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系统思维

卫郭敏,冯 赏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太原 030024)

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强大理论工具。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1]20“系统思维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1]21我国正处在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促进改革发展和调整利益关系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分析其深刻哲学内涵,能够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

一、以整体性思维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第一,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与改革的全面推进。所谓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就是系统整体有各孤立部分没有的特性,其作用与系统部分简单相加不同。如果孤立地看待系统各部分,则会忽视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系统的整体功能正是在系统各部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系统各部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这必然导致整体的功能减弱或增强。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把部分放到系统整体中进行统筹规划,重视整体的优化,而不能采用孤军奋战的方式进行改革。习近平指出:“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2]27

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简单地说,就是改革应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是一次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任一子系统发生改变,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改变。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单项改革,更要注重改革的整体性。“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2]47全面深化改革须从整体出发,兼顾改革的各个要素,从各个要素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特征,整体统筹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第二,系统的整体制约性与改革的协同推进。系统的整体制约性,通俗来讲就是指整体制约局部。系统是一个由多个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有一定作用的整体,而要素是受系统总体制约的部分。要素和系统是相互依存的,系统对要素起主导作用。正如黑格尔指出:“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按照名词虽然仍然可以叫做手,但按照实际来说已经不是手了。”[3]系统能够制约要素,要素的功能、地位要在系统中才能展现。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才能使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得到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8报告强调,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而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以系统整体制约性为切入点,经济方面的改革必须处在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整体改革的大系统之中才可能进行,而经济方面的问题又是同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因素,要充分考虑到各方优势条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更要注意加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第三,要素的非平衡性与改革的重点突破。要素的非平衡性,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均衡的,某些要素在系统中处于支配地位,对系统的整体功能起决定性作用,某些要素是系统的被支配要素,对整个系统功能不起决定作用。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对系统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导要素。所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注重整体推进、协同推进,更要抓住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56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有重要的牵引作用,是改革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把握好牵引全面深化改革系统的重点要素,才能使全面深化改革趋向最优化。

二、以结构性思维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构优化

第一,基本经济制度改革与所有制结构优化。系统的结构是指构成系统的诸要素相互结合的方式及其形成的整体构架,是一系统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本质规定。相同要素可以有不同的结构,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系统的本质发生变化。比如化学学科的同素异形体,即元素相同但结构不同,而导致组成的物质不同,其特性也不同。例如,磷的两种同素异形体红磷和白磷,白磷可溶于二硫化碳,红磷却不溶于二硫化碳。故,厘清要素、结构和系统本质的关系,对于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结构问题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在未能掌握和灵活应用系统的结构性思维时,大众思维停滞在“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上,认为调整所有制结构,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本质发生变化,不敢轻易涉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大众产生这种认识是因为对结构性思维和系统本质的认识不够深刻。在当前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结构比例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调整,不仅可以保护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可以发挥非公有制的优势。

第二,完善分配格局与分配结构优化。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可以激发出要素单独所不具有的作用。系统的结构不同,功能就不同。所以,系统要实现其特定的功能,必须不断地结合实际情况对其结构进行优化,使系统的功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及时调整分配结构,完善分配格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要优化分配结构,缩小人民的收入差距。此外,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其相配套的分配结构也要进行优化。在分配结构上,我国采取“三次分配”的社会分配机制。在完善分配格局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初次分配中,按劳动要素分配在多种生产要素分配中占比小;在第二次分配中,政府调节灵活性不足;在第三次分配中,慈善事业发展比较滞后。针对上述问题,调整三次分配在分配机制中的结构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增加按劳动要素分配在多种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比例,通过转移支付使区域协调发展,将慈善事业纳入企业税收优惠的范围,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个人捐赠行为等途径,提高第三次分配的比重,优化分配结构,完善分配格局。

第三,建立服务型政府与政府组织结构优化。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又反作用于结构。从结构与功能关系上看,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而功能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而改变。功能的变化会影响系统的结构。结构与功能的辩证统一关系表明,不仅政府组织结构优化会影响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也会对政府组织结构产生作用。

政府组织结构的优化和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有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更好体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形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是为了使市场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会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比经济发达地区要困难得多,致使欠发达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较为落后,很多宏观性服务型政府构建政策与举措得不到开展,从而阻碍政府组织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三、以层次性思维重构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微观经济系统层次与市场作用。从层次性的角度来讲,系统是由不同要素或者诸要素结合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系统等级,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具有多层次的复杂世界,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可见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4]从宇观世界到宏观世界再到微观世界都是具有等级秩序的系统。

西方经济学将经济系统分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单个经济主体的问题。微观经济系统改革的过程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活动当中,市场就像一只无形之手,它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其他机制的交互作用,并随供求关系的改变而影响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从而自发调节多种资源以达到最优配置的目的。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自主性、市场关系平等性、市场行为竞争性为主要特点,通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推动生产力发展。

