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辞典

南子

刀郎

几年前，受邀来麦盖提县央塔克乡采访的我，在盛夏的一个正午，与参会代表们来到一处农户的院子，看一场刀郎木卡姆演出。

这家农户院门口，几棵高高的白杨树随风飒飒，两扇彩绘的大门像是刚刚擦拭过，就连门外的小路也被清扫过。

十几位维吾尔族老汉在院子靠墙的毡子上坐成一排，强烈的日光从头顶上的杨树叶子筛下来，无数光斑在他们身上跳跃。其中一位老人手中手持一面达甫（手鼓），沉默地看着陌生来客。

我索性蹲在他面前，看这面核桃木制成的达甫圆环蒙上牛皮，内圈镶着铜环，背面用白色的牛骨和黑色的牛角拼出规则的几何图案。由于长期用力拍打，牛皮已经薄而光滑，布满指甲划过的痕迹，像有了灵性一样。

“这个嘛，我用了快50年了。”老人看着我，拍了一下手中的达甫说。

“我的最好的东西。”他接着说了一句。我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老人突然举起手中的达甫，双臂猛烈摇晃，眼神散落得四处皆是。我连忙退到了一旁，看高音突然从他嘴里喷涌而出：“情人啊，你是来把我瞧瞧？还是来为了把我烧烤？莫不是要让熄灭的情火，又在我心田里熊熊燃烧？”

他的头高高仰起，五官紧紧缩成一团，仿佛被魔鬼附了身。他的脖子有点粗，是那种不同于常人的古怪的脖子。唱歌时，脖子伸得很长，青筋毕露，像公鸡打鸣一样。

苍凉，苍劲的歌声顺着门口高高的新疆杨蹿了上去，这歌声，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他是喊出来的，他喊着喊着，猛的一下子将手中的达甫抛向空中，又急急地拉扯回来，阳光穿透的牛皮几乎要破裂。

然后，一群扎着彩色腰带的男人和穿艾德莱丝绸的女人，似乎在他的呐喊中变得焦灼不安，他们三三两两地从围观人群中聚到了院子中央，随着音乐的节奏，伸展着手臂跳舞，只能跳舞，算是对这位老年演唱者的赞赏。

紧接着，十几位老人打起达甫，开始了正式演奏。这些上场的男女合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舞姿仿佛是在展现一场紧张有序的狩猎：男人寻找野兽的踪迹，女人为男人照明；随着乐曲节奏加快，舞蹈形似与野兽搏斗。由于舞蹈动作十分激烈，有很多旋转，没等一曲弹罢，我看到有几位体弱的女人已是汗水淋漓——精神的过度亢奋也会产生体力上的透支。

她们笑着摇头，中途退了场。

后来得知，这位唱序曲的维吾尔族老人就是著名的刀郎艺人玉山·牙牙。他还有个同胞兄弟艾山·牙牙。

玉山、艾山，在维吾尔语里是彩虹的意思，据说，取这个名字的人，也特别会唱歌。

他们一家6代都是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刀郎木卡姆艺人。

刀郎，源自突厥语，最初的意思是“一堆一堆”，后来引申为分散聚居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一带的维吾尔族人，各個族群被分隔在若干绿洲之间，从空中看去，如同在寂寥的荒原燃起一堆堆生命的火光。

尽管没有更多的书面文字记录他们生活的场景，但在古老的刀郎乐舞之中，人们可以获得感动人心的节奏和旋律——蜿蜒的叶尔羌河畔，刀郎人头顶胡杨枝干拢起的穹顶，脚踩绵软的落叶，在茂密的胡杨林中狩猎；行猎归来，在林中的一片开阔地上，举行名为“刀郎麦西莱甫”的盛大舞会。

先由一位艺人唱序曲，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被奉为“舞王”，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羡慕。

进入农耕时代，刀郎人逐渐放弃了狩猎，但刀郎乐舞却作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

麦盖提县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喀喇昆仑山北麓。叶尔羌河和提孜那甫河流经这里。从地图上看，它像一枚胡杨树叶，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地以“农民画”和“刀郎木卡姆”最负盛名。

在麦盖提县央塔克乡，63岁的玉山和艾山算是最出名的刀郎木卡姆艺人——他俩首先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其次是地道的农民，最后，他们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卡姆的“国家级传承人”——这片沙漠绿洲的歌者。

与性情狂放的玉山比起来，早出生5分钟的孪生兄弟艾山要沉稳许多。这么多年来，兄弟俩总是形影不离，玉山唱到哪里，艾山也唱到哪里。艾山、玉山七八岁就开始跟父母学唱刀郎木卡姆，到现在，年届古稀的兄弟俩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大明星，是刀郎木卡姆演唱队的灵魂人物。

刀郎木卡姆原有12部，由于种种原因，其中3部已经失传，要唱完现存的9部刀郎木卡姆，大约需要四五十分钟。艾山和玉山每天的24小时里，不知有多少个四五十分钟是在刀郎木卡姆的美妙歌声中度过的。

据村干部说，玉山唱刀郎木卡姆太过投入，曾三次失声，经治疗后化险为夷，他的声音仍是刀郎五人演唱组合中最为洪亮的。不像艾山，嗓子嘶哑得好像喉咙被泥石流堵塞了一般。

“我们把疝气都唱出来了。”

