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译介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三点认识

□胡全新/文

狄更斯是英国写实文学的代表，与萨克雷一起，被称为英国文坛的双璧。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国译介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认识具有贬低浪漫主义、强化社会理性批判等特征。这种认识满足了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对狄更斯现实主义富有创新意义的转化，影响到了以后我国的狄更斯研究传统。

1 译介内容贬低浪漫主义的特征对狄更斯研究的影响

这个时期对狄更斯的译介，表现为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贬低，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倡导。如《狄更斯论——为人道主义而战》中说，狄更斯推翻了浪漫主义，为现实主义在文学上取得了一个地位，并且认为《皮克威客外传》发表的1836年，是英国现实主义的诞辰日[1]。《近代文学家》也认为，狄更斯与以前的司格特等作家不同，“他已有浪漫主义入于自然主义了，他虽然没有完全脱去浪漫的风格，但却有写实的色彩”，并且从作品总体上，认为狄更斯是英国自然派的先驱，表现出高扬现实主义，贬斥浪漫主义的倾向[2]。

这种反浪漫主义的翻译倾向，同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社会形势虽陷入低谷，但斗争意识却不断高涨，出现了“革命罗曼蒂克”的浪漫主义创作。它追求文学的功利性，突出主观热烈的鼓动激情，缺乏文学的构思酝酿，造成艺术技巧的肤浅粗糙，被称为准浪漫主义。创作上以蒋光慈等作家为代表，使得“革命+恋爱”的罗曼蒂克式小说风行一时。而新文学现实主义作家要跟上时代形势的需求，使民众认清严峻真实的生存状况，在先进理论指导下投入斗争改变现状，就必须调整自己的步伐，避免走“革命罗曼蒂克”的老路。他们通过积极开展文学论争，译介“科学的文艺论”，引进“先进的创作方法”，构建新的文学类型，对浪漫主义展开批判。他们主张表现集体的大我，反对表现创作个性的小我，甚至把浪漫主义视为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的表现，在思想上予以坚决反对。到1931年和1932年左右，终于摆脱“革命罗曼蒂克”的激情残余，创作出表现各种社会问题和群众觉醒斗争的社会剖析小说，迎来现实主义的繁荣期。在这个过程中，狄更斯的译介批判浪漫主义、倡导现实主义的总趋势，对当时准浪漫主义作品的批判、写实性小说的创建、新型小说观念的宣传，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促进的作用。

译介强调狄更斯是现实主义者，以反对罗曼蒂克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倾向，使民众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摆脱罗曼蒂克文学的狂热造成的形势新高潮的假象，从而使新文学现实主义剖析现实黑暗的社会原因，挖掘残酷形势和现实矛盾的社会根源。译介这种对狄更斯写实主义开创者的强调，以及对浪漫主义的批驳，无疑是对狄更斯现实主义的创新性借用和转化，它突出和强化狄更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并且对狄更斯现实主义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做了弱化处理。狄更斯创作开展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浪漫主义余风犹存，司格特、华兹华斯的创作尤其是英国感伤主义对狄更斯都有影响。狄更斯的浪漫主义既表现为对理想世界、理想人物、理想风格的塑造，更表现在作家创作的主体性上，尤其是卓越非凡的想象力方面，如丹纳所认为的：“狄更斯头脑中的那种想象力是一个偏执狂者所固有的，他一旦醉心于某一种思想，他会用一百种形式把它重复夸大，使读者永远不能忘怀——这就是狄更斯的想象力和他的风格的最大特点”。浪漫主义因素在狄更斯现实主义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豪威尔斯在《纪实与虚构》中认为狄更斯是个浪漫主义者，豪斯、吉辛、卡扎明也都认为狄更斯是理想主义者，杰斯特顿更认为狄更斯创造的是诗和神话，是“继莎士比亚之后的最后一个神话作家”[3]。20世纪30年代译介通过强调狄更斯的写实主义特征，弱化狄更斯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大大提升了现实主义在国内文坛中的地位。这有助于平复时人虚幻的主观激情，帮助他们认清客观严峻的现实，从而锤炼出深刻真实的写实技巧。这一切对消除罗曼蒂克文学的残余影响、创建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类型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2 译介内容的社会理性分析特征对狄更斯研究的影响

