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区域投资风险评估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王芯芮，杨 鑫,b，胡志丁,b，张 喆,b

（华东师范大学 a.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b.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20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进一步向全球化发展，以实现资源的空间最佳配置（Wang et al., 2020）。在全球经济空间格局不断重塑的同时，跨区域投资也蜕变为各经济体全球竞争性扩张方式之一（Witt, 2019）。在经济全球性变化和地方经济格局演变背景下，中国在经贸体系中的位置与角色演变始终体现中国对于全球化的互动与主导能力（朱晟君 等，2022）。从吸引外资到主动投资，中国在参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也以投资为重要支点，实现了被动参与方到主动推进方的转变。

中国发展为全球经济主导者受到多方因素的驱动。其中，产业更新与企业迭代通过推动中国经济质量提升，显著促进中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引领性与主导性地位的确立。中国与世界各国、各经济组织间深刻广泛的经济合作是强化、巩固其主导者地位的核心力量（Hudson, 2016）。“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体现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变迁的回应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该倡议主张包容性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建”、“共享”精神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已对各地产生一些积极影响（刘卫东 等，2017）。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的相关数据，2021年1—11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 162.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总额的18.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1）。然而，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道路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新兴经济力量与传统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地位发生着微妙且深刻的变化，复杂经济博弈与竞争正在掩盖经济合作的势头（胡必亮 等，2019）。此外，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半边缘、边缘国家也存在各种利益诉求，多尺度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各国投资、贸易活动涌现出诸多不良事件，甚至演变成国际性的政治经济问题。

在中国走出去的历程中，对外投资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因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持续快速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蒋冠宏 等，2012）。但由于对外合作经验不足和嵌入地方过程不顺利等原因，投资负面事件也频繁发生，投资失败案例也时常涌现（朱兴龙，2016）。评估东道国投资风险，已是中国企业对外扩展的首要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维护国际利益的重要参考（Ramasamy et al., 2020）。一般而言，事关国家投资风险的参考大多来自于发布国家风险报告的国际信息机构及国家信用评级机构（Li et al., 2021）。在此基础上，多数学者从东道国地方经济调整、文化风险、政治动荡等方面评价地区投资风险。如刘海猛等（2019）综合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尺度综合风险；杨连星等（2016）测度了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互动。除政治关系外，经济距离和外交距离也会对投资区位有着产生重要影响（刘晓凤 等，20172018）；同时，文化与国家投资的空间分化具有一定的非线性引致效应（Liu et al., 2018）。在分析不同尺度因素对于投资风险影响时，关于中国对外投资风险的识别也进一步走向纵深。一些研究将国家宏观发展水平、汇率、利率波动等因素纳入投资风险的评析架构中，提出从国际宏观环境、行业中观环境和企业微观环境3方面建立国际环境风险感知模型以分析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王永中 等，2015）。此外，基于具体国家在特定地域的投资风险探究表明，投资结构对投资质量的存在较强的发展性响应（樊增强，2015）；东道国地区的制度建设与信息手段滞后，会加剧企业投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义风险（宁薛平，2016）。综上可知，现有的投资风险研究多沿袭2 个维度：1）东道国自身环境建设和环境制约；2）投资方与东道国之间互动关联风险及其作用机制，偏重从环境视角、静态视角评价国家投资风险。