相比沉默寡言的艾山，玉山性格活泛，表达欲强，是我此次采访兄弟俩的“主说”——

“我的爷爷、叔叔、爸爸都是农村的民间艺人。1949年以前唱木卡姆的人比较多，但没有现在这样的机会。国家开放以后，机会多了，民间艺人反而比较少了。

我是1957年小学毕业时开始唱木卡姆的。我最大的师傅是爸爸。他又能唱又能奏，我会弹奏也会跳舞。所有的乐器我都会，是跟两个叔叔学的，我们家族的人都会。

我唱的样子和我爸爸一样，都是声嘶力竭的，把疝气都唱出来了。我们和艺术团的演员不一样，我们唱的时候要爆发出来，要是慢一点就没有那种震撼力了。这些年，我做过好几次疝气手术，第一次是60岁时——年轻的时候得了疝气没做过手术，因为没钱，疝气了也不管它，那次做手术是自己花钱；第二次、第三次是政府花钱的。现在我们央塔克乡的木卡姆歌手中，有3个人得过疝气。

不是每个歌手都能得疝气，是唱到一定境界以后才会出现这个问题。3个得疝气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另一个弟弟艾山·努尔，还有一个弹卡龙琴的老汉，他70多岁了，心脏不太好。

我爸爸也得过疝气，他活了快100岁，16年前去世的，去世那年还在唱。我们村子有些老头都站不住了，底气不足了，可还在唱。我爸爸有很长的胡子，胡子是灰色的。我不留胡子，因为我年龄还不大。我们这儿的村民也有80岁结婚的呢。

同我们兄弟俩一起演出的老伙伴中，年纪最大的已经80多岁了，牢记长达四五十分钟的唱词对这些老人来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哪里会有不老的人呢？近些年，我们这些老艺人们纷纷带起了徒弟。

我有8个儿子，24个孙子，最小的儿子21岁。会唱木卡姆的有一个儿子、三个孙子。儿子要种地，女儿要嫁人，所以都不学刀郎了，就是喜欢也没时间学。

现在，我一个儿子和3个孙子跟我学，此外，我还带了13个徒弟。这些徒弟是朋友聚会的时候被我发现的，他们有点唱歌的天赋，也喜欢唱。这些徒弟不需要给我交学费，我是传承人，每年自治区给8000块钱，我有义务教。政府给学徒提供免费学习的条件。除了这13个学生，还有自己找上门来学的人，差不多有100多人吧。我没有固定的教唱时间，随来随教。我现在一年种地的时间最多一个月，成职业艺人了，业余种地。我的地就是那几个不唱歌的儿子来种。

我哥哥的儿子是大队书记，他也会打手鼓，也带13个徒弟。

9个刀郎木卡姆我都会唱，我爸爸会唱的更多。他会唱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会，但我们机会多，是政府扶起来的，所以我们的发展大，去年还去了美国表演。

解放前，唱木卡姆在民间基本没有人组织，遇到有婚礼时，艺人可以唱唱跳跳，农闲的时候，大家累了在麦场旁边喝茶的时候，可以自己跳，还有就是在家里，过节日或者来朋友了，大家就唱。过去大的木卡姆演出场面都是巴依（地主）组织的，唱完了，给艺人一点馕、茶叶、布。

在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中，相对于具有宫廷气质的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是生活在沙漠绿洲的刀郎人骨子里的狂放与坚韧！刀郎木卡姆4四种乐器――达甫、热瓦甫、卡龙琴和艾捷克，这4种乐器在刀郎木卡姆中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的热瓦甫琴声多么响亮，莫非装上了金子做成的琴弦？”南疆民歌《阿娜尔古丽》一开始就唱出热瓦甫，可见，热瓦甫是维吾尔人生活中多么常见的乐器，连著名的阿凡提也是弹着热瓦甫，骑着毛驴走遍新疆。

除了热瓦甫，达甫（手鼓）在这4种乐器中，也是一个点睛乐器，是刀郎木卡姆中的灵魂。

艾山和孪生兄弟玉山，一个是艾捷克手，一个是达甫琴手。

艾山只要敲起手鼓，立刻开始吼唱起惊心动魄的刀郎木卡姆，可以没有其他乐器，光是手鼓，就可以让人们随鼓声进入到远古的狩猎现场，鼓声在召唤人们去打猎。他不仅精于唱歌及演奏，还会亲手制作乐器。

刀郎艾捷克是他最擅长的乐器。

在所有的刀郎艾捷克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哪一把是艾山的——如果不是被他拉出伤感的旋律，色彩艳丽而饱满的乐器倒像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

玉山有一个大旅行包，白色布面上印着“2008”深蓝色字，旁边有玉山用黑色水笔写的自己的名字。这个旅行包是玉山的心爱之物，它跟着玉山从麦盖提县央塔克乡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巴黎、东京、意大利及伦敦。

2004年春天，玉山、艾山与他们的刀郎演出队第一次出国，在法国巴黎演出。跪坐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台下一片漆黑，玉山略有失落，心想：“咋就没有人看我们演出呢？那我们就像在家里那样唱给自己听。”

当达甫的最后一击响彻剧场，剧院突然灯火通明，台下金发碧眼的观众全都站起身来，掌声雷动。玉山心里欢喜极了：“原来，外国人也爱听咱的刀郎木卡姆。”

玉山还给我讲述了一个关于他们演出时的真实故事：2005年11月，他们前往日本演出，当一声苍凉的刀郎木卡姆吼出后，一位80岁的日本老人当场哭了起来，激动的表情都无法形容，感慨地说：“终于听到原生态的音乐，太自然了。我长年受失眠困扰，你们的木卡姆就是我最好的药！”

