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常熟现代“讲经”表演传统中的《西瓜宝卷》

[俄]白若思 著 李雁林 译

《西瓜宝卷》大约出现于19世纪中叶，曾是江南苏州一带宝卷讲唱文艺中最流行的文本之一。此文本至今仍用于苏州地区的讲经宣卷活动，这一现象说明该民间仪式化讲唱活动具有显著的连续性。

本文尝试分析《西瓜宝卷》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意义，以揭示其在苏南地区宝卷讲唱语境中流行的原因，同时也对其文学价值予以阐释。文章以原常熟地区的讲经传统为例，它在当地被称为“讲经”(苏州话：kã51in44)。讲经是由专业或半专业的讲经先生(苏州话：kã51in44sɪ44sã4)进行的，他们除了宣唱宝卷外，还为当地的信徒举行有关生命周期的仪式。(1)关于常熟“讲经”，参见丘慧莹：《江苏常熟白茆地区宣卷活动调查报告》，《民俗曲艺》第169期，2010年；余鼎君：《江苏常熟的讲经宣卷》，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3册，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2554-2593页；Rostislav Berezkin, “On the Survival of the Traditional Ritualized Performance Art in Modern China: A Case of Telling Scriptures by Yu Dingjun in Shanghu Town Area of Changshu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no.181 (2013), pp.167-222; Rostislav Berezk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lts of Local Deities and Baojuan (Precious Scrolls) in Changshu county of Jiangsu,” Monumenta Serica, no.61 (2013), pp.73-106; Rostislav Berezkin, “On the Performance and Ritual Aspects of the Xiangshan Baojuan: A Case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ssemblies in the Changshu Area,” Chinese Studies, vol.33, no.3 (cumulative 82) (2015), pp.307-344；[俄]白若思：《当代常熟〈香山宝卷〉的讲唱和相关仪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在此，我不提供常熟讲经场合的民族学描述。宝卷在宣唱活动中被用作脚本，当地因此称之为“讲经”。这些故事大多叙述神灵和当地的英雄。

《西瓜宝卷》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吴语地区(江南地区)广泛流行的叙事型宝卷的一个典型例子，也与民间信仰文化有关，即对中国流行的佛教神观音菩萨女性形态的崇拜。因此，它的当地版本有另一个名字，即《观音试心宝卷》。(2)参见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 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 243页。本文试图通过对《西瓜宝卷》不同时期的几个版本的研究，来追溯《西瓜宝卷》功能的演变。它关注的是近代作为大众信仰文本的宝卷，而非比较有名的16至18世纪的“教派宝卷”。

尽管此前世界各地的一些宝卷研究学者对这一文本给予了关注(3)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35-437.，但他们并未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尤其是在《西瓜宝卷》的起源和演变及其在流行故事和民间文化中的使用方面，学界鲜有讨论。本文主要使用了在中国各大图书馆中发掘的尚未公开的史料，以及笔者于2008至2015年间在苏州一带的田野调查资料。

一、关于《西瓜宝卷》的写本版本

《西瓜宝卷》大部分版本是讲经先生使用的写本。其最初以写本形式出现，其后才有印本刊行。最早的刊本可追溯到1916年，由当时上海文益出版社以石版印刷法印刷出版。(4)关于上海文元出版社重印的几乎相同的石印本，参见黄宽重等编：《俗文学丛刊·戏剧类，说唱类》第355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第323-350页。上海和宁波的出版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许多宝卷的石印本，其中有几种《西瓜宝卷》的刊本。(5)关于这一时期宝卷的印刷情况，参见Rostislav Berezkin, “Printing and Circulating ‘Precious Scroll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Towards an Assessment of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Genre,” in 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 Scott (eds.), Religious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800-2012. Berlin: de Gruyter, 2014, pp.139-185.虽然这一时期的宝卷印本已传至江苏农村地区，但职业讲经先生主要使用写本，这些写本通常与城市中的刊本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我只处理这个文本的写本版本。

我所能搜集到的《西瓜宝卷》写本最早可追溯到1867年。这份写本现存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古今宝卷汇编》中，作者署名为“鹅湖散人”。它的开头题为《西瓜记》，但在该写本的结尾部分却使用了“西瓜宝卷”作为标题。(6)现代写本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标题，参见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中国沙上宝卷集》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 522页。该文本与后来在常熟地区使用的版本非常相似。1867年版本的独特之处，如对表演背景的提及，以及某些语言特征，均表明该文本被用于长江下游吴语地区的宣卷讲经活动中，而长江下游吴语区的讲经传统正是在同一时期开始流行的。(7)该文本结尾的诗句是指在信徒组织的集会上诵读，这在目前常熟地区的宝卷中是很常见的。“佛欢神喜消灾障，斋主受福寿延增。”“斋主”一词指的是集会的赞助人，集会遵循中国佛教传统最初被称为“素斋”。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西瓜宝卷》是江南宝卷讲唱传统的产物(相对于北方直隶、山东、山西和西北甘肃的讲唱传统而言)。(8)根据车锡伦先生的推测，讲经传统最初是从北方传播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134页；陆永峰、车锡伦：《吴方言区宝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8-105页。据笔者研究，这种宝卷的早期写本至今未在中国北方被发现。

