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养育与早期青少年自伤的关系：消极情绪的中介和同学支持的调节作用

朱星凝?王玉龙

摘 要 为探讨粗暴养育与早期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关系机制，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粗暴养育量表、消极情绪量表和同学支持量表对1674名早期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粗暴养育对早期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有直接的预测作用，消极情绪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同学支持对“粗暴养育—消极情绪—自伤”的前半段路径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后半段路径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同学支持的增多，粗暴养育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增大，消极情绪对自伤的预测作用减少。结论：消极情绪在粗暴养育与早期青少年自伤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同学支持调节着这种中介作用。

关键词 早期青少年；自伤；粗暴养育；消极情绪；同学支持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 cnki. issn2095-5588.2023.05.003

1 引言

非自杀性自伤（non-sulcidal self-injury， 简称自伤），指在毫无自杀意图状态下，个体采取一系列反复、故意直接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且此等行为没有致命性或低致命性，并不被社会认同，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用利器割伤、划伤、刺伤，用火烧伤等，本质上属于非适应性的应对方式（Klonsky & Olino， 2008；Sornberger et al.， 2013）。青少年人群处于自伤的高风险中，自伤行为不利于其成长，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心身健康，国内一项荟萃分析报告显示，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为27.4%（韩阿珠， 2017），因此，探究青少年的自伤问题至关重要。青少年早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且特殊的阶段，在此期间，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逐渐成熟并经历急剧变化，家庭、同伴关系等人际关系会对其情绪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自伤症状多在青少年早期开始出现（Andover & Morris， 2014），12岁是一个分水岭，12～15岁青少年自伤率从3%突增至13%（Sourander et al.， 2006）。基于早期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有必要将自伤问题放到该群体中进行重点考察。鉴于12岁是青少年自伤发生的一个警戒值（Sourander et al.， 2006），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刚刚步入初中，因此，本研究拟以初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目前针对早期青少年自伤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的研究尚不多见，故本研究拟从父母教养的角度探讨粗暴养育与早期青少年自伤的关系机制。

生物社会模型认为家庭无效环境因素与自伤行为密切相关，在不良家庭环境下，个体表达和调节情绪的能力的发展受到阻碍，甚至被病理化，导致自伤行为发生（Crowell et al.， 2009）。父母的养育方式是家庭环境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粗暴养育为在养育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粗暴行为、粗暴情感和粗暴态度，具体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的言语攻击、身体攻击、心理攻击、强迫或控制行为等，它是一种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研究显示，消极养育方式可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而积极养育方式则有负向预测作用，即父母的拒绝、惩罚、否认、过分干涉、溺爱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呈正相关，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呈负相关（石云鹏， 刘伟方， 2020）。综上，提出假设1，粗暴养育显著正向预测早期青少年的自伤行为。

