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广东调查研究实践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启示

陈雷刚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历程中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是党实现正确领导的成功秘诀和传家法宝，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进行了丰富的调查研究实践活动，以调查研究了解国情和省情，从实际出发探索革命之路、建设之道和改革之策，破解发展难题，从而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方针和政策。系统梳理党在广东调查研究的实践，总结其基本经验，可以为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借鉴，对于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在广东调查研究活动的实践

（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从广东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农民、工人视作中国革命的基础力量，积极深入农民和工人群体开展实地调查。毛泽东和彭湃在广东掀起了农村调查的先例。1925年12月，在深入韶山等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鲜明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班，先后开设“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两门调查研究课程，主持拟订租率、田赋、地主来源、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引导学员作乡村调查；组织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海丰等地实习；主持编印《农民问题丛刊》，将自己撰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和学员调查报告收入其中，使之成为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毛泽东在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做宣传组织农民的工作，必须深入农村调查。[2]“农民运动大王”彭湃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优秀典型，是党内较早深入农村调查的典范。他在海丰多次通过调查会、座谈会等方式开展实地调查，结合自身从事农民运动的切身体会，形成《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正确地分析了农村的阶级矛盾，揭示了农民运动发生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介绍了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是一篇有重要意义的指导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瞿秋白在推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曾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3]

广东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林伟民、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多次深入工人群体开展实地调查。苏兆征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多次到工人中了解他们的生活问题，推动解决其衣、食、住、医疗等问题；兴办工人子弟学校，解决了罢工工人子弟的读书问题；根据工人的意见，提出运用“单独对英”斗争策略；联系实际建立了一支两三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在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工作后，为了方便调查工人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交流经验，创办了“爱群通讯社”。刘尔崧在深入广东油业工人群体开展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认为：“油业总工会拥有七八千人，如能摆脱国民党右派控制，将会成为广州工人运动的巨大力量。”[4]由此向党组织提出改组广东油业总工会的建议。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深入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启发工人和农民群体的阶级觉悟，形成了依靠他们广泛开展革命运动的理论自觉。

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较早地实践了“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苏维埃式革命道路模式。彭湃在香港发表的《土地革命》一文很多主张后来成为创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指导思想。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及时对广东革命实际进行分析调查。1927年12月，广东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5]。1928年，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通过《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确定党组织目前主要策略为“要极力发展各地农民暴动，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6]。这些报告或主张包含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结合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彭湃为首的中共东江特委深入苏区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制定和实施新经济政策，为后来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经验。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为深化对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状况的认识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力地支持了土地革命。