还有一个相对较早的文本，应该同样来自江南地区，其内容与《西瓜宝卷》非常相似。不过，此卷另有标题，名《斋僧宝卷》。它最早的写本目前藏于苏州昆曲博物馆，是1866年由云中书院的塾师范伟生抄成。(9)参见郭腊梅编：《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238-239页。这套书中还有四份《斋僧宝卷》的写本，其中两份是1895年和1917年的。这个宝卷不能与同名的文本相混淆，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同见郭腊梅编：《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237-238页。因此，它甚至早于已见最早的《西瓜宝卷》写本。虽然中国学者车锡伦在他的目录(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宝卷目录)(10)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燕山书局，2000年，第 297页。中把它列在《西瓜宝卷》条目下，但此文本在故事情节方面与题为《西瓜宝卷》的版本有所不同(11)因此，它可被视作一个独立的宝卷文本。。

《斋僧宝卷》(1866年写本)讲述了两兄弟的故事，虔诚的哥哥顾金龙因善待和尚而得到奖赏，贪婪的弟弟顾银龙则因其贪念而受到惩罚。在这个文本中，故事的主题不同于《西瓜宝卷》的多数版本，主角并非主仆关系。不过，观音菩萨给两兄弟神奇西瓜籽的主题仍是十分相似的。因此，《斋僧宝卷》可被视为《西瓜宝卷》的另一个变体。本文不涉及这个文本，因为本文所要讨论的是1867年写本的主题。

众多《西瓜宝卷》写本时间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容与1867年的写本相似，说明这个版本曾在吴语地区(江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例如，浙江省图书馆藏有一份1887年的写本，而另一份1884年的写本藏于上海图书馆。(12)根据车锡伦先生的目录以及19世纪70年代的写本，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燕山书局，2000年，第 297页。另外，苏州昆曲博物馆藏有此宝卷的18卷写本。(13)这些写本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当地的讲经先生那里收集的。在那些年代可信的版本中，有十份属于1901至1942年间的写本。(14)参见郭腊梅编：《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198-201页。还有一份1910年的写本，大约也来自苏州，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些资料表明，《西瓜宝卷》在20世纪上半叶很受苏州地区讲经先生的欢迎。

在此，笔者主要比较《西瓜宝卷》的三个版本：最早的1867年写本和在常熟地区发现的现代版本，即姚少卿和狄建新的写本。姚少卿写本为常熟市尚湖镇的余知非(现年九十余岁)所藏，他是一位世袭的“讲经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讲经。(15)复印本由余鼎君先生收集，他也是常熟的一位讲经传承人，于2000年开始收集和研究宝卷。关于他的情况，参见Rostislav Berezkin, “On the Survival of the Traditional Ritualized Performance Art in Modern China: A Case of Telling Scriptures by Yu Dingjun in Shanghu Town Area of Changshu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no. 181 (2013), pp.167-222.姚少卿的写本没有标注时间，但显然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传抄的。(16)据余鼎君先生说，姚少卿在这一世系中比余知非早两代。

如今在常熟地区讲经先生的收藏中，《西瓜宝卷》写本已不多见。不过，张家港市凤凰镇(原属常熟县)的讲经先生也使用过这种写本。(17)1962年，原常熟县北部地区被划入新的沙洲县(也包括江阴县的一部分)。1986年，沙洲县被改造为张家港市。常熟市和张家港市现在都属于苏州市的管辖范围。关于凤凰(港口)地区的“讲经”，参见虞永良：《河阳宝卷调查报告》，《民俗曲艺》第110期，1997年；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6-419页；Rostislav Berezkin, “Scripture telling (jiangjing) in the Zhangjiagang area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orytelling,” Asia Major,24 (2011), part 1, pp.1-42.狄建新的版本(1989)就是一个例子，它代表了宝卷流传过程中对传统文本的修改。(18)这一宝卷的另一个现代版本，收集于张家港的“沙上”地区(长江岸边)，参见中国张家港市委宣传部：《中国·沙上宝卷集》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522-528页。

狄建新(1928年生)是凤凰镇(原港口镇)清水村的讲经先生，他的师承可追溯至19世纪末。他从16岁起学习讲经，于1948年组成了自己的讲经班子。20世纪80年代，他恢复了讲经活动，其讲经班子闻名当地。(19)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2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1472页。他收藏有大量的宝卷，主要是他自己从老讲经先生处抄来的写本。他的《西瓜宝卷》(1989年写本)想必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

