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视域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肌理研究
——以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为例

庞亚婷 陈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对原有生活基础“量”的提升和生活内涵上的扩展[1]。新时代背景下，美好生活将人的内在需求、生活的样式与理想进行统合[2]，打造了更为立体和全面的需求体系[3]。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活动凝聚和推动了空间的生成[4]。汉娜•阿伦特认为人的实践开创了共同的世界，即“公共”的本质[5]。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公共性”包括“公众”和“开放场域”两层含义[6]。桑内特则将其具象于城市公共空间，认为公共领域是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的非个人化、无倾向性的理性空间[7]。国内对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社区空间结构[8-9]、公共文化设施营造[10-11]和公共文化空间治理[12-13]等方面。

目前，“美好生活”相关研究仍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着重分析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价值意蕴、逻辑依据和实践路径等，多将其与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等联系起来；从研究方法上看，对美好生活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质性研究、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较为缺乏。公共文化空间研究在核心概念、源流研究基础上，应用性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社区和乡村两大主流方向，综合了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多元，成果丰硕；但当前对公共文化空间与美好生活需求的共生关系研究，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尚待加强。

1 公共文化空间与美好生活的关系

公共文化空间集中体现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交织而成的人地关系。美好生活则是“一种以公共方式创造和实现的全面、自由且持续稳定与发展的生活”[14]，其中，人作为创造和感知美好生活的主体，其主体性特征和公共性需求与公共文化空间存在一致性。

1.1 公共文化空间是美好生活实现的基本载体

“公共空间”较早见于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认为城市空间在建设中应促进良好社会交往的形成，从而恢复城市的活力[15]。因此，公共空间容纳了丰富多元的日常生活，承载着人们的交往互动，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共融；城市的灵韵与城市实体空间共同融汇成为公共文化空间。

本研究认为，公共文化空间是在特定时空维度中，物质外部形式与非物质内部结构在公共场域的互动综合，集中体现了区域日常生产生活、历史文化积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从内涵上看，包括具象的公共物质空间（即生产生活区域、历史人文建筑和公共文化活动场所等）、抽象的共通精神空间（即道德礼仪、风俗惯习和信仰教化等）、意象的开放机制空间（即仪式庆典、民俗节庆和文化休闲消费等）三重维度。作为公众感知美好生活最直观的体验对象，公共文化空间以公共文化为介质，以生产生活空间、人文象征空间和社会开放空间为基本类型，从物理空间营造、精神文化供给和公众活动参与尺度为美好生活提供了基础。

首先，生产生活空间为美好生活提供丰裕的物质基础。公共文化空间首先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实体，如住宅区公共空间、公共休闲消费空间、购物服务设施等，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和基本框架，可满足人们日常工作、家居和闲暇消费需求，形成了感知美好生活的外在尺度。从城市发展历程来看，从粗放式的大规模物理空间建设到精细化的城市社区微更新，通过对城市空间不同尺度、多元类目的场所营造，空间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而在此过程中生成的城市功能区域格局、区域间可达性也对群众美好生活感知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人文象征空间为美好生活提供丰盈的精神源泉。城市文化元素随城市发展不断沉积和固着，并逐渐形成群众的文化认同。标识性的文化表征物更成为激活公众集体记忆的“唤醒器”，由其构成的人文象征空间成为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内在动因。个体在人文象征空间中通过空间文化体验、文化产品享受和文化精神感知，来实现空间的文化价值增量[16]，进而弥合物理空间快速发展带来的空间感知挤压。因此，诸如宗庙祠堂、文化场馆等人文象征空间，基于对主体性的关照、对共有精神的凸显不断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美好化”的追求。

最后，社会开放空间为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的活力保障。以公园、广场和自然风景区为代表的社会开放空间，进一步活跃了“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汇集、交流，通过参与集体活动，达成了普遍的伦理共识，使得公众间具备了更高的包容性，空间融入了更多“人性”意味，从而放松和愉悦人们的身心。

