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实”概念界定上的自我指涉困境及其内涵说解

张　兵　赵梓涵

马克思“现实”概念界定上的自我指涉困境及其内涵说解

张兵赵梓涵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现实”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前提，是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给予批判时做出的一个根本性论定。但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了理解马克思现实概念的一个根本性困难，即“现实”在理论上的不可界定性与可界定性所构成的自我指涉困境。理解马克思辨析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从“现实”概念探究的“前史”入手，在马克思这里，“现实”在理论上的自我指涉困境只是一种表象。我们虽无法以理论证明的方式去界定现实，但可依现实活动本身对其内涵给予解释和展示。“可感性”“实践性”“整体性”“特定性”是“现实”自我解释的四个方面，其环环相扣在人的现实理论活动与现实实践活动的内在统一，共同宣示着现实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现实；科学内涵

无疑，“现实”（Wirklichkeit）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当马克思批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1]516时，他是在“现实前提”的意义上对“现实”的基础性地位进行断定。这一断定所表达出的“前提性”可分析为两个递推性的层次：其一，哲学作为表达出的理论体系应奠基于“非—理论”的现实之上；进而，其二，对“非—理论”的现实给予理论把握的“现实”概念就成为理论体系建构的起始概念即前提概念。然而，一个根本性的困难立刻会呈现出来：从本源意义上看，“理论”是通过“现实”得到界定而非相反，作为哲学理论的前提的“现实”不能通过理论得到界定；另一方面，就自觉意义上人的现实实践活动而言，“现实”业已进入到理论之中并通过理论得到表达和界定。如此，“现实”在理论上的不可界定性与可界定性就构成了其概念界定上的自我指涉困境。过去，人们对“现实”的首要性地位执之甚坚，而往往忽略了对上述困境的深入思考，这一思考首先问的是：何谓“现实”？通过理论探讨如何挖掘“现实”概念的丰富内涵且同时又保有其本源性内涵？

一、“现实”何以成为一个值得再追索的理论问题

从已有的叙述看，由于现实是根源性的，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不被理性规定的，因而，通过对现实定义的方式来把握现实就不再是合适的，恰当的方法是以现实为前提对之进行揭示和说明。从直接意义上讲，“现实”不应被诠释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或孤立的原子式事实，而应被视作包含了有关历史的最丰富、最完善的规定。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现实”除了是我们的认识对象之外，其概念本身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也值得不断追问。例如，在比较研究中阐明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建构了“现实”概念延展的基本走向；以“‘活动’原则”[2]作为马克思“现实”概念的本体论基础，认为“马克思的‘现实’是一个‘面向未来’‘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过程”[3]；或将马克思的“现实”看作是关系的呈现，从“实存与本质、立足现存与立足未来、自我性与社会性、局部与整体”[4]之间的关系以及“哲学与现实、社会、历史”[5]的相互关系对“现实”概念加以把握。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多维解读既侧证了“现实”之内涵的丰富性，同时也表明“现实”是一种综合架构，这为我们充分、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现实”概念奠定了基础。