这位老人当场掏出3万元立下遗嘱，在他的葬礼上就放刀郎木卡姆，他要永远和刀郎木卡姆在一起，而且葬礼后骨灰还要撒到天山山麓，他要和新疆融为一体。

听罢玉山的讲述，我的心沉静下来，我想，这就是没有国界没有地域的音乐的魅力，也是刀郎木卡姆独特的原生态的魅力，更是刀郎乐器的魅力。

如今，传统的木卡姆艺人与现代商业化或者体制化的艺人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可以说未同生活割裂的日常行为，而后者，则已成为一种职业化的角色运作。以前，刀郎乐人的地位比较低下，他们四处走村串乡，家中只能维持温饱水平，家庭经济情况并不见佳。

为了改变家里的人员成分，玉山自做主张给女儿包办婚姻，都为她们选择了除刀郎乐人之外的不同人家。但是女儿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也许是充满音乐氛围的家庭传统，影响了孩子们的价值取向。

不久前，玉山四姑娘帕提古丽因婚姻不幸，第三次离婚后回到了父母家。五女儿阿依木古丽也说自己的婚姻缺少情感的支撑。三女儿古丽克孜生了个双胞胎儿子，正在闹离婚，两个孩子随了爷爷和叔爷爷的名字。

古麗克孜的离婚调解不了，玉山请人在家修建了几间房子给她。但是，却欠下工人5000块钱，儿女为了分摊欠账，搞得很不愉快。二儿子那买江对父亲有些不满意，觉得他老是出去演出，弟弟们又要学木卡姆，家里的农活都没有人干。

玉山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卖棉花和水果，为了演出，他常常贱卖货物。

在麦盖提这个偏远的地方，人们还没有什么商品意识，艾山家就曾因为招待客人，在经济上吃了不小的亏。但不影响他们对木卡姆的痴迷。

两年前，玉山家喜欢木卡姆艺术的三儿子买买江、小儿子艾买尔也被乌鲁木齐的一家公司请去当老师和演员。两个孙子在爷爷的指点下，已经能够完整地演唱木卡姆其中的套曲了——那是血脉的勾连和传承。

对于刀郎艺人玉山和他的老伙伴们来说，木卡姆就是他们生活本身。其中充满了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琐碎、庸常、无奈、辛酸，当然，他们生活中更多是尽情的欢歌、畅快的抒发，还有愉悦和幸福。

不过，玉山和艾山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聆听了他们的歌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麦盖提县还有更多的无名艺人。

这一天中午，我由村干部小任带着，去吐曼塔勒乡寻访一位叫吾斯曼·艾山的刀郎艺人。

吐曼塔勒乡位于叶尔羌河冲积平原地带。通往这个乡有一条乡间便道，沿途所经之处大多是生长着芦苇的戈壁。

途中，我们遇到一个牧羊人，便向他打听吾斯曼家住何处？牧羊人指着西北方向说：“从这里一直沿路北上，途中要过六座小桥，到了第七座桥，就不要再往前走，吾斯曼嘛，就在桥边的胡杨林里。”

走了很远的路，才看到石桥下一处胡杨林。

远远地，我看到一位中年的维吾尔族男子独自在胡杨树下徘徊，路旁的荒草已被踩踏得狼藉不堪。林深处，是一处独立的抗震房，孤零零地远离聚落和人烟，像旷野上的游离者。

“这大概就是吾斯曼家。”小任擦了擦额头的汗，对我舒了一口气。

待走近了，我看见家门户虚掩，院落没有围墙，胡杨树屏立四围。门庭内筑有一道土墙，用来抵御寒风，庭院空地宽敞。

听小任说，吾斯曼有个和欧阳修相近的名字——六一乐师，因为他的财产可以用六个“一”来概括：一把刀郎热瓦甫，一面达甫（手鼓），一头驴，一只羊，一群鸽子和一个老婆。

他是刀郎艺人中的贫困者，虽然住在崭新的抗震房里，但那是当地政府不久前为他修的，里面的所有家什都已十分陈旧。

在吾斯曼所有财产中，最值钱的是那把刀郎热瓦甫，是他50年前花100元从另一个刀郎艺人手中买来的，工艺精湛，琴体镶嵌有骨质饰纹，在麦盖提找不到第二把。其他的几样：达甫是父亲留给他的；驴是3年前从巴扎上买的；羊是妻子娘家送的———总不能空着手过古尔邦节吧？鸽子从最开始的24只，最后只剩下6只，其他的鸽子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的妻子不在家，听说数天前回了娘家。虽然家里没有女主人，吾斯曼倒是将庭院收拾得井井有条。

小任说，因为家境不好，吾斯曼很少在家中接待客人。这让我想起，他曾两次借故推脱我前去他家拜访，但最终还是托人带口信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想，这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探讨乐器和演奏技法，他对其他话题毫无兴趣。

据说，在最早的时候，这片林中场地曾是狩猎的刀郎人聚合休憩的地方，同时，每次狩猎归来都要在这里举行刀郎麦西莱甫。进入农耕时代后，刀郎人逐渐放弃了以狩猎为生的生活手段，这里便成为他们怀念狩猎时光、举行刀郎麦西莱甫的场地。