此时期译文还强化狄更斯作品社会理性分析力量，着重于分析作品所表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从各个角度分析现实问题弊端，认为阻碍社会进程的根源在于旧制度和统治者的压迫。如德国梅林格《论狄更斯》中谈到，狄更斯反对教会慈善组织把酗酒归于工人天性的恶劣，而认为“饮酒这件事应该是从苦痛、贫困、无智这三者里面发生的，酒癖的社会元素应归于恶臭、狭小、不健康的住房，归于空气、阳光、水源匮乏的工作场，更应归于贵族统治者的缺陷与品德的义务”[4]。此阶段出现了《双城记》的翻译热潮，有魏易编译的《双城故事》[5]、奚识之译注的《双城记》[6]、张由纪翻译的《双城记》[7]、伍光建选译的《二京记》等[8]。翻译热潮兴起的原因明显是由于《双城记》中对法国社会问题根源的思考对于中国社会有着参照性。狄更斯认为法国社会斗争根源于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促成了社会历史新旧演化、兴衰更替，他在书中以小见大地勾画出了法国社会斗争演进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这种对社会根源的分析和历史规律的探索，也可以说是《双城记》一再被译介翻译再版的原因。徐行在《狄更斯之研究》中认为，狄更斯现实主义作品“可以在民众中点着反抗的火焰，并培养着斗争的种子”[9]。狄更斯译介对《双城记》多次翻译再版和多种译介论文，着重强调劳动者以斗争的方式，推翻封建贵族、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从而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群众力量的壮大和社会形势的蓬勃发展。这个作用主要是通过对《双城记》中人道改良思想的创造式转换运用来实现的。狄更斯曾经专门到中心城市曼彻斯特做实地考察。这些考察的结果都被他写在《小杜丽》《艰难时事》《双城记》这些19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说里[10,11,12]。如同前两部小说呼吁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措施、人道主义对待下层劳工一样，《双城记》实际上是对贵族资产者非人道对待劳工将会造成可怕后果的预警和提醒。《双城记》的目的同其他两部小说一样，在于提醒英国贵族资产者应当人道地善待劳动者，劳动者应当以宽恕忍耐的态度代替斗争的激进方法，这样才能建立善和同情心的和谐理想世界。《双城记》前半部对贵族行为夸张失实的描写，对民众斗争的夸大式涂黑，造成的“民间水平上的奇迹、闹剧和梦幻故事”的诗性效果，其目的不在于演绎资产者战胜贵族的历史规律，而在于以扭曲的、神话般、戏剧式的恐怖场景，对英国工业化中贵族资产者与劳工阶层尖锐对抗的后果预测，以惊悚的效果阻止劳资对立关系的深度恶化，呼吁宽恕忍耐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改良措施的迅速出台。全书的重点在于宣扬梅尼特医生宽恕仇人、卡尔登成人之美、自我牺牲的精神美质，在于宣扬狄更斯人性论基础上的人道思想和社会改良办法。而译介创新性转换了其中人性论调和的思想内核，通过不断强调作品中新制度战胜旧制度、被压迫者取代压迫者的嬗变规律，从而将《双城记》转化为挖掘社会矛盾的根源、宣传被压迫者反抗贵族统治的教科书，在重译再版中不断宣传和扩大斗争的力量，加深着人们对社会规律的本质认识，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演化进程。

3 译介内容的批判性特征对狄更斯研究的影响

此时期狄更斯译介着重对狄更斯的出身地位加以强调，突出他对上流社会、贵族压迫者的批判特征。如，茅盾认为，“狄更斯出生于贫穷的小市民家庭”；梅林格在《论狄更斯》中提到，“和贵族交际的时候，也不曾离开贫穷的人们或不幸的人们，因为他是从这些人之间出来，追踪到赫赫的名声之岛去了的”[4]645；《近代文学家》中“狄更斯”章节也提到，“因为同情下流社会过甚的缘故，不免有愚弄上流社会的倾向”[2]58；亚尼亚斯德的《狄更斯论——为人道主义而战》也称，“他想要除去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罪恶”[1]101。20世纪30年代各地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特别是左联的成立，不断地扩大左翼文学的影响力，推动着社会变革和进步力量的迅速发展。左翼文学的发展、群众运动的高涨、武装力量的壮大，使得20世纪30年代社会矛盾愈显激烈，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文学批判上流社会剥削者的罪恶、指明前进的斗争方向，以完成国民教育和社会改造的时代使命。译介一再强调狄更斯穷苦人出身、批判上流社会压迫和资本主义罪恶，呼应了30年代国内受压迫者反抗剥削者的斗争现实。

从创作总体上看，狄更斯属于中产阶级作家的一员。有产者的身份地位，使得狄更斯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基础，是基督教人道主义和社会改良观念，即宽恕忍耐的圣诞精神和爱与美的和谐社会。和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相比，狄更斯敏锐觉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和理性，这使他把创作当成消除弊端、使资本主义完美的手段。他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大胆干预社会生活，劝告上流资产者以仁爱善良的态度对待劳工阶层，以积极改进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在狄更斯现实主义作品批判上流贵族社会弊端之前，大多数社会问题早为英国民众和政府所重视，并已经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改良和完善，所以狄更斯现实主义对上流贵族社会的批判常常仅具有马后炮和打死虎的功能。这种丝毫不触动上流社会资产者既得利益的社会改良办法，使得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批判英国社会40年之久，却不仅没有引起资产阶级当政者的反感和干涉，相反在上流社会中赢得了显赫名望与普遍尊重。如1867年他出行美国的送别宴会中，伦敦市长、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皇家科学院院长、李顿勋爵等450名显要人物为他饯行[13]。从总体社会功能来看，基督教人道主义和社会改良思想，使他的现实主义在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完善的同时，更多起到的是维护上流资产者利益的作用。而译介创造性转换了狄更斯现实主义的这种作用，它通过不断淡化狄更斯创作上维护上流社会根本利益的本质功能，不断凸显强调狄更斯对贵族压迫者的批判因素，最终将他现实主义中的人道改良观念，转换成勇于批判压迫者的斗争勇气，妥协调和的狄更斯原貌转变为面目一新、敢于批判的斗士形象，从而在我国三十年代起到了鼓舞人心斗志、壮大先进力量、批判落后势力、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作用。■

引用

[1] [苏]亚尼亚斯德.狄更斯论——为人道主义而战[J].译文,1937,3(1).

[2] 蒋启藩.近代文学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3] 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4.

[4] [德]梅林格.论狄更斯[J].语丝,1929,5(11):649.

[5]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故事[M].魏易,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6]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M].奚识之,译.上海:三明图书公司,1934.

[7]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M].张由纪,译.上海:启明书局,1938.

[8] [英]查尔斯·狄更斯.二京记[M].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 徐行.狄更斯之研究[J].礼拜六,1936(632).

[10] [英]查尔斯·狄更斯.小杜丽[M].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11] [英]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M].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2]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M].张由纪,译.上海:启明书局,1938.

[13] 蔡熙.狄更斯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吗[J].社科纵横,2012,27(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