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学业过剩

摘要：教育要追求一种“大致合理的水平”，超越学业过剩。当前实质性的教学改革，增进学习的科学性，需要更新持续多年的学习观、学生观、课程观，使之与当前的变革相适应。具体到学校教学，就是要体现学习的真谛，“不要考第一”。治理中小学过重的课业负担，我们需要“源头减负”，只有设计好“源头”，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亚洲一些国家的教育改革，或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关键词：学业过剩;教育改革;课业负担;减负

2022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刘坚教授在一次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状与挑战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中国教育存在学业过剩的陷阱。中国教育由资源匮乏、上学难、上学贵，一举进入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然而中小学生负担重、大学生择业难的新篇章。于是，出现了关于“学业过剩”的概念。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现象，意味着我国教育的一个重大转向。

一、什么是学业过剩

刘坚教授认为，学业过剩是指以获取标准答案和高分数为趋向，以死记硬背为主要方式的学习、教育和评价的总和。他做过一项实证调查，结果表明：经过几轮课改以后，一流的教师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能够从事非标准答案、不以分数为趋向、不是简单死记硬背的教学和评价，而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面对的还是基于标准答案、指向分数的死记硬背。他把这个归为学业过剩。刘坚教授说，在知识、技能、解题能力、认真、勤奋等方面，中国人没有问题，但是实践能力、创造性、好奇心、兴趣爱好、团结合作、政治善良、人生观、价值观等要素，有结构性缺失。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社会能力三个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

与“学业过剩”相关的一个词，是“过度教育”。它是指由于教育过分扩张，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开始超过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导致受教育劳动力面临着“知识失业”，或者从事了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不仅收入下降，教育资源也被浪费了。同时，它也指施教者所实施的教育超过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教育内容、方法等超出了社会对同龄人的普遍要求，也超出了学生生理、心理成熟程度及现有知识经验水平等。

这在我国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有研究认为，我们的过度教育已呈现上升趋势，自1999年到2003年，这一比率从16.1％上升到20.3％，2010年对北京、西安、兰州与大庆四个城市工程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度教育比率为26％，2015年的全国调查显示，高校毕业生的过度教育比率已达到31.83％。也就是说，大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接受了过度教育，他们的工作其实不需要接受这么高的教育。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内卷”这个词的深刻含义。从课业负担、学业成就到职业取向、就业结构，这是一个链条。其实，十来岁的儿童，根本没有必要学的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可是，竞争需要。如果做一个分析演算，可以从学龄人口的变化、高考、学科专业结构等方面一窥其貌。

2021年，知乎上的《2023—2030年出生人口有多少？》一文指出，按我国目前新生人讲口的下降速度，2023年新生人口大概率会低于1000万。这就意味着到2030年，小学要被裁撤约一半。2019年，我国小学教职工总数為585万人，即便采取小班教学需要更多的老师，到2030年，这批人也要至少被裁撤三分之一。

还有就是高考人口的演变。2020年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而当年的普通高中毕业人数为787万，因为高考允许职业高中和中专生报名，同时也有部分复读生的存在。录取结果是：2020年高校本专科一共招生了967万，整体录取率高达90.3％。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2022年为1193万，2023年还有不断攀升的趋势。

过去，我们只是从在校学习的学业竞争方面讨论内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镇过度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适度的范围，达到三分之一，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与此同时，由于高技术的发展，产业、职业结构的更新迭代清晰可见，如各大银行的门店，人工越来越少。随着职场机器人的使用，靠“硬知识”就业的员工也将越来越少。

二、教育要追求“大致合理的水平”

与学业过剩和过度教育相对应的，就是教育要追求一种“大致合理的水平”，而不是特别高超的水平或特别低下的水平。刘坚教授提出，在2018年的PISA测试中，广东省中小学生的学业成就看似相对偏低，实际却恰好处于大致合理的水平。因为这种相对偏低的学业发展水平，对于释放和发展人的好奇心、独立思考、实践能力、个性与创造性，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当然，这是事后的解释。当时的后果是，它拉低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联队的整体水平，所以，此后用浙江取代了广东。就PISA测试而言，找一个中位数是容易的，而且具有实际意义，不应用极少数发达地区的成绩“冒充”全国的水平。