吾斯曼的先祖将这块值得回忆的地方留给了子孙们，而这块狩猎时期留下的场地成为麦盖提仅有的刀郎文化遗址。

在麦盖提刀郎艺人中，吾斯曼算是有“学历”的，但也仅念过4年书。出于天性，他将热瓦普琴带到学校，琴声搅得学校不得安宁，琴声影响了读书声，然后，他便退了学回家，然而，就是这一短暂的学历，让他改变了刀郎人口传心授的传艺方式，他可以将自己所悟的心得用文字方式表达。

20世纪90年代初，麦盖提县挖掘、整理刀郎木卡姆时，政府特地邀请他到县城参加整理刀郎木卡姆记谱工作，凭着他的记忆和艾捷克演奏，协助恢复了几近失散的刀郎木卡姆曲词。

叶尔羌河畔的胡杨林是他的出生地，吐曼塔勒乡是他的心结，因为遥远的传说和孩童时的记忆，让他离不开胡杨林间悬系的音乐摇篮。一片林中的场院，是祖辈的刀郎木卡姆发祥地，特殊的生活环境产生出的乐舞总是与他乡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源自于对胡杨的感情。

艾捷克沉郁、悠远的旋律每天都从这里开始，对于一位刀郎艺人，这里是吾斯曼生命的开始，也是他音乐的开始，对于所有刀郎人来说，音乐只有开始而没有终结……

从我进门那一刻起，吾斯曼艾山就有意拿着那把刀郎热瓦甫在我眼前摇来晃去，从他调动琴弦的神情可以看出，他要以琴曲赢得一个刀郎琴师的自尊。他很少跟我主动说话，一直在自顾自地弹琴，那种淡然的、旁若无人的神态，仿佛在以音乐语言与我交谈。

如此近距离接触一位刀郎乐师，让我体味到刀郎艺人不只是音乐的诠释者，也是十分辛勤的劳动者。刀郎乐的感人之处是使音乐生活化，每一个音符都像是用坎土曼在田地间一个个挖掘出来的，因而，刀郎乐很难模仿。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刀郎热瓦甫独奏，听众只有我，村干部小任及院落中的6只鸽子。他忘记为我们斟茶，却在弹奏乐器之余，不时地手捧玉米粒犒赏他的鸽子。他大概不懂得如何待客，但对6只鸽子却不敢怠慢———清冷的日子里鸽子是他的伙伴，也是他最忠实的听众。

屋子里有些冷，但边弹边唱的吾斯曼已然是汗水淋漓——

天上有没有月亮

不经冬寒的百灵鸟，

不知春暖，

不经磨难的情人，

不明白爱情的可贵。

万里无云的天空，

奔流不息的长河。

天地可鉴，日月为证，

我的眼里除了你，再容不下别人。

大雁南飞，

欲飛落在花朵上。

情人万花迎我归来，

只为照亮我们的爱。

（当地刀郎木卡姆民歌）

葡萄晾房

无需沿着地图前行，我就能看见吐鲁番绿洲深处的一座乡村，引领我进入它的绝不是一张地图，而是维吾尔族古老民居的屋顶上矗立着的一间间散发泥腥气息的土坯房，在秋天的寂静中显示出它的符号王国——它们状如碉楼，一色土黄，用土坯打制的墙壁镂出密密的网格状的洞孔。这是当地农民借助吐鲁番火洲的热风吹拂晾制葡萄干的晾房，又叫“阴房”。

他们说，这晾房，是给葡萄住的房子。

葡萄晾房可以说是吐鲁番的一大景观——像大地艺术，向着宽阔的山坡地带敞开，向着庭院向阳的高处敞开。看见了这些葡萄晾房，也就意味着我已进入到吐鲁番乡村的现实世界。如果看不见葡萄晾房的话，意味着我开始迷路了。因为在吐鲁番绿洲深处的乡村一带，我们都会和葡萄晾房相遇。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有自己的葡萄晾房。有人统计了一下，在吐鲁番一带村庄的葡萄晾房有3万多间。按照他的说法，在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家是看谁家的牛羊多，而在吐鲁番的乡村，则是看谁家的晾房多，晾房越多越富有。

“我们虔诚地把它当成我们的家园周围的事物并夸大它的种种奇观”。

现在，这种奇观开始在我的思想中长出了嫩芽。

在吐鲁番地区一带的乡村里，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件传统的大事。

吐鲁番地区的气候很干燥，被称为“火州”。因其最高温度高于35度的炎热日在100天以上，夏季地表温度多在70度以上，曾有“日光如火，风吹如炮烙”，“以面饼贴之砖壁，少倾烙熟”，“吐鲁番道中渴毙步行者两人，张口出烟，缘脏中水尽，则火炽矣”等等说法。

自古以来，葡萄就是吐鲁番人向历代皇家帝王献呈的贡品。但是因路途遥远，古代时如何在长途运送中保鲜，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据说，当时的吐鲁番人将鲜葡萄浸入戈壁淤水洼地的红泥浆中裹上浆水后，取出晾干，再反复几次，鲜葡萄就有了一层“保鲜膜”，如此运送后，洗净的葡萄复又鲜美，甘甜，饱满如昔。赢得了“他乡之果，宁有匹之者”的美誉。

为了适应大自然的苛刻条件，当地人不得不想出自己的办法和策略，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想象中的对应物。人的智力在大脑中的沟回里彷徨，犹豫。最终，一个出人意料的对应物出现了。维吾尔族人将蜜蜂的蜂房移到了平地上，用土块和树枝给葡萄搭建了最初的建筑——晾房。

