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代表中的烈士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李超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对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进程影响深远。至少40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目前可以确定姓名的有38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中共三大代表有18人，这些革命英烈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传承和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

一、中共三大代表的人数和名单

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完整名单，代表人数说法不一，具体名字众说纷纭。

关于代表人数，党史学界主要有30多人、40人、至少40人几种说法。根据1923年6月25日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共三大的报告，以及1929年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记录的大会选举结果，两份材料均记载了陈独秀在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数40票，据此可以推断代表人数至少有40名。

中共三大代表的具体名单，学界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1]笔者综合现存史料和现有研究成果，认为目前能确认姓名的代表有38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中共三大的亲历者，完整地参与了中共三大的全过程。大会前后，马林曾写《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期间的工作报告》[2]《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3]《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4]等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提及的代表有21人，分别为：

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邓培、徐梅坤、张连光、邓中夏、林育南、陈为人、陈天、王仲一、王用章、刘仁静、瞿秋白、张国焘。

中央档案馆藏《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是1928年中共六大时瞿秋白补记档案的俄文译稿。俄文原件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其中记载的代表名字有22人，对照马林文件新出现的名字有7个，分别为：王俊、何孟雄、冯菊坡、刘尔崧、张德惠、刘天章、张太雷。

以上材料由中共三大当事者记录，距离中共三大召开时间较近，可信度很高。

新中国成立后，徐梅坤、罗章龙、杨章甫、梁复燃、李维汉等也曾回忆三大代表的情况，新提及的代表名字有：孙云鹏、陈潭秋、阮啸仙、恽代英、沈茂坤、于树德、金佛庄、向警予、史文彬、袁达时、谭植棠、杨章甫。除去当时确切不在广州的恽代英、史文彬，其他10人也应参加了中共三大。

据此，中共三大代表可以确定姓名的有（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树德、王用章、王仲一、王俊、王荷波、毛泽东、邓中夏、邓培、冯菊坡、朱少连、向警予、刘天章、刘仁静、刘尔崧、阮啸仙、孙云鹏、李大钊、杨章甫、何孟雄、沈茂坤、张太雷、张连光、张国焘、张德惠、陈天、陈为人、陈独秀、陈潭秋、林育南、罗章龙、金佛庄、项英、袁达时、徐梅坤、蔡和森、谭平山、谭植棠、瞿秋白。

二、中共三大代表的群体性分析

对中共三大代表逐个分析，可以发现中共三大代表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新代表和青年代表居多。在38位可以确定姓名的代表中，有30人是首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占78.9%。代表当中最年长者是46岁的王俊，最年轻者是21岁的刘仁静，平均年龄为29.8岁。代表们正值青壮年，年富力强，政治热情高涨，风华正茂。

二是工人出身代表大量出现。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央以“钟英”为代号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并明确要求产业工人要成为代表主体，其次才是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各地认真落实中央的指示，如北方区委对较为重要的地方长辛店、天津、唐山、南口、洛阳等产业工人区，都要求他们选派当地的代表参加。[5]因此，在大会召开时，一半以上代表的出身是产业工人，这与党的一大、二大的参与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三是大多数代表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锻炼。代表中有不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曾出国求学，理论思想水平高。也有不少代表出身贫寒，没有读书的机会，社会就是他们的课堂，经过实际革命斗争的锤炼，积累起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政治坚定，斗争性强，作风深入，重视团结，善于联系群众。[6]

四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共三大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平江、广州和莫斯科。[7]这次大会不仅在人数上远超前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且体现出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有知识分子、工人，第一次有军人和女性代表参会。这些代表对中国城市、乡村、学校、工厂、矿山、码头、铁路等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三、中共三大代表中的烈士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8]

建党后不久，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历史感，经过热烈的讨论，做出了一项项影响深远的决议。大会闭幕后，他们又积极投身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洪流中。坚守初心，铁肩担当，为信仰奋斗到最后一刻是绝大多数中共三大代表的共同选择。

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中共三大代表有18人。其中，有2人是国民大革命时期在与北洋军阀斗争中遇害；13人是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有2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幸死难；1人积劳成疾，在病逝后被追认为烈士。

这18人中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主持过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首提系统建党学说的蔡和森，首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女创始人”的向警予，以及在牺牲时还不到三十岁的刘尔崧、金佛庄、张太雷等。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先烈，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参加革命时间不一，但都目睹了和切身感受着旧中国的贫弱和人民的困苦，因而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怀揣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担负起共产党员的使命，走上了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革命道路，用一生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出生于旧中国的沉沉昏暗中，但他却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坚定地相信属于中国的青春即将也必将来临。1916年，27岁的李大钊撰写《青春》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他在文章中深情寄语中国青年：“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9]

“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10]“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1]。这是李大钊笔下的青春誓言，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学日本的李大钊宁可牺牲学业，也要致电全体国民唤醒反抗斗争精神。为防止思想滑坡与倒退，正在被军阀追捕通缉的李大钊依然要公开发文，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并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1927年4月，李大钊为真理和信仰慷慨赴难，坚定的理想让他在敌人的绞刑架前依然从容。

2．张太雷

1915年，17岁的张曾让被北洋大学法科录取。1918年，俄共党员柏烈伟来华工作，请精通外文的张曾让做助手和翻译。通过柏烈伟，张曾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著作，并被这些书籍深深吸引。他对好友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2]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太雷”，寓意“愿化为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1920年6月，大学毕业的张太雷却始终没有领取自己的毕业证，因为他已经把全部精力放在革命事业上了，这张毕业证书就被永远留在了母校。1927年12月，张太雷在广州起义战火中英勇牺牲，践行了“化为震碎旧世界的惊雷”的人生理想。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瞿秋白