1.2 美好生活是公共文化空间营造的价值旨归

满足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公共文化空间营造的终极目标。当个人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后，必然从私人空间向外延伸，以满足其更高层次的要求。

价值特性层面，美好生活与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在主体性需求、公共性需求和可达性需求三方面达到高度统一。主体性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规定，即“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确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如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17]。受个体差异性影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千差万别，而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向公众提供优美的物质环境、丰富的文化产品和精彩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的空间形态满足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不同偏好的群众对身份确证的需求。同时，真正的、高度的美好生活一定是公共的、全面的。阿伦特认为，只有能够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兴趣的事物或事件才具有公共性，在公共文化空间营造过程中，大量的公共艺术植入、公共项目等完成了公众与空间的链接，通过过程性和参与性空间建构，使得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归旨于美好生活的公共性需求。洛夫兰在《陌生人的世界中》指出，公共空间是“所有人能合法进入的城市的区域”[18]，而高效的可达性则成为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前提保障，一个公众可自由进出且吸引物突出的公共文化空间，将打通公众与美好生活感知物之间的距离。

内涵层面，美好生活需求可以分为对生活质量的需求和对生活美学的需求。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城市文脉的承续须“见人又见物”。因此，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生产实践，其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升、布局的优化和功能的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众的文化权利和空间公平。另一方面，生活美学的核心是向美、向善的，公共文化空间贯通美的感知与生活实践，号召公众以审美的眼光审视生活。借由空间营造的手段，打破和重组生活的边界，将审美活动应用于自身生活的完善，使美育熔铸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美好生活追求的动力源泉和根基。因此，以美好生活需求为核心要义，进行公共文化空间营造，通过“美好”文化符号象征系统的构建，增强空间粘性，使公众与空间以及空间内的人和事粘连成为更密切的网状结构，形成空间环境、社会景观及公众主体的和谐统一体。

1.3 美好生活与公共文化空间的连接与回应——基于空间肌理CDTA模型

2007年，凯文•思韦茨与伊恩•西姆金斯提出“体验式景观”，用于定义户外开放空间和人类体验之间的整体关系。该团队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将户外场所的空间利用和体验相结合，其在空间中的下意识邂逅，形成了对普通场景的特殊意义赋能。

此处，人类体验的基本内容被分为“定位、场所归属感和社区意识”三类[19]，并通过CDTA模型，即中心、方向、过渡和区域四个元素，将场所感知的体验与空间布局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空间感知的可视化方法。“中心”强调在场性，即主观上“在此处”所带来的功能性价值，如社会意象力、复健、社交互动和领地性。“方向”指涉他向感及感觉的延续性，包括运动和视野变化。“过渡”意指环境氛围或空间功能的转变而引发主体主观感觉变化的点或片段。“区域”是由以上三个元素组合而成的具有一致感和包裹感的整体领域。

肌理通常指艺术作品形象表面的纹理，即质感。本文将此概念引入公共文化空间形态，认为公共文化空间肌理指空间内道路建筑、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活动要素组合而成的形式或关系，是空间宏观布局与公众微观感知的交叠。人们在空间中通过视觉、触觉等认知和感受公共文化空间，形成或强化对该空间的审美情感及特殊记忆。因此，中心、方向、过渡和区域四元素通过彼此组合，架构起公共文化空间的物质空间载体；而通过四元素间景观的变化及人们在其中的交往邂逅，熔铸起公共文化空间的机制空间；且人们在此间产生的自我归属感与心灵松弛感则构成公共文化空间的精神空间。

从功能上看，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族群的历史进程及其共同记忆，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在，更铸造了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社会心理基础[20]。与西方社会中空间的“社会意象力—社会交往—复健作用”功能[19]不同，我国公众对空间功能的感知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表征”功能，即关注自我与核心文化体系、历史传承之间的互通关系，主要表现为个体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因此，本文将“中心”功能确立为“文化表征力—休闲复健—社交互动”，并以主体性、可达性和公共性为共同价值旨归，构建基于CDTA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公共文化空间回应模型（图1）。