二、常熟《西瓜宝卷》的内容

《西瓜宝卷》可以说是常熟“讲经”传统中的经典文本，这一点可从其留存的各种版本中得到证实。尽管本文分析的《西瓜宝卷》三个版本间存在较大的时间差异，但其内容基本相似。以下是根据姚少卿版本所做的总结。(20)为了进行比较，请看于君方根据1887年的写本所做的故事总结，参见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35-437.基于20世纪初苏州地区写本的中文摘要，参见郭腊梅编：《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198页。虽然他的写本未注明时间，但它应是目前在常熟发现的最古老的写本。(21)该文本的一个非常类似的版本是由濮文起先生影印的未注明日期的写本代表，参见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13卷，黄山书社，2005年，第497-506页。此外，该写本可被视为比姚少卿的写本更完整的版本，见下文。

《西瓜宝卷》讲述了江苏江宁县恶霸地主李黑心的故事。(22)江宁县即现代的南京。在《西瓜宝卷》的旧版本中(如1867年的写本)，黑心是李暌的绰号。在后来常熟的版本中，它被用作他的个人名字。他有13位妻妾，13座金银库，却仍然欺骗、虐待贫苦百姓。除守门人李安外，李黑心家中人人皆是恶毒心肠。为使李黑心及其家人皈依，观世音菩萨决意下凡。为此，她化身为一位美丽的孀妇，引起李黑心的注意，言唯有在李黑心将其亡夫风光大葬后方可嫁给他。为惩戒李黑心的贪婪，观音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条件，且越发苛刻，李黑心答应了所有的要求。最终，观音所化的孀妇要求李黑心邀请神灵做婚礼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个要求他当然无法满足。这时，观音菩萨升天消失了。李黑心愤怒不已，只因他为满足此前的要求已耗尽13个仓库的家产。他责怪李安私下向年轻的孀妇通报，但当他与李安对峙时，发现李安突然变得富有。李安向李黑心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他是如何因一位道人所给予的西瓜籽而暴富。(23)李安被送出李黑心家并被观音菩萨拜访的情节，在旧版本中很常见，参见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13卷，黄山书社，2005年，第503页。不过，此写本中没有出现该情节。

此前，观音菩萨曾以道人的身份出现在李安面前，至其家乞讨食物，以试其诚心。在李安和他的妻子招待完这位道人后，观音给了李安三颗西瓜籽，让其将它们种至后院内，神奇的种子立刻就结出了西瓜来。李安打开西瓜，他发现其中的金银财宝可装满13间房屋。李安试图说服李黑心布施僧侣，而李黑心计划模仿李安的做法。他命令仆人卖掉自己的部分土地，用这些钱来招待修行的僧人。随后，观音菩萨再次化身为僧人，给了李黑心一颗西瓜籽，如同此前她给李安的一样。然而，李黑心并未布施观音，此举激怒了观音，决意惩戒于他。与给李安的西瓜籽一样，观音给李黑心的种子同样结出了一个西瓜。但当西瓜被切开时，里面爆出熊熊烈火，因为观音命令火神(南方火德星君)藏身其中，消灭李黑心。李黑心的家业被火神焚烧殆尽。他投生为一只茅坑中的蛆虫。他的整个家庭，因为他们的恶业，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妻妾们则变作虫豸。相反，李安则被封为松江府的城隍。(24)姚少卿的写本说江宁县改名为松江，这与传统文本不一致，参见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3册，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1227页。下文将讨论松江与保存在常熟的宝卷版本的关联。

