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当代批评家的任务

沈杏培

摘要：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是一种系统性困境，其危机是学科危机和人文精神危机的缩影。在学术体制和出版制度的规约下，文学批评呈现出过于显豁的专业主义倾向，已从学术生产线上的“尖兵”蜕变为一个四平八稳的“文书”。当下文学批评隐含着两重危机，一是指文学批评内部的症候化生长，二是作为社会“思想话语”的文学批评大面积脱离广阔社会生活、丧失公共性的封闭化发展。面对这些危机，我们应该重提本雅明和伊格尔顿所论“批评家的任务”这一命题，发挥文学批评的文化干预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尤其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我们应努力拓展文学批评主体的身份和批评观念，丰富文学批评的阐释范式，重申文学批评作为社会思想话语的价值功能。

关键词：文学批评；专业主义；批评家的任务；社会功能

理想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稀有之物。无论文学处于一种鼎盛时期还是沉寂时代，人们似乎对文学批评永远怀着一种不满足和忧心忡忡，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总是很难抵达文学现场，即使理想的批评偶有现身，也是灵光一现，倏忽消隐，留下危机、症候、困境、危局伴随着文学批评。但是，当我们试图逐一去捕捉文学批评的这些“危机”时，常常又会陷入茫然和失措之中。说到底，在一个文学不那么主流的时代去为文学批评整体上把脉，并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标准，充满了理想性和较大的难度。其根源在于，如同文学是什么、好的文学是什么至今仍像谜一样，文学批评的危机和出路一样难以准确描述——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是一种系统性困境，文学批评的危机是学科危机和人文精神危机的缩影。即使在文学批评的内部，批评主体的差异性，批评功能的多样化，批评标准的争议性，批评伦理的多面性，也带来了关于当下文学批评价值和危机阐释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不客气地说，当下文学批评的危机是多方面、普遍化而系统性的，从文学批评的环境来看，种种禁忌和约束让文学批评只能是一种有限的言说，从批评主体来看，无论是媒体批评、大众批评还是学者批评，更多的是一种从业的需要，而几乎不再具有韦伯所说的“疯狂的冒险活动”和狂热的“激情”色彩，少有思想表达的冲动，也无进击现实问题的急切，以及缺乏对话与介入社会秩序的抱负。某种程度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本该闪现着个性和光彩的思想文本和自由文体，在当下已然萎缩成圈内人的术业呓语，批评逐渐学术化，批评不再批评，批评从学术生产线上的“尖兵”蜕变为一个四平八稳的“文书”。

其实，有必要回到“什么是文学批评家”这个具有本源意义的话题上。批评家一词源自两个希腊词汇，分别是krino（做判断）和krites（法官或陪审团），而文学批评家，则有“文学的法官”之意。后世的人们对批评家的这种原初身份赋予了很多衍生身份，圣伯夫将文学批评家称之为每个星期天早晨整理和草拟所有人思想的“公众的秘书”，布伦蒂埃则称之为“文学的预告人”，而蒂博代则把作家比作律师，把公众比作法官，将批评家称作在这二者之间进行甄别和判决的“代理检察长”。批评主体的身份和批评的功能在后世经历着形形色色的变迁，每一种批评主体身份及其批评功能，都在学科史或者是社会文化层面发挥着相应的功效。李健吾曾这样描述文学批评家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私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1此语精妙，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公器，不仅仅是私人事务，甚至不仅仅是和“自己”作战。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是，当下时代我们的文学批评面临着怎样的危机？文学批评的功能和属性需要进行怎样的拓殖？当下批评家的身份和任务应该是什么？

