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与探索*

胡志明 杨琦中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2021 年习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如何在两个大局之中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高校可大有一番作为。高校研究生教育在授人以知识技能的同时，还应注重学生思想品德的培育，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新时代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中国故事”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环，“讲好“中国故事””应贯穿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的始终。

一、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为何要讲好“中国故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作为弘扬传统美德、赓续中华文化的主要阵地，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一过程中要扮演重要角色。而与“中国故事”联系最紧密的专业莫过于中国语言文学。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故事”同根同源，相互依存，水乳交融。顾名思义，中国语言文学包括汉语言和文学两个大类，“中国故事”可理解为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贯穿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关于中国与中国人民、体现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故事。从汉语言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故事的载体和媒介，从文字产生之初“中国故事”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汉语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变过程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起源于劳动生产，人民群众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同样也是“中国故事”的亲历者和讲述者，中国文学用文本的形式对“中国故事”进行记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语言文学实际上就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上好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依托，“中国故事”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的主要内容。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必先了解“中国故事”，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有利于促进对中华文化溯源理踪，为深入系统把握“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先决条件。此外，对于语言的学习，也有助于更准确恰当地进行言语表达，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多种方式，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人才支持，在保证“中国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促进量的升华和质的飞跃。

课堂是研究生思政教育的主阵地，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增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的思想性，从而使教学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目标。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讲好“中国故事””，营造全员育人环境氛围，努力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教育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充分感受“中国故事”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更好地培育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如何选好“中国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古老中国提供了佐证资料。以《左传》为例，它详尽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发生在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一系列事情，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王室势力逐渐衰微、各诸侯国失控争霸、礼崩乐坏的政治场面；还可以知悉春秋时期统治者开始重视民意，多采取怀柔政策、恩威并施的新动向，作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它以精简的语言，对事物特征和最具表现力的动作对话进行刻画，极具画面感，使读者身临其境，这也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方法借鉴。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通过已有历史文献、民间采访所得的材料以及金石碑刻，司马迁系统地梳理了汉武帝以前三千多年的历史，将历史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地再现，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实现艺术真实，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史记》中可窥见二三，与孔子著《春秋》不同，司马迁敢于直面现实，不为王者讳。此外，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他经世济民的士人情怀紧密联系，以“立言”以“成事”，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意志坚定，成就一番伟业，这也是一种“中国故事”。

在中国戏剧史上，元杂剧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有神仙道化剧，如《黄粱梦》等；有历史剧，如关汉卿的《单刀会》、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有爱情戏，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墙头马上》等；有公案剧，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等。被誉为“杂剧之始”的关汉卿，其杂剧创作通常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人物形象具有生活中真实的多面性，语言雅俗共赏、刚健辛辣，倾向于表现社会正义这一类生活中的严峻问题。在进入近现代以来，戏剧得到了蓬勃发展。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相对于三种主流剧本（表现先进和保守斗争的工厂剧本、入社与不入社斗争的农村剧本、我军和敌军斗争的部队剧本）而言的“第四种剧本”，这些剧本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冲突。随后，又相继出现了历史剧、社会主义教育剧等。在全球享誉甚高的《茶馆》，被誉为“远东戏剧的奇迹”，“中国的《推销员之死》”，老舍用三幕戏便葬送了三个时代，揭开了我国当代话剧的新篇章。

民间文学厚植于人民生活文化之中，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民生活服务，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人民性和艺术性等特征。在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中，它们不仅传述了一定的社会历史知识，还培养了一定的民族情感。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化，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民间文学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不同的内容，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格萨尔是我国西部地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方传统民间文学，同时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除少数民族有自己特定的民族文化外，不同地区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拿我国南方地区来说，多丘陵、闭塞的地形使得“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成为一种常态。民间歌谣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由于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等特质在人们口中广为传诵，而这些歌谣大多表现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抑或是寄寓着他们质朴的愿望，特定的方言配上歌谣，便成为这个地区独有的文化。

