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职业·革命:《女子月刊》的“时代新女性”想象

王 燕

［提要］ 1930年代,随着民族救亡思潮的勃兴,女性“健而美”的身体塑造成为时代进步思想的重要诉求。《女子月刊》呼应时代思潮,号召女性强健体魄,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针对“摩登女性”的华而不实,刊物用职业女性的概念为“新女性”重新赋形,意指女性的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左翼力量的加入强化了《女子月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革命女性作为民族危亡时代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范型,以新的形象进入《女子月刊》的召唤视野。女性形象在“时代新女性”的结构链上,体现出与时代主潮相呼应的进步逻辑。

1930年代出版的《女子月刊》,由黄心勉和陈白冰先后担任主编,以唤醒妇女独立意识为办刊宗旨,以启蒙和社会革命动员的双重时代诉求来塑造女性,既是表征女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时代文本,也是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文拟从微观视角入手,从身体、职业与革命三个维度来探讨《女子月刊》对 “时代新女性”形象的想象和建构,通过《女子月刊》女性形象的内在变化与其所置身的外部社会、时代思潮的张力关系,揭示《女子月刊》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其历时性链条上呈现出来的连续性、变异性、矛盾性,也从一个侧面推进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认识。

一、“健而美”:身体的形塑

近代以来,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女性身体作为女性解放的重要体,不仅指向女性生理、物理意义上的解放,也指向精神、人格的独立与解放。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妇女的解放也被纳入思想启蒙的宏大蓝图,成为时代进步思潮的题中要义。从强国保种的高度来大声疾呼“戒缠足”和“兴女学”,力图从身体上解放妇女,从思想上启蒙妇女,使妇女和男性一样,担负起革除社会弊端、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责任。1930年代民族危机强力逼近,妇女再次被推向时代前沿,在传统家庭身份与时代身份之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焦虑。“妇女的身体作为展示冲突理念的场所,反映了妇女作为民族主体的不确定地位。”[1](P.98)女性的身体之争再次成为阐释国家、社会、时代观念的重要范畴。《女子月刊》也在这种情形之下,扛起了批判“摩登”女性消费身体的大旗,开始了对拥有“强健的身体”的时代新女性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在《女子月刊》之前,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消费文化,已经成功地通过女性期刊,生产出了自己的“摩登女性”形象。《玲珑》杂志以名媛闺秀或者女学生照片作为封面,以好莱坞女明星作为封底,传递着世界最新最流行的女性时装、发型、妆容等讯息。《良友》第100期回顾了以往的封面,烫发、红唇、高跟鞋和紧身的改良旗袍成为“摩登”女性的标签,展示了“摩登”女性的身体景观。然而,迅疾而来的民族危机瓦解了“摩登”的消费风景,“摩登”和“摩登女性”成为社会负向价值的典型表征。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以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规训女性的身体和道德。《汗血周刊》从传统道德和社会风气的角度,批评摩登女性时髦奢侈,不事生产,“不讲道义,丧尽廉耻”,“趋向商品化”,使“社会风气日渐颓废堕落”,违背了国民政府倡导的“新贤妻良母”观念和新生活运动宗旨。[2]