现在是8月初，正是吐鲁番的葡萄收获的季节。也是晾制葡萄干的好时节。我们的车子路过吐鲁番霍加木阿迪一带的村庄时，看见路边的葡萄园像一块块巨大的绿色毯子绵延至新的早晨，累累的葡萄串在碧绿的叶片下垂。农人们像蚂蚁一样密布在葡萄园中，遵循收获的准则将葡萄摘取下来，晾晒在向阳的山坡及屋顶的晾房中。装满了葡萄的车辆在霍加木阿迪村的乡村公路上滚动着轮子。

为了运送刚刚摘下来的新鲜葡萄，农人们把这条唯一通向外界的乡村公路走得是尘土飞扬。

在霍加木阿迪村的村头，我看见年轻的阿迪力江正搭建属于他自己家的第三间葡萄晾房。在他看来，葡萄像人一样，也是要休息一下子的。葡萄种下去，前一年收的多，下一年就收的少，这是规律。可没想到，他们这个村子的葡萄在今年都结得多得很，他和他两个弟弟家里40亩的葡萄都给葡萄经纪人“定”出去了。

“我心里真是高兴得很。可是自己家的两间葡萄晾房不够用了，现在得重新垒一个。”

在一处古老的农舍里，我看见一位年逾古稀的维吾尔族老人爬上了自家屋顶的葡萄晾房的木梯——这是正午时分，老人爬上木梯是为了晾晒葡萄，并将已经晒干的葡萄从木椽“带刺”的挂架上取下来。老人的背影有一些弯曲，当然是朝下弯曲。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弯曲下倾的姿势。

只有在经过时间和劳作的双重经历，他才会有俯下身来衡量万物的姿势。

我站在晾房里，站在老人的身后，一次次向头顶上悬挂着的葡萄仰望，从那被一串串葡萄切割的光线间隙中，从一股股土坯墙壁的网格涌入的灼热气流中，那些葡萄像古代精美的编钟一样彼此缓慢敲击，好像是混乱的，无序的，但是其中却深藏着来自另一世界的宏大旋律。

不时有一两颗葡萄掉下来，落到我的头顶，又滚落在地上。我便俯下身捡起，放进了嘴里。

在吐鲁番一带的农村，当地人的葡萄晾房大都是平顶长方形，有在地形高敞、高温干燥的山坡上独立着的，也有在平地上数10间连在一起的，还有建在自家屋顶上的。每间晾房高度大都在4平方米左右。长短不限。晾房里面，若干土柱上架设有檩木，檩木上放置木椽，其木椽上铺设树枝、芦苇，然后涂抹草泥即为屋顶。而地面上，仍是草泥抹面。

阿迪力江家的葡萄晾房就是搭建在平坦的坡地上的。五六个来给他帮忙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个个有着黑红的脸膛，他们的脸上淌着汗，脚下都是一大片堆成尖儿的土块儿。整个一间葡萄晾房的构件正放在空地上，有细长的木椽，粗一点的木禀和一大堆土砖，呈现出了一个完美的土木世界的組合。

阿迪力江说，为了搭建一个新的葡萄晾房，村子里几个小伙子早早做了准备工作。他们从今早天亮开始，一直在这里敲敲打打，忙碌个不停。

阳光倾泻下来，虽不刺眼，但一股股的热风劈头盖脸地扑到我的脸上、身上，我不得不连连擦汗，眯起眼睛看着那几个小伙子们干活。

一个叫艾逊江的小伙子搭了个梯子，敏捷地爬上去，将一根木椽等距离固定在一个斜面上，然后不停地搬动着砖块，在不断的俯仰之间，他像一个最勤快的裁缝似的在缝制一件“葡萄之衣”。他干起活来兴高采烈，让人羡慕。

还有一位小伙子则躲在了树荫底下，在木工凳上用推刨作业，刨花卷曲着，像泡沫一样从推刨上面溢出来，黄白色的刨花撒满一地，几根刨好的木椽横在地上。

在我看来，搭建葡萄晾房的这一古老的工序，几乎代代相传，好像不需要自学成才，因为一个行业虔诚的秘密可以追溯到若干年前，他们只相信从村子里最年老的长者或父辈那里获取经验，对此，他们一切都胸有成竹，了如指掌。

比如我看见一个赤裸上身的小伙子，微闭着眼在寻找一条直线，一个平面，斧刃上的光芒照亮了朴素无华的土砖。每一个孔都错落有致，精密无比。他在搁平每一块土砖的那一瞬间，已经把可能的误差修正了。这种动作的一次次谨慎重复，使脚下散乱各处的土砖变得规整，一切都这样定了。那些看上去零散的部件，正被他们有条不紊地组装起来。还不到下午，阿迪力江家这间新的葡萄晾房的骨架渐渐出现了，正一点点地接近几何形状。

在霍加木阿迪村子里，我还找到了几十年前的葡萄晾房。都是长方形的，其晾房的细部虽各有特点，但也都是有相同的特征：

葡萄晾房主要分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两种。各地因区域文化不同，建筑图案也不同。吐鲁番地区的晾房主要以土木结构，平顶和伊斯兰建筑图案为主。吐鲁番地区一年到头难得下雨，这些用来晾制葡萄干的平顶小屋是农民们用自制的泥块垒成的，因而坚固耐用。

来，先看看这些土坯房子——葡萄的晾房。一般晾房的房门都开在东边和北边，以防止阳光直射，晾房的木椽上设有若干“挂架”以晾挂葡萄。挂架离地面要有半米的距离，主要是便于通风和清扫掉落的葡萄。