“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6]42，黑格尔第一次提出了这一重要论断，足见其对现实的关注。从其自身来看，黑格尔并不会将“现实”仅仅看作是一个与现实有别的概念而是将之视为“现实本身”。当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使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1]279时，马克思关于“何谓现实”的追索就聚焦为“什么是真正的现实”这一问题。黑格尔的现实之所以是“不现实的”，原因在于其界定现实的方式，“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7]268①。黑格尔在这里做出了一个区别，“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7]268，也即是说，将“现存的”等同于“合乎理性的”进而认其为“现实的”是荒谬的，但“合乎理性的”与“现实的”是否存在着相等关系则并没有给出解说。曾经有过黑格尔时刻的马克思，熟知黑格尔关于“现实”的界定，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从它的隐蔽处走出来，“来消灭那已经独立的自然的现实性”[8]62，自我意识能够对现实进行肯定或否定。原因在于，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是现实事物的内在根据。因而，黑格尔对现实的界定方式所表达的并不仅是“理性＝现实”，而且是现实从属于理性以及现存的也无可置疑地从属于理性。在理性主宰的意义上，“现实的”与“现存的”之间的区分变得无关宏旨了。然而，一旦脱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抽象立场，看到了寓现实于理性观念策略的抽象结果，“现实的”与“现存的”之间的区分也并非无关痛痒。正是由于曾经对黑格尔的思想深入其中，一旦从其中脱困，马克思也更能清晰地指出黑格尔在界定现实上的问题所在，“现实性没有被说成是这种现实性本身，而被说成是某种其他的现实性”[9]10，联系上文，马克思这里的“现实性本身”指的就是“现象”。在黑格尔那里，现象之所以能被称之为现实在于其合乎理性，“然而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固有的理性，而是因为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具有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意义”[9]12，这个不同的意义就是观念或理念。可以看到，马克思拒绝从理性或理念上界定现实性，参照其对黑格尔界定方式的批判而言，马克思似乎强调现实性应从经验现象上去理解，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经验现实的非现实性的批判又否定了这种可能。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这一术语具有“经验的”与“观念的”双重含义，在经验的、现象的现实之外还存在一种“真正的、理性的”现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在经验的、现象的现实之外还存在一种真正的、非观念的现实。如何理解这个意义上的现实，的确成了一个问题。马克思本人对“现实”概念的质疑可以看作我们再追索行动的先导，甚至，这一质疑本身也是一种再追索。具体而言，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及其后学青年黑格尔派“现实”概念的批判中确立“现实”的首要性地位。

二、马克思探究“现实”概念的“前史”

马克思曾经把“原始积累”比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前史”[10]822，从考察原始积累中解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秘密。同样，在马克思之前且以理论冲突的形式与马克思直接相关的理论者及其思想探究，就构成了马克思探究现实概念的“前史”。站在马克思的现实立场上，考察这一前史，是探究马克思现实概念内涵最贴近、最自然的入手方式，并且在思想的递进运动中更易于把握马克思的思考脉络。

（一）黑格尔对“现实”的隐秘谋划

当笛卡尔以方法论上的自觉确立了近代哲学“我思”的开端时，如何从“思”这个基点出发确定外部世界的整个存在就成为近代哲学的任务。立足于近代哲学“我思”这一出发点，黑格尔对现实性的拯救是通过改变思维范畴的主观性限定来实现的。对于黑格尔来说，思想的规定也是事物自身的规定，因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6]79，相应的，思想去把握存在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主观方面的认识过程，也同时是一个从客观方面展现出的存在过程。黑格尔看到了康德理论在本体意义上“现实性”的缺失，客观对象在康德那里只拘泥于被主观所显现的现象，因而是以主观性为其根据的，“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下，仍然只是主观的”[6]120。康德对本体论证明或曰存在论证明的反驳，显示了康德关于思维主观性的狭隘性定位。也就是说，康德只是从单纯的直接性上去理解“一切谓词的总和”，而不是从思维规定的矛盾运动、思维运动的环节以及作为诸环节的思维规定统一体上去理解“全部实在性的总括”[11]60。以此论之，现实绝不是单纯现存的东西，而是理性将其自身规定“表现”在自身之外的定在或实存，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6]296，因而，作为现象意义上的定在或经验意义上的现存的东西也构成了“现实”概念的必要内容，但作为表现出来的形态只是被设定的东西，并非本质性的。如此，黑格尔才会把单纯的经验意义上“现前的事物”（Gegenwart）看作是空虚无根的东西，其只在被置于本质规定的根基之上才具有现实性的内涵。在其彻底意义上，这一根基必然要通过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得以充实和实现。绝对精神像是一位隐秘的“统治者”，它借助辩证运动将所包含的各种规定一一表现出来，这些不同规定聚合成了人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绝对精神谋划着“现实”的运动和发展，“现实”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达。

正如黑格尔所坚持的辩证原则，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实现了现实，但在“实现”的同时也“埋葬”了现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是被说明的而不是用来支撑说明的（即解释世界）。但绝对精神这场隐秘的谋划绝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这里有两点有力地启发了马克思对现实的理解，即：其一，现实是从整体上得到理解的：其二，现实是从活动（虽然是绝对精神的活动）上得到规定的。无论如何，黑格尔现实概念的非现实性引起了后来者的不满，与黑格尔诉诸中介活动谈论现实的策略相反，青年黑格尔派则渴望通过直接性来敲定现实。