（二）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摸索符合广东乃至全国实际的政策，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粤赣湘边区、琼崖根据地决定在所在区域进行土地改革。但土改政策过左，在乡村各阶级、阶层及乡村社会造成极大负面影响，而且广东所属区域属于游击区，而非巩固的解放区，尚不具备实行土改条件。1948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香港分局就广东各地土改中出现的错误偏向，产生这种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后果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研究，及时采取了纠正措施。认为：“过早实行的土改、分耕、停租废债的政策，口号太高，扩大了打击面，违反中央关于新区土改工作指示的精神，这是不对的，不适合今天情况下的游击战争局面的”[7]，并指出，“反三征和减租减息是南方革命斗争现阶段采取的具体的中心政策”[8]。广东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开展调查，充分论证土改纠偏的必要性，及时纠正“左”倾偏差，为广东解放和解放后广东土改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叶剑英主政的中共华南分局围绕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城乡经济以及开展土地改革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广东实际、切合群众利益和需求的决策、政策。叶剑英主政广东短短三年里，始终遵循先“摸情况”（调查研究），后开“神仙会”（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再“定政策”的“三部曲”。为更好地部署全省开展圩镇工作，叶剑英向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下达圩镇工作专题调研任务。1950年5月26日，华南分局向各地委发出关于圩镇工作的指示。叶剑英指出： “只有依靠圩镇中的工人、店员、青年、学生、教师等，从他们那里，从各方面了解周围农村的真实情况，组织他们和我们一起下乡，农村工作才能够做得好。”[9]他认为，只有主动地结合群众，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圩镇真实情况，才能使圩镇成为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据点，发挥它应有作用。叶剑英还通过调查研究，先后主持制定了华侨土改政策、“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基本方针，“先大陆后海南，先平原后丘陵，先机器后人力”的天然橡胶发展方针等。这些政策或思想至今仍有指导价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实情，以调查研究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动制定“农业六十条”等政策措施。1958年5月，新会县的商业工作和新会农民周汉华培育出水稻优良品种的消息，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为了解实际情况，周恩来于7月莅临新会，开展七天六夜的调查研究。在新会，周恩来一行深入田间地头、工厂、学校、供销社，与人民群众谈心，了解社员工作和收入，敞开会堂20多扇大门作报告。在调研走访中，他挥笔写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指出 “华侨是有爱国心的，这是华侨的传统”“搞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办到的事不能瞎吹”“不要使我和群众有距离”等。[10]周恩来在新会堪称是调查研究的典范，给领导干部赴基层调研树立了榜样。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党内主观主义盛行，给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影响和危害。时任新兴县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纪南大胆陈言，揭批公共食堂“四大罪状”，引起广东省委领导和中央的重视。1961年初，为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实情，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将这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派出三个农村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湖南农村进行调查。中央赴广东调查组深入新兴县里洞公社和南海县大沥公社等地调查后，于1961年2月19日向毛泽东递交了《广东农村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纪要》如实陈述了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指出公社各级关系“似乎应当注意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11]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2月下旬到广东新会调研，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在座谈中向陆定一反映人民公社过于草率且未经试验。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负责人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上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只要省、地、县、社及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12]15日后，毛泽东先后收到中央赴广东调查组报送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座谈会记录》《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等调研材料。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13]这对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具有重大意义。会议讨论通过《农业六十条》，从体制和制度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做出较系统的规定，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摆脱农村三年困难局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1961年中央领导在广东的调查研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直面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尊重历史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理念。