伴随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快速扩张，面临着逐渐增多的投资障碍与困难，投资风险议题被置于更高级别的考虑事宜。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高政治风潮的回落，地缘经济学者认为经济活动与国家博弈被广泛联系在一起（Moisio,2018），国家权力博弈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投影也愈加显化（Sparke, 2018）。在现实案例中，大国间博弈常会拓延到国家投资上，区域投资也有可能经过尺度上推融入全球竞争（王丰龙 等，2016）。如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相互博弈，背后是国家影响力和经济能力的竞争；此外，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于中企收购并购进行长臂管辖干预、利用FCPA 法案（海外反腐败法）干预其他国家的常规投资活动，以及在印太战略的指导下增强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等，这无疑也是导致投资风险提高的潜在原因（毛维准，2020）。而已有研究对于此类案例的与解析与回应还较少，且都集中在微观层面企业规避风险，忽略了对于不同投资来源对象而言，不仅存在东道国一般性的投资环境风险，还存在国家竞争或者博弈背景下的互动风险。尽管随着对投资风险认知的不断加深，一些学者对于投资框架下的政治风险理解也发生了转变，从投资方与东道方的单维解析扩散至国际政治经济的环境驱动解析（James et al., 2007）。但也存在2个问题：1）对于投资环节中政治博弈风险的认定过于宽泛，缺乏权力博弈的针对性；2）在经济学视角下，研究者在权力对区域的影响中采取均质化考量，忽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背景（洪菊花等，2018）。因此，在以国家观察尺度的投资风险解析中，第三方权力竞争国对投资方国家与东道国投资影响的相关讨论还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尝试加入大国博弈与相互影响的视角，利用投资环境风险结合地缘位势的研究思路，基于投资环境风险与地缘位势测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风险，并刻画其时空动态演化。以期扩充投资风险的国别宏观性研究，对中国未来参与国际分工和评估跨国经济风险提供一些思路和启发。

1 理论基础和模型构建

1.1 理论基础

1.1.1 地缘位势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攸关国际政治结构与地区安全。在现实主义层面，国家为了自身生存和竞争战略，需对外获取发展要素以及辐射自身的影响力。但随着以空间扩张为主要形态的古典地缘政治时代的结束，大国权力向着更为广域的尺度拓展，趋于无形化的权力所具有的的空间质性成为新的研究关键（胡志丁 等，2014）。对于国家对外辐射权力的理论建设层面，相关概念包括硬实力、软实力、通权力、综合国力、地缘影响力等。但多数理论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空间距离、空间关联和空间位置等现实因素，权力的空间维度被搁置，造成对权力空间制约的评估性不足（李希雅 等，2021）。而地缘位势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大国权力在空间维度的散布过程与机制。具体而言，“地缘位势”更强调国家权力在不同空间分布与施动，常被用于评估“空间-权力”视角下某一国家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影响能力强弱和影响力转化（王惠文 等，2018）。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权力越过领土后受到极大的空间制约，并且大国在东道国的权力分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Qin et al., 2019）。如今的权力资源概念已经不仅受限于传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范畴，还存在权力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王淑芳 等，2015）。在地缘位势的框架构建中，既需要考虑对传统硬软实力的纳入，也需要将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现实依赖置于评测体系，同时还应遵循权力空间约束的解析逻辑。

地缘位势并不是简单的双维关系，而是一种区域战略竞争博弈下的地缘结构（王肖敏，2015）。从大国自身的角度看，大国的对外影响力建立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通过对东道国战略价值的评判确定其投入资源的意愿值（叶帅 等，2021）。从东道国的角度看，东道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会影响大国介入的能力与效果。从大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看，两国之间存在的空间距离以及不平等依赖也是影响大国在东道国地缘位势分布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基于中美对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位势评估结果，刻画双方的竞争情境。

1.1.2 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区域投资风险 本文将区域投资风险理解为：企业在进行投资活动时影响项目正常开展的各种负面情况的总和。由于中国拥有成体系的工业化和基建水平，并且很多对外投资受到政府的指导，国家投资风险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如中缅两国铁路项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案例暴露出项目主体缺乏对投资风险的正确识别和预警。另外，对于国家层面而言，很多投资项目不仅蕴含着经济利益，还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考量因素。遂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区域投资风险定义为：国家博弈互动下进行投资活动时影响项目正常开展的制约因素集合。