图1 美好生活与公共文化空间CDTA 回应模型Fig.1 CDTA Response Model of Good Life and Public Cultural Space

2 研究范围及数据处理

公共文化空间外化表征于文化设施及其相关环境在数量和功能上的集聚性，内化形成文化意向、吸引交往及辅助复健等功能。本文以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内生产生活空间、人文象征空间和社会开放空间等为研究对象，使用地理位置数据可视化分析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其空间肌理与美好生活感知之间的关系。

2.1 研究范围

武汉市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点先行区域，本研究根据《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一核、一轴、两带”空间布局中的“一核”划定研究范围（图2）。“长江文明之心”以长江、汉江交汇的南岸嘴为原点，北至长江二桥，西至解放大道—硚口路—汉钢片，南至鹦鹉洲大桥，东至中山路—武昌江滩，以武昌古城、汉口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汉阳月湖、龟北、归元等片区为主体，以江汉关、水塔、晴川阁、古琴台、黄鹤楼、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为代表，形成两级文化地标体系，构建起了武汉历史人文的集中展示区。

图2 研究范围及代表性文化地标示意图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and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Landmarks

该区域集中了13处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月湖龟山片区有着千古流传的知音文化；汉口老城区承载了“老武汉”文化记忆，汇聚汉正街商贸传统和原租界文化；武昌古城更是分布着黄鹤古楼文化、辛亥首义文化、学府文化等。以住宅居住空间、休闲消费空间为代表的生产生活空间，以历史文化建筑、人文场馆为代表的人文象征空间，与以公园广场、自然景区为代表的社会开放空间错综交织，老城区、新业态、新空间等进一步凸显了该区域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2.2.1 定量数据采集及处理

首先通过城市POI软件，根据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范围内对“生产生活空间”（包括商务住宅、餐饮服务、购物服务、生活服务共4小类）、“人文象征空间”（包括博物馆、展览馆、会展中心、美术馆、图书馆、科技馆、天文馆、文化宫、档案馆和文艺团体共10小类）和“社会开放空间”（包括风景名胜、公园广场、度假疗养、运动场馆、娱乐场所、休闲场所、影剧院共7小类）进行搜索，获取各POI的名称、类型和地址，并将其转化为对应经纬度信息。其次，按类别对获取的POI数据进行清洗，删除重复和错误数据。将最终数据导入ArcGIS 10.8，以武汉城市路网、水系分布及土地利用数据作为底图，通过核密度分析不同类型空间的宏观分布情况。

2.2.2 定性数据收集及处理

在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范围内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半结构性访谈采集公众活动和体验，从而判定其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微观感知。具体流程为：在武汉三镇划定区域内随机选取公共文化设施、公园广场、休闲娱乐设施周边，随机对途经的路人进行半结构性访谈，共计45位（其中，男性22名，女性23名），受访者年龄段集中于28—62岁；受访者均可明确理解访谈问题，并作出清晰的意思表达。访谈分“情景引入—基础问题—深度描述”三个部分，包含18个引导式开放性问题，每位受访者约访谈40—45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记录访谈内容，以便从中采集被访者身份、目的地、方向路线、参与频率、对标识物的辨识度、感受感知和体验记忆等内容。半结构性访谈框架如表1。

表1 公共文化空间公众感知半结构性访谈框架Table 1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Framework for Public Percep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3 “长江文明之心”公共文化空间肌理及感知