对于现实教育发展而言，什么是教育发展大致合理的水平，仍需要特别思考。记得20年前在山西农村调研时，有一位乡村校长说，幸亏现在有那么多学生辍学，否则农村的地谁来种？当时给我很大的震动。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教育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是大致合理的水平？

在国际比较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比如以色列是公认的教育、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但它的PISA测试，在2018年排名37，低于白俄罗斯、匈牙利，比乌克兰、智利高，比中国更是低得无法说。以色列的数学成绩是463，中国是591。但是这并不影响以色列成为一个著名的创新型国度。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人们并不关注PISA测试排名。

在PISA测试中，有一些数据是被我们忽视的。比如中国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排名位于最末的几名当中。学校归属感，是对学生生存状态的整体性评价，它是属于教育满意度的指标。如果学生热爱学校，热爱老师，热爱学习，必然会反映到学生的学业成就上。也就是说，他的学校归属感与学业成就应该是正相关的。中国学生的高学业成就、低学校归属感发人深省。另一个类似的指标，是学生的数学成绩高，但毕业后愿意从事数学工作的比例特别低，完全不成比例。它反映的都是与智力无关而与教育有关的素质状态。

其实，无论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也许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这个“大致合理的水平”。

所以，今天需要发展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从智力发展走向综合素养，强调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作用，这是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革。在普及教育阶段，我们提出过一些口号，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它主要体现在办学条件上。多年来，我们改善教育，主要就是满足基本需求，如有饮用水、有食堂、冬天有煤等。而在城市，则聚焦在学业成绩上，没有将学生2023年1月和教师的幸福感作为教育改善的主要目标；也没有建立学生与学校、社区的发展的联系，学生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体。

因而，当前实质性的教学改革，增进学习的科学性，需要更新持续多年的学习观、学生观、课程观，使之与当前的变革相适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美国课程教育理念，对世界影响深远。集大成者为美国的泰勒，他崇拜科学和进步，以“效率”为追求，以“控制”为取向，主张课程目标具有稳定性、精确性、可控性与可测量性。当时的美国教育部长哈里斯宣称，学校教育的核心品质是端正、准时、安静、勤奋，这四种品质能产生好的工人和好的学生。

为什么说这样的课程观是不科学的呢？课程观的背后是知识观。传统学校教授的知识被称为是“套装知识（packaging knowledge）”，人们逐渐遗忘了在学科知识之外，存在更为广阔、更加重要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把知识体系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地灌输给学生。被遗忘的，最主要的是经验知识。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卢梭说过，如果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共有的，一部分是学者特有的。比较下来，后者太渺小了。但是我们不太重视获得的一般知识和经验知识。也正因为如此，杜威的教育革命提出了新的命题：“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教学做合一”。近来，有人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也就是说，教育有很大一部分在学校之外。有人把它归纳为“三个世界”：知识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知识的世界我们吸纳了一小部分，生活的世界几乎是被排斥的，而心灵世界的教育，直到现在几乎还没有进入学校。

对应学习科学的发展，不难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是基于一个假设的，那就是人类的知识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线性模型。但是现在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基于牛顿力学的知识观，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相互联系的生命系统，各个部分相互作用、自动调节。所以，课程要从现代主义的封闭型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开放型，彰显其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从而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并趋向自我完善。最典型的就是一种自组织、自学习的系统。生物界的蜂巢现象就是这样的系统。它引导我们思考新的教育目标。

知识观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观。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具体到学校教学，就是要体现学习的真谛。在中科大校史馆“少年班”专题展厅中，陈列了一幅数学泰斗陈省身教授的题词—“不要考第一”。为什么他会对力争上游的少年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因为刻意追求考第一的时候，就可能把学习中很多更重要的目标舍弃了。这涉及对学习本质的认识。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和更新“后普及时代”“后疫情环境”下的全民教育需求：教育现代化，首先要教育正常化。要超越对考试、分数、排名的无止境竞争，回到学习的本意：启迪思维，养育智慧，从而增长教育福祉。

