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历代书法石刻略论

文_廖莹莹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内容提要：重庆市合川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书法石刻存在的必要条件。合川历代石刻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要书体。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部分书法石刻残缺不全。在当今强调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发掘合川历代书法石刻的艺术价值，使它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并发挥其文旅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重庆市合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地理位置独特，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历史记载，合川古名垫江，隶属巴郡。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置东宕渠郡，属梁州，郡治今合阳镇。北朝西魏时期更名合州，管辖四郡七县，疆域明显扩大。隋代更名为涪州，管辖石镜县、汉初县、赤水县。唐武德元年（618）又复名为合州，在上述三县的基础上纳入了新明县、铜梁县、巴川县。南宋淳祐三年（1243），为抗击蒙古兵，朝廷在州城之东5公里的钓鱼山筑新城，州治所迁钓鱼城。元初，合州建制保留，至元二十年（1283）合州改为散郡，隶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重庆路。入明后，部分郊县从合州相继划出。1913年，合州正式命名为合川县；1983年正式划归重庆市；1992年设立合川市；1997年由重庆市直辖；2006年撤合川市改为合川区。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合川留下了许多的石刻、造像。据明、清《合州志》和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以及20世纪80年代合川文物普查资料，唐代以前的石刻较少见，能够见到文字记载的就是李阳冰和闾丘均书法石刻。关于合川历代书法石刻，龙多山和钓鱼城书法石刻是主要关注点。

钓鱼城，原名钓鱼山，因形如鱼而得名，海拔400多米。此山北临嘉陵江，东临渠江，西临涪江。[1]29据相关文献记载，钓鱼城石刻共有200余块，南宋15块，明代11块，清代14块，民国以后13块，其余碑刻年代不明确。据笔者实地考察，现存较完整和字迹清晰的有45件石刻作品，主要在护国寺、忠义祠内，以及钓鱼山下的石壁上。石刻形式以竖式最多，其中摩崖30块、碑刻9块、楹联6对。笔者将钓鱼城石刻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作为官民游乐的钓鱼山时期，即晚唐至南宋前期。唐宋时期帝王信仰佛道，全国建庙设宫、凿窟造像蔚为风气，合州的山林胜地也是这样。在此阶段，合州石刻内容主要为晚唐佛教造像及宋代少量游记题刻，较为重要的石刻有《石曼卿“佛号”摩崖大字刻石》《吕元锡记游刻石》《乾道辛卯杜国光饮饯冯廷式刻石》《淳熙改元冯怡等饯丁梦臣等刻石》《赵炳等留题刻石》《汲国吕交修清明游刻石》《闽人朱涣诗碑》《东沂尉行之等碑》《眉山李壁游刻石》《赵希昔等饮饯刻石》《赵希昔酌别书刻石》《八日讲残石》《神有情残石》《一卧千古摩崖》《山人足鱼摩崖》《飞泉楼石碑》等，这些石刻创作时间在南宋乾道元年（1165）至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字迹保存完好或较好。二是南宋“抗元”时期。“1240年2月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令部下甘闰去合州筑钓鱼山寨，经过2年修建，钓鱼山筑寨为城。”[2]这个时期，“抗元”石刻几乎没有，唯一的《王坚纪功碑》是张珏主政钓鱼城时期所刻，可惜碑残字少，仅50余字[3]。三是“抗元”结束后，后人对钓鱼山或钓鱼城怀古凭吊时期，时间是“抗元”结束至1949年。整个元代合川是没有石刻的。元代到1949年，比较重要的石刻有《新建王张二公记碑》《居来山人诗碑》《五岳山人诗碑》《鱼城八景摩崖》《培修贤良祠碑记》《钓鱼城功德祠题诗》《鱼山古迹和八景之二摩崖》《登钓鱼山有感摩崖诗》《古钓鱼城摩崖》《钓鱼城怀古摩崖诗》等。这些石刻主要在忠义祠及护国寺内，保存较好，楷书为主。其刊刻时间为明正德十二年（1517）至1949年。石刻书法字径5厘米以上的39块，字径3～5厘米的6块。按书体划分，行书石刻31块，楷书石刻8块，隶书石刻5块，篆书石刻1块。（图1至图3）

图1 清 沈怀瑷 “钓鱼城”题名刻石

图2 现代 郭沫若 《登钓鱼山》诗石刻

图3 现代 郭沫若 《钓鱼城访古》诗石刻

龙多山是古代巴国和蜀国的分界山，与重庆潼南和四川武胜、蓬溪相邻，山势挺拔，宛如龙蟠，故而得名。龙多山石刻分布在东岩、西岩（飞仙泉、飞仙池两部分）、南岩、北岩、田湾等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岩一带。据《龙多山碑刻选》，龙多山现存石刻为91块，除去字迹不清晰及被毁坏的石刻，保存较好、字迹清晰的有53块，比较重要的石刻有《天宝年题记》《分竹颂》《弥勒造像记》《集圣院记》《杨皓游山记》《知恩程公政事记》《蔡从事游龙多山诗》《何麒同晏元老游龙多山诗碑》《缙云先生遗二何诗》《龙多山录》《赤水县修学记》《张大人梦佛记》《赤水尉陈德刚游龙多山唱和留题》《观童老人诗》《姚文编张信甫诗》《东岩龙多山》《赵起文等题名》《于宣之题游》《冯叔靖诗》《曹坤等记游》《杜元老记游》《冉木记游》《文师敬记游》《安居雍叔美游龙多山题记》《齐政记游刻石》《仙泉龙君亭记》等。这些石刻创作时间在唐天宝十载（751）至南宋绍定元年（1228）。其中唐代4块，北宋2块，南宋21块，主要内容是记事、游学、记游等，保存较好，字迹风化程度不一，以竖式摩崖为主，楷书居多。龙多山唐代石刻内容均与佛道相关。唐宋时期名人李阳冰、陈子昂、周敦颐、程颢、冯时行、范成大等或在合州为官，或在此游玩。两宋时期的龙多山石刻内容主要为游人题记和诗文。明清至民国时期，受前人影响，龙多山石刻内容也以诗文为主，比较重要的有《修龙多山寨碑记》《重修灵佛岩庙宇碑记》等。按碑刻书法字形大小统计，字径5厘米以上的30块，字径3～5厘米的21块，3厘米以下2块；按书体分类统计，正书石刻39块，篆书石刻1块，隶书石刻3块，行书石刻10块。

