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

杨超高

摘要：坚持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在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从文艺自身角度出发，准确把握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指出文艺源于人民、文艺为了人民、文艺属于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中心”的立场与导向。坚持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增强文艺表现的宽度、深度与力度，最大程度地实现文艺自身价值，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与兴盛。

关键词：习近平；人民中心；文艺立场；社会主义文艺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主题报告，其中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的使命任务。事实上，“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与创作导向，是近年来习近平关于文艺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一贯主张。早在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要“坚持人民中心的创作导向”2；此后，在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以及2021年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先后提出了“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3与“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4的时代号召。在这些重要的讲话与论述中，习近平准确地把握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指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及其前进方向。

一、文艺源于人民：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习近平在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中，首先明确指出了文艺源于人民及其生活。

关于文艺的起源，文艺理论界主要存在“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说法，但无论是哪一种，都紧密联系着人民的生活。马克思曾提出“剧中人”与“剧作者”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事实上，这一辩证关系对于文艺起源与文艺创作来说同样适用，即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剧作者”。而从文艺的属性与功能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意味着，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事实也是如此，文艺出发点、落脚点都是“人”，它是由人民所创造的，以人民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又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

人民及其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丰富源泉。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2诚然，每一位独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或许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但毕竟有限，随着创作的继续，他们还将面临创作力衰竭、创作资源短缺的困境，因此必须回到人民生活中去。比如作家赵树理的创作主题与材料就是在人民生活中“拾来的”“碰上的”，如他所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3其实，“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4。

好的文艺作品更需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与人民情感。习近平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5。事实上，对人民生活的熟悉、对人民悲欢的关切、对人民命运的悲悯，是文艺工作者创造优秀文艺作品和典型人物形象的前提。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从整体上熟悉、关心人民生活。因为只有熟悉，才能真实；只有了解“普遍”的生活状态，才能够抓住其中“典型”与“本真”；只有真正回到人民的生活中，对人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有深刻认识，才能更好把握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也才能塑造“典型”、创造“经典”。比如《诗经》，特别是“国风”部分，就是以劳动人民生活为主要书写对象，反映出那一时期人民真实而普遍存在的欢乐与疾苦，因而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既然文艺源于人民及其生活，那就意味着——

文艺工作者应该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6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指文艺工作者应该融入到人民生活中去。因为躲在精致的阁楼里不能获得艺术灵感和创作资源，通过报纸、电脑“阅读”的生活也不能代替和人民的深入接触。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的柳青，就是一位长期扎根于农村的作家。他在皇甫村扎根落户十四年，非常熟悉农村的生活，了解农民的性格，这为他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创业史》就很好地反映出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时期的农村运动过程与农民生活面貌，尤其是在农民心理刻画与情感表达方面，显得真实又真挚。作家周立波也是如此，他于1955年携家人从北京搬回湖南益阳的农村，作為他长期生活与创作的“基地”。其间，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并从农民与农村生活中获取文艺创作养料，他最终于1957年年底完成了经典小说《山乡巨变》的创作。

文艺工作者也要热爱人民，热爱生活。“扎根”是一种姿态，而“热爱”更是一种情感态度。它要求文艺工作者在“扎根”的基础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而且要爱得真挚、彻底、持久，要身入、心入、情入。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1实际上，生活中确实有不少文艺工作者下乡蹲点或者挂职，但多流于形式，对于人民及其生活，缺少足够的关心和热爱，这样的姿态当然不能有很大收获，也找不到生活的本质。文艺工作者应该要爱人民，爱人民的生活，只有这样，也才能发现人民的可爱，获得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就如路遥，他“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2，他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就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现实生活，写出了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生存境况，尤其揭示了他们面对人生坎坷与社会现实而做出的挣扎和努力，以及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追求。因为作家热爱他的书写对象，所以，路遥的农民书写并不是俯视的、远距离的，而表现出一种同呼共吸、主客一体的心灵相通状态。

文艺工作者还应当做人民的小学生。毛泽东曾指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3习近平则进一步要求文艺工作者在扎根人民、热爱人民之后，“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4。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有伟大的力量与无穷的智慧，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地向人民学习；否则，心高气傲，以人民的“导师”自居，断然不能从人民身上获得任何有益的影响。人民是有智慧的，比如人民的语言，特别是鲜活的口语与具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作家周立波写到：“我欢喜农民的语言。……我以为农民的语言比知识分子的语言生动得多了。但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必须认真，必须诚心诚意的当他们的小学生。”5不只是周立波，在当下的一些文学及影视作品中，也有对方言、口语的借鉴，如小说《马桥词典》《繁花》，影视剧《秋菊打官司》《山海情》等，人民语言为这些作品增添了不少的艺术魅力。如果不扎根人民、热爱人民，不心甘情愿地做人民的小学生，就很难发现人民语言的魅力，更不用说将它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去。

二、文艺为了人民：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宗旨

在现实中，文艺创作的目的有很多种。一是为自己而创作，沉浸于一己悲欢，陶醉在个人趣味欣赏与梦境雕琢之中，既缺少人民的身影，又缺乏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二是为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而创作，放弃了人民的接受与评价，忘却了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缺少了对现实的观照与关怀。三是为市场而创作，过于追求文艺的经济价值，比如为了追求票房成绩、点击率、销售量而献媚于市场经济时代，这样的文艺创作既不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反而有可能降低自身的艺术价值，甚至沦为色情、暴力的文艺，给人民造成错误的价值导向。

事实上，文艺创作的正确目的，应当是为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文艺为了人民，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早在1859年，恩格斯就指出历史剧《济金根》的遗憾在于并非为人民而作，没有“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1；列宁也认为文艺应该“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在这些重要论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更为具体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3