三、对《西瓜宝卷》内容的分析

《西瓜宝卷》所叙述的核心故事，可笼统地解释为一个“因缘、报应”的事例，这是宝卷发展初期(14至16世纪)的典型。(25)参见泽田瑞穗：《增补宝卷の研究》，道教刊行会，1975年，第66页；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63页。一般而言，观音菩萨的奖惩故事是常熟及附近地区“讲经”传统中常用的经典文本。(26)参见《王花宝卷》《王大娘宝卷》等，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3册，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1489-1496页；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2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829-844、1025-1032页；中国张家港市委宣传部：《中国·沙上宝卷集》第2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40-647页。要在讲经的语境下来阐释这一文本，就应该注意把观音的女性形象结合起来考虑。描述一位貌美的年轻孀妇，身着白衣想必是受到白衣观音形象的启发，白衣观音是佛教观音菩萨(Skt. Avalokitesvara)的一种特殊形态，广泛流行于明清时期。(27)这种形式的观音的起源仍然不甚清楚，参见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47-262.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情节与同时期中国流行的其他女性观音故事间的联系。于君方已经注意到《西瓜宝卷》中的观音形象与其他流行的女观音故事之间的相似性，这些故事也出现在19世纪的宝卷文本《妙英宝卷》和《鱼篮观音宝卷》中。(28)两者都被重新加工成众多的宝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江南地区广泛流传。这两部宝卷在常熟“讲经”的传统中仍经常演唱，参见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1册，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173-189、241-248页。因此，它们构成了《西瓜宝卷》的文学语境。这些宝卷的主题在早期的观音传说中已有原型，可追溯到12至15世纪的“灵验故事”。(29)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59-260，419-435；亦见 Rostislav Berezkin, “The Precious Scroll of Miaoying in the Performative Context of Southern Jiangsu Storytelling,” CLEA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no. 42 (2020), pp.93-117.在这两部宝卷中，观音化身迷人的姿态，允诺嫁给一个好色之徒，在此情况下，最终令他认识到生命和快乐的虚幻本质，皈依佛门得到救赎。(30)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37.因此，这些故事可被解释为“方便”的实现，这是佛教大乘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31)根据佛经，佛陀试图吸引听众的注意力，用他们熟悉的文字和图像引导他们开悟。参见John W. Schroeder, Skillful Means: The Heart of Buddhist Compass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9-37.

神奇的西瓜要素并未出现于其他供奉观音菩萨的宝卷中，它构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不同版本《西瓜宝卷》的一个特殊子情节。这个故事是如何产生的？它最可能起源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因为类似的情节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民间故事中很常见。总体而言，它属于“善良和不善良的兄弟(妇女)与感恩的鸟”(在丁乃通民间文学母题的体系中编号为480F)这一故事类型。(32)Nai-Tung, Ting,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 in the Oral Tradition and Major Works of Non-Religious Classical Literature (FF Communications, no. 223).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78, p.43(中文译本见[美]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亦见Wolfram Eberhard, Typen Chinesischer Volksmärchen (FF Communications, no. 120).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37, pp.36-37(中文译本见[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第265-266页。这个母题在中国民间有不同版本，在19世纪70年代后迁往俄罗斯帝国中亚地区(主要在现代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人中也有保存。(33)当地学者M. Khasanov于1972年在比什凯克从说书人那里记录了这样一个以“燕子”为题的故事。俄文译本见B. L. Riftin, M. Hasanov, I. Iusupov, eds. & trans., 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и предания. Moscow: Nauka, 1977, pp.104-107.中文译本见[俄]李福清编著，海峰转写：《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同时，在中国大多数此类“世俗”(民间故事)形式的版本中，通常是由一只鸟为善良的人带来可获得财富的仙种，它对发现并照顾它恢复健康的善良人表示感谢。像观音菩萨这种神灵很少出现在其中。

这种类型的故事主要收集于中国东南地区(浙江省)，毗邻《西瓜宝典》最初传播的地方。(34)Ts’ao Sung-yen and Wolfram Eberhard, Volksmärchen aus Südost-China (FF Communications, no. 128).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41, pp.42-43.不过，这类故事的重点是对善良的人进行奖励，对邪恶的人进行惩罚(通常这些人物是兄弟)。(35)有趣的是，《斋僧宝卷》(1866年写本)也是关于两兄弟的，因此更接近于这个主题的民间传说版本。参见郭腊梅编：《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238-239页。此类故事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十分常见，不仅仅局限于东亚和中亚的民族之中。(36)B. L. Riftin, M. Hasanov, I. Iusupov, eds. & trans., 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и предания.Moscow: Nauka, 1977, pp.449-450.