为进一步探究粗暴养育与自伤之间的关系机制，需要揭示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介因素。体验回避模型认为，为回避或逃脱负面的内在体验，个体实施自伤行为（Chapman et al.， 2006）。自伤形成的过程为：某情景事件的发生使个体产生了消极情绪，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个体为了逃脱或减轻该不良的、厌恶的情绪体验，从而做出自伤行为。消极情绪是当情景事件或内、外部刺激与个体需求不相符时，个体内心感受到不愉悦的负性体验，且可能伴随明显的外显行为。消极情绪与自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经常被作为评估自伤行为的主要指标。一方面，实验研究显示，个体在实施了自伤行为后，消极情绪在第一时间显示出大幅度降低（Kranzler et al.， 2017）。林琳等（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负性情绪和自伤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许多相关研究证明，青少年消极情绪问题的增多与粗暴养育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情绪发展模型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Morris et al.， 2007）。在粗暴型家庭中，父母不太可能对孩子做出情感反应，孩子低落的情绪得不到回应，结果孩子学习不到可以调节自己情绪的建设性策略，这导致他们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处理自己的消极情绪，出现更多的情绪调节问题。父母的粗暴养育对青少年的抑郁和情绪失调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吴兴玲， 2020）。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消极情绪在粗暴养育和早期青少年的自伤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认为，当个体处于应激状态下时，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能缓冲负性生活事件的不良影响，从而实现对个体身体及心理健康的保护（李强， 1998）。同学支持是学生在学校中感知到的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質量（陈露等， 2019），它是青少年在学校和社会中获得的一种主要支持来源，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少年感知到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对其健康成长有重大影响（Pianta & Walsh， 1996）。研究发现，一些来自成长过程中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比如同学支持，对弱势学生的自我概念有显著的回归作用（郑立信， 2007）。有研究考察了同伴关系对初中生的作用，发现在挫折情境下，同伴关系能够显著影响初中生的消极情绪，比较受同伴欢迎的初中生有更少的消极情绪（姚康， 2019）。这些结果表明同学支持在应激条件下，可以通过减轻压力来实现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保护。由此，提出假设3：同学支持在粗暴养育、消极情绪和自伤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可能表现在粗暴养育对自伤的直接作用中，也可能表现在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中。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方法，被试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和怀化市2个地区的5所中学，从中抽取初一学生172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674份。其中，男生876人（52.3%），女生741人（44.3%），性别缺失57人，被试的年龄跨度为10～14岁，平均年龄为12.28岁（SD=0.51）。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

由冯玉（2008）编制，包括18个条目和1个开放式问题。每个项目均评估自伤次数和伤害程度两个方面。涉及的自伤行为包括咬伤、刮伤、拔头发、割伤、抓伤、捶伤、烫伤、扎伤、刺伤、烧伤、触电、撞头、击打硬物等。在评估自伤次数方面采用四点计分：分别为0次、1次、2～4次和5次以上（含5次）；评估伤害程度采用5级评分：无、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自伤总分等于各项目中自伤次数与对身体损害程度的乘积相加。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2 粗暴养育量表

由Wang（2017）修订，包含四个项目，如“当我做错事时，会用东西打我作为惩罚”和“当我做错事时，会叫我离开甚至将我锁在门外”等。采用5级评分（1=“从不”，5=“总是”），该量表由青少年独立完成，让他们对父母进行分别评价，最后将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说明父母粗暴养育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3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

由陈文锋和张建新（2004）修订，用于测量积极和消极情感。本研究采用其中的消极情感维度测量消极情绪。该量表包括六个项目，如“感到非常孤独或者与别人很疏远”，采用4级评分（从1“没有”到4“经常有”），得出的总分表示个体的消极情绪水平，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消极情绪体验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2.4 同学支持量表

采用Jia等（2009）编制的青少年感知校园氛围量表中的同学间支持分量表，用来测量学生对同学间支持的感知。该分量表共有13个项目，采用4点评分（1～4分分别为“从不”“很少”“经常”“总是”）。各题得分相加得出的总分表示个体的同学支持水平，得分越高表示同学支持水平越高。其中，第13、14、17、19、21、22、24共7个项目需要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首先，对早期青少年自伤、粗暴养育、消极情绪和同学支持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再运用宏程序PROCESS 3.3中的Model 59检验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同学支持对消极情绪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测量项目的单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比较模型的拟合程度，结果表明各项拟合指标均不理想，χ2/df=8.67，RMR=0.05，GFI=0.79，CFI=0.76，NFI=0.73，TLI=0.74。这说明本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过去一年中有过自伤经历的早期青少年有41.93%（n=702），相关分析结果（表1）显示，主要研究变量两两之间显著相关。其中，自伤与粗暴养育、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同学支持显著负相关；粗暴养育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同学支持显著负相关；消极情绪与同学支持显著负相关。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Hayes（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S 3.3中的模型59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对各个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分析消极情绪在粗暴养育与自伤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同学支持是否会调节粗暴养育、消极情绪和自伤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2、表3）表明粗暴养育对自伤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2，p<0.001），粗暴养育对消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5，p<0.001），消极情绪对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0.55，p<0.001）。此外，粗暴养育对自伤的直接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也不包含0，表明粗暴养育可以直接预测自伤，也可以通过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自伤，是一个部分中介模型。