（二）鲍威尔对“现实”的直接渴望

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哲学看起来好似十分革命，但实则是最保守的哲学，他把现实的世界看作是思维的世界，颠倒了现实的本貌。鲍威尔作为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军人物，力图在黑格尔思想的某一脉络中寻求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联，要求实现一种与人的本质直接相一致的现实。鲍威尔以“批判”为工具，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开刀，“只有使自我意识如何对待绝对精神……这一问题的提出永远成为不可能才行”[12]92，即把绝对精神看作是自我意识活动的结果。“自我意识”作为鲍威尔思想的核心范畴，不是单纯的对黑格尔体系的照搬，对他而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他所极力推崇的、作为人的精神存在独特特征的“自我意识”与世界的关系。对于鲍威尔来说，应将以实体观点为出发点的发展进程归属于自我意识之下，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走向观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及观念的现实存在，走向无限的自我意识”[1]340。实际上，表明鲍威尔用“自我意识”所要表达的不是黑格尔体系中的“普遍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绝对精神”，而是一种以经验个体为载体，通过反思能够成为理性实现自身建立现实的中介力量。鲍威尔更强调的是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直接关联，马克思评说道“自我意识不把任何现实事物同自身区别开来”[1]343。当其作如是说的时候，鲍威尔隐约表达了谈论现实问题的场域的变换要求，即，不是在认识论的领域中证明现实的首要性，而是在（批判的）实践的维度上强调现实的重要性。尽管在黑格尔的羽翼下鲍威尔表达出了其远超黑格尔所具有的关于现实的渴望，但在对“现实”的炮制上鲍威尔仍未脱其藩篱。鲍威尔让“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1]340，并且代替现实的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这表明现实仍是受规定之物。显而易见，鲍威尔仍“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实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现实世界的基础”[12]93，这样思想观念就成了毫无现实内容的纯抽象，它们可以在思维领域随心所欲地变化戏法，却对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无所触及。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用思维的抽象来消解现实存在，取消了感性的现实的物的丰富性，这种直接性要求是对现实的歪曲和否定。

鲍威尔没有离开思辨的王国来解决思辨的矛盾，他的“自我意识”只是捡起了黑格尔思想中的一部分并用激进的方式把它推向了极致。鲍威尔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仍然是在精神领域重施伎俩，本质上没有达到对黑格尔的超越甚至成了一种倒退，这也更加显露了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现实被决定的理论基因，思辨哲学并不能切实地指导和变革现实。马克思受过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鲍威尔对现实的直接渴望让青年黑格尔派的“晚生代”马克思认识到现实不是受规定之物，而是能规定之物。“自我意识”只有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诉诸于现实的物质力量，才能在非抽象形态上把握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

（三）费尔巴哈对“现实”的感性认取

打破思辨哲学的符咒转向“新唯物主义”，在现实中彻底摆脱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在运动中真正解决哲学在思维的牢笼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19世纪德国哲学最要紧的任务。费尔巴哈以感性的直接性所表达的现实概念完全超出了鲍威尔对现实的直接性要求，马克思曾称赞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1]199，因为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用“现实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1]342。“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209，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和动物一样有肉体的、感性的需要和欲望。人的自然属性是一种通过感性直观所把握到的人的属性，在这种感性直观之下，人被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费尔巴哈把感性意义上的人作为哲学的最高对象，克服了黑格尔体系中思维和存在之间的颠倒关系。一切存在的事物不再因为“我思”所以“我在”，“现实的人”这一存在成了主词，思维成了谓词。费尔巴哈通过主谓词的颠倒，实际上在现实概念上，即是颠倒了理性与现实的关系，或自我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强调了现实的首要性和第一性。而现实的首要地位是通过感性直接性来表达的，现实是人通过感性直接性把握到的客观意义上存在的事物。这种直接的感性存在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费尔巴哈用人代替神，以人为历史的起点，人在他那里具有了绝对的高度。但是费尔巴哈对“感性的世界”、对“人”的理解最终还是陷入了唯心主义，这是因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诉诸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1]528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1]528之间的某种二重性直观，所获得的仍是一个孤立的抽象物。这种含混其词、模棱两可只是体现了费尔巴哈在理解现实概念上的无力，费尔巴哈固然承认现存的、眼前的东西，但是却不了解这一对象的丰富内涵。他未能看到，环绕在人周围的现实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而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