我国目前正在治理中小学过重的课业负担，主要针对的是校外机构和基层学校。我们或许需要拓宽视野，关注层次更高、更宏观的制度安排。我们需要“源头减负”，只有设计好“源头”，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学校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内容和方法。如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中所称，许多发展中国家辍学率很高，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内容与生活的严重脱节，上学对于改善生活和就业无用。“这种脱节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认为：“我们坚定地相信，贫困地区的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学业方面的技能，而是能够让他们提升自己收入前景和身心健康的生活及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财商素养、创业技能、维持自身健康的能力以及一些管理能力，如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项目管理的能力。”因此，农村教育需要有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要走向“为生活而教”。

三、亚洲国家的教育改革经验与启示

刘坚教授在一篇报告中提出，2012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组织征求教育改革发展建议时，欧盟理事会提了一条建议：中国教育改革与其向美国、欧洲学习，不如向韩国和日本学习。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向外看的心态是瞄准西方发达国家的，对亚洲的近邻所知甚少。我们对此专门做了研究。

（一）韩国的教育改革

韩国教育曾被我们视为考试教育、补习教育的标准样板。但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韩国教育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韩国从2016年提出在初中实行“自由学期”制度，将其作为走向幸福教育的抓手。他们的教育改革具有整体性，不是一个单独的措施，而包括改革公办学校体制、实行高中教育多元化工程等。

比如改革公办学校体制，实施“革新学校”。这与我们所说的创新学校的概念不太一样，其核心是向学校赋权和实行学生自治。在學生提出“九点上学，废止晚自习和废止扣分制度”的提案后，2014年8月，京畿道议政府在女子中学首先实施学生9点上学，并逐渐扩大到全国。自2017年开始，学校晚自习事实上已废除，并废止扣分制度。2018年全国共有1240所革新学校，占比为13.4％。首尔地区革新学校的比例高达20％。教师的“学习共同体”达1000多个。

韩国实行“高中教育300工程”，就是通过改革将缺乏吸引力的职业高中，打造成炫酷的特色高中，有动漫、影像、翻译、珠宝工艺、网络、多媒体、高尔夫、设计、陶艺、秘书等，从而因材施教。

韩国还有一种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校，叫梦想学校。京畿道教育监（相当于教育厅长）说，每一个班级都有几个不爱学习的学生，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学生，都有一个他喜欢的学习内容。梦想学校，就为这些学生开辟了一条道路。这类学校是在高中阶段，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让学生跨学校、自组织地学习，经批准后由教育厅“买单”。现在，梦想学校的类型多达一两百种，例如探险、说唱、创业、无人机、编程、咖啡、电影、笑星、爱犬、天文、播音主持、管弦乐、动漫、潜水、木工、话剧、心理咨询等。我参观过两所，一所音乐剧学校，一所学外语的学校。教育监认为，这是根治补习弊病的良策。他说，如果学生的业余时间都在学习自己喜爱的东西，谁还会去上补习学校呢？

（二）日本的教育改革

日本教育在中国也被刻板化、标签化了。当我们还在讨论日本的PISA测试成绩时，日本已经不将其看作一个重要话题了。日本当年提出“宽松教育”是为了纠正越来越严重的填鸭式教育倾向—填鸭式教育重视基础、系统化学习，而“宽松教育”重视的是生存能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2018年，我们专门举行过一次讨论，请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和日本教师、校长参与。2003年、2006年PISA测试中日本排名下降是引起讨论的原因。日本1998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减少学习内容，被认为是其原因之一。但这一“要领”2002年才正式实施，2003年的PISA测试成绩又怎么能归因到1998年呢？2009年的PISA测试，日本成绩回升，被视为“去宽松教育”的成效。然而，正是参加2009年测试的15岁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了完整的“宽松教育”。2015年PISA测试的结果，日本取得排名第二的佳绩。日本教育并没有重蹈应试教育的老路。日本学者认为，培养生存力、创造力，进行深度学习等理念与价值观并没有变化，需要反思和改进的是“宽松教育”改革中政策目标和手段不配套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反思，是在高技术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少子化、老龄化的“低欲望社会”，面对新的经济社会变化和新生的一代，教育肯定需要必要的调整。