3.1 公共文化空间宏观肌理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对地理点数据集在研究区域内空间位置的分布密度可视化路径，能够直观呈现点的聚集位置、集聚范围大小和分布模式等[21]。截至2022年11月，本研究最终确定“长江文明之心”范围内三大类共21小类空间点POI样本共49,841个，其中生产生活类设施47,553个，公共文化场馆设施208个，休闲娱乐设施2,080个，三类设施的数量比值为229：1：10，区域内公共文化场馆设施配置明显不足，休闲娱乐设施丰富度也需进一步提升。

将三类POI地理位置坐标输入ArcGIS 10.8，分别进行核密度分析。从图3可以看出，公共文化场馆设施总体来看三区均有布局，整体格局较为均衡，其最高密度聚集区出现在汉口老城区域，其次为武昌老城区。休闲娱乐设施主要分布于汉口区域，空间集中度失衡情况突出。生产生活类设施密度虽以汉口区域为主，但在三区均出现了较高密度的集聚，反映出人口分布较为均匀，而公共文化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难以与人口的集中分布相适应。

图3 “长江文明之心”空间核密度分析Fig.3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Kernel Density of the "The Heart of Yangtze Civilization"

综合三类设施核密度图可以看出，汉口区域成为“长江文明之心”内公共文化场馆、休闲娱乐和生产生活设施的核心集聚区，其以解放公园为中心向外辐射，发育程度良好；该区域人口主要集聚区（即生产生活空间）与公共文化设施、休闲娱乐设施呈现互补性分布，生产生活娱乐空间交织，说明群众基本精神文化需求具备较好的实现和保障基础。武昌区域三类空间密度虽低于汉口，但总体布局较为均衡；以昙华林、户部巷、黄鹤楼和首义公园为核心，休闲娱乐设施呈碎片化分布，而公共文化场馆密度则较好地对生活区域形成了覆盖。汉阳区域空间功能性矛盾则较为突出，该区域出现了人口次中心集聚，但公共文化场馆主要集聚于琴台大剧院区域，整体密度值偏低，休闲娱乐设施也仅为点状布局，人群集聚产生的休闲娱乐需求与实际供给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3.2 基于CDTA模型的公众感知分析

公众参与是公共文化空间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基本路径之一，居民通过空间中的接触与交流增进认同，进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其中，个体化和社区共同化是一对矛盾辩证关系，公众既需要个人计划和利益的表达，又需要集体认同的回归[22]。空间核密度综合反映了公共文化空间中各类设施的宏观供给效能和空间格局，而基于CDTA框架的半结构性访谈则更为清晰地从微观层面折射出公众对空间的使用体验和感知强度。

按照CDTA模型对整理的半结构性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和解读，填写CDTA访谈记录表。从表中可综合得出公众对空间的感知点、原因和强度，也可以看出公众以及空间承担的不同功能。以其中两位受访者的部分访谈记录为例。

QTN2受访者：“……我住的离这里有点远，开车从鹦鹉洲大桥那边过来差不多要四十分钟。今天是带孩子过来看剧的，我觉得给孩子培养一下对艺术的爱好，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挺有意义的……周围的话，我们很喜欢剧院中间的广场，每次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会在广场上玩一会儿，这边视野比较开阔，吹吹风，坐一会儿，挺舒服的。今天我们还带了风筝，计划待会儿一起放风筝。平时我的工作比较忙，周末能有时间带孩子出来轻松一下挺好的……”

QTN2为本地居民（表2），其以剧院为中心目的地，鹦鹉洲大桥、剧院、中心广场之间形成了空间上的方向性关系，因其参与了剧场中举办的文化消费活动，并在广场与孩子进行休憩嬉戏，驻足停留使其形成了特定的区位感。一方面，社会活动带给了受访者目标感和获得感，认为是对孩子艺术感知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与孩子的互动与交往给受访者留下了美好的亲子记忆，给其带来了明显的愉悦感，空间发挥了一定的休闲复健功能。