将同学支持放入模型后，粗暴养育与同学支持的交互作用对自伤的预测效应不显著（β=0.00，p>0.05），说明粗暴养育影响早期青少年自伤的直接效应未受到同学支持的调节。粗暴养育与同学支持的交互作用对消极情绪的预测效应显著（β=0.01，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12，0.19］，说明同学支持调节了粗暴養育与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此外，消极情绪与同学支持的交互作用对自伤的预测效应显著（β=-0.02，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3，-0.01］，说明同学支持调节了消极情绪与自伤之间的关系。综上，粗暴养育通过消极情绪影响自伤的中介效应的前、后半段路径均受到同学支持的调节。接下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同学支持在粗暴养育与消极情绪以及消极情绪与自伤中的调节作用。将同学支持按照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随着同学支持水平的升高，粗暴养育对消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由β=0.12，p<0.001增强为β=0.19，p<0.001），消极情绪对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由β=0.68，p<0.001减弱为β=0.42，p<0.001）。

综上，消极情绪在粗暴养育和自伤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并且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前半段路径和后半段路径都受到同学支持的调节。具体来说，随着同学支持水平的升高，粗暴养育对消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而消极情绪对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

4 讨论

4.1 粗暴养育与早期青少年自伤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粗暴养育与早期青少年自伤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1。这一结果与以往基于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石云鹏， 刘伟方， 2020）。攸佳宁等（2013）发现父母养育方式会影响自伤行为，其中，父母的惩罚和严厉是导致自伤行为产生的主要风险因素。生物社会模型（Crowell et al.， 2009）为这一结果提供了支持，该模型主要探讨自伤行为产生的先、后天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家庭无效环境被认为是促成自伤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家庭无效环境指的是父母对儿童体验的表达做出不恰当或极端的反应，比如否定、漠视和惩罚，这与粗暴养育的概念有重合之处。王玉龙和覃雅兰（2016）的研究显示，家庭无效环境通过影响青少年的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作用于自伤。这种环境不利于个体适应性的情绪表达方式及情绪反应的形成，甚至会导致个体出现病理化趋势，增加自伤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相比粗暴养育水平低的早期青少年，粗暴养育水平较高的早期青少年情绪调试能力发展受到的阻碍更大，他们在调节自身情绪状态上缺乏自信，难以发展出正常的情绪调节功能，导致焦虑、抑郁情绪水平更高，也更容易以非适应性方式表达情绪，从而发展出更多的自伤行为。

4.2 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在粗暴养育与早期青少年自伤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支持了假设2。一方面，本研究发现，父母粗暴养育能够正向预测消极情绪，这与已有研究一致（王明忠等， 2016; 吴兴玲， 2020; Pineda et al.， 2007）。在粗暴型养育家庭中，父母不太可能对孩子的情绪情感进行回应，导致孩子没有学习到情绪调节的策略，会表现出更多情绪调节问题，如消极情感、情绪波动以及在与人交往中以非适应性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等（Shields & Cicchetti， 1998; Shipman et al.， 2007）。父母的粗暴养育水平越高，孩子的消极情绪越容易被唤醒，也越不能被有效控制和调节，消极情绪不能被缓解，就会通过不适应的方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本研究结果表明，消极情绪与早期青少年自伤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已有的基于留守青少年群体的研究一致（王玉龙等， 2017; 向伟等， 2019）。体验回避模型认为，个体陷入消极情绪时通过实施自伤可以快速有效缓解这种负性情绪。自伤者经常不知道如何发泄或处理自己强烈的消极情绪，当早期青少年通过采取自伤行为达成了摆脱消极情绪的目的，他们在下一次体验到消极情绪时，寻求其他缓解方式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并且更容易实施自伤行为，自伤就成为他们减轻消极情绪的首要选择。另外，父母的粗暴养育被认為是一种压力性事件，刺激或压力性的情景会导致个体产生愤怒、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缓解这种消极情绪，个体会采取自伤、攻击等危险行为来应对（Walters & Espelage， 2017）。综上，粗暴养育可以通过影响消极情绪间接影响自伤，父母的粗暴养育会使早期青少年更容易体验到消极情绪，出现更多情绪调节问题，进而产生更多的自伤行为。