与之相比,“没有政治背景,没有宗教背景,亦没有经济背景”[3]的《女子月刊》继承了“一·二八”战火中被毁的《妇女杂志》(1915-1931)聚焦严肃妇女问题的传统,持守的是知识分子独立和纯粹的启蒙立场。刊物创始人姚名达和黄心勉夫妇亲历国破家亡的悲痛,在东奔西逃的辗转生活中,亲眼目睹过底层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及上海租界里的歌舞升平,慨叹“国家不强,则贻祸人民;人民不智,则贻祸国家;如欲强国,必自充实人民的智识”。[4]他们散尽家财,创办《女子月刊》,希望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启发民众。针对读者汪镇民给刊物写信反映“刊物所刊照片太少,尤其美女照片太少”,《女子月刊》明确回复:“野鸡式的舞女和电影明星、小姐们的玉照我们是不愿领教,……若仅仅以美色为诱人之具,出卖女性人格以推销杂志,我们是至死不为的。”[5]对于追求浪漫的摩登姑娘,诗人杨鸣秋劝诫摩登女性:“你虽有娇丽的芳容/你虽有婀娜的姿态/你虽有迷人的魔力/能抓住一切男住们底心”,但美丽终究昙花一现,“只剩下白骨和骷髅。”当“殷红的腥血已充满了你的四周”,浪漫虚荣的迷梦就该醒来,在民族危急的时刻,女性要走出“摩登”,“走向十字的街头”,投身救国。[6]诗人向摩登姑娘们发出了理想的召唤:放弃小我的情爱和享乐,投入时代的洪流。与该诗含蓄的劝诫形成对比的是刘亁元对醉生梦死的摩登女性急切的呼告:“女士们,快起来吧!时髦的太太,奶奶小姐们,快醒醒吧!内忧外辱,已把我们的整个民族,送到了灭亡线上来了……只埋头的讲求那外形的时髦-革履高跟,束胸曲线,画眉抹唇,跳舞,电影,交际,恋爱……是决不会延长了你们灭亡的日期,更决不会拯救全民族的灭亡。”[7]

(一)从“保国强种”到“体育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存亡、抗敌救国成为大写的时代主题。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塑造不得不从整体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迅速转向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强身健体”。民国初期“强国保种”“国民之母”的女性身体话语被沿用和放大。女性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女子)体格要锻炼好……须知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永远生存,是以优生强种做基础”。[8]潘公展在讲演女子教育时强调说:“我们希望各位做一个适合时代的女国民,不希望各位做一个时髦的大学生。但要做现代的女国民,其责任之重大不亚于男子,有时竟超过男子。因为中国有一好女子,她就可以教养几个好的子女,其关系国家民族至大。故一方面应求知识之培养,一方面对事物要有深刻的观察,才能领导子女,教养子女。现在我们有三点希望:(一)要有充分的尝试。(二)要有刻苦耐劳的修养。(三)要注意体格的锻炼。”[9]这是在“强国保种”的目标框架下对女性进行的身体塑造。

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新的时代话语不断被生产出来。“强国保种”的提法逐渐被 “强健体魄”“体育救国”等更具实施性、针对性的话语所取代。女性“强健的身体”以提倡女子体育的方式得以塑造。1934年,潘公展以上海教育局长的身份在正行女子职业学校演讲,谈到复兴民族与女子教育问题时,又一次强调了“锻炼体格”的重要性。他特别推介近期上海上映的苏俄影片《健美的女性》,并希望“全国的妇女对于体格都能注意起来,锻炼起来”,从而“使中华民族日趋兴盛”。基于此,他希望各学校能重视体育,尤其注意女学生体格的锻炼,“并不单单是做做一、二、三、机械式的健身操而已,我们应注意学生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是否合乎卫生,是否有规律”。[10]

《女子月刊》在创刊号就开设了“女子体育讲座”,介绍《矫正姿势的女子体操》,希冀以此为范本来塑造女性优美的身体和健康的身体。1933年第9期,《女子月刊》又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优胜的女选手,包括后来几乎成为“运动明星”的游泳冠军杨秀琼和径赛冠军钱行素。她们置身赛场,身着短袖运动装或泳衣,体格健美,清一色的齐耳短发,自然朴素的面容,充满力量和朝气,展示了一组强健、有力的女性体坛健将的英姿。同时期,以女子体育或运动竞赛为题材的照片、漫画、广告和电影也相当丰富,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媒介、学校教育对“强健的”女性身体塑造的时代共识。

(二)从 “病态美”“人工美”到“健康美”