费尔巴哈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错失了黑格尔值得珍视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费尔巴哈虽然强调历史是一种活动，但他没有看到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联，不懂得现实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所共同的实践活动构成的整体，黑格尔体系中辩证法的积极意义在费尔巴哈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能动过程中展开，虽然是在抽象的思维世界运动，但却是深刻的。而在费尔巴哈这里，单纯的感性直接性是如此单薄，无法承载现实的丰富内容，现实变得贫乏单调。因此，对费尔巴哈抱有希望的马克思又对他进行了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批判。一个真正的“新唯物主义”者将在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所内在的矛盾性及其现实运动本性阐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改变。对实践的坚持让马克思找到了把握现实、变革现实的“密码”，从而建立了科学的现实观。

三、马克思“现实”概念的四重内涵

在马克思这里，“现实”不是被思维所预先设定的东西，同样，现实也不是后来加诸于人面前的单纯事实。马克思既不是通过主体性的人去界定作为客体的现实，也不是通过摆脱人将现实理解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现成客体；相反，是从人的现实活动尤其是作为根源性的生产活动中去理解现实概念，这一理解的合理性在于，人的理解本身就发生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现实”在理论上的不可界定性与可界定性所构成的自我指涉困境只是一种表象，实质是如何从人的现实理论活动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内在统一上去把握现实。这需要我们跳出逻辑陷阱，即，理论与现实的区分是“现实”内部的一个区分，理论并不是与现实截然相反的东西，而是现实自我表达的一种典型的形式，因而，“现实”概念通过理论得到解释、阐释而非证明，应该用“解释”②宣示现实的丰富内涵。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现实”是不可以被界定的，但可依其活动本身对其内涵给予“展示”和“宣示”③。

（一）可感性是“现实”概念的指示特征

德国古典哲学囿于认识论的立场，无法看到感性的首要性意义。“感性”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通过自身的感觉器官，在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感觉、知觉和表象，这种基于外在感知所获得的对象性认识是具体的、直接的、丰富的。现实作为人的感觉所能认识的对象，它不是超感性的，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现实的人”生存于其中的鲜活生动的世界，是经验可感的，因而我们可以将之作为现实的指向标。在黑格尔及其后学鲍威尔那里，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发展的阻碍，必须扬弃、克服感性和经验性才能彰显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的至上地位。这种对经验感性的敌视态度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所批判的。人不是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其中，与现实其他诸物发生着内在关联的存在物，所以现实世界是由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通过一系列感性活动所创造的“自然、社会和人相统一的‘感性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有机统一体”[13]。

马克思所认识的现实是“感性的现实世界”，可感性作为现实的表征，是人对现实的直接性把握。以感性经验把握现实是不可逾越的途径，一味地贬低感性经验，对其带有偏狭的理解自然是不明智的。但是如费尔巴哈那样把感性当作单纯直观，对“感性”的庸俗解说也是应受到诟病的。现实是经验的可感的，但经验的可感的并不等同于现实。感性所把握的对象最丰富但也最贫乏，若将呈现在眼前的东西只是视作一个个孤立的具体的事物，自然是无法达到对现实整体的综合的认识。不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然”还是“社会”，都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不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表象，以单纯的经验感性认识现实是薄弱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实的可感性要求我们要对感性世界建立关联性的统合认识，要在感性的现实与现实的可感性之间达到辩证统一。现实的本质中包含着必然性的要求，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我们要自觉地用感性经验感知现实，同时也要在把握到的复杂的现象中学会鉴别，在实践中厘清内在于其中的必然性的关联。我们要面向现实，而不只是面向现象。可感性的现实为我们把握“非—理论”的现实提供了指示，要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实现对现实本质的、必然的认识。

