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与宋代科名的品位化

黄承炳

谈起“本科”，很多人都会想到四载大学光阴以及由此获得的高等教育学历。众所周知，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不过，“本科”一词却并非舶来品，而是早在传统科举社会便已出现，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涵。

唐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典》中谈到开元后期曾短暂恢复秀才科时说：“其时以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管见所及，这是较早使用“本科”一词的文献记载，此处使用“本科”是为了突出秀才科只“试方略策五条”的考选方式。分科举人是隋唐科举创制的一大特点，杜佑所言“本科”之“科”即为科目之意。

唐代科举考生参加相应科目考试，然后由礼部张榜公布各科目考试结果，所考即所得，并无特别强调本科的必要，因而“本科”一词在唐代并不常见。但时至宋代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科名的获得在形式上需要由皇帝御赐，而且逐渐形成等级化序列，如我们所熟知的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另一方面，皇帝也更为频繁地将科名赐予科举落第者以及一些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由此还形成了专取落第举子的特奏名制度。借鉴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关于品位與职位的定义，我们或可将宋代科举制度的这种变化称为科名的品位化。而伴随着科名的品位化演变，“本科”作为强调科目专业性（相当于官阶制度中的职位色彩）的符号也就在宋人世界中被反复申述。

宋神宗熙宁四年（一0七一）采纳王安石建议，改革科举，简化科目，只设进士一科。在此之前，北宋贡举科目大体可以分为进士与诸科两类，诸科包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目。进士科在声誉与任官资格方面都要优于其他科目，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一般也是单独考试进士。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宋会要辑稿》所录关于这一时期皇帝赏赐殿试通过者科名的记载，往往将赐进士及第、出身单列，而诸科则言赐本科及第、出身，这里的“本科”乃是以一种简便高效的方式指代不同中试者所学、所考科目。

如果“本科”在宋代仅仅是作为一种简化表达，倒也无甚特殊关注的必要，但它实际上关涉宋代科举文化的核心内容。我曾在《文柄自决：唐宋间“赐进士”考论》一文中论及宋代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赐某人科名时会考虑获赐者本身的特点，其表征之一即为特赐科名中“赐本科出身”“赐同本科出身”表述的出现。诸如樊知古“尝举进士不第……言江南可取状，以求进用，太祖令送学士院试，赐本科及第”（《宋史·樊知古传》）；咸平二年“赐隰州进士杨尹本科及第，仍附春榜，尹上疏言边防事，召试舍人院，中第，命之”（《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一）；景德三年“赐进士李仲翊本科出身。仲翊，（李）煜之后，献文，召试而有是命”（《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六）。显然，这几处“本科”均非简化表达，而是为了强调所赐科名与获赐者自身的学业具有一致性，并且特赐科名之前往往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试。关于这种一致性，还有一个案例值得揭举：景德四年祠部员外郎何炳因为任职象州时应对陈进之乱有功，真宗特赐他的三个儿子科名，诏：“习进士知道，习学究知古、知常，并赐本科出身。”（《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六）三人中一人习进士科，二人习学究科，因为所习科目不同，最后获赐的即为各自本科科名。

以“本科”强调所得科名与所学科目之间的一致性，不仅出现于特赐者身上，也应用于那些正经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科名的人。《桑光辅神道碑》载“太宗皇帝亲试举人，拔孤贫湮厄之士，公始以本科擢第于御前”；《程坦神道碑》载其“治《春秋》三家学，淳化三年，赐本科及第”；《解宾王墓志》载志主“求师治九经，未几通其意，天圣中，仁宗考天下事，公以本科中第”。神道碑和墓志均为时人所撰，亦皆有为墓主歌功颂德的功能，二者使用“本科”代替科名，固有变换语词以丰富表达的目的，同时也有意无意突显了墓主获得科名乃是其学有所专的结果。

宋代将科举名号分出等级，以便安排中试举子的出仕资格。其中，进士科中举名号在定型为前文所述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等之前，曾被分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学究出身三等。学究乃诸科之一种，应试资格与考试内容均与进士不同，考生应考进士科却获赐同学究出身，名实有别，乃是宋代科名品位化的一种表现。赐同学究出身显然不如赐进士出身，一是出仕资格本就存在差距，二是不以所学、所考本科出身，似是对其专业水平的一种质疑。朱文郁应进士举，参加殿试获赐同学究出身，其墓志便如此记载：“交游故人以君署第非本科，出语言勉谕。君笑曰：‘士所立在忠孝，此安足为累？’”朱氏正能量的回答虽然化解了尴尬，但是“署第非本科”在当时显然对其构成了一种困扰。