第二,宏观经济系统层次与政府作用。系统具有等级秩序性,不同系统层次遵循的规律具有特殊性,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单个经济主体问题。在微观经济系统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机制能够激发主体的活力,但也存在一定缺陷,例如损人利己、制售假冒伪劣以及调节滞后等问题。与微观经济层次不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国民经济总量问题。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相应的调节机制也就不一样。宏观经济系统改革主要依靠政府发挥作用,干预国民经济。对于宏观经济层次,市场机制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需政府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

政府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可以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失效时,通过宏观调控使整个经济系统实现最优化。当自发的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刺激需求,市场无法合理配置资源时,借助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对于宏观经济层次,要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就必须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乃至行政手段来维护经济总量的平衡,推动经济结构布局的优化,防范区域性和系统性的风险,实现稳定市场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辩证统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着力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就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9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应注意经济系统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不同以及不同等级层次遵循的规律具有特殊性。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就是要把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有机地统一起来,做到两者相辅相成,协调一致,从而形成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强调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辩证统一。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便会走向极端。不应该仅仅强调市场作用而把政府宏观调控视为可有可无,放任自流,不管不顾,也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否认市场调节机制。上述两个误区,都可能妨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所以,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同时入手,两者缺一不可,以达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相统一。一方面,界定二者质的差别,系统分析微观与宏观不同层面上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范围与途径的差异。另一方面应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者统一起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性、关联性发展,达到整体优化。

四、以自组织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演化发展

第一,开放使国家在动态平衡中自组织演化。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现实的系统均具有开放性,只有当系统具有开放性时,才能由外部引入负熵流来抵消系统本身熵的增加,从而降低系统整体的总熵,使得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走向自组织。封闭的系统,没有熵的增加或者减小,将导致系统丧失活力而陷入无序。普里戈金认为:“社会和生物的结构的一个共同特性是它们产生于开放系统,而且这种组织只有与周围环境的介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命力。”[5]可见,系统自组织优化的前提是对外界环境保持开放的状态。

当今世界越来越趋于扁平化,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能离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如果只是封闭起来搞发展,不积极参与全球的竞争与合作是行不通的。因而,我国将全面深化改革放进全球的大视野中推进,采取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沿海向内陆分步开发的原则,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促使中国社会系统发生了内在的结构变化。例如,开放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了人口流动,改变了城乡人口的比例结构,使农村、城镇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在中国投资,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系统正自觉地进行自组织演化优化。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讲道:“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6]这表明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将持续扩大,能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国家系统稳定。

第二,社会各个子系统在改革中实现功能的整体性发挥。自组织是一个系统自我组织差异协同的过程,它是系统结构与功能随时间与空间有序演化的过程。“协同总是以差异为前提而存在,而任何系统内在的差异又是通过协同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7]系统自组织受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国家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复杂巨系统,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必须组成一个功能耦合的网络,互相调控。只有当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在持续协同作用时,社会整体才能实现优化。若系统内部任何子系统结构功能无法耦合,则社会就有可能动荡不安甚至瓦解。为此,全面深化改革需统筹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个子系统,以实现社会系统功能整体性。

全面深化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的,将权力下放给企业,实行股份制、公司上市等改革措施,先试点再推广,使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各个层次逐步整体优化。与此相适配,政治与文化体制改革需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劳动者成为主人翁,使个人有审议权、监督权等合法权利。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破除“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思想,贯彻按要素分配就要打破大锅饭的观念等等。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进行的今天,文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必然要随之进行。党中央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更深层面促进中国社会和谐运行和整体功能最大化。

第三,社会在改革和开放双向互动中实现结构的进化。改革就是要向系统内部改进,要在保证系统没有质变的前提下,站在系统整体性的高度上,根据现实条件不断地对系统内部妨碍其发展的要素加以调整,从而使其处于最佳状态;开放发生在系统之外,在保持系统独立性的情况下,以系统开放性为出发点,让系统持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交换,并引入负熵流以提高其活性。改革与开放双向互动打破系统原有平衡态并诱发涨落机制,使序参量之间相互竞争或者协调推进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从内外两个方面实现系统的整体优化。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开放。改革开放突破了原有陈旧的“大锅饭”收入分配格局和区域发展齐头并进模式。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平均主义到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了企业与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并非绝对平均主义,它是由不均衡逐渐走向均衡。从区域发展格局上看,要结合沿海和内陆的实际情况,遵循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让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优先发展,再让先富带动后富。打破收入平衡机制和地区同步发展,系统内的涨落幅度越来越大,在这一随机涨落的过程中,社会系统不断探索新的社会结构并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进化过程。

五、以信息反馈思维保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稳定发展

第一,信息负反馈是保持社会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信息反馈有正反馈与负反馈之分。负反馈就是将系统的输出端反馈给输入端,使得输出起到和输入相反的效果,从而缩小系统输出和系统目标之间的距离,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负反馈是使系统向已有目标运动和发展的反馈,能够使系统保持稳定,表现出系统的合目的性。因此,“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8]。社会系统的改革会大量运用信息负反馈机制,以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2]96因而,应在社会稳定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但是,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引起利益关系的调整,会造成通货膨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民群众心理失衡,从而影响社会系统的稳定。在社会系统发生偏差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通过信息的负反馈调节纠正偏差,可以减少社会系统的“振荡”,以实现社会系统改革的目标。