我注意到葡萄晾房壁面上，留有一个个方型网状花孔——那是用来通风的。其均匀的间距，不使阳光直射在垂挂的葡萄上——远远一看，就像是“蜂房”。

哦，蜂房。也许最早的葡萄晾房的灵感就出自这里。

在无数个世纪之前，人类开始模仿来自大自然的构造，在模仿风吹过芦苇的声音的过程中而产生了音乐；在模仿蜘蛛的丝网而产生了经纬；在模仿大自然丰富的色彩而产生了染织；现在是模仿蜂房的构造，而产生了葡萄干别样的甜蜜。

看，一座座土坯的葡萄晾房仿佛洞悉和凝练了大自然非凡的奥秘与喻意，并以这种无懈可击的完美几何图形，完成了一个源于自然界不朽的摹本，接近了又一事物的本质。

鲜葡萄在这样的晾房里一般要经过30至40天的晾晒，就成了风干葡萄干。用这种方式晾晒葡萄干，既保留了葡萄干中的叶绿素，而且晾制出的葡萄干，色泽也比较纯正。在晾房中阴干的无核白葡萄，人们称它为“绿色葡萄干”——绿珍珠。色泽碧绿，酸甜适宜，含糖量达60%以上。而在屋外晒干的无核白葡萄，人们称它为“红色葡萄干”——红玛瑙。色泽暗红，口味偏甜。

平坦屋顶上的葡萄晾房沟通了与外界的关系，阳光在屋顶上的泥檐上移动，当我看见了它才知道，那些在屋顶下生活的维吾尔族人为什么会有他们的世俗生活。

七月流火。盛夏的夜晚同样也是难熬的，白天的一股股热浪仍弥漫在空气中。这样的夜晚，吐鲁番吐峪沟村的维吾尔族村民们都爱在自家的屋顶上睡觉。

晚上，我们借宿在吐峪沟村牙库甫大叔家，决定像当地人那样，到屋顶上去睡，牙库甫大叔拖出数条花毡铺到泥皮抹制的屋顶上。我们睡下。

屋顶上，有着最好的视野，能够看到更多的景观。不，是听到，感觉到——天的穹顶难道不也是最高的屋顶吗？仰起头，就能看见天上的一片洁净星光，这么大，无遮无拦。村庄四周，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一片黑茫茫，吐峪沟村高低错落的屋檐影影绰绰。而天上，乌云散开又聚拢，像在拼接一些我们永远无法识别的图谱。一些星辰已经消隐黯淡，而另一些则还在划出明亮的弧线，让人难以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高过屋顶的白杨树在夜风中“哗哗”作响，飘下几片树叶，飞落在布满尘土的毡毯上，好像有人从天上给我们送来了信——远处，高过村庄视线的墓地石棺在月光的照耀下也像是一只只眼睛——它们一直在那里，一直在吐峪沟村的人们看得见的地方，醒着，离人很近。

让我们感觉到，世界并没有和我们失去联系，而是一直守候在我们身边。

是的，我一直很难忘记在牙库甫家屋顶上度过的那个夜晚。

我在仰望中久久难以入睡。而热风不时地把一个人的鼾声传递过来。而同时传递过来的还有远处午夜的葡萄园涩而浓酽的香气，以及枝叶下累累果实的低语。在我的身后，是牙库甫大叔放置的一只木制的鸽笼，一群鸽子在暗夜中不时发出一阵低语声——在绿洲深处农庄的维吾尔族人家大都养鸽。在白天，它们低垂脖颈静止在屋檐或栖木架上的形状，像是用泥巴捏制出的民间手工艺品，造型拙朴简单，只有当被什么惊动的时候，或者早晨里的第一缕晨光显露的时候——它们像是在不寻常的黎明中受到鼓舞，轰地一声，像白色纸片儿向天空的极远处撒开，把一个村庄从梦境深处彻底唤醒了。

牙库甫大叔家的葡萄晾房在我的右侧，同样也沉入到夜的睡眠，并且带着一种我能感觉到的一种旋律。泥腥的气息微甜微涩，与葡萄枝叶潮湿浓酽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像在低吟。在更深的黑暗中，那晾房上的花孔网格有如一只只闭上的眼睛。

在这样一个夜晚，我的每一个感受都是细腻的。并且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我对它的关怀，像被某种甘露所浸润。我仿佛看到，晾房中一大片绿叶下垂落的累累果实，也正从拱形的，华彩的天庭垂向内心的恩典。

第二天一早，我聽牙库甫大叔说，每到盛夏时节，他也很喜欢在自家的屋顶上睡觉。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半夜里爬上自家的屋顶扯了块花毡倒头就睡下了，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便滚到了地上——哦不，是落到了自家屋顶下垒得高高的棉杆垛上。从草泥抹制的屋顶落到绵软而有弹性的棉杆垛，像是大地接到了密旨，用另外的手段取消了重力。半睡半醒中，他的嘴角还留有昨夜酒香的涎水和葡萄的蜜意。

接着，牙库甫大叔在棉杆垛上继续沉沉睡去，一切都安然无恙，一直到天亮。

喀秋莎商店

阿拉山口清晨的夜是黑夜与白昼交织在一起的夜。

当暮色最后一束浩荡的火焰冷却，夜晚降临。一轮明月是黑夜开出的硕大花朵。现在，它正以垂落之姿抖落下辽阔无匹的锦绸，将发光的触角伸向我们的视线。

街道上的夜总会、发廊、歌舞厅一家挨着一家。霓虹闪烁出一片暧味红光，还有从饭馆飘出的热气腾腾的白色雾带，虚虚的。街道在此时打开了它的隐秘花瓣，使灯光更像灯光，使夜更像夜。