近代以来的女性身体话语,大多环绕着“强国保种”“妇女救国”等政治符号来展开,这反映了彼时的政局和社会思潮走向,也深深渗透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追求“健康美”的女性身体话语也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髦话语。“健康美”的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与“病态美”和“人工美”形成强烈对比,有关强健身体和塑造美丽形体的对话和修辞被及时建构。

“中国人以‘窈窕’‘织弱’为妇女的标准,……这不但是造成妇女孱弱无能的根本原因,而且是造成孱弱民族的种子,为社会再大的病态”。[11]比较而言,“苏联妇女的一切都充满着活气的新鲜。她们都是热情和温存,坚强的忍耐力,昂扬的体魄,热切的同志感,快乐的生存”。[12]因此,“多愁多病,翠袖红颜,神仙也似”的女子已经是历史上的美人佳话,不是现代所需要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活泼而健康的妇女![13]

摩登女郎崇尚西化和消费的行径,以“卷发、粉白脸、挺胸和高跟鞋”为标志的“人工美”和“装饰美”,在1930年代倡导“用国货”的浪潮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讨,却也得到了在校女学生们的推崇,学校成为了研究装饰的地方。丁毓珠发出了质疑之声,倡导女学生的自觉。“有闲暇时间可以多看一些有价值的书……我们又何必把多量的金钱去买无用的化妆品来消耗我们宝贵的时光?”女学生们求学是“求实际的学问,是预备将来改造社会,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社会做一个花瓶或一个招牌。”[14]

《女子月刊》于1933年发起征文“理想的爱人”,共有六位女读者和八位男读者投稿。其结果是“体格强健”“健美体格”成为了择偶第一要素。[15]正如李于影所言,“女子要有‘健而美’的体格,在现代的社会呼声很高,由男子找爱人的要求,进而至于男女共同的要求了。因为女子身体健美,不但于女子本身精神上、事业上有关,就是对于传种上子女的遗传尤有关。所以,男子要有健强的体魄,女子也应该要有‘健而美’的体魄了”。我们要打破从前所重视的所谓的‘娇小、娉婷、婀娜……’等弱质的‘病态美’!我们今日所需要的粗壮的‘健康美’!”[16]

(三)从“摩登”到“现代”

“真正的摩登女性” “现代女子” “新式女子”等概念频繁出现在《女子月刊》中,无一例外指向拥有社会职业和经济独立,具有平等、自由思想的时代新女性。这些“时代新女性”无论拥有什么样的名片,“强健的身体”都是其身份构建的基础要义。

然而,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称“真摩登”的时代化女子?“(一)要有健全的躯体(二)要有坚强的意志(三)要有固定的职业。”“不有顺着生理发育秩序而长成而保持的躯体,怎能享到自己生命的乐趣?!怎能称做社会健全的单体?!怎能希望有更健全的儿女赓续自己种族的生命?!怎样能胜任自己求生的工作?!”[17]作者杞后以连续四个反问句,表达了对女性“强健身体”的正向阐释。首先,女性唯有强健的身体,才能有自我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乐趣。其次,女性唯有强健的身体才能以独立个体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再次,女性唯有改变羸弱的身体,拥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完成女性繁衍的母职。最后,“时代新女性”唯有强健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才能够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谋求职业,获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社会价值。

在此基础上,佩兰女士补充了“摩登”的具体内容:“一要实行新生活运动,二要提倡国货,三要有新颖的思想,四要有丰富的知识,五要有优良的品性,六要有健全的体格,七要能刻苦耐劳,八要勤俭朴素,九要有料理家政的本领,十要有高尚的娱乐。”[18]白冰认为一个堪称为“现代的女子”,必须具备强健的体格、远大的眼光、没有嫉妒的心理、丰富的学识、自立的能力等五个方面的素质。“要有强健的体格,才有强健的精神,精神充足,则遇事振作、勇敢、有决断,无论体力上,精神上,都可承担一切工作,这样才不敢被经济所压迫”。[19]雅芳提出, “体格的锻炼”是现代女性应该要有的条件,既然做新女子,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否则无法担任大事。[20]