双凤镇及涞滩镇这两个地方的石刻也有一定代表性。双凤镇现存10块石刻，形式为庙宇柱上楹联，为唐代所刻，书体为正书，字径都在5厘米以上，书写内容基本与佛法、佛教用语相关；涞滩镇现存字迹较为清晰的石刻有7块，楹联有6对，石坊1块；字径均在5厘米以上；字体均为正书。《合川胜概》记载，云门山有石刻4块，创作时间不详，书体为正书，字径在5厘米以上[1]139。此外，南津街4块（现见3块）为清代所刻，形式为楹联，行书，字径在5厘米以上；七星石1块，现代所刻，行书，字径在5厘米以上。

合川历代书法石刻遗存分布广泛。根据文献及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钓鱼城和龙多山是书法石刻遗存主要所在地。这两个地方在合川，不仅是游览胜地，也是历代行政中心和大事发生地。在以上介绍的石刻中，部分石刻存在时代不明的情况。笔画剥落，残缺不全，不清晰或者无法辨别字迹的石刻，就不再纳入书法石刻研究范畴。从现存字迹清晰的书法石刻中，可以看出部分特点。

一、合川书法石刻镌刻时间主要为南宋及明、清、民国时期

在前文的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以前的石刻极少，宋代石刻较多。从社会环境来看：唐代安史之乱后，大量官员和文人入蜀；两宋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对富饶的中原地区进行了侵略，文人及百姓都相继逃往外地，包括巴蜀地区。合川在巴蜀地区位置独特，三江交汇，山路、水路都较为便利，能够构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于是，合川成了当时人们选择逃亡的最佳去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40岁时（1056）到合州出任合州判官，在合州四年，为官清正，写了著名的《养心亭记》，并且兴办州学，合州读书之风日盛，人才辈出。合州学子在思想上无疑深受周敦颐理学思想影响，这是南宋“抗元”前期石刻较多的主要原因。在元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针对当时的合州做出一系列举动：一是将钓鱼城整个封锁，不准百姓进入，汉族士人在钓鱼城留诗题刻几乎不可能；二是将部分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销毁[4]。这导致，“抗元”结束后，元代至明代中期合州几乎没有任何石刻作品，目前只有40余块明、清及民国石刻保存较好。

二、书写范式与唐代碑刻契合，字径较大且多为楷书

现存的石刻作品字径较大，刀痕较深，字径在5厘米以上的石刻占据了绝大部分。笔者认为，这与受盛唐书风的影响有较大关系。盛唐时期书法与其他时期不同，大书法家颜真卿追求一种“端庄中正”的审美取向，提倡书法中的“正大气象”。“正”代表了中正、规矩、端庄之美，也表示书法需要取法高古，遵从儒家思想，提倡使用易于辨认的楷书；“大”表示书法与人一样，胸怀要宽广。 “正大气象”审美一直影响到唐末宋初，士人与当时的官员都提倡先正后行。北宋中期苏轼提出“写意”，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提倡个性与自由的行书、草书。但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又将自由之风收敛，对个性进行了遏制。在现在看到的合川石刻书法作品中，字径大部分在5厘米及以上，甚至还有不少在12～20厘米。这与唐代碑刻书写范式相契合。另外，石刻书法的作者，一是当地考取功名的人，二是在合州停留或为官的士大夫。这些人都接受过科举考试，文化程度较高，书写素养较好。[5]

三、合川书法石刻的地理环境和石质特征

合川石刻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摩崖，其次是庙宇楹联。摩崖多是在石质较好的崖壁上书写、镌刻。石刻保存完好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相应地段海拔要高，保证碑刻不易被淹；第二是刻石的石质足够坚硬，不易风化。合川位于长江上游支流嘉陵江畔。清代以来，嘉陵江共发生四次特大洪水，分别发生于1679年、1840年、1903年、1981年[6]。这对此地的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却是石刻选址的理想之地。合川的石刻大部分立于崖壁以及海拔较高的山上。这样，石刻的隐秘性强，有利于保存。由于年代久远，合川石刻损坏有加速迹象，这里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对其保护刻不容缓。

钓鱼城原有碑刻200余块，龙多山碑刻91块。如今保存较好的钓鱼城书法石刻仅45块，龙多山书法石刻53块。钓鱼城碑刻损坏极其严重，除风沙、洪水等环境因素外，与当地人对书法石刻遗存保护意识不强有关。

目前关于合川书法石刻的研究，主要涉及文学、历史、造像、水文、地理等方面，对书法及其艺术特色多是鲜少涉及，偶有专题也仅限于书法本体而缺乏艺术学视野，缺乏宋代书法史观，而看不到它在巴蜀书法史上的地位。在当今强调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全面摸清合川历代书法石刻遗存，挖掘历史文化名人的书法文化，增强合川地域历史文化自豪感，使这笔书法石刻遗产更好地服务社会，发挥它应有的文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