喀秋莎。

这三个字跳跃的音节后面，是俄罗斯的忧郁，消逝在群山薄雾的广阔草原；是有着白桦树腰身的异国少女，明亮的眼眸中一掠而过的星光；是破损的手风琴，流泻于冬日星空下的长长的梦境……

喀秋莎，这三个字跳上了我的舌尖，像被我隐藏了多年，但从未出声的低低嗓音。

它是阿拉山口火车站左侧附近一家简陋、低矮、破旧的外贸商店，现在，正被它身边高大气派的阿拉山口铁路宾馆挤得失去了模样。门檐上漫不经心，很潦草地写下了店名：喀秋莎商店。

这个地方是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的。

路上实在是太冷了呀，寒冷在驱赶着路上的一切。我被冻得浑身发抖，索性拦住了路上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也和我一样，在几乎无人的街道上东游西逛。我让这个爱笑的、说话有些结巴的小伙子载我在这个不大的阿拉山口城区溜弯儿。

“喀秋莎商店你们外地人一定要去。不去不行。后悔。”

小伙子向我瞪大了眼，口气很霸道。

我推开喀秋莎商店紧闭的两扇门，一屋子商品在我的眼前流瀉：土耳其的木碗、香料、银器、化妆品，很奢侈的大盒土耳其巧克力；巴基斯坦的头巾、铜器；俄罗斯套娃、披肩、望远镜、烟壶、罐装黑蜂蜂蜜、果酱；印度梵香；尼泊尔的手工氆毯，以及带着动物膻味的羊皮袍、狐狸帽。

我还看到了有来自喀什的铜器、英吉沙小刀……

还有一些商品，像土耳其手工氇毯与俄罗斯羊毛披肩互相挤得没了样子，颜色陈旧黯淡，与一些真假难辨的古董一起散发出时间的灰尘味。

在一家摊位的货架上，来自法国原装的各式香水，美国“万宝路”香烟，一溜儿摆开，宽肚细颈的法国洋酒瓶身线条流畅，闪烁着矜持优雅的红褐色光泽，在喧哗中遗世独立，带有一种法国式沉思的质地……

过分狭小简陋的空间和过多的舶来的商品搅和在一起，之前街道空荡荡的，好像大街上的人全都跑到这里来了。一屋子的人，在这里挤来挤去，交易很忙碌的样子。

充斥于各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全都挂着、铺着，仿佛多年前就摆在这里了，似乎少有变化。一切能卖钱，又不值钱的东西，这儿全有。

每一件商品都亲密无间地拥挤在一起，像是摆在耀眼的舞台上，摆在对自身的炫耀中，力求从每个顾客的偶然光临中挣扎出来，溢出寒伧的角落，让人看到其自身的光亮和价值。

在某个摊位前，几个像是内地省份来的客人正围拥在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俊白皙的中年男人身边，在他们断断续续的对话中听出来，他是一家企业的翻译。

现在，他手里正握住一瓶洋酒，好像在对身边的客人讲述他去中亚某个国家光临某次晚宴的经历。嘴里不时夹杂着几句冗长的俄语单词——但很快，他的声音被周围混杂着的叽叽喳喳的各种语音，以及包围在他身边的各种物质的气息淹没了。

那些声音把狭小的屋子弄得热气腾腾、喧哗不已。在屋子里的各个摊位上，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声音，还有气息。有咦咦呀呀的节奏欢快的巴基斯坦流行歌曲，有俄罗斯永远走在暴风雪中的三套车，有收音机里的中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

哦，还有新疆的刀郎，刀郎声嘶力竭地在唱他2002年下在乌鲁木齐的第一场雪……

各种声音像是华彩般出现的清越、清亮的最高音，正和这些琳琅的、来自远方、来自中西亚的各种商品的气息混杂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热烈人间，正坦然洋溢着一种世俗的欢乐。

我在喀秋莎商店里挤来挤去，消磨了很长时间。

在一家摊位前，我扯过垂落在宽口铜器上的一条灰色羊毛大披巾，也许是放置多年的缘故，颜色有些许陈旧黯淡，但摸起来依然蓬松柔软。窗外昏暗的光线通过玻璃斜射进来。我轻轻看了一眼，向今天的最后一抹冬日阳光。周围的声音一下子静止了。

我正在穿越一条时空隧道——尘沙漫漫的丝路古道上，道路呜咽，尘沙四起，系着驼铃的商队就要来到古老的东方。我好像已化身为一位古代商人的妻子或者女儿。

我是无名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些陈年的温柔。

这条灰色披肩遮住了我半个面颊，露出我乌黑的眼眸。

恍惚中，我好像掀开了这条遮盖面颊的披肩，正向外张望，几道且深且浅的车辙正消失在茫茫尘沙中……

“他知道，他知道，他有一条活着的丝绸之路，连接湮没的城市，死者的心跳，契丹的商队，扛着令人眩目的大旗……将为我们运来香料、宝石和远方……”（诗句《大融合》）

打瓜游戏

在尼牙孜·哈斯木的瓜田里，尼牙孜·哈斯木给我们讲了他年轻时的游戏——打瓜。这种游戏曾在哈密乡村的维吾尔族人中流传得久而广泛。

年轻人玩，中年人和老年人也在玩。

打瓜分为打西瓜和打哈密瓜两种。早些年，田地里没有出现塑料大棚的时候，当地的维吾尔族瓜农们，头年夏天在地上挖几行脸盆大小的土坑，在坑里和上草泥，用长把子葫芦在草泥上一压一转，就形成了一个大泥碗。晒干后一个个地摞起来，待来年早春瓜苗出来后，白天太阳晒，到晚上就用这个大泥碗将瓜苗扣住，随着春寒霜冻后，用这种方法培育出来的“热瓜蛋”哈密瓜，在端午节来临的时候就可以上市了。