SYM5受访者：“我到武汉出差，黄鹤楼应该是每个来武汉的人一定要来的景点吧，也算打卡经典古诗词了。我住的宾馆离这边不远，早上从首义公园走过来的，那儿晨练的老人比较多，进到黄鹤楼里面，本地人就感觉会少一些……黄鹤楼上风景不错，我刚刚从上面下来，今天天气不错，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和对面的电视塔，还有武汉三镇的整体景观，虽然黄鹤楼已经是现代仿古建筑，但还是觉得挺自豪的……而且，站在楼上，仿佛我和古人联系在一起了……一楼那个大壁画值得拍个照，到此一游嘛，我还扔了两次铜钟下面那个祈祷的，但愿能顺顺利利吧……”

SYM5受访者为外地游客（表3），黄鹤楼是其目的地，首义公园到黄鹤楼形成第一级方向性关系，当游客登上黄鹤楼后，其视野范围和视向目标形成了第二级方向。电视塔、长江大桥与黄鹤楼之间的区位关系给游客构成了气势雄浑的空间气度感知。此类文化标识物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标示着此空间明确的社会意象和文化表征功能。

表3 CDTA 访谈记录表—SYM5Table 3 CDTA Interview Transcript Form-SYM5

通过解读45位受访者的CDTA访谈记录表，进一步发现，“中心”的三种功能随着公众在地身份的变化会发生偏移。对本地居民而言，公共文化空间是其日常生活的活动和社交空间，空间功能以社交互动为主，辅之以休闲复健功能；对空间内的游客，特别是文化景区的游客而言，对空间的文化表征力感知尤为突出。且当空间布局呈现“线性封闭与开放性突变”时，视觉刺激将加深公众对空间的感知，提升体验的质量。

3.3 基于CDTA模型的微观肌理分析

半结构化访谈可以获知公众作为个体对特定空间的感知，为进一步实现空间感知的可视化，可将受访者访谈内容与采访地周边景观结合起来，绘制该受访者在受访场所的CDTA多布森集[19]90。单点多布森集用圆形表示中心，实线表示方向，米字符表示受访者所处的位置，虚线及目标符号表示受访者的视线和视向目标（图4）。将同一区域内不同受访者的多布森集叠合，通过马赛克式的拼贴方式，绘制群众在空间中的景观体验综合地图，有助于观察场所的空间要素构成，从受众感知的角度勾勒出该空间的CDTA肌理结构。

图4 单一受访者CDTA 多布森集简图Fig.4 Sketch of the CDTA Dobson Set for a Single Interviewee

以“长江文明之心”内田野调查点W园区北段为例（图5），叠合该点所有受访者多布森集。结果显示，区域内基于公众体验与感知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空间肌理格局。第一，园区内聚合中心、方向和过渡三类空间功能。第二，园区西北侧道路成为园区的阈限。道路东南侧为商务住宅区，西北侧为公园景观区，二者在区域主题、功能和景观布局上形成了突变，即以道路为轴，构筑了区域之间的明显区隔。第三，在该园区范围内出现了四个较为集中的体验感知中心区，其中代表社交互动中心的橙色圆环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休闲复健中心，而文化表征中心只在东北方向出现了两次，说明该空间对公众而言，主要功能为社交互动和休闲复健。第四，以园区内休闲道路为主要前进方向，形成公众主要的运动路线，且公众视向目标多聚焦于长江、园区风景等自然景观。第五，以两个主中心区为核心，向外辐射园区内部路网，并形成基于此中心景观的向外柔和过渡区域。

图5 W 园区北段多布森集叠合图Fig 5.Sketch of Dobson Set Overlay in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W Park