4.3 同学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发现，同学支持在粗暴养育、消极情绪和自伤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同学支持调节了粗暴养育—消极情绪—自伤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和后半段路径。具体表现为，同学支持水平越高的早期青少年，粗暴养育对其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增加，而消极情绪对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少。

随着同学支持水平的升高，消极情绪对自伤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表明同学支持能够有效缓解消极情绪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必要的资源，增强个体应对压力的能力，以维护心理健康。在青少年时期，随着个体逐渐走出家庭，同伴关系在个体生活中的意义越来越大，他们与同伴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增多，得到的来自同伴和朋友的支持也不断提高（Marini et al.， 2006）。同学是早期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同伴朋友，同学支持是青少年在学校和社会中获得的主要支持来源，它是一种基于信任、关心、互助建立的给予和接受帮助的系统。因此，当早期青少年面临心理压力带来的消极情绪时，更可能求助同学，从同学给予的支持中获得指导性帮助、抚慰和陪伴，采用更具适应性的方式处理和面对消极情绪，从而降低自伤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还发现，同学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粗暴养育对消极情绪的作用，即相较于低同学支持水平的早期青少年，粗暴养育对于高同学支持水平早期青少年的消极情绪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一个长期被父母粗暴对待的孩子对粗暴养育已经习以为常，不容易被父母的粗暴态度所影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尤其是来到一个同学友爱的班级环境中感受到他人的友善相待和情感支持后，对于粗暴对待反而变得敏感和难以容忍，也就更容易因父母的粗暴养育诱发更多的消极情绪。早期青少年正是自我意识和认知能力开始飞跃发展的时期，加之来自班级同学支持的比照，极可能对家庭中父母的粗暴对待进行反思，觉察到这种养育方式的不合理，并因为这种对待而感受到更多的心理痛苦。

综上，同学支持一方面增加了粗暴养育对早期青少年消极情绪的作用，另一方面减少了消极情绪对自伤行为的作用，表面上在整体模型中的作用被抵消了，实质上有助于从两个方面促进早期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即前者提升了个体对父母粗暴对待中不合理成分的敏感性和认知，后者帮助个体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情绪管理方式以替代自伤。因此，教师应在早期青少年群体中有意识地利用同学资源减少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例如，班主任可以打造和谐、团结、友爱的班级文化和班级氛围，以增强同学之间的情感联结；心理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发展他们良好的人际关系，以获得更多的同学支持。

4.4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采用自评问卷，主要由早期青少年进行自我报告，容易出现社会期望偏倚，即被试为了迎合社会认同而刻意作答。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从多个角度收集数据，如将父母、同伴和老师等纳入调查对象。第二，没有区分父亲和母亲的粗暴养育，而是将两者的粗暴养育水平相加，综合起来考察对早期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因为两者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可能有区别，今后的研究可将父亲粗暴养育与母亲粗暴养育分开讨论，从而深入探究两者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第三，本研究为横断研究，因此不能揭示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得出粗暴养育对早期青少年自伤的影响的变化过程。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追踪研究或实验研究的方法，对该结果进行深入检验。

5 结论

粗暴养育对早期青少年的自伤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消极情绪在粗暴养育与自伤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学支持对消极情绪的中介有调节作用，表现为在同学支持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粗暴养育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增强，但对自伤的预测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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