这是不是就是哈密瓜历史上设施农业的雏形呢？总之，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来临的时候，瓜农们创造出来的哈密打瓜游戏也就开始了。

那时候，农村生活是多么地枯燥，就像包围乡村的空气，好在有夏天。

每一天，农人们忙完了农活，真的是太闲了，钱是那么的少，时间是那么的多，快乐不是现成的，得要自己去找——白杨树下，打谷场上，到处聚集着玩“打瓜”游戏的维吾尔族人，每天被一场又一场紧张而有趣的游戏追逐着，抵达竞技的现场，期待在竞技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他们黑红的脸上淌着汗珠儿，赤裸着胳膊，用巨大的热情看着对手。

时间在某一个瞬间被无限拉长，循环往复。

也许，当男人们成年后，就会在身边寻找可以激发自己欲望的竞技场。似乎只有男人才会寻找他们共同的竞技场。竞技，就是意味着会有失败等着你。所谓失败就是自己被别人击倒，这似乎是生活中常见的事。当他们中有人在一场游戏性质的竞技中成为败者之后，才会逐渐明白，在竞技场上除了勇气之外，还需要智慧。

“我那时年轻，才20多岁吧，和村子里的小伙子一样好胜，我着疯了一样迷上了‘打瓜游戏，反正日子长得很，有数不完的闲散时间要去打发。

打瓜分为‘打西瓜和‘打哈密瓜两种。你问我打西瓜是啥品种好，当然是‘麦籽西瓜了。一个‘麦籽西瓜只有我的两个巴掌大，圆圆的像个小皮球。皮薄，好吃得很，打西瓜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每个人挑一个‘麦籽西瓜，用手掌劈开，如果西瓜瓤子是红的话，那他就赢了。输的人一般要付两个瓜的钱，打开的西瓜嘛，都是在一旁看热闹的人吃，他们白吃，不要钱的。

你说啥？打西瓜有啥窍门没有？有的，就是眼睛尖会挑瓜，还会打。因为嘛‘麥籽西瓜长的怪得很。好多‘麦籽西瓜最红的瓜瓤不在瓜心，而是在瓜心与瓜皮之间，红瓤子隔着瓜皮看不见嘛。会打的巴郎子刚好从瓜瓤的最红的地方打开，这个巴郎子就赢了嘛，赢了的人高兴，吃瓜的人高兴，输了的人开始不高兴，到了后面嘛，看大家高兴了，他也就高兴了。打瓜游戏就是这个样子的。”

尼亚孜·哈斯木说，打哈密瓜和打西瓜的方式不同：找一个哈密瓜放正，打瓜的人每人拿一枚铜钱（或铜元），对准哈密瓜，嗖的一下用力打去，将铜钱（或铜元）打进瓜瓤里的人就赢了。如果两个人全部将铜钱（或铜元）打进了瓜里，再挑一个瓜重打。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打瓜输了的人要付全部的瓜钱。至于那些甩着手在一旁的起哄的围观者，兴高采烈地要大饱口福了。

打哈密瓜也是在两个人之间玩，和打西瓜一样，周围得有好多的看客。若没了看热闹的人在一旁起哄的话，那打瓜游戏也就没啥意思了。

打瓜游戏就是这么简单。

打哈密瓜游戏，还有一种比较难的，有时要求将铜钱从瓜上打进，瓜下打出，这样就要将哈密瓜的两头用土块垫起来。但如果被打的是“加格达”一类的冬瓜，倘若要将铜钱从上面打进去，又从下面打出来的话，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在尼牙孜·哈斯木看来，打瓜游戏中有些很微妙的感觉是无法说出的，比如手的感觉。一双手终究没法把那种微妙的感觉传给另一双手。一只瓜静静地立在那里，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每只哈密瓜都不是一个样子，形状厚薄也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手也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有劲儿大，也有劲儿小的。一枚铜钱打进瓜里什么部位刚好，是没办法预知的。

“刚开始玩打瓜游戏的时候，我的手气一阵子好，一阵子不好，不好的时候一个夏季就输掉过50多次，不但要付瓜钱，连同那堆瓜也成了别人的了，可一旁围观的老年人一边呸呸地往地下吐瓜籽粒儿，一边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玩嘛，不要当回事嘛，玩啥东西都得花钱，没有白玩的东西，想再玩还可以定规矩重新开始嘛。”

过了十月以后，上市的哈密瓜逐渐少了，打瓜的游戏也渐渐地停止了。直到来年5月以后，这种游戏才又会重新兴盛起来。

“后来，‘打瓜游戏在村子里啥时候不再时兴了呢？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现在小一辈的年轻人在玩什么？可能是他们找到了比‘打瓜更有意思的事情了吧。每一代都在失传一些东西，找不到人玩，我就一个人玩嘛。我用左手打，再用右手打，再后来就不玩了。我老了嘛，六七十岁的人，手没劲了，我的左手总是打不过右手。”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