当下文学批评的一大症结在于文学批评有着过于显豁的专业主义倾向，以及这种过强的专业主义极大削弱了文学批评的介入特性和社会功能。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在科层化的学科体制规训下越来越专业，却离文学背后的那个社会空间越来越远。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圈子内部学术人的一种专业事务，不再具有精神意味。如果我们反问我们这代人的文学批评实践的意义、贡献是什么时，我们除了勉强找到一点专业问题和学术价值聊以自慰外，难道在回应和介入时代总体性、重大社会问题等方面还有令人满意的建树吗？答案并不乐观。萨义德在梳理20世纪前半期至70年代的西方文学批评时指出，文学理论界发生着从“干预主义运动”退缩到“文本性”中的变化，他认为尤其是美国的左翼或右翼文学理论，逐渐远离了现世性和社会生活，呈现出“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道德规范的胜利”2。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这种“纯文本性”和“不干预哲学”，萨义德极为不满，认为它们产生出了一种矫揉造作的套话，“这种套话的令人生畏的错综复杂又模糊了社会现实，这尽管看起来十分奇怪，却助长了一种‘优雅方式的学术研究，一种在美国权力日渐衰落时代远离日常生活的学术研究。”3实际上，文学批评的这种“失势”，在整个20世纪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美国学者约瑟夫·诺思在近作《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中详细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至当下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漫长博弈史，他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初视为文学批评的兴盛期，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作为主导的学术研究完全占据上风，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秩序。在诺思看来，学术研究固然有着在历史语境中借文学文本进入历史文化的专业特性，但他更为看重的是文学批评所具有的其他独特属性，比如文学批评作为审美教育的一种制度体系，注重借文学作品培养新的感受力、新的主体性和新的体验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思想话语，具有文化干预和“广泛的社会功能”。而当前的文学研究范式则“系统性地放弃了文化干预，退守至文化分析而无任何文化干预的使命感”1。面对这种趋势的文学批评和过于专业化的文学研究，如何重塑文学研究的品质，如何重新唤回文学批评的荣光，诺思进行了长驱直入的思考。他预想了当下文学研究应该拓殖自己的领地和使命，重新凝聚新的共识，从而散发出积极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这意味着它不会‘就事论事地沉湎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下，努力探讨与当下有关的重要历史和文化议题。”2诺思念兹在兹的理想的文学批评，不应该沉浸在过于精密而技术化的专业领域，而应该勇于介入社会场域和政治文化事务——这对于我们当下文学批评的功能定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在学科化和专业化范畴上的发展是相当自足，甚至是灿烂多姿的。但文学批评的这种多元化发展也隐含着两重危機，第一重危机是指文学批评内部的症候化生长；另一重危机是指作为社会“思想话语”的文学批评大面积脱离广阔社会生活、丧失公共性的封闭化发展。

先看第一重危机。当下文学批评内部的诸多症结是被人们经常谈及的显性话题。比如，批评家与作家、媒体、文学制度过于紧密甚至亲密的关系，影响了批评家的独立评判，市场、权力甚或人情，成为批评家不得不拜的几尊“菩萨”；比如，由于当下批评者知识体系的碎片化，使当下大量批评实践常常纠缠于鸡零狗碎的文学细节或无关痛痒的小命题甚至伪命题，而无力去探讨时代总体性、民族文化精神的沉浮、社会思想与人文观念层面的建构这类更为宏阔的问题；再如批评文风的呆板生硬、缠绕繁复，批评的过于知识化和理论化，使得这种独特文学样式丧失了优美、趣味和生动；再有，批评人格的日益平面化和犬儒化——当下文学批评中那种像“炼金术士”般探察文学奥秘的批评家已是凤毛麟角，具有真诚求疵和怒颜告诫的批评家更是少数，专唱文学赞歌的“文学太监”（龚古尔兄弟）多，率真果敢地剖析文坛乱象的谔谔之士和文学孤勇者少。于是，围绕作家作品、文坛现象和学科议题所形成的众多学术会议、批评家论坛、图书分享会，充满了吹捧、和气与温吞，大量文学批评论文布满冬烘式的学究和审美与认知上的平庸，这是不冒险、不尖锐、不红脸、不说破的学术实践，这是被资本、人情、圈子制约着的表演性的学术秀场。因而，对于当前不少批评实践来说，批评主体的平面化和犬儒化（甚至谄媚化），批评文风的形式化和繁复化，批评内容的空心化或过度知识化，可能是不可否认的内在面向。

再看第二重危机。当下文学批评更大的危机其实还不是文学批评内部的种种问题与不足，而是在社会功能层面整体审视和理解文学批评的社会功效时，文学批评的这种“去社会化”令人堪忧。也就是说，当下文学批评在超出狭隘的学科功能并指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功能时，呈现出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从而需要经历品质上的升级和功能上的转型。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院派的崛起，以及学科规范在近些年的逐步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自主性愈加自觉。如果仅从专业视角来看，当下文学批评确实具有这种学科规范性、范式丰富性、表达灵活性等多重特征——學科的这种整体发展、科层化态势与文学批评面临多重危机并不矛盾。恰恰是文学批评的过于专业化，并且放弃了对社会事务的深度介入的危机，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甚至人文学科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学科走向社会的阻碍性因素。客观来看，当下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显得气血不足，甚至孱弱无力。比如，随着疫情时代的到来，如何重新定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定位和疫情表达伦理，如何建构批评家在新的社会危机中的主体性问题，成为新的时代议题，而囿于当下话语表达的限度或是批评家的滞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批评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和阐释。再如，在前段时间发酵于网络的“贾浅浅风波”中，我们看到了网民和大众对于这件事几乎一边倒的激愤、嘲讽和批判的社会舆情。那么，理性、专业的文学批评在哪里，文学批评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个社会现象和文学事件，文学批评家该如何阐释诗歌评价标准和学术机构的公信力问题，成为文学批评理应面对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些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面前，专业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保持了缄默和观望——这两个案例典型地呈现了当下文学批评的犬儒、不介入的特性。当下文学批评似乎更加关注专业事务，对于超过专业范畴之外的那些社会性事务，无心去过问；当下文学批评更加注重知识生产，无心也无力生产思想、真理和某种总体性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一直高度关注批评的实质性的社会功能，他在《批评的功能》一书前言开宗明义指出，“批评在今天缺乏实质性的社会功能，要么属于文学产业公共关系分支的一部分，要么就完全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1他在一种长时段视野中这样总结批评的历史变迁：批评在18世纪初期关注的是文化政治，有过度泛化的危险；在19世纪，它一心想着公共道德；在我们自己这个世纪，它成了一个“文学”问题。伊格尔顿所忧虑的文学批评在功能上的这种去社会化处境，正是我们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实危机。

