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商服饰特点
——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为例

李 莲

不同地域间的商人在明朝发展迅速，进入辉煌时期，出自南方地区的徽州商人成为代表性的地域商人。由于经商环境和生活理念的不同，徽商呈现出独特的服饰风格。“三言二拍”①对不同地域的商人进行了精心的刻画，其中有关徽商的内容占据大量篇幅，尤其在徽商出场时对其衣着装扮有着详细的描绘。书中指明发生在明朝背景的内容有69篇，其中一半以上的描述对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尤其是商人成为主要对象，书中共计有徽商19位。本文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为例，对明代徽商服饰特点作一探讨。

一、明代徽商群体的崛起

徽商的出现受到徽州地理环境的影响比较大，明代《安徽地志》记载：“徽郡系界山谷，山田依原麓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蝦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拥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或就食他郡者常什九……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1]《黟县乡土地理·物产》这样记载皖南地区：“黟为山邑，田少于山，土地瘠确，高地种菽麦，低地种鞘稻，芝麻芦通，各适土宜……蚓土带沙质，不宜桑棉，又无蚕织，到处熟地，渐尽荒芜……”[2]简而言之，徽州地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不宜种田，并且赋税沉重，普通百姓收入有限，而经商可获得巨大收益，加之徽州人有经商的历史传统，从商经验丰富，于是商业活动在徽州地区变得日益活跃起来，明人如此评价徽商：“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倚顿之盐，鸟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3]42-43徽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事各种行业经营。据《松窗梦语》记载：“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櫂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操其奇赢，休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4]意思是，徽州地区的居民多仰仗关键利益生存，舍弃农业追逐商业，乘船坐车来往于各地，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休宁、歙县等地的商人遍布天下。善于经营的商人获利数倍，即使经营最次者也能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巨大的利益诱使徽商外出经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徽商的繁荣为通俗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三言二拍”中描述的徽商共有19位，涉及徽商的经营状况、处世风格和服饰等。

二、明代徽商服饰的特点

“三言二拍”中涉及徽商服饰的地方共有四处，无一不体现出其服饰的奢华。《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粮商陈大郎为徽州新安人士，在湖广一带采购粮食，然后运往苏州，其服饰穿着为“头带苏样的百柱骔帽，身穿鱼肚白色的湖纱道袍”[5]。“苏样”可简单理解为新鲜离奇的服饰样式，为时下最流行的款式，风靡一时，拥有一定财力和社会地位的人才能穿戴；鱼肚白是一种白里透青的颜色，对染色技术要求极高；湖纱为湖州所产的丝织物，湖州在明代有“丝绸之府”的美称，以生产生丝为特色，丝质十分优良，价格相较其他原料更为昂贵，用湖纱制作的道袍光洁不易褪色，成为富商的首选。可见徽商对衣着装扮十分讲究，愿意花费金钱追求奢华的服饰。《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觊觎杜十娘美色的富商孙富，亦为徽州新安人士，在扬州经营盐业，其穿着为“貂帽狐裘”。貂帽为貂皮制作的帽子，狐裘为狐皮制作的外衣，集狐狸腋下皮毛制成。古时的貂和狐狸均为野生，数量稀少，其皮毛获取成本高，因此皮草在明代价格不菲且十分珍贵，成为明人眼里的奢侈品，戴貂穿裘成为徽商炫富的重要手段。《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典商吴朝奉为徽州府休宁县人，其打扮为“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筒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绒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6]。蜜蜡金是指成色同蜜蜡一样的黄金，纯度高、成分足，颜色光亮，制作工艺繁琐，多用于衣帽的配饰，是财力雄厚的象征；绒是织物表面耸立着绒毛的丝织品，外观厚实鲜明艳丽，而且价格昂贵，是其他丝质原料的几倍之多。青绒道袍和红绫僧鞋以及加上蜜蜡金的点缀，说明商人吴大郎注重打扮，在衣着方面挥金如土、追求华丽。《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中的徽商家资巨万，将自己义女嫁与人为妾时，身穿大服，增添嫁事若干，一时风光无限，徽商历来具有重视婚丧的传统，尤其在婚嫁方面，极具排场以标榜身份。以上几位徽商呈现的整体特征为资产富足、穿衣讲究，注重服饰的奢华和精致，绚丽夺目的锦衣华裳成为徽商展现自己的首选方式。