瞿秋白长期患有肺病。在苏俄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他的肺病就相当严重，常常“夜夜虚汗，咳嗽吐血”。

1934年2月，瞿秋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工作。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但瞿秋白把一切困难都忘记了，总是忍着病痛强撑身体卧床处理文件。战友们看他清瘦的身体很是心疼，有时想方设法弄来几个鸡蛋和一条鱼，他总是追问到底：“从哪里弄来的，别的人有没有？”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我记得每次到那里去，总看到在埋头写东西，想到他的身体那样不好，我也常劝他注意休息，但他总是微微一笑，仍然伏案写作，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工作上去了。”[13]

2．向警予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后改名为向警予，以示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1919年12月，为求得真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向警予与蔡和森等人同船赴法。向警予与蔡和森二人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追求，1920年在法国结为革命伴侣，一张两人同读《资本论》的结婚照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和爱情。他们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出版，书名《向上同盟》，表示在革命征途上要相互勉励，共同向上的决心。同志们便把二人的结合称之为“向蔡同盟”。

“努力做人，努力向上……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的光明！”[14]这是向警予写给爸爸妈妈的文字，也是她的人生抱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向警予主动提出要留在武汉，在凶狠的敌人眼皮子底下坚持斗争。192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汉口参加地下斗争的向警予不幸被捕。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百般诱惑和严刑拷打，没有一丝动摇，坚持向狱友们宣传革命，积极组织狱中斗争，讲故事，做思想工作，践行自己“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15]的誓言。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金佛庄

金佛庄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共三大代表中唯一一位军人，后来参加过黄埔军校的创建，军事斗争经验丰富。

北伐战争开始后，金佛庄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转战粤、湘、赣等地。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北洋军阀孙传芳仍占据苏、浙、皖数省，负隅顽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加快对孙传芳所部的分化瓦解，金佛庄在会上主动提出自己潜回浙江、上海等地，通过自己的旧交策划浙军等部迅速起义。如此深入虎穴，十分危险，如有泄露就会性命不保。但金佛庄从大局出发，还是坚定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皆所不辞！”[16]

1926年12月，金佛庄装扮成上海洋行买办模样，从九江乘船顺流东下。不幸的是金佛庄刚一上船，行踪便已泄露，船到南京下关码头时即被孙传芳所部逮捕，不及营救即被杀害于南京，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血溅雨花台的烈士。广州、武汉等地军民，都纷纷为金佛庄举哀，颂扬他“创造黄埔军校深资臂助”“随军北伐功在党国”“身殉主义壮烈可风”。[17]

2．刘天章

在革命斗争中，刘天章曾多次被捕，遭受过一次次非人的虐待，置身于污浊监牢和沉重镣铐的折磨，他的体质越发变坏，但革命意志却越来越坚强。

1931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天章又一次被捕。敌人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但都失败。恼羞成怒的敌人，对刘天章用尽了抽皮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压杠子种种酷刑，灭绝人性的敌人甚至用烧红的铁链盘在他的腰间，刘天章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咬紧牙关、面不改色，回复敌人的只有一句话：“不知道！”审讯他的敌人也不由地惊叹：“烧烙铁还要发出响声，何况他是一个人，连口气也不出，共产党人是铁汉子啊！”[18]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邓中夏

1931年1月，邓中夏被错误地撤去职务，后来被派往上海接受调查。一开始到上海，没有给他分配工作，由于没有经济收入，吃饭成了问题。邓中夏很有才华，文笔不凡，但后来却只分配给他做一些刻钢板、写传单的杂务，他也没有一点怨言，对工作“仍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同志替他鸣不平，邓中夏却回答说：“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来，邓中夏还用自己为例子，开劝一些爱抱怨的同志：“我们这样的人做事，不能选择哪儿干得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危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19]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挺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对狱中同志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最后英勇牺牲。[20]

2．陈为人

1932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刚刚出狱不久的陈为人留在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中央文库集中收藏着中共成立后10多年的大批重要文件资料。面对严峻的形势，夫妇二人装扮成富商，全力保护资料安全。无论春夏秋冬，家里总是炉火不熄，夫妻二人立誓，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

后来由于妻子被捕，与党组织断了联系，陈为人失去了组织的帮助，处境十分艰难。家中三个孩子需要养活和照顾，陈为人只好变卖家具和衣物，勉强度日。陈为人患有严重的肺病，没有钱医治，长期挨饿，困难时，只能买几个萝卜作润肺果腹，就连吃山芋粥一顿只能分到一小碗，还要带病坚持工作，导致他的健康严重恶化。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党组织重新联系上，在他将最后一箱中央文库移交给其他同志后大口大口吐血不止。组织虽然全力抢救他的生命，但次年陈为人还是因劳累过度病逝。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中共三大代表中的革命先烈是有着共同奋斗目标的革命同志，有些还是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夫妻。他们有不同常人的决心和勇气，也同常人一样，有着对友情的珍惜，对爱情的执着，对亲情的不舍。远大理想与这些情感的交织，更突显他们抱负的远大和人性的光辉。

中共三大代表中的革命先烈有着顽强的战斗力，不为升官、不为钱财，不怕苦、不怕死，为了心中的信仰和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将生命定格在最灿烂的青春年华，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热血书写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忠诚，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传承和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