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进路

王 静,王有华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014)

晚清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交困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爱国志士四处寻解之中心问题。各种主义、学说藉此纷沓而来,乱花渐欲迷人眼,最终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历史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究其根本当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但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在传入初期能为人所接受亦需有据可依,是否科学便是依据之一[1]。只是这一时期“科学”概念本身仍处于变动之中,界域不明,那么国人如何理解“科学”才有助于走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路?这种理解对未来历史进程又产生了何种影响?陈独秀作为高举科学大旗的思想先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批信仰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尤具代表性。对此问题的探察,不仅能丰富陈独秀研究的维度,亦能在历史回溯中深化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

一、缘起:科学地位跃升中陈独秀科学观的早期构建

16、17世纪,一股以求实黜虚、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思潮在中国兴起,儒学进入新一轮的自我转型期。与以往不同,儒学转型的同时,中国开始步入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进程。“科学”以舶来品身份与儒学相遇,且以“格致”“格物穷理之学”为名逐步融入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到了晚清,与科学相关之著作、器具、技术等在救亡图存背景下引入中国。“科学”不仅逐渐代替“格致”之名,而且在内涵上有英国式理解的自然科学与法国式理解的兼含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分殊[2]。不管采用何种理解,“格致”抑或是“科学”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不断攀升。

1879年出生的陈独秀正处于“格致”向“科学”转变以及科学地位在中国跃升的时期,他早期科学观的框架便在此背景下搭建。依据对科学理解的变化,陈独秀早期科学观的构建大致可以1897至1917年为界,从对科学的内容界定、认知框架两个方面展开。

(一)在内容界定上,陈独秀所理解的“格致”或“科学”绝大多数指向自然科学,只有在谈及“进化论”相关内容时有越出之嫌

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自第八期至停刊,“格致”为其固定栏目。从陈独秀对“格致”栏目的命名与采编内容来看,“格致”栏目中的所有内容均指向“自然科学”。其他栏目如“地理”“卫生”“实业”等也多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相关知识的介绍。而且,从陈独秀本人发表在《安徽俗话报》的内容来看——“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或是试演那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看戏的还可以练习格致的学问”[3]84——显然也是将光学、电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视为“格致的学问”。及至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科学”一词虽取代了“格致”,但在内容上依旧注重对自然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同时他还致力于向国内推介自然科学家及其最新成果,率先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化学奖的两大科学家梅特尼廓甫和阿斯特瓦尔特的成果予以介绍,盛赞自然科学之功用[4],以提升科学在国民心目中之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虽在这一阶段多将科学视为自然科学,但对根基于自然科学,着力揭示自然界中生物物种演化发展的生物进化论的理解和运用有越出之嫌,主要表现为以生物进化论之理谈及社会进化。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将生物体新陈代谢的自然之理扩大到社会有机体中,以此推论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5]158,进而强调国人应自觉“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6],呼吁国人奋进。陈独秀将社会进化论相关内容纳入科学疆域的这一举动,为他此后对科学的广义理解埋下了伏笔。

(二)在认知框架上,陈独秀将科学放置于中西、落后与文明的思维图景中予以解读

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影响,青年陈独秀虽痛心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但仍存“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7]的传统观念。正因陈独秀将中西问题置于传统“古今”“华夷”观之下,使得他虽有“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8]的警醒与担忧,但具有西方文化属性的科学尚未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及至甲午惨败,中国长期以来的文明自信逐渐消解,国人长期持有的“古今”“华夷”观在坚船利炮声中转变为“中国=旧=落后”“西方=新=文明”的认知模式,促使陈独秀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求索开始放置在这种新框架下。因此,当1904年陈独秀明确今后要探寻“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9]的答案时,“练习格致的学问”[3]84被其首次提及,而这成为他此后在中/西、落后/文明框架中理解科学之开端。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将中国未来走向问题与西方、文明、科学相捆绑。一方面他将科学与文明勾连,视科学为中国通向近代文明之路的必备工具。在他看来,“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10]164,而其拥有近世文明之法宝则在于科学与人权,且“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5]162。意即,科学是近代文明不可或缺之要素。中国虽历史悠久,但因缺少科学,“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10]164,而必然处于落后状态。因此,他从西方国家中精心选择出他认为最具近世文明特征的国家——法兰西,将其作为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标杆。他不仅在《新青年》杂志封面上以中法双语定名“青年”,还极力宣传法兰西人拉马尔克在生物进化论中的贡献,刊登多篇有关法国文明的文章,推崇法兰西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另一方面,陈独秀还视科学为改造传统中国的利器。他将科学视为文明标志,而“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5]162。按此逻辑,中国要想进入科学文明之途,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思想、对宗教的盲目崇拜亟待抛弃。故陈独秀强调“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轨”[11]248,主张在日常生活层面,“不唱神仙鬼怪的戏”[3]84,而可以“试演那光学电学各种戏法”[3]84,借此向观众普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破除群众的迷信思想。在更系统的教育层面上,陈独秀还试图以科学抨击宗教迷信。他认为教育上科学的兴起,可以细胞、原子等自然科学内容有效解释个人生死、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破除宗教迷信所常言的定命、长生问题,借此医治传统中国之痼疾。