关于徽商衣着奢华的现象不少史料有着详细的记载，《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一《吴雅士家传》中记载广陵的徽商“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仆从及诸摊钱之戏”[7]358，“美衣服”反映出徽商注重穿衣打扮，想要通过华美的服饰展现自身的财力；卷七十二《汪翁家传》记载新安的富商生活奢侈，“新安俗富溢尤则侈，递相观放，钟鼓竽琴之音不绝，倡优侏儒之笑不乏，嬖御糅罗纨曳绮毂，而鸡鹜有余食，转毂连骑炫煌于道”[7]217，新安的富商尤其奢侈，丝管之声不绝于耳，优伶侏儒欢笑之声不断，连宠妾和侍从都穿着精美的丝织衣物，由此可见富商在衣着方面的奢华程度。《震川先生集》记载新安的盐商“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琴砧屣”[3]358，即获利之后的盐商，房屋商铺成片，坐牢固的车，驾肥壮的马，穿丝绸绫罗，与美女缠绵缱绻。绮是有纹彩的丝织品，縠为质地轻薄表面有皱的绉纱，“被绮縠”展现出徽商服饰的精致与华美。徽州宗谱《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十《许氏义田宅》记载：“其雄者要以射赢牟息，美服食舆马仆妾，营良田华构，侈燕遨，广结纳以明得意。相矜为贤，浸淫渐靡，俗之所由来久矣。”[8]那些发了大财的徽商穿着华丽，享用美食，车马侍从应有尽有，购置田宅，广结贤士，这种日渐奢靡的风俗由来已久。《黟县续志》卷十五《艺文·汪文学传》记载：“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属黟县)名望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9]宏村望族汪氏商人多活动于浙江一带，穿用丝做成的鞋子，着白绢做的衣裳，帽子和配饰十分精巧，装扮出众，穿戴奢华，并在此定居。在扬州地区的徽商“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10]。其穿着衣物，所住房屋极具豪华奢侈，甚至家里奴仆的衣着均不差于仕宦。明朝徽商服饰的奢靡风气可见一斑。

明朝初期徽州地区的服饰风格为简单朴素。徽州在明代统辖区域为一府六县，分别是黟县、歙县、祁门、绩溪、婺源、休宁。下面以徽州部分地区为例，简洁阐述其服饰风格。例如绩溪在明初时期的服饰风尚十分简朴，“先达胡司空、郑太守登第时，犹衣木棉袍，犊皮靴，舆台不倩，刺谒不投，顾民之俗，亦椎朴敦淑，相先德义”，即使官员登科之后，顾忌当地民俗，仍穿着木棉制成的衣袍，脚穿牛皮靴，保持朴素的风格[11]。歙县在弘治年间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12]，百姓重视农业，崇尚节俭。祁门县“家务蓄积，茹淡操作……贫窭数月不见鱼肉，女人织木棉，同巷相从绩纺，常及夜分”[13]，妇女辛勤纺织，勤俭持家。以上记载表明徽州许多地区仍然以农业为根本，百姓勤于耕种，生活朴素，穿衣节俭，并且这些地区的面料主要是自家纺织而成，在不产桑麻的地区则靠贸易进行交换，因此面料比较单一、简单朴素。特别是成化、弘治年间之前，徽商处于创业初期，大多艰苦经营，在生活方面尚能保持节俭的习惯，服饰穿着谨遵礼制。

到明中期以后，徽州地区开始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在穿衣方面逐渐摒弃节俭的传统，穿着打扮变得奢华起来，即使有守旧的官员和徽商想要维护简朴的生活方式，最终也无法改变当时的主流趋势。《歙事闲谭》第十八册《歙风俗礼教考》记载：“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准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持久之道，尚其知所节欤。”[14]即冠服制度最开始全部遵照朝廷的规定，没有人敢有异议；后徽州六县的服饰各有风尚，歙县接近淮扬、休宁接近苏州松江、婺黟祁接近长江下游以西地区、绩溪接近宁国，虽六县服饰风格各有不同，但整体呈现的特点为日渐奢华，尤其是皖南地区的女子服饰异常华丽，穿裘者比比皆是，所带珠宝亦颇奢华，这大抵是商人带动的缘故。

徽州地区由于地处偏僻，环境相对封闭，因此服饰风格百年未变，演变进程缓慢，据史书记载：“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服。女子正洁不淫佚，虽饥岁不鬻妻子。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变。”[15]三国两晋时期受到东吴服饰和北方文化的影响，徽州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服饰风格，麻布和丝绸成为制衣的主要原料。