陶铸主政广东期间坚持开展实地调查，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培育和推广农村先进典型，探索适合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解放初期，为让世世代代生活在珠江河上的三万多名船民上岸生活，陶铸多次深入广州珠江边上的“水上人家”调研，亲自找来设计人员设计和建造陆上新居，结束了他们“以船为家”的历史。三年困难时期，陶铸较早对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提出怀疑。1960年初，他先后到东莞、新会、澄海、饶平和海南、湛江等地调研，多次到食堂与群众一起吃饭、谈心，弄清农村的真实情况。尔后，广东省委先后制定了《关于停止刮共产风等10条农村经济政策的规定》《关于纠正“共产风”的27条政策性规定》等政策，使广东农村比全国各地早一年多发生转折性变化。1961年，毛泽东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指定陶铸牵头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随后，陶铸带队去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调研。他在提交给毛泽东的调研材料中写道：“沥西大队试行了‘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统一分配，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为生产队自行处理。”[14]毛泽东批示将调研材料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学习。陶铸注重培育和推广农村先进典型，实行产量责任制的“洲心经验”就是1961年他在清远蹲点调研中发现的，并加以推广。1962年底，省委在新会、清远、惠阳、花县、从化、佛冈、廉江等7个县的部分生产队和34个县的个别生产队试行“洲心经验”，促进了经验管理工作，巩固了集体经济。后来，陶铸结合广东实践以及在广西龙胜的调研，写出《龙胜调查》。1962年7月，毛泽东对《龙胜调查》高度评价：“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15]陶铸对“洲心经验”等农村先进典型的培育和推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在广东开展调查研究，探索改革开放之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广东启动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既离不开中央在经济发展层面调查研究的助推，也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省委领导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的结晶。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推动中央决策与广东实际紧密结合，有效推进广东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起步。为深入了解”偷渡逃港”原因，习仲勋刚到广东两个月就轻车简从前往宝安视察，听取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汇报，与20多位基层干部座谈，并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在调研中他深刻指出，制止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对于方苞等人提出的过境耕作、吸收外资搞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问题，他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并指出：“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16]“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17]。习仲勋的胆识，体现出明显的市场经济思维。到宝安县视察之后，习仲勋先后到粤东三区开展一个月的基层调查，形成向中央汇报材料《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到粤西、粤北调研，总结推广以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为特征的“清远经验”和“三定一奖”“五定一奖”经济责任制为特征的“包产到户”等。后来他到海南检查工作，推动解决国营农场和当地公社矛盾等。通过深入调研，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发展外贸出口、加强与港澳联系以及给广东更大支持、机动处理问题的余地等建议。1979年7月，中央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改革开放得以“先走一步”。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广东的调查研究，铺垫党建总体设计与规划，擘画科学发展蓝图，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2年，面对苏东剧变和社会上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邓小平赴深圳、珠海等地开展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是他晚年的一次重要调查研究，使中国掀起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在理论上、实践上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0年2月，江泽民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在广东高州、深圳、顺德、广州等地调查研究。在2月25日同广东省委常委座谈中，他首次完整地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2003年4月，为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问题，胡锦涛深入广东湛江、深圳、东莞、广州四市的企业、农村、社区、港口码头等调研，要求广东抓住新机遇，增创新优势，开拓新局面，努力实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努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交出优异的答卷。[18]胡锦涛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具有科学发展内涵的思想。坚持调查研究，始终是谋求改革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为破解经济多年快速发展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广东省委先后在1998年、2008年开展了两次专题大调研。1998年，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要求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为此，时任省委书记李长春提议在全省开展以“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为主题的大调研。调研历时4个月，共设10个专题。[19]这次调研为形成广东省第八次党代会主题报告打下了基础，提出增创体制、产业、开放、科技教育四大新优势，抓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可持续发展”三大发展战略，为广东跨世纪发展做出全面科学部署。2008年春节前后，为加快经济转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广东围绕12个专题开展为时三个月的大调研。[20]以调研成果为基础，省委形成了“双转移”战略思想。同年5月，省委、省政府做出《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双转移”战略促进了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了区域产业布局，开启了广东改革开放又一新征程。

（四）201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围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质量发展路径、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着力解决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等问题，在广东调查研究，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发展实情，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节点时刻，先后四次到广东调查研究，为广东改革发展擘画蓝图，从广东一域之发展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后，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把到地方调查研究第一站选择在广东，提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对广东提出 “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重要要求。2018年10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先后到珠海、清远、深圳、广州进行调研，对广东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2020年10月，他在潮汕地区调研后，出席了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和广东改革发展做出重大部署，要求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2023年4月，他把广东作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先后到湛江、茂名、广州开展调研，赋予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这一重大使命。习近平四次到广东考察，既有精准调研，又有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既以问题为导向，又以指导实践为目的。第四次调研坚持实事求是，针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把脉问诊、精准指导，为全党开展好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出了表率和示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广东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为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省委先后形成 “珠三角优化发展战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城乡区域发展战略。 为推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广东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广东省委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世界观方法论，找准自身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于2018年在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的工作机制。在总结运用第一次“深调研”成果的基础上，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从省域实际出发，做出了“1+1+9”工作部署的顶层设计，成为2018年至2022年广东改革发展的“施工图”。这一时期，广东省委先后围绕140多项专题开展“深调研”，其中2018年13大专题、2019年42大专题、2020年23大专题、2021年21大专题、2022年44大专题，形成一系列重大调研成果。2023年，广东省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照二十大战略部署，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突出“制造业当家”、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绿美广东建设等工作部署，争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

二、中国共产党在广东调查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

（一）始终坚持深植群众、奉行人民至上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研工作的取向和价值遵循