由此可见,作者们对“时代新女性”的塑造和期待既有女性独立解放的启蒙余绪,如对精神、思想、知识、品性、职业的要求,也有对其身体功能、家庭日常生活的世俗考量,如对繁衍后代、管理家庭、料理家政的要求。相较“五四”时期女性思想启蒙,1930年代的“时代新女性”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职能,“强健的身体”背后,除了传统家庭角色和繁衍的母职功能,更多与社会生产紧密相连,由此引出了“时代新女性”的社会职业问题。

二、“走出家庭”:职业自立与生产救国

《女子月刊》在时代洪流中触及了女性身体、身份、行为和思想精神的启蒙诉求,将社会中崇尚女性娇弱美发展为追求女性身体健康和力量感,将崇尚外部的人工美发展为注重内在知识素养,而这正是女性走出家庭、走向职业化价值生产、走向救亡图存的关键一步。

(一)职业自立

自“五四”女性解放思潮勃兴以来,女性职业和经济独立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基础。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了现实的挑战。1933年,林语堂在《时事新报》鼓吹“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加之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复古势力抬头,“妇女回家论”“新贤妻良母主义”甚嚣尘上,在1930年代中期的妇女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这也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妇女解放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思想论战。

《女子月刊》大力鼓励女性谋求职业,取得经济独立,杂志刊载了大量的有关女性职业问题的文章。据统计,该杂志文章的标题含“职业”的文章有37篇,标题含“女工”的文章有15篇,含“教师”“教员”的文章总共有10篇。杂志中有关“妇女生活”的文章很多涉及妇女的职业生活。拥有自立的职业是《女子月刊》塑造“时代新女性”显著标志之一。

赵清阁认为传统女性依附于男性,乃因经济不独立。女性要自谋生活,必须要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谋求职业。妇女解放的唯一方法就是妇女寻求职业工作,获取经济独立。针对中国社会仿效德国大肆流行“妇女回到家庭去”的论调,作者认为“这简直是盲从,与其说叫回家去,还不如将时代轮盘再转回到十七世纪去”。[21]杨夏瑾在《女子与职业》一文中,探讨了女子选择职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女子要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就非有自立自尊的精神不可。要养成这种精神,职业实为其先决问题,在此唯物史观极端发达的时期,无论精神上的欲望(如自由平等),或物质上欲望,差不多全建筑在经济的基础上。所以要想满足这种欲望,无论男女就非从事职业不可。”[22]雅明指出“历史上的事实告诉我,女子所以成为被征服者的根本原因,那是因为在经济上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于是便渐次形成了社会上,法律上,政治上,教育上……的不平等。”[23]钱一苇认识到女子如果从事职业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会有很多的利益,“(一)提高妇女的地位━设若你有了自立的能力,便有自立的经济权,无需仰赖男子……(二)增加家庭的幸福━假定女子都有生产的能力,使家庭的经济富裕,一切家庭间的开支由双方负担,这样自可手头经济宽松,而生出家庭间无穷的幸福了。(三)促进社会改造……(四)增加子女幸福……”[24]。女性从事职业获取经济独立的进一步目标是实现人格的独立和性别的平等。“欲言男女平等,须以妇女经济独立为要件,苟经济不独立,依赖男子生活,万无平等之日。然欲经济独立,以从事职业为首要,如能自给自足,不须仰仗他人生活,诸事均可不受无理干涉,就是独立的人格,始可确立。”[25]赵清阁为现代女性可选择的职业进行劳力和劳心的分类,并开出了具体清单,为女性就业提供切实参考。[21]占据这一类现代女性论域核心位置的是女性的社会职能,传统的家庭角色或缺场或隐而不显,这也符合“五四”以来“妇女解放”的启蒙传统。