要真正了解日本的学校，不妨去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两本书—一位中国母亲写的《日本国立小学365天》和《日本公立中学一千天》。日本的学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国立学校多是国立大学的附属学校，具有精英教育属性，并承担教育实验的责任。国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数量都很少，公立学校占90％。无论城乡，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教学设施都是标配，都有游泳池，夏天的体育课就是游泳。为了均衡教育品质，公立学校的老师最长六年必须流动到其他学校。

小学基本没有学习压力和课业负担，直到2011年日本小学都没有外语课，现在外语课的内容还是非常简单，并且不是必修课。小学一至四年级，班主任教所有的课程，是全科教师。小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开学的时候，副校长讲了三个口号：交上好朋友，变得更聪明，身体更强壮。日本的小学有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从一年级开始，禁止家长接送孩子上学—由于就近入学，学生到校只需要走5到20分钟。再如，小学男生一年四季都穿短裤，到了中学才能穿长裤。竞争性的学习，要到高中才开始。此外，日本学校的体育包括运动和保健两部分，包括到大海中游泳、远足、滑雪等多种户外运动。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学校运动会上，所有学生都是选手，所有项目都是全体参加，包括各年级的接力赛。学生戴一字巾头带，按头带颜色记录得分。除各种距离的长短跑，还有传统的流筏、齐步竞走、蜈蚣竞走、两人三脚、跳大绳，以及团体操和群舞的表演項目。艰难的团体操、金字塔等排练，往往致使学生“浑身是伤”。可见，学校体育和运动会的重点不在竞赛结果，而是磨炼意志，培养协作精神。

食育是五育（食育、体育、知育、德育和才育）之本，首先要培养“吃的能力，培育生存能力”。而且，家务在日本的基础教育中是重要的课程，有着“家务是国家的起点”的说法。

（三）新加坡的教育改革

我们概念中刻板的新加坡教育，最近几十年改革得非常快。在2018年已经启动了“为生活而学习”的教育改革，目标是培养21世纪的现代公民。从1997年到2005年的两轮学校改革，课程总量减少了50％。新加坡的小学教育，此前之所以被认为严酷，主要是有一个小六会考分流制度，让学生从小学毕业通过学习成绩走向不同的方向。从2019年开始，小六会考分流制度发生了改变。小六会考按照级别评分，来减少学生的压力。同时，根据小六会考成绩，学生将分配到不同的中学。报读中学时，有五种课程：快捷、普通（学术）、普通（工艺）和特长教育、IP直通车计划、中文特选课程。按学科分级后，形成混合式编班，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

（四）泰国的教育改革

泰国的学制较短且灵活，专科2年，本科3.5至4年，硕士1至2年，博士2至3年。在强大师资力量的加持下，经过多年发展的泰国高等教育已高度国际化，无论在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上，都采用了欧美模式，其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已被国际教育界所认可。泰国多所高等院校与美、英、加、澳、德、日等国的知名学府有双联课程，比美国大学的学分转移更进一步。在最新发布的2023年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泰国有10所学校进入全球榜单。

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改革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大约在20年以前，广州一家报纸开展“假如我是市长”的征文活动。有一位小学生来信建议：把音、体、美作为主科，把语、数、外改为副科。我相信，这不仅仅是童言无忌，而且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是我们值得追求的理想。

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朋友，说中国如果要培养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好奇心，做好一件事就行：小学把30％的时间还给孩子，初中还20％，高中还10％，让他们自己去玩耍，学校、家长、社区什么都不要管。我相信，这其实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1］张冰冰，沈红．中国过度教育的适度范围［J］．教育与经济，2019（3）：80—88．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自然之友理事长，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