显然，中国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早书面记录早于《西瓜宝卷》的创作。根据德国研究中国民间传说的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的说法，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至17世纪初张鼎恩的《琅琊代醉编》。(37)然而，他引用的是李榕编撰的《华岳志》，该书是19世纪的资料来源(1831年初版)。见Wolfram Eberhard, Typen Chinesischer Volksmärchen (FF Communications, no. 120).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37, pp.36-37.中国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6)的作品集《醒世恒言》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不过它只有“报恩”的部分。(38)Nai-Tung, Ting,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 in the Oral Tradition and Major Works of Non-Religious Classical Literature (FF Communications, no. 223).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78, p.43.在与中国相邻的越南与韩国文献中也发现了非常类似的故事，它们甚至可能早于中国最早的记录。例如，类似的故事被收录在《岭南摭怪》(1493)序言中，该书以汉文写成，作者是陈世法(Tran The Phap)，由武琼(Vu Quynh，1452-1516)和乔富(Kieu Phu，1447-？)编成，题为《枚氏种瓜记》。(39)我使用的是越南国家图书馆一份代表性写本的复印件，详见武琼、乔富主编：《岭南摭怪》，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旧抄本，第13-14页。它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历史真实来介绍，也只包含“报恩”的主题。(40)亦见E. Iu Knorozova, “Рассказ об арбузе” из вьетнам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Линь нам чить куай (XV в.) (“The story of watermelon” from the Vietnamese collection of Linh Nam chich quai [15th cent.])//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Изучение влияния эпохи королей Хунгов на историю Вьетнама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The study of influence of the epoch of the Hong kings on Vietnamese history”)，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2021年4月21日会议论文稿本。有一则故事同样谈到西瓜的起源，指出它是从西域带到东土的。(41)因此，它的中文名字是“西瓜”。根据历史研究，它来自中亚，大约10世纪时出现在中国中部地区。参见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这个主题的韩国版本以短篇白话小说为代表，标题为《兴夫传》，其最早的版本可追溯到17至18世纪。(42)Kim Tai-jin, ed.,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Traditional Korean Sources. Korean University: Asiatic Research Center, 1976, pp.401-403；韩文小说的俄文译本，参见Верная Чхунхян: Корейские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повести XVII-XIX вв. (Devout Chunhiang: Korean classical novels of the 17th - 19th centuries). Moscow: Fictional literature, 1990, pp.113-192.这部作品以各种版本为代表，以“完整的形式”包含了这一母题，包括奖励和惩罚的情节，因此显得特别接近《西瓜宝卷》版本。不过，在韩国小说中，这个主题并没有明确地与佛教思想相关联。与《西瓜宝卷》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只断腿的燕子给兴夫带来蕴含财富的神奇石菖蒲种子，而它在兴夫的照料下恢复健康。显然，越南和韩国的书面版本都来自他们自己的民间传说，尽管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43)关于越南和韩国版本的比较，参见N. I. Nikulin[Никулин Н.И.],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сюжет и его осмысление на разных этапах развития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Traditional subject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Vietnamese literature), in Роль фольклора в развитии литератур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Role of folklo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of South-East and East Asia).Moscow: Nauka, 1988, p.11.与宝卷类似，《兴夫传》也与表演文学(“盘索里”形式的歌曲，因此被称作“盘索里唱本”)有关(44)Kim Tai-jin(ed.),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Traditional Korean Sources. Korean University: Asiatic Research Center, 1976, pp.401-402.，这一事实表明，此母题在近代早期整个东亚表演流派中流传广泛。

上述流传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资料表明，神奇西瓜籽的故事最初与观音崇拜无关。显然，它在后期与流行的女性观音形态联系起来，被收入宝卷中(大约在19世纪中期)。虽然这个主题的演变历史仍不明晰，但需要注意到它在中国民间文学乃至更广泛的整个东亚中的流行。故事具有明显的道德教化意义，所以这个主题被列入江南地区的宝卷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关于《西瓜宝卷》的意义和功能

在讨论《西瓜宝卷》的文化意义和功能时，笔者将从该文本的早期版本(1867)开始，然后是姚少卿和狄建新的近期版本。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它的教化功能，这是自宝卷讲经在苏州地区传播以来(约从19世纪初开始)的总体特征。从那时起，宝卷讲经就与宣唱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有关。《西瓜宝卷》的这一功能在1867年版本的宝卷结尾部分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奉劝世人需向善，莫学江宁李黑心。
贪财好色多作恶，罚做蛆虫到如今。
李安夫妇为人好，菩萨超度上天庭。
劝君及早回心转，佛天保佑善心人。(45)《西瓜记》(《西瓜宝卷》)，1867年抄本复印本，第61-62页。

这种道德性信息是后期宝卷的典型。在常熟《西瓜宝卷》的后期版本中也可找到类似的段落，姚少卿的版本也同样如此。

《西瓜宝卷》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宗教信仰传承，因为它可被用作供养观音的神圣经卷。与白衣观音的流行相联系，显然有助于该文本在常熟及周边地区的流传。观音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神灵之一，特别是其“白衣”形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46)19世纪末20世纪初，常熟附近有许多供奉观音的寺庙，其中一些寺庙被称为“白衣庵或白衣观音堂”，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至15世纪。见庞鸿文等编：《重修常昭合志稿》，《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第153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 904页；另见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2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1477页。在常熟一些宝卷中都有观音的身影，尤以《妙英宝卷》为多。神灵的形象与惩治恶人的有趣情节相结合，增强了这一文本在讲经活动中的实用性。

与常见的观音形象不同，在此她不仅是慈悲的化身，更是惩罚恶人的愤怒之神。观音的这种双重角色体现在几部传统宝卷中，通过宣唱，来测试信徒的诚心。(47)参见《目莲三世救母宝卷》卷一，哈佛燕京图书馆藏1876年镇江宝善堂木刻本，第17-19页。《西瓜宝卷》这个文本也包含了救赎的信息，因为观音拯救人类于苦难之中。例如，在姚少卿和狄建新的宝卷版本中，观音下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告诫、惩罚李黑心，也是为了拯救善良的人们。(48)参见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 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 243页。根据近代重印的这一宝卷的另一版本，玉皇大帝被李黑心的罪过激怒，决定用火烧毁他的整个家庭。观音菩萨斡旋其中，自愿下凡，拯救了李安这样的善良百姓，参见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13卷，黄山书社，2005年，第498页。因此，它保留了观音作为佛教慈悲之神和救世主的原始角色，这在16至17世纪的宝卷中也有深刻体现。

