为西南经济建设的“先手棋”和“突破口”，体现了他关于交通要优先建设、重点发展的思想。1952 年6 月7 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上指出，“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11]522，同时强调“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11]522。在邓小平关于交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川藏公路于1950年4 月开启修建工作，水运码头和其他铁路也相继展开施工。这逐步改善了西南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初步构筑起大西南现代化交通的网络框架。

（二）战略性：重大的经济价值、政治作用和国防意义

交通运输的恢复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更具有重大的意义”[20]。邓小平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建设成渝铁路，他认为修筑成渝铁路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还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国防战略意义。经济层面，修筑成渝铁路，有助于西南解放初期的经济复苏，并带动百业发展。成渝铁路横贯四川盆地中部，沿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工农业发达。修建成渝铁路不仅拉动沿线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的物资交流和城镇发展，还将增加四川地区对外联系和交往的渠道，对全国的物资交流、城乡互助、生产发展也将起巨大的作用[17]。政治层面，有利于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西南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自民国以来长期被军阀割据控制，社会封闭，政局混乱。西南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仅用两年多时间建成通车，实现了四川人民40 年的铁路梦，起到稳定民心、凝聚民心的重要作用。从国防层面来看，西南紧邻边疆，加强国防建设，必须畅通西南各地区的交通线路。成渝铁路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干线，对于建设西南陆路交通网络，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发挥重要的国防意义。

（三）人民性：铁路发展为了人民，铁路建设依靠人民

邓小平交通建设思想鲜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渝铁路的修建始末无不体现着邓小平交通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思想特点。一方面，成渝铁路关系着四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着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据统计资料显示，西南解放初期，“四川有百分之二十的剩余劳动力，修路就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失业问题，再加上间接服务的手工业者当可解决数十万人生活问题”[21]。而建设成渝铁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拉动经济复苏，解决人民群众生计问题，改善人民经济生活。重庆刚解放时，有2/3 的厂矿经常停工，十多万工人没有工作做。[2]156面对艰巨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任务，邓小平从实现巴蜀人民的铁路梦入手，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着眼，组织失业工人、动员大批民工参与成渝铁路的修建。据统计，成渝铁路开工后三个月内，在参加采伐和运输成渝路所需的大批枕木中，川东、川西、川南三行政区所属约七十个县有数十万农民增加了收入，川南綦江县七千农民即因运送枕木而度过了夏荒[22]。另一方面，成渝铁路能够建成通车，离不开四川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长期残酷地统治着中国，使我国工业不能发展，铁路材料的来源完全取决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连一根枕木，也要向帝国主义国家买来”[23]。西南解放后，在成渝铁路修建过程中，广大群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铁路建设所需的129 万根枕木，在沿线人民积极支持和贡献下，以极短的时间内备齐并送达筑路工地；铁路沿线群众还积极参加护路工作，“由重庆到朱阳溪沿线，就组织了护路队员13 110 人。在防止敌人破坏、协助抢修坍方工程、保护新植树木及电信设备、警报危险避免机车出事、捕捉反革命分子等方面”[24]，都起到重大作用。因此，“这条铁路的提前修通，是由于在工作中依靠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

（四）科学性：重视技术人才，遵循经济发展要求

重视科学技术、重用筑路人才，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发展交通事业的鲜明特点。邓小平在铁路修建上指出：“铁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11]522，特别强调“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14]921。他重视人才，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人才，在成渝铁路的修建中，起到了提高工效、缩短工期、节约开支、保护文物的重要作用。在邓小平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成渝铁路工程飞速进展，技术人员和筑路民工积极创新，攻坚克难，突破各项技术难题，他们不但按期完成工程任务，而且在工程中不断提出合理化建议，改进工具与技术，使成渝铁路工程的功效、质量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提高，并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财富。此外，邓小平交通建设思想的科学性，还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建设，交通先行。“铁路是一个近现代化的企业，是国家交通的命脉，是一个强大的运输力量。国民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均有赖于交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交通的发展”[17]。邓小平在着手领导修筑成渝铁路之初，就深刻认识到铁路建设在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促进作用，而成渝铁路作为新中国西南地区工业建设的开端，凝聚着邓小平对西南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大历史贡献，体现了邓小平关于西南地区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思想。

四、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交通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邓小平交通建设思想的指导下，西南地区交通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极大促进了新中国交通网的构建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路先锋”。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交通事业稳步快速推进，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正在阔步迈向党的二十大擘画的交通强国。鉴往知来，回顾总结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修筑成渝铁路的历史及其交通建设思想的内涵及特点，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5]28，而交通作为社会经济的“脉络”，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以恢复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为主要目的，领导修建成渝铁路，从而拉动铁路沿线工商业的复苏，促进巴山蜀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揭示了他“经济建设，交通先行”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筑牢国民经济循环的底盘。与此同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在交通运输领域集中表现为“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不高、关键技术装备创新能力不足、综合运输效率不高等”[26]。为此，交通建设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高质量交通工具和交通装备，努力实现交通事业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其次，要对标世界交通建设先进水平，加大交通运输行业的创新力度，积极推进交通运输方式革新；提高运输质量和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从而以交通运输行业的高质量建设，谱写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二）交通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路先锋

交通，素来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27]。邓小平高度重视交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成渝铁路在西南地区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促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交通建设的规模体量、覆盖广度和通达深度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有力支撑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兴国之要，更是强国之基。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交通大国，正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28]。交通事业的现代化作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势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支撑。为此，必须把交通事业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优先战略地位，率先实现交通运输领域的现代化；同时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使交通建设始终紧扣新发展目标，努力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从而推进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使交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发挥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

（三）交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为了人民

交通运输既是经济运转中的基础性行业，又是社会发展中的服务性行业，同时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发展西南，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人民的铁路梦想，改善人民的出行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交通骨架持续完善，缩短了神州大地的时空距离，提升着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28]。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的出行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智慧、绿色、共享”成为重要的出行方式；另外，交通行业有4500 余万从业人员，一名从业人员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按一家3口人算，交通运输行业支撑着1 亿多人的生计[29]。治国有常，利民为本[25]46，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因此，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交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一切为了人民。要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交通出行需要，着力提高交通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坚持以交通建设促进民生改善，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交通。

（四）科学技术是交通事业阔步前进的坚实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5]33。具体细化在交通运输行业，科学技术和人才则是破解交通发展瓶颈的基本要素，是驱动交通事业阔步前进的关键支撑。邓小平在推进成渝铁路的修筑中，始终做到尊重科学、重用人才，克服重重困难，自主建成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当前，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基础研究不足、前沿关键技术研究相对落后、科技创新体系有待完善等一系列问题[30]。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解决交通行业发展的难题，更加需要发挥人才及科技创新在交通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中的支撑作用。第一，加大交通运输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健全交通人才培养和任用机制，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25]36，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第二，交通运输行业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力量攻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把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三，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25]35，把握交通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发展趋势，紧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为自身交通建设和发展不断塑造新优势。

五、结语

西南地区解放初期交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成渝铁路的成功实践，折射出战略家邓小平关于交通发展和西南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对这一思想进行考察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建设的基本状况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而且能够更加深刻领会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光辉思想。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关于交通建设的基本思想，深刻揭示了新中国交通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成功指导了新西南的交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交通建设思想所体现的首要性、战略性、人民性和科学性的特点，与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是一脉相承的。新的发展阶段上，这一思想又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交通强国之路提供历史借鉴，对于中国交通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