第二,信息正反馈推动社会系统发展演化。正反馈与负反馈的作用恰恰相反,负反馈使系统保持在既定目标的范围内,而正反馈会使系统与既定目标值的偏差愈来愈大,甚至造成原有系统的瓦解。从传统意义上看,负反馈与维持系统既定目标、维护系统稳定性有直接关系,正反馈则促使系统向既定目标偏离,这会使人们更加重视负反馈的作用,忽略正反馈。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涨落可以通过系统的正反馈得到放大,以破坏系统原有的稳定性,进入新的稳定状态。即系统的正反馈机制对系统的演化起推动作用。在社会系统的改革中,正确运用信息的正反馈机制,能够促进社会演化发展。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发展是目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系统的全面演化进步。中国要解决好内部存在的所有问题,关键在于自身发展尤其是社会生产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破解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难题,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同时,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促进更广泛而深刻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促进改革。正反馈机制在社会系统中形成良性循环,进而推动社会系统的演化。

第三,信息反馈是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正反馈与负反馈均在系统中起着重要控制调节作用。负反馈能维持系统稳定,正反馈能促进系统演化发展。若系统中仅有负反馈,系统就会过分稳定,不能演化发展。反之,若系统只存在正反馈机制,那么系统就无法稳定存在,甚至其存在都变得不可思议。对于社会系统来说,正负反馈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正负反馈互为补充,形成了系统自发的调节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多层次结构网,组成了稳定与演化相统一的系统整体。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既要重视社会的稳定性,又要推动社会系统的演化发展,二者应该统一起来。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2]36一方面,要使社会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并维持在原来质的规定性范畴内,让改变在量变中进行;另一方面,要使系统打破原有数量的规定性而产生质变,从而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新状态。社会系统均以稳定为前提进行发展和演化,并经过演化而得到新的稳定性。

六、以整体优化思维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化是自组织优化与他组织优化相结合。哈肯提出:“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系统是自组织的。”[9]乌杰在《系统哲学基本原理》中补充道:“这里‘特定’是指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不是外界强加给系统的,那么,这个系统就是自组织的。”[10]与此相对,一个特定系统的形成和运行受控于系统以外的力量就被叫做他组织。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化,既不是单纯的自组织优化,也不是单纯的他组织优化,而是自组织优化与他组织优化的某种结合。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组织指令与组织力并不完全源于社会系统本身或社会系统外环境,而是二者的结合,缺一不可。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只有市场这一自组织机制,还需要配备计划这一他组织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互为存在的条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来自市场经济自组织的自发性而导致的盲目性。盲目性是自组织不利于系统优化的一面,政府的职能就是要遏制这种盲目性和对市场自组织自发性进行规范和引导。市场和政府协同动作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系统的优化。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点。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结构功能的整体优化。“系统优化并非某种质点式的优化,其核心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化,系统具有整体性决定了系统的优化只能是系统整体的优化,即作为系统整体取得最好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11]系统整体优化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各子系统收益达到最优化,结合后整体收益达到最优;二是各子系统收益最优化,而系统整体收益并非最优;三是每个子系统的收益并非都是最优化,但是组合起来的整体收益是最优化的。因此,整体优化是力求子系统最优和整体系统最优。若两者冲突,局部利益须服从整体利益。

全面深化改革要统筹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整体对于局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系统的整体效益不好,最后势必影响到局部的效益,而局部也达不到最优化;系统整体效益好,带动局部向好的方向发展,局部也受益。因而,必须树立大局观念,站在全局谋划局部,站在系统把握环节,抓住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确保整体协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是牺牲沿海地区应有的发展速度来使沿海和内陆发展绝对平衡或整齐划一,而应该是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先行,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各地共同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

第三,社会系统整体优化是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系统优化是系统发展演化的目的。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在演化当中实现整体优化,才能实现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由于系统优化是人类活动的目的,所以系统的整体优化与系统的各个原理和规律都有着密切联系。整体性是系统优化的核心,结构性、层次性都是系统优化的方式。处于劣势系统时,可以进行结构重组,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达到新的整体优化。对于具有多层次的系统,元素的整合可以直接产生整体层次的涌现性,使系统得到整体优化。自组织就是使系统从混沌到有序,最终实现优化,正负信息反馈使系统保持稳定,实现整体优化。

“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26以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都是从具体领域提出的。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需要统筹推进各领域的改革,确立明确的总目标,才能实现社会系统的整体优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利用系统思维中的各种原理和规律,使系统不断得到整体性优化。

七、结语

系统思维为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提供了新思路。从整体性思维、结构性思维、层次性思维的视角分析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整体结构和功能,不仅可以为研究和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和难题提供新的思考方法和新的发展模式,也为现代科学思维增添了时代内容。从自组织思维、信息反馈思维、整体优化思维的视角分析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在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应从具体国情出发,树立整体协同的系统观,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发展,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更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