总之,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爱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时间内来不及仔细咀嚼现代化包含的诸多内容,只能在实践中逐步理解与反思。陈独秀早期科学观的构建显然还处于稚嫩状态,他所理解的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进化论的混杂体,且因将科学置于中西、落后与文明的视野中认知,更容易让他基于对科学的尊崇而向往西方政治体系,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11]252作为他为中国未来所奋斗的目标。不过,伴随时代大潮与个人省思,陈独秀对科学的理解在新的时期随之变动,为他此后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提供了契机。

二、熔铸:陈独秀科学观的嬗变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对接

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非一蹴而就。对陈独秀而言,其1917年初至1920年9月科学观的嬗变,特别是将科学与信仰的对接,引领他头脑中的科学与闪烁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同向奔赴,最终为其铺平了从一名资产阶级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科学进路。

(一)陈独秀在国人对科学的持续推崇中拓宽了科学的内涵,为其以科学审视、接纳马克思主义预留了空间

自“科学”于20世纪初替代“格致”,其地位急剧上升,“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12],这种国人对科学的普遍推重也促进了陈独秀对科学内涵的深化与拓展。其一表现为陈独秀开始将社会科学纳入科学范畴之中。相比于陈独秀早期科学观中更多从自然科学的单一视角理解科学,1917年之后,他将科学的内涵扩展为广狭两个维度,指出“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13]217。在他看来,“盖国语学、发声学、比较言语学、皆近代微妙最新之科学”[14]。而且,陈独秀以批判性口吻指出,“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13]217,强调国人不仅应重视自然科学,也要重视社会科学。其二,陈独秀愈发重视科学方法。陈独秀之所以在广义上将社会科学纳入科学范畴,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13]217。因此,陈独秀大力倡导科学方法在中国的引进,认为“地球之成立,发达,其次第井然,悉可以科学法则说明之”[15],凡事强调“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5]163。此外,陈独秀还以科学方法来评判中国古代各种学说,认为中国之所以“学术不进”,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传统学术忽略科学方法,只是“乃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16]427。为解决传统学术弊端,陈独秀畅想未来“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16]427,强调“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13]217。其三,陈独秀还极力推崇科学精神,强调“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17]171。基于此,陈独秀认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吃人的礼教”“昏乱的老、庄思想”以及长期存在的炼丹、符咒、算命、风水、阴阳五行等“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18]。由上可知,这一阶段陈独秀所提倡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既包括科学精神也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的形象更为立体和全面。陈独秀对科学的多维理解,使得他愈发视科学为仲裁事物合理性的新标尺。此后,陈独秀不仅表现出为拥护科学而甘愿承受“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9]的坚决态度,还促使陈独秀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从他所理解的科学的视角——“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20]——进行审视,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陈独秀以科学为信仰奠基,为其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信仰铺平了道路

自清朝国力衰颓,特别是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以后,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信仰随之动摇及至崩塌,国人亟待寻求新的信仰。由于“传统信仰是历史形成的整体性存在,它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体系,也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21],彼时知识分子在进行信仰清算和重塑的时候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回答相关联。因此,陈独秀在求索信仰重塑问题时始终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探寻捆绑在一起,鲜明地表现为他以科学为其信仰奠基。正如陈独秀所言,“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22]陈独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崇法兰西文明,将共和政体视为他解决中国未来走向问题的不二法门,绝非激情般地盲信,而是认为沿此制度,中国可最终进入到“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的“科学实证时代”[23]。归根结底,陈独秀宣称“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24]的根本原因是他认为共和政体的科学属性。即“余之信仰……必以科学为正轨”[25]。以此可推,如果其他政体或主义更为符合陈独秀所设立的科学标准,那么法兰西式政体和信仰是可以被替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虚伪性,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产生质疑,也促使陈独秀开始打破之前形成的“西方文明—科学—先进”的早期认知。特别是随着陈独秀对科学内涵、方法、精神愈发深化的理解,科学的价值功用在他心中不再仅表现为通向西方文明的阶梯、附属于西方文明的特产,而是成为一种足以超越地域、文化和时间的普遍价值,这就为探寻一种中国式的科学文明道路提供了可能。再加上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零散、片面走向系统化、理论化,为陈独秀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多便利,促使他将重塑信仰、寻求中国未来新出路的视野转向苏俄。当陈独秀以其所理解的科学审视马克思主义时,发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探察和总结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可靠性、可重复性、真理性等特点”[26],推动他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这从陈独秀之前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27],到十月革命爆发后,陈独秀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28]的转变中可见一斑。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强调一切学术“多少都要受科学精神的洗礼,才有进步,才有价值”[17]172的同时,指出“像克罗马(此处克罗马即为马克思,笔者注)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17]173。这意味着陈独秀在以科学审视马克思主义后越发认同,引导着陈独秀在科学观的嬗变中向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至1920年9月,陈独秀不仅提出要“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二为一”[29],引入了苏俄传入的唯物史观,同时还改版了《新青年》杂志,删去了之前封面中代表他对法兰西式文明向往的法语“青年”一词。两大变化预示着陈独秀的科学观指引着他不断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重塑信仰。最终,《谈政治》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决裂,他已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此,陈独秀踏上为“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30]奔走呼号的新征程。