根据多布森集叠合分析得出W园区北段从中心点A到中心点D的空间体验重点连续性变化（图6）[19]。从图中可以看出，四个连续功能区连接组成一个主题统一、功能集成度高的整体性区域。其中，A—B段是休闲社交的集中区，B—C段随着视野的逐步拓宽和方向性增强，人们驻足社交的可能性降低，而景观营造出的心理复健功能开始凸显，感官带来的存在感和幸福感在潜意识中与人们的这些空间联系了起来。C—D段空间的中心功能性逐渐增强，公众对空间的综合感知达到顶峰。这种过渡体验有助于保持人们与周边环境的心理接触，且空间内的景观和功能嵌合密度越高，社交生活的活力和潜力就越大。空间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或人群活动的载体，而是具备了一种富有弹性的体验串联功能。随着人们在区域内的运动，各个分散景观和实体共同作用，营造出更加灵动流畅的公共文化空间体验。

图6 W 园区北段CDTA 延续性变化Fig.6 CDTA Continuity Changes in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W Park

综上，公众在区域内集聚活动、休憩聊天、健身运动，来自于群体的集体型生活和认同为人们营造了一种被社群认可的归属感和被接纳感，而园区内的道路作为线性延续，位置变换带来的期待刺激也有助于体验品质的提升。在半结构性访谈中，人们知觉和视觉能接触到的自然景观、声音和活动等，都成为吸引公众全身心投入空间及事件的重要因素。通过参与和体验，户外场景赋予了人们精神重振或恢复活力的感觉，能够缓解面对城市生存环境形成的压力和精神疲劳，产生复健性体验。此外，从受访者对空间归属感的深度描述中发现，当人们能够暂时性地将一定的空间占有时（如经常在特定的长椅上休息等），其更倾向于在后续的体验活动中进行重复访问，这种行为的反复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对空间的环境记忆，从而逐渐产生价值依附。

4 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何以回应公众美好生活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美好生活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的更好”[23]。当个人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在私人领域中得到满足后，其必然会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当中，以平衡日益增长的多元欲求。

4.1 遵循“物质—精神”的双重逻辑

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构成了美好生活实现的基础，物质需求指向个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条件，关注于生活品质的提升，具有较强的外向性；精神需求指向个人的心灵归处，关注于生活美学的赋能，具有典型的内化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归属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后，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爱和归属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就会越来越迫切[24]。因此，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从“物质—精神”双重逻辑内涵回应美好生活需求。

第一，公共文化空间的物质供给质量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满足度。一方面，以公共文化空间物理基础设施提质为手段，在人的本质层面将其与自然环境统一起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对自然美的要求与感受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联系，使生态环境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5]。以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为例，可以通过改善公园、自然景观等人居环境，提高公共文化空间的相应数量环境质量。另一方面，以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场馆、文化标识物为依托的人文象征空间以其功能性布局的合理性和可达性，满足公众对功能复合型空间的需求。通过场馆空间的“硬”升级和“软”赋能，打破当前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内容空泛化、布局模式化和功能单一化建设怪圈。

第二，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审美效能从根源上陶染公众的精神富足感。一方面，公共文化空间是城市文脉延续和城市形象的重要向度。公众的日常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人与环境共生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礼俗文化等，汇聚成为城市特色文化表征，由其生成的社会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成为人们感知美好生活的源泉之一。因此，规划建设富有地域特色的空间展陈形态，将城市历史背景、区域文化特色、民众差异化文化需求结合起来，综合呈现地域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人们面对海量信息的冲击，对自我需求和他者的关注加速了现代人的精神疲劳，刺激了其心理复健和恢复性体验的需求。以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为例，可基于CDTA模型增加多元空间的嵌合密度，打造功能复合式场景，通过设置多样化的复健点，为公众在行动过程中提供暂歇点，帮助公众缓解和疏导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公众轻松而愉快的记忆反复强化，将建构起自身与空间的特定联系，形成空间对其的特殊意义，进而生成空间的满足感和精神上的获得感。

4.2 链接“需求—供给”的二元实践

当前我国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空间分类和功能上看，公共文化空间通过链接“需求—供给”二元实践，从文化的“生产—消费”端提供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思路。