自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来，一大批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政治、民众生活的典范性作品涌现开来，它们或是表现革命历史战争，或是观照农村观念生活，或是干预现实、表现人情人性，以所谓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以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在继承“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革命文学意识形态一体化、体制化的环境中，红色经典在新的历史条件中应运而生，这是由官方、作者、读者三方共同建构的特定文学现象和文本。20 世纪30 年代，报告文学以宣传革命与抗日为主题，作品大多反映工农的苦难生活，代表作品有夏衍的《包身工》等。抗战爆发后，由于报告文学兼具新闻和小说的特质，使其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这时期的报告文学多描写连续不断的战争和生活的剧变，如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新中国成立后，报告文学多表现新社会、新生活以及其中涌现的先进人物、民族英雄，比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等。通过阅读红色经典，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段时期的社会历史与生活风貌，从中获得体悟思考，感受理想的光辉和人格的力量，培养家国情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一）博学勤思、守正出新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实施的主导者，对于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高为师，高校教师要想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中讲好“中国故事”，须得自己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尤其是对于高校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因此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而教师提高自己的主要途径就是读书、思考，从书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成长。[1]广博的学习，增长知识与见闻，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在学生眼前，此时教师应适当隐退，由学生自行进行体悟。学生自主体会到的比教师直接灌输的认识会更为深刻，心灵会更为震撼。除此之外，教本中，“中国故事”的文本呈现往往是零碎、不成体系的，然而中华文化的脉络却是一以贯之的，这些“中国故事”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教师应该勤加思考，根据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过程，将“中国故事”系统化，更加透彻地掌握“中国故事”的来龙去脉，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故事”中选取最为典型、最有价值的内容进行讲述，为“讲好”“中国故事”筑基。

“中国故事”不仅指的是过去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还包括现在十四亿中国人不懈拼搏、矢志奋斗的故事。因此，教师除了需要学习、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应联系生活实际进行创新。创新可在两处下功夫：一是方法，二是内容。从方法上来看，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等手段，戏剧、音乐等表现形式不同角度的诠释“中国故事”，最大化地传播中国声音。高校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平台，其教学对象也是多元的，通过“中国故事”来传播中国声音本身就容易让人接受，再加上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更是为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技术支持。从内容上来看，教师除了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外，还应是“中国故事”的参与者。教师作为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应利用自己的学识优势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理论需扎根在实践的沃土中才能茁壮成长。生活是一本无字之书，教师应多参与实践，获得新知识，探索新领域，以面向世界的眼光，在吸收人类文明精髓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二）拥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我们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最大的底气来源于已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多元文化，社会不断深化变革，我国发展日新月异，这对树立高度的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时间上的差距导致受教者产生对“中国故事”的疏离感，很难产生情感共鸣，因此对于教师来说，须得增进文化认同。习总书记曾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国故事”中蕴含着“舍身而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理念、“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来源。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中，教师坚定文化自信，以自信的姿态来讲授“中国故事”，消除学生与故事之间存在的间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筑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精神支柱，革命文化是在筚路蓝缕中产生并需要不断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主流文化。教师应将这三者融于一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对待西方文化应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三）坚持学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理论课中，教师大多以讲授课本知识为主，学生听并进行笔记记录，导致学生缺少自行思考的空间。与此同时，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德育融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专业理论课中，但不能浮于表面。因此，在讲授“中国故事”时，应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注重学理性，导致课堂沉闷，学生最后“一听了之”。课堂教学本应是教师、课本、学生多边对话的过程，一味地进行知识传授，只见教师不见学生，只有教师对“中国故事”的认知和思考，而没有学生对“中国故事”的个性化解读。另一种是过于注重趣味性，流于庸俗，学生最后“一笑了之”。增加课堂的趣味性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化学生的认知。盲目追求趣味性，本末倒置，使得课堂的形式大于内容，致使课堂泛娱乐化。这两种倾向最终导致的结果都是令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2]并没有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中国故事”的讲述不仅是一种叙事，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需体现中国价值，这样，“中国故事”才有了灵魂。教师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应杜绝说教，以学生为主体，含而不露，在坚持学理性的基础上，利用多种方式丰富教学手段，增加趣味性，引导学生自觉思考，体会“中国故事”中间蕴含的中国价值，不漏痕迹地升华“中国故事”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