在《西瓜宝卷》的几个版本中，我们注意到出现了被称为道人的修行者，他们把西瓜仙种带给故事的主人公。(49)参见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 2册， 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1224-1225页；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 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 248-249页。他们通常被解释为“游方和尚”，这里的道人很可能是民间法师，专注于在俗世群体中传播佛教思想。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4至15世纪，当时出现在“民间佛教运动”中。(50)Barend J.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80-81, 204-205.通过史料不难发现这些道人与佛经讲唱实践之间的联系，而这些实践又与宝卷这一体裁的出现不无瓜葛。(51)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137页。显然，“讲经先生”是在19世纪下半叶作为专业讲唱经卷群体出现的，道人则是“讲经先生”的前辈。在这个文本中，“道人”可能与涉及讲经的布道活动有关。这种传教方式使用了带有娱乐元素的神迹故事。

《西瓜宝卷》的第三个主要功能当然是娱乐性。迄今为止，笔者收集的所有版本中，都可看到娱乐性的特征。在观音引诱李黑心(李暌)结婚这一情节中，人物形象和仪式都有着冗长且丰富的描述，无一不体现出此宝卷的娱乐性。这些内容通常包含在诗句中，并在常熟近代“讲经”形式中使用一些民间曲调进行演唱。(52)常熟讲经的伴奏通常只使用打击乐器，主要是所谓的“木鱼”。关于讲经音乐伴奏的详细描述，可参见Rostislav Berezkin, “On the Survival of the Traditional Ritualized Performance Art in Modern China: A Case of Telling Scriptures by Yu Dingjun in Shanghu Town Area of Changshu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no. 181 (2013), pp.198-199.例如，在早期版本(1867)中，有一个相对戏剧性的场景，观音化作一位年轻孀妇，沿街来到李黑心家中，吸引了各行各业的男性：

菩萨变化多端整，游遍江宁一座城。
一路行程滔滔走，轰动江宁多少人。
男男女女争先看，个个要看女佳人。(53)《西瓜记》(《西瓜宝卷》)，1867年抄本复印本，第7页。

各种职业的人都被以漫画的方式描述，包括佛教僧侣和道士：

和尚动出光头顶，道士抛落破方巾。(54)一块布，在旧中国被用作男性的头饰，在道士的服装中被保留下来。

可见，僧道群体都被女性的美丽所诱惑，这与他们的宗教身份相矛盾。类似的句子同样出现在姚少卿的写本和其他版本中。(55)参见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 2册，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1218页；亦见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13 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 499 页。这表明了民间宝卷编写者与宣讲者对传统宗教机构的暧昧态度。一方面，这一特点也可以反映出晚清社会宗教群体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由新宗教组织泛滥所造成的。(56)作为比较，明清时期的许多珍贵书卷也包含对受戒神职人员的批评，见Daniel L. Overmyer, 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13；Barend J. ter Haar, Practicing Scripture: A Lay Buddhist Mov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pp.57-58。我们知道，讲经先生是该时期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也在信徒的家中为信徒举行有关生命周期的仪式，这可能导致与其他宗教群体，尤其是道士的冲突。(57)参见桑毓喜：《苏州宣卷考略》，《艺术百家》1992年第3期；亦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215页。另一方面，这可能只是宝卷“诙谐”风格的一种表现，不应该从晚清教派冲突的角度进行过度阐释。无论如何，这些描述表现了文本的娱乐性风格。

在《西瓜宝卷》的狄建新版本中，没有上述的场景，但笔者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滑稽情节，讽刺了李黑心丑陋邪恶的妻妾们，她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他说道：“我有十三位夫人，年纪全老哉，实在无看头，摆在眼睛门前实在难看。”(58)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 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244-245页。接下来是诗句对每位妻妾的详细描述。这种细节包含了对传统中国多妻制度的批判，也是近代早期中国地方戏剧的特征。

姚少卿版本《西瓜宝卷》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有趣描述。因此，在这个文本的传统版本中可观察到的娱乐性，在其现代版本中得到了保留。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段落中的方言表达，它们将这个文本与现场讲唱的表演联系起来。“讲经”总是用当地方言表演，这是长江下游地区吴方言的一种变形。需要注意的是，宝卷的书面文本可作为简单的宣卷脚本，其中可以添加诸多当地的语句和情节。在这方面，“讲经”接近其他主要是娱乐性质的表现形式，如近代常熟地区也非常流行的“苏州评弹”。