“美好生活需求”是更广泛维度和更高层次的需求，具有非自然性和非底线性，并外化表征为该需求的社会性和精神性[26]。首先，美好生活需求具有群体差异性。从对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的深度访谈中可以得出，老年人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性需求主要集中于休闲锻炼和日常性社交，中年群体倾向于复健和放松身心，青年群体喜欢空间的娱乐、猎奇和社交功能，少年儿童则关注空间的趣味性。多元化的主体性需求使得公共文化空间形态从粗旷式向精细化进行转变。其次，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交互动中进行感知。公众的空间参与和融入，强化了社会网络的联结作用，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众多受访者，特别是中老年人，认为当其深度参与到空间内组织的活动时（如广场舞、读书会、集体性游玩等），个人的自我价值、自我认同以及被群体需要的感觉得到确证，生成和强化了空间依赖。此外，美好生活需要“诗意地栖居”。“审美是人类保持好奇探索自信的核心要素和根本动力”[27]，通过对公共文化空间进行美学营造，使公众在审美活动中持续获得美的体验，并不断提升自身的审美境界，将有助于个体加强对美好生活的感悟力。

在此需求背景下，公共文化空间布局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亟待解决。作为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发生场域，其一，需拓宽公共文化空间的供给广度，以解不平衡之困。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地域文化和群众生活的共生空间，需要在实践中通过资源的配置调配公共文化空间的布局。改善诸如“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范围内存在的生产生活空间、人文象征空间和休闲娱乐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其二，需提升公共文化空间的供给效能，以破不充分之局。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需求提高的根源在于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为公众提供能够自由表达、自由使用的“潮汐”复合功能空间，以空间主要使用者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主体，科学规划区域肌理布局，提高空间的共享性。

4.3 构建“宏观—微观”的共进布局

在宏观层面，更新公私界限，重塑社会关系。空间作为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是对社会的表达，其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是熔铸一体的[28]。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不仅与个体美好生活需求相一致，更关乎于社会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有益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从本质上看，公共文化空间由私人空间向外延展而来，优化公众“美好生活”体验，需要弥合公私界限，增强公众的行为参与、社交互动和美学感知。对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区域而言，一方面，在公共文化空间内交织了多样化的私人空间，让更多公众在共有开放空间内找到暂时性的私人空间，提高公众感知，回归“人”的空间原点作用。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统一体，形成泛在的区域认同感。“长江文明之心”汇聚了极具表征意义的文化元素，可倡导公众突破个人认知局限，关注公共利益，共同参与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并在此过程中反映其真实需求，从而达成精神共识，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在微观层面，优化空间布局，激发空间活力。通过对中心、方向和过渡的具象要素（如道路、空间功能区、微观景观等）进行科学搭配，带动空间审美品质提升，从空间形式、文化设施种类、形象风貌等方面构建新的空间感官体验，使公众在空间内的活动拥有平等、公开和多层次的对话权利，进而形成共识性文化价值体认同。同时，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根植于人对空间的使用，设计特色化的文化事件以激发空间活力，如充满人声的街道、孩童聚集的广场、老人交谈休憩的公园、年轻人聚集娱乐的文化设施等，凸显出公共文化空间极具人情味和烟火气的一面。

在深度和广度上赋予公共文化空间以“美好生活”的向度和意义，不仅关注公共文化空间作为物质载体的品质与形态，也关注其作为精神家园的审美和休闲功能。本文以武汉市“长江文明之心”为例，分析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空间宏观布局和微观感知，认为公共文化空间主体基于年龄、社会阶层、生活背景等群体特征，虽对空间的具体功能和感知存在差异化需求，但其对肌理要素、空间美学和景观等需求是高度一致的。基于CDTA模型，通过空间营造的手段提升公众的生活品质与内涵，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作者贡献说明

陈波：提出研究思路，论文最终版本修订；

庞亚婷：设计研究方案，采集和分析数据，起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