面对这种危机，作为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家在这样一个年代应该何为，批评家应该肩负怎样的使命，成为值得追问的问题。1931年本雅明《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这样描述他的理解：“批评家的任务”应包括对现今的大人物的批判，对宗派的批判。是形相批评、策略批评。辩证的批评，是从个人评价以及作品自身的重要内容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伊格尔顿接着本雅明的这个命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并以“批评家的任务”作为自己的书名，以此向前辈致敬。在这本书中，伊格尔顿提出，思考批评家的任务是批评家们在面临任务到来时不会缴械投降的一种方法，他这样描述批评家的任务：“1981 年，我在本雅明研究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要参加大众的文化解放这项事业。在书中，我也列举了此类的一些活动，诸如作家讲习班、大众剧场、公共设计与建筑工作等。所有这些，不用多说，描述出了社会主义批评家的任务，从政治上来看，社会主义是较之当下更令我们期待的时代。”2很显然，萨义德、本雅明、伊格尔顿在对文学批评的本质和功能认识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在对批评的社会功能上，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打破批评的专业主义和视批评为一个“封闭的花园”（F.O.麦西逊语）的做派，认为批评应该与社会保持生动丰富的交流，果敢介入社会事务。别林斯基有个观点，他认为如果一篇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热情的赞美，既不是问题的提出，也不是问题的回答，那么，这篇作品便是死的。3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甄别“活的批评”和“死的批评”：那些毫不介入生活，没有鲜明爱憎，不输出关乎时代的“思想”和“问题”的批评，不正是别林斯基所理解的“死的”批评吗？当下的文学批评有太多知识批评（纠缠于生涩繁冗的知识铺陈而无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空心批评（取消了批评主体的价值评判）、旁观者批评（批评主体主动退场也不谋求精神对话，不在场也无对话意识）。这些林林总总的批评有着貌似完备的学术要素和专业化的表述范式，却与当代社会的重大命题、精神症候、文化气候毫无关联，缺乏率直、尖锐、阔大、创造之名实。这些丧失了问题指向和社会功能的批评在美学上是无趣的，在思想上是平庸的，在实践上是无行动力的。

当下文学现场已经置身在一个数字化高度发达、网络新媒体方兴未艾的文学新时代。文学的疆域与边界在变化，文学秩序面临重组，文学现场更为多元和芜杂，批评家的知识体系、批评观念和阐释方式亟待新的升级。传统批评家作为场外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定位，在新的文学时代已经远远难以胜任批评的重任。比如，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发达，由纸媒期刊、出版主导的传统文学生产方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各种网文平台、豆瓣、微博、公众号作为新的平台的写作正在强势崛起，有力地挑战了传统文学的疆界；比如不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以新的美学或奇异世界观带来了新的文学景观，不断延展着汉语文学表述的可能性，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学新现象；比如各种不同学科或门类之间的跨界写作、越界叙事在近些年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级写作，带来了文学的异质化书写和新的叙事可能；再如网络文学、科幻文学这些年逐渐从亚文学发展壮大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学类型。面对这种新的文学语境，以及新的文学现象，当代批评家在文学生产制度中的功能需要新的拓殖，批评家的任务也需要相应调整。批评家不仅需要具备本雅明所说的作为“炼金术士”的能力，更要有开放的文学观、先进的阐释范式，以及崭新的文学身份进入到这种文学场域之中。有的批评家颇有新意地提出了“文学策展人”的概念：“文学策展人是联络者、促成者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断的文学布道者。其实，每一种文学发表行为，包括媒介都类似一种‘策展。跟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艺术展览的公共空间类似，文学刊物是人来人往的‘过街天桥，博物馆、美术馆的艺术活动都有策展人，批评家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策展人。”1可以说，文学策展人试图打破的是批评家的那种书斋式作业方式，让批评家由传统的阐释者和思考者，成为置身文学前沿和现场的组织者和对话者，这样就有效激活了批评家的介入性和行动性。当然，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不仅仅是一个促成文学策展的联络者，更应该是一个在场的思想者和文学的行动者，能够以专业视角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介入文学现场，参与文学的专业事务和精神事务。也就是说，重提当代批评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学科或专业层面重申批评家的专业能力，更应该是在知识分子意义上再次召回知识人的公共性、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事务功能。这样的批评，才是不死的批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