(二)生产救国

随着民族危机加剧,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和期待不再仅仅满足女性职业的自立,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日益迫近的战争局势迫切地要求女性参加社会生产,为社会变革及国家救亡贡献力量。“叫妇女们去生产,除了可以为她们自身取得男女真正平等的地位以外,还有两层更大的理由:一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前进,一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26]妇女投身生产救国,这不但是中国妇女自身解放的出路,也是中华民族寻求解放的出路。因此,黄心勉发出呼号,“现代中国妇女应有的急务,莫过于屏除享乐主义,参加生产工作。”[27]“要切实应付社会,必要相当的能干,……应该负挽救国家改造社会的巨大责任。”[20]可见,“自立”“参加生产劳动”,服务于国家社会,是成为“时代新女性”的根本条件。

因此,除了寻求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从事职业、生产也是女性救国的良方。“女子用什么方法救国?”“国难时期妇女应该用什么办法救国?”[28]《女子月刊》充当起救国思想的“播种机”和实践救国的“指南书”。就当时的救国之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教育救国,有武力救国,有科学救国,还有读书救国、航空救国甚至游艺救国。然而,军需战备的一切建设,如国防、交通、金融、航空等,需要相当充足的物质条件。《女子月刊》在第二期就指出“生产救国,才是一切救国方略的基本”。[29]同时期,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扩大生产,发展民族工商业,抗敌救亡等此类标语盛行一时。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被要求参与生产救国,共纾国难。《女子月刊》鼓励女性加入到生产活动中来,并“奖励一切个人的生产,(包括)家庭的生产和学校的生产。”月刊鼓励女性普及教育,增强智识,谋求职业,生产救国。还曾开设过“女子实业”专栏,介绍“女子与养蜂”等实业技能,占据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广泛动员参加生产救国。“知识女性的任务是扩大救亡运动,不是做‘贤妻良母’,不是提倡旧道德的‘新生活’!”救国是全方位的,“要从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民众组织的各方面来作坚强的准备。”[30]该文一方面呼吁知识女性参加全方位的救亡运动,一方面拓展了救亡运动的实践范畴、实现途径和参与意义。

生产救国的女性与同样参与社会生产的女性具有不同的价值论功能,前者是超越个人利益的,后者仍局限于启蒙传统对女性社会角色和个体人格独立的塑造。从事生产救国的女性不一定走向战场,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如歌咏团、座谈会、读书会、演讲会、讨论会、剧团,不拘泥任何一种形式,只要能把散漫的人民大众,在一个抗日救亡的目标下组织起来”。[30]广大的女性被召唤要“俭约自己的服用”,使用国货,关注国难。同时要努力做“后方的工作”,“为伤兵写信缝衣,到医院做看护妇,替前方抗敌军士捐输物品,预备战时士兵所必需物品或组织慰劳团。”[31]除了具体的抗敌救国工作,更重要的是,妇女群体要有集团抗战的意识,“要从集团的力量上建立救国的工作”,“只要在当前不愿意做汉奸的妇女们都应该携起手来,我们要在反帝的这个总目标下面建立统一战线……领导起中国大众去作英勇的抗争。”[32]这表现出《女子月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妇女动员上的积极响应。

三、“匹妇有责”:成为革命“女战士”

《女子月刊》诞生于战争之中,从创刊始便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由于抗战形势的紧张,从1936年第4期开始,《女子月刊》更多关注时局,探讨女性与战争、女性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刊登了诸多时评和抨击妇女运动中的复古逆流,以及指明妇女运动前进方向的文章。刊物组织的第一次征文,便是“女子用什么方法救国”,在《女子月刊》第二期中,编者就开辟了“国难特别讲座”专栏。据隋明照统计,《女子月刊》全部文章中关于女性认识与挽救国家危难的文章共77篇,其中,1936年关于国难的报道数量占《女子月刊》所有年份有关国难报道总数的42.9%,1937年占总数的22.1%。[33]这显示出:随着日本侵华行动不断升级,《女子月刊》对于“国难”“救国”等相关话题的关注和探讨越发频繁,对女性爱国救国的动员日益迫切,“革命”成为时代新女性的新命名。