五、《西瓜宝卷》在现代讲经实践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讲经”开始复兴，其基本安排发生了变化。如今，为活人祈福而举行的集会主要在白天进行，持续约12小时(上午6点至下午6点)，其间有短暂的休息时间。(61)殡仪馆朗诵的安排是不同的，就像其主题一样，详见Rostislav Berezkin, “Precious Scroll of the Ten Kings in the Suzhou Area of China: with Changshu Funerary Storytelling as an Example,” Archiv Orientalni, no. 84 (2016), pp.381-411.闲卷通常不会出现在现代的“讲经”程序之中，现代“讲经”，只宣唱神卷，余鼎君和其他来自常熟郊区的讲经先生们证实了这一点。(62)参见余鼎君：《江苏常熟的讲经宣卷》，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 3册，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2577页。2012-2015年，我在常熟地区目睹的集会中，没有遇到过背诵娱乐性文本的情况。

不过，由于《西瓜宝卷》不是一个纯粹的娱乐性文本，它还有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教和教化，这对现代情况更加重要。因此，这本《西瓜宝卷》偶尔会出现在常熟及周边地区的讲经书中。(63)根据无锡说书人(当地人称为“佛头”)提供的信息，这个地区仍然在表演，与农历六月十五吃西瓜的习俗有关。当地的这个习俗可能是由《西瓜宝卷》而来，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原因之一是，除了观音崇拜外，它还与其他的地方信仰有关，如对城隍的祈求。其二是因为它保留了教化的功能。

“讲经”中《西瓜宝卷》的虔诚意义，在姚少卿的版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该文本中，李安被任命为附近松江县城(现在是上海的一个区)的城隍。(64)在1867年的版本中，李安和他的妻子升到天堂。这样，一个与佛教神灵(观音菩萨)有关的故事，同样与民间万神殿中的地方神灵联系在一起。

在《西瓜宝卷》的几个版本中，李安变成松江城隍的细节，能代表其地方特色。(65)参见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13卷，黄山书社，2005年，第97-506页。该写本未注明时间。自宋代以来，对城隍的信仰在该地区广泛存在，且不局限于城市。明清时期，这种信仰在商业城镇，甚至农村地区的居民间传播开来。(66)参见[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正如史料所证，常熟旧城中的城隍崇拜十分流行。(67)清代常熟旧城内有两个城隍爷，见吴双热：《海虞风俗记》，张智主编：《中国风土志丛刊》第1卷、第3卷，广陵书社，2003年，第 12-13页、第5页。目前，常熟地区涉及城隍的宝卷有好几个版本。(68)常熟当地学者收集了五种不同的《城隍宝卷》，参见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3卷，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2508-2509页。在这种情况下，《西瓜宝卷》相当于用于祭拜当地守护神的“神圣”经卷，传统上是在仪式集会结束时进行宣唱。(69)Rostislav Berezkin, “On the Survival of the Traditional Ritualized Performance Art in Modern China: A Case of Telling Scriptures by Yu Dingjun in Shanghu Town Area of Changshu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no.181 (2013), pp.167-222.它不仅与佛教信仰有关，而且还与常熟民间的宗教崇拜相关——这是常熟讲经的特征。在此文本中可以看到佛教信仰在中国宗教领域的进一步适应。

在狄建新写本所代表的《西瓜宝卷》的现代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持续的教化意义。它表现出了对传统文本的重大现代化改造。在这个版本的导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较多反映20世纪80年代农村生活变迁的现代事物，如彩电、嘉陵牌摩托车、私家车等。虽然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文本的说教信息仍然延续：它呼吁道德上的规范与善良。它强调“可惜世人心不足，一旦无常魂归西”(70)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 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这里大概是指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境界。。今世的繁荣和福祉是由前世的善业来解释的。现代生活的乐趣只是古老宗教概念的另一个分支。有趣的是，其中还有一些句子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们的疾病——这些观点经常出现在江南地区的其他古老宝卷中，如《目莲三世救母宝卷》。(71)参见《目莲三世救母宝卷》卷一，哈佛燕京图书馆藏1876年镇江宝善堂木刻本，第39-46页。

在这段道德性的说教之后，才开始通常的叙述，描绘李黑心及其家庭。也许可以推测这段新的引言是由狄建新创作的，或是他抄写的另一个人的写本。与中国其他类型的通俗文学一样，讲经先生对传统文本进行增改是很常见的。通常情况下是为了使文本更具吸引力，也更方便观众理解。虽然这种改动一般并非宝卷的特征，但偶尔也会出现在常熟现代形式的讲经宝卷中。(72)参见余鼎君：《江苏常熟的讲经宣卷》，吴伟主编：《中国常熟宝卷》第 3册，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第2571页。