习近平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21]党在广东100多年调查研究实践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集中群众智慧的特色。紧密联系群众是调查研究价值立场的基本含义。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一革命首要问题，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为其群众路线理论奠定了基础。彭湃一直坚持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叶剑英在下达圩镇工作专题调研时要求干部深入圩镇工人、店员、青年、学生、教师中了解问题，才能做好农村工作。为群众纾困解难是调查研究价值立场的核心要义。陶铸在调查研究中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于1984年和1992年两次南下，及时破解了制约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桎梏。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清远连樟村调研时强调，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引导和推动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及时为当地发展解决实际困难。集中人民群众智慧是调查研究价值立场的创新意蕴。广东党组织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多次推广和运用在调研中发现的群众首创经验。陶铸积极培育和推广“田间管理到户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誉为“洲心经验”。1980年7月，习仲勋深入粤北地区调研，充分肯定清远国有企业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办法”，“清远经验”开启了工业体制改革的先河。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和价值取向。

（二）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奉行实事求是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研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22]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无不彰显思想解放的特色和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彭湃坚持深入农村调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完成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该书运用大量的数据总结农民参加革命的众多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23]叶剑英在接受中央委托广东制定华侨土改政策的任务后，他专门部署专项调研，提出要根据华侨的实际情况制定保护华侨土改政策，照顾华侨和侨眷的利益。陶铸在调研中，大胆纠正农村“三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对于及时恢复生产、渡过难关起了重要作用。他勇于承认错误，对于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过的错误、农村大闹饥荒的现象，先后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和潮安县群众大会上公开检讨，并将检讨内容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在《南方日报》公开发表。他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坚持实事求是，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公开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习仲勋一生坚持解放思想，是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他主政广东时特别强调：“长期待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24]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取向的方法论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最终在尽可能接近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

（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根本动力

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发展观和实践观融为一体，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25]党在广东百多年调研活动充分展现了“扎根现实土壤、回应实践需求、回答时代课题”这一基本范式和根本要求。革命道路探索时期，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革命的始发点。在土地革命中，广东党组织一边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一边从省域革命实际出发，较早地实践了苏维埃式革命道路模式。执政探索时期，党通过调研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到广东调研，内容涵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党的建设、社会治理、区域发展、科技创新等，从广东一域出发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之问。纵观100多年党在广东开展的调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是其基本范式。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研的历史表明：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是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力，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切和实践品格。“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6]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坚持以实践要求为调研的目标导向、牵引动能，推动调查研究朝着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阔步前行。

（四）始终坚持完善制度、发扬领导示范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指出：“在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方面，我们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要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27]做好调查研究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构筑深入基层、指导有力、措施精准的制度机制。百多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不断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党的领导人在广东笃行调研、率先垂范，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一是扎实推进领导调查研究制度建设。中共三大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 。[28]叶剑英主政广东时形成了先“摸情况”（调查研究），后开“神仙会”（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再“定政策”的“三部曲”。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将县级以上党委领导定期进行系统典型调查制度化。广东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的工作机制，将调查研究制度化，此后五年相继形成了140多项专题调研成果。二是建立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联系点制度，体现调查研究深入基层的生动实践。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各级党委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实行的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成效显著，通过领导干部联系帮扶、靶向施策，推动污染治理、生态建设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三是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调研成果及时转化运用是调查研究发挥功效的关键之举。1998年十大专题调研为广东做出增创四大新优势、形成“三大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2008年十二大专题调研直接推动“双转移”战略决策的产生。四是党的领导人的示范表率极大地推动了调查研究的深入发展。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彭湃、苏兆征等，将调查研究作为正确认识国情和广东省情的根本途径，围绕广东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开展了大量调研。1961年毛泽东亲自坐镇广东主持调研，为全国走出困境找寻办法，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擘画蓝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分别在广东多次调研，他们是调研的号召者、组织者和躬行者。在新时代，习近平先后4次到广东躬身践行调研，亲自示范运用这一“重要传家宝”，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挥了领航作用。五是周恩来等领导轻车简从、艰苦朴素的调研作风，是领导干部榜样示范调研的重要体现，给今天的调查研究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完善制度规范和发挥领导榜样示范是调查研究的根本保障，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持续完善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保障机制、联系点制度、成果转化运用机制，发挥领导人亲身实践调研的榜样示范作用，是使调查研究真正服务大局，推动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