1936年,左翼作家的加入使得《女子月刊》呈现出明显的进步倾向,使得女性话题有了鲜明的“革命”意识,为《女子月刊》增添了一抹强烈的“国防”色彩。①1936年第9期《女子月刊》封面以“革新号”昭告天下,声明“要建立‘妇女们的国防战线’,……等待那复仇的一天的到来”。她们发现,“过去杂志的内容,大半范围在女性话题圈内,未免狭隘;诚然妇女问题是我们切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妇女以外的人群社会,我们也应该去认识,去理解,不作井底之蛙”。[34]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使她们进一步认清了女性问题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独立解放的问题,更是社会解放、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问题。于是,革命女性的召唤与动员呼之欲出。

针对当时女界要么不知道国难而漠不关心,要么知道一点国难但是手足无措的情况,《女子月刊》对广大女性开始了思想的动员。《三月来的国难》[35]《国难的由来和现状》[36]等文章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民族危亡做了启蒙式的介绍和思想上的动员,强烈呼告中国已经到“列强吞并”的危急时刻。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民族解放息息相关。“我们应该走的是救亡的路,往救亡路上去才是我们求生的,解放的绝好机会,不如此,只有等死。”[37]

吕云章在《现代中国需要那种女子》一文中,将“新式妇女”分为三派:学校妇女、职业妇女、革命妇女。她认为学校妇女是未成熟者,职业妇女是稳健者,革命妇女则是激烈者,“这一派人,不满意现状,对于政治、经济、社会,都抱一种改革精神。自愿牺牲时间、精神、金钱,乃至于生命,以求进步。对于衣,食,住,行是不注意的。乃至对于职业,对于家庭,亦看得很轻,唯求人群,国家,社会的福利”。[38]革命妇女的追求已超越家庭与职业,而以冲决罗网的精神投身于谋求同胞、社会、国家的福祉。

赵清阁在《爱国救国,匹妇有责》一文中,谈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名言,她认为这是“根本抹杀了女人的存在”,“女国民与男国民一样,除了生理差异,能力才干并无区别”,在“国难当头,战云密布的目下,女人光喊‘自救’是不行的了,则必须先树立起:‘爱国救国匹妇有责’的目标,而实际和男人一样地共同踏上战场奋斗,效仿法国革命时的女兵士打前锋的历史,……不仅是积极组织着看护队;尤其要赶紧努力钻进那军事的直接机构里。”[39]赵清阁指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节点,妇女和男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除了搞生产、组织看护队这些外围工作,也能直接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成为名副其实的“女战士”。为此,她还提出组织“女战士训练班”的构想,一方面教授军事知识,一方面训练军事技能,如驾驶航空、射击各种枪炮、侦探、无线电报电话等理论及实践。由此可见,女性知识分子对妇女救国的热情已然建立在成为革命妇女的荣耀之上,与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紧紧相连,超越了现代女性对个体人格、精神、身份的规划。

《女子月刊》对于参与军事训练与战地工作的革命女性采取了图文宣传的动员激励模式,塑造一种“女子尚武”的英雄气质。在刊物为数不多的图片报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展示了国外、国内女性参加军事训练和战地工作的情景。1933年第3期,刊登了一组图片报道,有日本女学生的军事训练及扛枪射击的情景,编者为这组照片配上了意味深长的标题:她们也擎枪指着我们了!1933年第10期,取名“巾帼英雄”的图片,刊登了云南曲靖党务指导委员余志熊女士的军装照片,也褒奖了万里从军的姚瑞芳女士,她身着白衬衣、裤装,脚蹬一双高筒军靴,右脚蹬踩在一辆军用卡车的踏板上,英气逼人。1936年第7期的时事摄影,刊登了因国土沦丧,各地民众及学生手举横幅标语,走向街头示威请愿的实景照片,展示了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国飞行社训练班开班仪式上,唯一女生杨瑾珣与女飞行家杨卿霞的合影,寄予了整个国家对“女子救国”“航空救国”的期望。1936年第10期,《女子月刊》刊登了“冀察政委会军事训练队之女生”的图片报道等,这些图像真实再现了当时女性走向街头、走向战场、保家卫国的英姿,也对《女子月刊》的广大受众起到了动员鼓舞的作用。