到了明朝，随着棉花的传入和推广，棉布成为百姓最常用的服饰面料，随着徽商的崛起，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求服饰奢华的风气。徽商荣归故里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徽州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服饰风格，在徽商的引领下，徽州及附近地区的生活观念发生巨大的改变，生活上开始追求享乐，僭越礼制，尤其在服饰方面竞相追求时尚与奢华。例如《歙志》记载：“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16]歙县地区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前，民间很少能听到商贩的叫卖声，百姓生活安稳，重视农业，勤俭敦厚，重视礼节；如今家家攀权富贵以求进取，重视商业，生活奢侈。歙县的风俗与淮扬地区相近，原先穿裘者极少，后来奢侈之风盛行，衣着富贵者随处可见，例如歙籍商人谈道：“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奢靡风气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17]歙籍商人认为盐商开创了奢靡的风气，引得其他社会富有人士争相模仿。

再以其他地区为例，有学者曾总结过以下地区的服饰风尚，例如嘉靖末年的绩溪县“绮縠渐奢，饮食逾靡，破觚刓纯，风日谲，有识者庸之，夫士民之首也。首先而百体从之矣。”[18]即绩溪地区百姓穿着绫绸绉纱，日渐奢华，饮食吃喝日益浪费，社会风气变得日益怪诞，只有有识之士可力挽狂澜，引导社会回归淳朴。嘉靖之后旌德县“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其使然也。”[19]337旌德县的百姓在嘉靖之后变得挥霍浪费，舍弃农业追逐商业，去往边远地区从事贸易，追求利润。泾县“……男子衣文绣，女子服五彩衣，珠翠金银满饰，务华靡，喜夸诈，好刚使气，有健讼告讦者。商贾亦远出他境，嫁女奢靡。”[19]334泾县的男子穿刺绣华美的衣物，女子穿五色彩衣，戴金翠珠玉，十分奢华，特别是商人嫁女时讲究排场，挥金如土。在徽商的引领下，徽州及周围地区的服饰风尚出现了竞逐奢华的趋势，社会人士普遍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即使不同县区由于经济发展差异导致服饰奢华的程度有异，但违背服饰礼制，竞奢无度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三、徽商服饰风格转变的原因及影响

徽商服饰风格的转变除了财力雄厚之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商人自身心理也有关联。首先，明朝初期徽州地区的服饰风格能够保持简朴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所关系。元朝末年由于灾害频繁，常年战乱，明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萎靡不振。朱元璋意在恢复传统礼制，建立“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社会，于是朝廷颁布严刑峻法，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身体力行，使当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静态、克制守礼、节俭朴素、墨守成规的民风，在这种民风的影响下，服饰所呈现出的风格无外乎简单朴素。但到了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的服饰风格同其他地区一致变得日益奢华，这是经济发展、法律松弛、中央权威削弱的直接产物。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商品的需求扩大，间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全国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快速增长，尤其是徽州地区从商者尤多，经商成为一股社会潮流。随着商人阶层的壮大，财富积累增多，加之法制崩坏，他们不再甘心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礼制的约束，开始追求享乐，追求奢靡的生活，于是追求服饰的华丽与奢侈成必然。同时这与商人自卑的心理也有关系，他们在自卑情结的支配下产生了提升自身地位，引起社会关注的愿望。明朝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例如农本商末，以农业为本，限制工商业发展，特别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进一步奠定了商人“四民之末”的地位。为了摆脱内心的自卑情结，商人开始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炫富，各种消费穷侈极奢。他们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内心的虚荣，掩饰内心的自卑感，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一现象在商人的服饰消费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社会习俗的转变和社会风尚的变化为他们扫清了思想意识上的障碍，顾炎武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总结道：“国初，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后则靡然向奢，以俭为鄙。”[20]崇尚节俭的传统被摒弃进一步刺激了商人的欲望。

明朝中后期，徽商服饰变得日益奢华，这种趋势迅速波及社会其他阶层和全国各地，在助长社会奢靡风气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一方面部分未能盈利的商人生活艰难，“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例如休宁县的商人在万历时期受限颇多，发展受阻，已至无法支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徽州地区本为贫瘠之地，以徽商为代表的富有者仅占少数，大部分普通人家依然十分贫困，到了嘉靖末年甚至产生了“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21]的现象。而且徽州社会风气的变化容易造就寡廉鲜耻之流，游荡懒散、刚愎凶恶之徒随处可见，赌博奸淫之风日益盛行，物欲横流，世风日下。

四、结语

明代徽商发展迅速，财富积累增多，开始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在服饰装扮方面变得日益讲究，注重奢华。在徽商的带领下，整个徽州地区的服饰风格以及生活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间接反映出明朝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享乐风气盛行。通过徽商服饰，我们可以窥探徽商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为徽商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注 释：

①五本小说集的合称，三言指明代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明代凌蒙初辑纂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