三、回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与科学在中国的交融

“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陈独秀《本事诗》)面对列强环伺、风雨如晦之中国,陈独秀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孜孜以求,他对科学的理解在这一问题寻解中发挥的作用也由隐至彰。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科学理解的这些“前见”,陈独秀不会那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科学的理解与重视,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壮大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影响。

(一)陈独秀对科学的整体推崇与科学观的嬗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积聚了力量

据统计,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仅以“科学”命名的各类期刊杂志达70余种[31]。作为率先擎起“科学”与“民主”大旗的陈独秀,他主编的《新青年》成为讨论科学的主战场。由于“陈的个人意志对《新青年》办刊理念的演变和取向起着关键性作用”[32],因此,一方面陈独秀作为主编对杂志中科学议题的设置激发了读者特别是知识青年对科学的关注和追寻,在观念层面塑造了青年群体的认知方式,为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知识背景,也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他对科学的理解与重构鲜明地体现在他发表的文章中,这意味着许多知识青年在阅读中自觉或不自觉受到陈独秀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进路的影响,也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人才力量。对此毛泽东曾专门指出:“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33]

此外,陈独秀在“科玄论战”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论证与维护加快了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化问题的思考。“科玄论战”初期主要由张君劢和丁文江围绕“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展开激烈论争,后期则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一场审视与论证科学合法性的论战。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从唯物史观出发,表达了对科学的信念。陈独秀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34],以此批评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最终,由于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卓有力的论证,不仅促使这场论战以“科学派”胜利告终,而且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在论战中得以越辩越明。“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35]的认识为众多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不少优秀青年缘此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二)陈独秀对自然科学的推重为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构建吹响了前奏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对自然科学的强调影响了此后中国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政策、实践。他对科学的理解始于自然科学,他青年时期便推崇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归纳方法等,呼吁国人尊重自然科学,用科学方法研究、说明一切学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仍旧关注自然科学知识、方法、精神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呼吁从“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等四个方面“造成科学底风尚”[36]。这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提出了可行之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相关的普及与运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多个根据地建立自然科学院、自然科学社团等,积极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与运用。毛泽东更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7]269。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先后提出“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科技战略方针,新时代更是将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技创新提到新的历史高度,强调以科技造福人民,以科技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科技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发展与创新。陈独秀的科学观在今天看来虽有片面性,但其对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制订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创建方面的贡献仍是不可否认的。

(三)陈独秀对社会科学的强调为党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13]217。陈独秀在法国式的科学理解以及对自然科学方法万能的影响下,不仅对科学的理解有广狭之分,而且从自然科学方法运用的角度将社会科学也纳入科学视野。正是由于其科学观的这种嬗变,才能够让他对何为社会科学有所界定——“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13]217——并基于此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进而在唯物史观深入渗透后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当马克思主义成为陈独秀的信仰,成为他带领中国共产党用以解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钥匙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结构中,“社会科学”的门槛便不再仅是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说明一切社会人事学问的原有界定,它还必须建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惟有唯物史观,才赋予了一切有关社会现象的研究以真正的科学性”[38]。基于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以此建设由唯物史观为主导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1923年,《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重新整顿后出版,此时的《新青年》明确定位为“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指出今后中国“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39]9。另外,由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的上海大学也在办校设想中明确指出,“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39]125-126。书籍出版方面,共产党人及左翼文化人所编著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性质的图书更占到了这一时期总数量的70%左右[38]。此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37]26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的“科学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40],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都无法忽略陈独秀等第一批共产党人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努力和提供的经验借鉴。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1]对陈独秀而言,他对科学的接受既有从浅至深的探索,也有从工具到信仰的升华。可以说,正是由于陈独秀科学观的嬗变,马克思主义才能进入他的视野,进而成为他的信仰。不可否认,陈独秀在不同阶段对科学的理解都有偏颇之处,对“格致”“科学”的使用不时陷入疆界不明、形而上学的倾向,以他所理解的科学在理解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也存在误读、僵化的现象。但无论如何,陈独秀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进路既形塑着科学的中国化,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在中国的彰显,夯实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在一致性。以此言之,陈独秀确可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