那么，文艺应当如何“为人民”呢？

首先，多写人民形象，表现人民的生活、情感与精神。习近平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4。这不仅要求文艺工作者将人民作为文艺的表现主体，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而且要深入到人民的心灵世界中去，表达人民的情感、雕刻人民的精神、发掘人民的真善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底层人们，他们的生存境遇、精神困境，很值得关注。如毕飞宇的《推拿》关注盲人群体，写他们的真实生活，尤其是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又深入人物的心灵，写出了他们心中的爱与光明。又如梁晓声的《人世间》，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写社会历史变迁下“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写出了他们人生的悲欢离合，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作者也表达出对普通人生活的关切。

其次，文艺作品应该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这关涉了文艺创作的经典问题：大众化。即拉近文艺与大众的距离，使其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个早已提出、但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表面是采用何种艺术形式，其深层却是文艺工作者在思想感情上能否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既然文艺是“为人民”的，那就必须考虑到：有一些人民的接受水平相对较低，或更热衷于通俗的民间文艺，文艺创作不应该将他们拒之门外。在这个意义上，“文摊作家”的赵树理就很值得学习。赵树理有很强的“读者意识”，他将潜在读者分为两种，一是稍识了字的，能看些小说的农民；二是不识字的，却爱听故事、看戏的农民。因此，赵树理在创作中一改曾经的学生腔，力求达到“老妪能解”的境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也借取民间文艺资源，创造了一种“新评书体”的乡土通俗小说样式。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写作“技巧”，赵树理的小说才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最后，文艺创作应当发挥正确的价值导向作用，引导人民向善，激励人民进取。习近平指出：“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1，要“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2。确实，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要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这要求文艺作品多表现生活中的美善一面，“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3。当然，现实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也存在一些丑恶的现象。那么，文艺工作者需要提高阅读生活、判断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4。

三、文艺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5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开展所有文艺工作的大前提与总方向。究其缘由，一方面，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唯物史观否定极少数人的“英雄史观”，认为我们的历史与时代从来不是由少数几个英雄人物创造的，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也就是说，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在社会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人民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居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人民也是社会历史的享有者。社会主义必须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享有“革命果实”的权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原则。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它的优越性所在。

习近平不仅解释了文艺为何属于人民，而且回答了文艺何为才真正属于人民。

第一，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6今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有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比如文学、影视、音乐、舞蹈、美术等；人民对于文艺作品的质量、品位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考虑、尊重人民的需求，将“为人民”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不同类型的文学艺术也应该齐头并进，以满足人民日益多元的精神文化需要，并增加、提升社会的精神文化总财富。

第二，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但在过去，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正史”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五四”以后，伴随着“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地位的发现，才逐渐建立了“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是故，在中国新文学中，鲁迅、茅盾、艾青、老舍、赵树理等作家书写了许多生动的农民或城市平民的形象，以动情的文字表达出对人民疾苦的悲悯、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以及对压迫人民的对象的痛恨。特别是作家赵树理，他曾写到：“我们中间，也曾有人提过‘不写劳动人民而写别的人行不行这个问题。自然不写劳动人民也不是绝对写不成作品，只是在劳动人民做了主人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号称作家的人，避开这些最大多数的社会主人不写，究竟能避多么久呢？”1确实，文艺创作必须以人民为主体，“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2，只有这样，才能拥有至深的情感力量，才能获得恒久的艺术生命。

第三，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文艺属于人民，就意味着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必须要接受人民的评价，并且能够经得起人民的检验。马克思曾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3。习近平也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4。一部作品的好坏，不取决于少数几位专家的评价，最能衡量作品水准的是广大的人民“读者”。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重视人民在文艺创作与接受中的意义。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应该具有人民的“读者意识”，要能预想到他的读者群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唯有此，才更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符合人民期待和品味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文艺创作者不可轻视人民的鉴赏水平和评判能力，相反，要充分地重视人民的意见，将人民群众的肯定作为对自己的鼓励，将他们的批评作为自己的警钟和改进的方向，将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作品价值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

第四，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更是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文艺工作者就必须“多方面和人民接触，不然便很难塑造人类的灵魂。”5“多方面和人民接触”就包含了面向人民、联系群众、服务大众的意思，这也是文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使命。如何完成这种职责与使命呢？习近平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1这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将服务人民的意识融入到文艺创作中，使文艺作品为人民所接受，并有益于人民；又要将文艺成果奉献给人民群众，与他们共享，为实现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促进人民更大的进步而努力。

四、结语

坚持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有重要意义，能够加强文艺表现的宽度、深度与力度，实现文艺自身价值。这表现在：其一，文艺立足于人民，描绘人民及其生活，将获得丰富的创作资源，使文艺工作者走出狭小的个人世界并走向广阔的天地；其二，以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扎根人民、热爱人民，才能够深入人民的精神、触及人民的灵魂，也才能够在文艺作品中焕发出真挚、厚重的情感，文艺作品也因这份情感而显得更加动人、更有深度；其三，通過积极正面的人民书写，可以表现出人民的精神与情感、人民的思想与智慧，这既能显示出人民的伟大，又能给读者以激励，这样的文艺也就更有力量感。显然，有宽度、深度和力度，有厚实的内容、深沉的情感、伟大的力量的文艺作品，无疑更有艺术价值和长久生命力；相反，任何空洞的、漂浮的、萎靡的，脱离人民甚至悖逆人民的作品，则难以获得广大人民的喜爱与认同，也无法实现艺术的价值。

坚持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盛。一方面，“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坚持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衡量文艺发展的标准在于是否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而要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3也就是说，在属于人民的时代，坚持人民中心的文艺立场，才能创作出更多符合人民期待和品味的文艺作品，也才能贡献出不负于人民、不负于时代的文艺精品，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与兴盛。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科技书写与现代想象研究”（22CZW05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