更有甚者，举子在获得非本科出身之后，再度参加科举考试，以求获赐本科出身。《孙甫墓志》载其“初举进士，天圣五年得同学究出身……八年，再举进士及第”；《程浚墓志》载志主“力学举进士，时辈推其才。天圣五年，赐同学究出身……再举进士，中乙科”；《吴墓志》载其“熙宁九年擢第，调滁州司理参军。公以业进士而得学究出身，非其志也，去之，再试有司，两居第一。复预廷试，神宗嘉其志，因诏下第并赐同进士，著为令，自公始也”；均是其例。《吴墓志》将宋神宗改进士科下第“赐同学究出身”为“赐同进士出身”归功于吴的志气，实际上，当时的大臣亦以此向神宗上奏，如邓绾“知熙宁六年贡举，请进士第五甲依旧赐本科出身，无以同学究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宋神宗元丰二年三月癸巳条考异引《神宗实录·邓绾传》）。开宝八年“江南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并赐三传出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宋太祖开宝八年二月戊辰条），二人参加进士科考试不合格，因是从尚未统一的江南“间道来归”，宋太祖特赐三传而非进士本科出身，也佐证了宋人眼中“本科”所代表的科目专业性。

正式参加科举考试而获下第之人尚且面临“署第非本科”的窘境，更遑论那些屡试不中却通过特奏名制度获得科名与做官资格的考生了。《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载宋太祖开宝三年诏：“而礼闱相继籍到十五举已上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皆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以特恩，终成遐弃。浦等宜各赐本科出身，今后不得为例。”这次拔擢十五举已上贡士是宋代特奏名制度的先声，司马浦等人所学、所考非一，宋太祖各赐他们本科出身，以求名实相副。不过，随着科名分等需要的产生，尤其是要将特奏名出身与正式科考出身相区别，后来的特奏名考生并没有司马浦他们那么幸运。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八，宋真宗景德二年将五举以上不第的特奏名进士科举子分为三等，分别赐同进士、三传、学究出身，其中获得同进士出身者在《燕翼诒谋录》中即记作“本科”。当然，特奏名本就是皇帝殊恩，屡试不中的考生能够得到一个科名以及相应的做官资格，对于是不是所学、所考的本科，恐怕就并无资格在意了。

当然，获赐非本科出身并不都是坏事。正如前文所述，进士科一般高于诸科，而诸科内部亦高低有别，九经的考试难度与及第待遇显然都高于五经，就试较高的科目而获赐较低科目的科名固然令人沮丧，而就试较低的科目却获赐较高科目的科名则是莫大的荣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宋太宗雍熙二年三月庚申条载：“青州人王从善应五经举，年始逾冠，自言通诵五经文注。上历举本经试之，其诵如流，特赐九经及第，面赐绿袍、银带、钱二万。”王从善参加五经科考试，但因对作为本科核心内容的“本经”掌握超群，故而得以升格，获赐九经及第以及一系列特殊礼遇，亦是一种难得的殊荣。

“本科”作为强调科目专业性的符号，除了蕴含于科名品位化之中，还体现在对各科目核心知识的强调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宋太祖开宝六年夏四月辛丑条载：“翰林学士卢多逊等上所修《开宝通礼》二百卷，《义纂》一百卷，并付有司施行，诏改乡贡《开元礼》为乡贡《通礼》，本科并以新书试问。”同书卷一0二宋仁宗天圣二年三月戊子条载：“先是，上封者言经学不究经旨，乞于本科问策一道。”《宋史·选举制三》载崇宁三年建算学，“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各个科目都有相应的核心知识，“知识—科目—科名”构成了宋人对本科的一体化认同，分别对应了士大夫人生旅途中“求学—科考—入仕”三大阶段。宋代科名的品位化是科举选人扩大化的结果，而对本科的强调与追求则是科名品位化趋势下对科目专业性的坚守与推崇。

宋代的本科观念与分科举人密切相关，宋神宗熙宁变法后，科举渐归进士一途，出于科目之别的本科概念也日渐失去存在的必要。到了明清，虽然依旧有“本科”用例，但已“字是意非”，或指六科给事中之“科”，如《明史·李梦辰传》载传主“授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累迁本科左给事中”；或指当年科考之“ 科”，如《郭嵩涛日记》：“本科会试相识中获隽者，黄晓岱一人而已。”不过，近代随着新式教育的引入，“本科”被用来指涉分科式高等教育的主体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又与宋代分科举人制度下的本科观念遥相呼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