这个版本引言部分还提到了目莲从地狱拯救母亲灵魂的故事(73)参见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这是常熟地区仍在普遍流传的重要宝卷主题。(74)Rostislav Berezkin, 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p.155-169.它提供了文本的救赎信息的背景(或“元文本”)，通常而言也是“讲经”文本的类型特点。

在狄建新《西瓜宝卷》版本的引言和结语中，仪式的意义得到加强。引言：

西瓜宝卷初展开，奉请两廊和起来。
奉劝世间两种人，莫学江宁李黑心。
若是作恶归泉路，善恶二字全看清。
众人不信恶人报，请听宝卷见分明。(75)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

结束语：

善人落难佛天救，恶人天报没收成。
善恶分明天报应，只争来早与来迟。(76)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西瓜宝卷》的教化意义与社会批判相联系，在其现代版本中尤为凸显。虽然这一点隐含在该文本早期版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但在狄建新的版本中以现代用语直接表现出来，它反复陈说李黑心剥削良民。车锡伦在凤凰镇的其他宝卷写本中也已注意到这种现代化的措辞(77)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7页。，它进一步显示了仍在活跃的讲经传统中对表演文本的修改。

文末的诗句注释也是指出其说教意义。它出现在这份写本的最后部分，标出抄写者的姓名和抄写日期(这在现代宝卷写本中十分常见)，并提供了抄写时的情景描述：

七月抄书真为难，蚊虫叮得要命哉。

天气热得交交关，汗水常常滴下来。

电扇一动勿来三，纸头全部飞起采。

一本宝卷来抄好，蚊香煨落二三盒。

若要啥人勿相信，只怕苦头吃勿来。

抄书天热真正难，眼睛又要好困哉。(78)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这首诗中虽未明确说明，但可推测狄建新为抄写这一特殊写本经历了不少艰辛，因为他把这本宝卷视为有用的劝善之书(这仍是常熟当地人对宝卷的普遍看法)：他的诗表达了希望观众能相信其禁令的愿望。(79)这是“若然有人不相信，请听卷中一段情”与引导诗句中的这些句子相比而言的。参见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1册，上海文华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这段话值得注意之处还有大量方言词汇的使用，这显然与这个文本的表演性背景相关。这段抄者附识给人一种生动的场景再现感。类似的写本“讲经文”与其他俗文学叙述的写本，如可追溯到1900年在敦煌发现9至10世纪的写本，都有相近的说明。(80)Victor H. Mair,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2-133.早期以佛教为主题的宝卷可能与这些文本有关，或者至少它们的功能是相似的。(81)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64页。通过抄写佛教经典文本而获得功德的愿望，也使宝卷的写本与敦煌写本相似。(82)亦见陆永峰：《民间宝卷的抄写》，《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

因此，在近代常熟地区抄写的《西瓜宝卷》写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讲经传统的延续。这些故事与教化有关，以书面文本作为提示。抄写宝卷的做法也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类似传统。

六、结 论

《西瓜宝卷》是苏州地区讲经传统中的一个经典文本，它将宗教信仰与娱乐性的文学主题相结合。它利用可能源自民间善恶有报的故事情节来强化对白衣观音的崇拜，而观音信仰在这个地区仍然非常流行。这个故事的一些元素也与其他专门供奉观音的宝卷有联系，这些宝卷在这一地区同样十分流行。因此，《西瓜宝卷》保留了这种文学形式与佛教思想、人物的原始联系，即使现在也在常熟“讲经”中表现得很突出。同时，通常的宗教信仰融合(包括对地方守护神的崇拜)，也反映在常熟地区后来对这一文本的更新之中。《西瓜宝卷》的传播过程(1867至1989年期间的几个版本)可被视为通过俗讲的实践传播民间信仰的一个案例。

在《西瓜宝卷》不同时期的几个写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宗教信仰宣传、道德劝化和娱乐性故事的融合现象，这是集合了中国几种不同表演形式所形成的特征，尤其体现在江南地区晚近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流行的宝卷中。同时，这些文本中的部分内容可在更早的(16至17世纪)版本中以及某些主流佛教经文(汉译本和本土文本)中找到，以上无不显示出这一类型文本的连续性特征。

《西瓜宝卷》的现代版本也代表了一种传统宗教传说叙事在当代仪式化实践(常熟讲经)中的存续和删改，这种实践在过去40多年来(自1980年代以来)经历着复兴。即使在印刷技术发达的时代，写本传抄也是宝卷的独特传播路径，有助于在民间环境中保存传统文本。此外，宝卷的其他功能在近代也变得突出(即说教、教化与娱乐)。在现代讲经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宝卷的原始功能和意义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因为娱乐不再是现代讲经的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