（二）实践性是“现实”概念的根本特性

现实不是缥缈的，也不是一场头脑中的“盛宴”，现实是由现实的人参与其中的实践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实践性彰显了马克思“现实”概念的根本特性，这表明“现实”是一个包含中介在内的概念。马克思把哲学的目光转向现实的人生活的世界时，也在寻找着解释和把握人的世界的方法，实践视角的选择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实践不是“一种在既定原则指导下的操作以及通过操作来检验和修正既定原则的活动”或抽象的“纯物质过程”[14]359，而是一种主客体及其关系全部统一于其中的活动，是活生生的人以认识和改造其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为目的的特殊活动。现实的实践性表明，现实首先是一个客观的运动过程，是非理论性的，但同时，现实以其作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又可以被理论化，而这一理论化特性又是被包含在实践中的。这表明，现实自身就包含着真正的现实应当怎样以及在运动中如何展现，实践将现实的理论表达与理论的实践指向统一于自身之内。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和理论便不再是对立的，二者曾经被视作的对立只是实践内部的一个对立。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潜在地具有“类力量”，人的“类力量”是潜在地包含在人之内且能够被实现出来的一种可能性。人通过有目的、有意识、能动的对象化活动，在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中也将人的“类力量”从潜在变为现实，人化自然同时也在使自然人化。

每个人都是基于自身的生活，思考和把握整个世界，所以只有充分发展的人才能更好地将“类力量”诉诸于客观对象，在实践中将现实实现。这要求我们在当前发展阶段强调实践性就是要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平台和空间。只有全面发展起来的人才能真正摆脱种种新形式的限制，更好地拓展实践活动的形式，才能对现实的认识愈加深刻和清晰。同时由于受生产实践活动条件的限制，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把握往往是不充分的，实践性要求我们对现实不能只是理论上的勾勒，还需要切实的行动，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在实践中呈现现实的同时又形成对现实新的认识。不断创造条件，打破只有特定利益的“虚假共同体”，提升实践水平，实现“真正共同体”。人通过实践活动逐渐得到对现实本质的认识，现实也因人的实践活动向更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就当前来讲，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需要我们每一个现实的人投身于实践，凝聚合力，共同创造。

（三）整体性是“现实”概念的基本规定

康德在其本体论证明批判中已经提炼出现实的整体性内涵，黑格尔则以逻辑的整体性框定了现实的整体性特征。马克思也强调现实的整体性内涵，但并非如黑格尔那样将现实的整体性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在“赋形”，而是将之理解为现实自身的内在“显形”。现实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构建的整体视域，整体性刻画了马克思“现实”概念的基本规定。这一整体性要求我们要在关系、过程、活动中认识现实，现实不再是一个点或者单一的某个事物，而是不同物自身所包含的内在本质所构成的关联整体。现实虽然是一个整体，但不能把这种整体看作是无差别的“一”，现实是内在包含差异又彼此关联的整体。马克思站在整体的高度上指出，现实自身内蕴的矛盾规定应该被现实自身所超越，这些矛盾和对立都是在现实整体之内存在的，所以对现实的把握要放在关系之中考察。

现实的整体性指向的是一种更加宏大、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需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运动的观点认识世界，把握现实。这要求我们认识当今的现实，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看现实的历史变迁。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中，从过程的向度理解现实的发展轨迹。整体性表明马克思是在用一种系统思维从“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与总体性上，在整体和整体之间看待现实，注重依靠人类团结合作的力量变革不合理的现实，实现真正的现实。当今世界，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变革异化的现实走向真正的现实，这一变革不再是寻求哪个救世主的问题，而是“以人民立场观察和把握世界，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的现实。现实的整体性规定需要我们树立系统观念，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认清历史规律，抓住并且用好历史机遇，把握现实前进的方向。合作共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亦是大势所趋，我们要跳出局部通观整体，在人和人的个体差异中找到人与人最本质的联系，在矛盾对立统一的整体性思维中看清历史大势，推动现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

（四）特定性是“现实”概念的综合表达

强调现实的整体性，并不排斥现实的特定性。相反，这体现了马克思现实概念中的历史思维。社会总是一定社会形式的社会，历史总是特定阶段的历史，我们所经历和存在于其中的现实也必然是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现实的人”的感性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形成了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动具体的现实，特定性从现实所指示的存在的根基上综合表达了“现实”概念的可感性、实践性、整体性内涵。以此观之，上述整体性绝不是一种无历史、无变化的“大全”，而是一个特定的整体，这一特定性不是对整体性否定，恰恰相反，既是对整体性的实现也是对其的表达。特定性体现了认识上的过程性视角，正是借助特定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走入历史的深处，在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中通晓历史的走向。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通过“历史性”的外在活动将“现实”显现。由于特定阶段生产活动的局限性，人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度内通过特定的实践活动将现实实现，任何夸大或低估现有发展水平的实践活动都会歪曲现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现实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场域中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自我呈现。我们不仅可以立足过去评判现在，而且也可以透过当下外在的历史活动把握过去现实的特定性，一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6]29。