除了直观的图像,《女子月刊》也刊发了大量的文章和文字介绍其他国家的女性,特别注重介绍国外女性参与军事训练的情况,以启发激励中国妇女参与军事训练,走向战场保家卫国。②《女子月刊》介绍国内女性,特别凸显“女战士”“女英雄”的谱系刻画。如介绍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家林鹏侠,号召中国女子学习航空,保卫国防,保卫国士。[40]同样被封为“巾帼英雄”的还有辽宁抗日义勇军的王大姑娘,她和王金芝统帅游击支队几次暗袭日伪军队,声名震动辽西各方。[41]女英雄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故事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他的眼睛不忍再看那般的横暴,他的耳管灌不进‘亲善’的烂调,只有愤恨与将要爆裂的血管,残暴的,忍性的,恶毒的,我们要给你道一声枪炮的敬礼!”[42]诗歌表现出了对“女战士”战斗血性的崇敬。《守望:为西班牙妇女巡回队而作》写道:“健美的双手,擒着沉重的枪,明慧的眼光,放射到天外边,流一身的热血,蓄一身的力,守望在这里,今日,为了祖国的安危”[43]。作者借歌颂参战的西班牙妇女,表达了对投身战场的中国革命妇女无限的崇敬与礼赞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女子月刊》对革命女性的召唤和动员将目光转移到了占绝大多数的下层女性身上,乃至覆盖到全体女性。“组织起妇女大众来”[31]是其革命动员的宗旨。与左翼文学、国防文学的大众化运动一样,“妇女们要建立统一的战线,它是各阶层的联合战线,不管是太太小姐,不管是劳动妇女,都可以参加”,[44]民族解放由此与妇女解放、社会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女性作为民族危亡时代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范型,也由此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时代真理性。

结语

《女子月刊》对“时代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刊物对1930年代重大时代主题的呼应和践行。作为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女子月刊》秉持知识分子立场,把脉时代之痛,暴露社会问题,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之路,并集中通过女性启蒙和现代女性的建构体现其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欲求。《女子月刊》非政治的政治立场再一次验证了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代,一切人一切事均很难置身社会政治之外。其短短数年的办刊历史,经历了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故其女性启蒙的主题重心也在发生峻急的变化,从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对病态美和摩登的批判、对强身健体和健康美的呼唤,到承续“五四”启蒙话语,动员女性走出家庭,谋求职业,获取经济独立和自由平等,到号召、鼓动女性行动起来,参与生产救国,投入全方位的抗敌救国阵营,成为革命女性,其“身体—职业—革命”的女性视野,不仅与1930年代经历“五四”启蒙却仍深陷困境的中国女性的切实境遇息息相关,更与阶级矛盾、民族危机日益深化的中国社会现实密切关联。毫无疑问,《女子月刊》对女性形象的多重塑造,折射出中国女性特定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及其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刻关联。它表明:女性不仅需要成为“时代新女性”,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人,更需要成为社会革命的一员,成为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新人、新国民。

注释：

①1936年8月,封禾子担任《女子月刊》主编。多年后,封禾子回忆起《女子月刊》,承认当时实际的主编是阿英。“阿英同志是执行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的指示,占领刊物这个阵地,展开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如此积极地为《女子月刊》擘划,协助我主编《女子月刊》,是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的。”众多左翼作家为《女子月刊》供稿,如夏衍、洪深、张若英、田汉、郑伯奇、阳翰笙等。

②如《日本妇女团体的爱国运动》、《日本有所谓妇女国防会》、《日本女学生军事化》,《女子月刊》1933年第1期。新武:《苏联妇女的军事训练》,193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