特定性表明，真正的现实应该是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特定事实的系统综合，这种综合不是按时间序列把各种事实进行简单罗列或堆积，“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7]56我们只有把经历的事实当作现实发展中的具体环节才能摆正这些事实的地位，而只有在整体中把握现实的具体环节，才能对现实达到全面的认识。现实的特定性也意味着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现实，“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470—471。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表达，是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构成的活动场域的产物，它必然要随着现实的矛盾运动改变其已有形态走向新的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指向。如今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9]1，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发展所面对的现实。回溯历史，面向未来，我们所向往的美好愿景，必须依靠当前的历史活动条件，在当前人们不断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才能逐步成为现实。我们要在特定的历史前提下，认清当前所处的现实方位，从历史活动的关键节点中窥测历史趋势，找准历史坐标，从而为美好未来的实现提供现实之基。

综上所述，现实的“可感性”表明现实首先是经验可感的，这种可感性是一种直接性，但现实并不是单纯的直接性，而是包含着复合结构在内的，即现实具有实践性。现实的这一特性表明实践是整体中的实践，涉及整体的全部内容，整体性彰显了实践的丰富形态。同时整体性又是历史的整体性，即是说现实不是抽象的整体性，总是以历史的特定性表现出来，特定性是特定阶段的整体性。“可感性”“实践性”“整体性”“特定性”是“现实”自我解释的四个方面，其环环相扣共同宣示了现实的丰富内涵。

四、结语

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强调现实由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活动而来的辩证性确证，忽视了现实的客观实在性；费尔巴哈注重现实由感性直观而来的客观实在性，却丧失了物的辩证活动性内涵。马克思以冷静的眼光和宽广的视野，既吸收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以辩证方式界定现实的积极因素，又突破了旧唯物主义以单纯的感性直观性界定现实的狭隘性，从根本上把握了现实的真谛，实现了对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现实”概念的扬弃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方向。今天我们依然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秉烛前行，现实是我们活动的前提和依据，理解马克思“现实”概念的深刻内涵，我们才能掌握历史主动，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沧海桑田，我们面对的现实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可感性、实践性、整体性和特定性的系统审视，对“非—理论”的现实进行理论说解，我们才能洞察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现实”概念上的虚假，才不会因一叶障目而陷入片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只有把握住马克思“现实”概念的丰富内涵，我们才能切实解决现实运动中的根本性、深层次、长远性问题。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朝向没有变，只是在新的阶段呈现出了新要求和新问题。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通过实践活动把握现实的主流方向，才能对时代的呼唤做出敏锐的反应，寻求人类摆脱现实困境的良方。

① 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引用与黑格尔的原文在语序上正好相反，这两句话原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② 虽然马克思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马克思并不是否定解释的可能性，马克思否定的是：把解释本身当作决定性和根基性的理论立场。

③ 一个极其出色的例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宣言”（Manifest）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睿智的头脑制定出的理论文献，但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代言人”，代表无产阶级将他们生存的现实状况与现实要求公开出来，是以无产阶级为显现点的整体人类现实的展示。亦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这个“表现”不仅仅是思想的表现，根本上是由现实通过现实的人的思想而来的自身表现。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吴晓明. 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10).

[3] 贺来. 超越“现实”的“现实关怀”——马克思哲学如何理解和关注现实？[J]哲学研究. 2008(10).

[4] 刘森林. 马克思现实观的四个维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5).

[5] 韩志伟, 马淑琴. 论马克思的“现实”概念[J]. 理论探讨, 2021(1).

[6]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德]黑格尔. 逻辑学（Ⅱ）[M]. 先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3] 王浩斌, 黄美笛. 从“感性世界”到“感性的人的活动”——马克思实践认识论的唯物主义逻辑进路[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14] 邓晓芒. 实践唯物论新解: 开出现象学之维[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5] 韩庆祥.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4).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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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23）06-0014-09

2023-01-20

张兵（1978—），男，河南驻马店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基本问题；

赵梓涵（1999—），女，河南许昌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