1.2 基本评价思路和模型构建

1.2.1 评价思路 考虑到大国博弈背景下的项目投资风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围绕基本投资风险和大国竞争相互影响展开评估。首先，项目投资风险受东道国自身投资环境的直接影响，直接体现地方的投资吸引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博弈风险，即其他国家干涉影响下的投资风险，据此综合评估大国竞争视角下的投资风险。其次，投资风险及其应对可以看做是一种“抗压力”过程，是对于“风险”冲击和不稳定因素的调控与应对（李博 等，2018）。投资方国家对于东道国的权力影响效度可被认为是对于投资风险的消解能力，而竞争国家对于东道国的权力影响属于增加风险的因素。本文大国竞争方面主要利用地缘位势进行刻画，从2 个角度概括诠释：一方面，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对外影响的辐射强度往往成正比，地缘位势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环境中的空间性表达，背后是一个区域或地区综合发展程度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影响力体现；国家对外影响的增强可从侧面映射其抗击负面事件的能力，包括可以对冲一部分如投资风险在内不稳定事宜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很多投资案例也表明，区域投资中大国权力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尤其是权力博弈中的相互竞争）会对投资实践产生或多或少的波及效应（李锋，2016；张晓涛 等，2020）。由于地缘位势既考虑政治因素，也兼顾经济依赖，可直观展现投资国与竞争国对地方的权力投影，加之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辐射路径是多样化与多维度的（Hirsch, 2016），地缘位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投资产生渗透（图1）。

图1 大国竞争视角下项目投资风险评价思路Fig.1 Ideas for evaluating project investment risks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g country competition

综上，本文将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区域投资风险模型构建为如下表达式：

式中：RiskjA表示投资国j国在东道国A国的区域投资风险；QiA表示竞争大国i国在东道国A国的地缘位势；QjA表示投资国j国在东道国A国的地缘位势；VA表示东道国A国基本投资风险。

1.2.2 基本投资风险指标设计 纵观已有研究，国家投资风险的衡量体系基本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实践风险等方面（Du et al., 2018;Li et al., 2019; Hussain et al., 2020）。其中，政治风险包括政治环境变化、政府不稳定以及东道国政策法规等的改变，使得投资项目出现经济损失或搁置的可能性。经济风险指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特征对投资活动造成波动和不稳定情形的可能性。社会风险指由于发生社会冲突或社会稳定性遭到破坏时，投资项目可能遭受利益损失或者搁置风险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大国博弈背景下，社会风险增加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演变成社会危机，对国家秩序的维持和大型项目的推进形成障碍。实践风险主要指投资过程中由于某些不可控因素而造成投资收益损失甚至投资本金损失的可能性，实践风险的高低表征东道国具体项目实施环节中的承载能力。综上所述，从政治、经济、社会、实践4个维度，涵盖12个指标（表1），建立东道国基本投资风险评估模型，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基本投资风险分数，以衡量中资重大项目面临的投资风险。指标权系数赋值依据见文献（Li et al., 2021；叶帅等，2021）。

表1 基本投资风险量化指标Table 1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basic investment risk

1.2.3 地缘位势模型构建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投资方国家和竞争大国可能会运用各自的博弈手段推进或遏制投资项目的发展。故投资风险与大国自身实力、在东道国的权力投入以及和东道国之间的联系密切相关。借助地缘位势模型表达大国对投资东道国的影响能力。经济地理学者将物理学中的“位势”理论引入经济空间区位相关研究中，后又被作为地缘位势的建构基础（Anderson，1956）。本文吸纳叶帅等（2021）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研究，在地缘位势评价思想上建立基本模型：

式中：QiA表示竞争大国i国在东道国A国的地缘位势；QjA表示投资国j国在东道国A国的地缘位势；k表示东道国A对大国的地缘依赖系数；δPi表示大国i在东道国的相对权力，δPj表示大国j在东道国的相对权力；其中包括δ即投入意愿系数和P即绝对权力来源；d表示空间距离衰减因子；dAi和dAj表示i国和j国对东道国A施加影响力的空间距离衰减因子；r表示东道国地理环境可介入指数；VA表征东道国基本投资环境风险；m表示东道国各层面风险权重系数；NA表示东道国各维度风险。

1）地缘依赖系数 地缘依赖系数计算选用经济指标，计算公式为：

式中：kAi表示某年A国对i国的出口或进口依赖度；XAi表示某年A国对i国出口或进口的贸易总额；n表示与A国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数量。kAi是衡量A国对i国进出口贸易量的指标，当kAi的值越大，代表A国对i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越高。进口依赖系数和出口依赖系数之和即为A国对i国的地缘依赖系数k。

2）地缘行为体相对权力 地缘行为体在东道国的相对权力取决于其绝对权力来源P以及战略投入意愿值δ。其中，绝对权力来源P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Mj表示地缘行为体的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的各种权力；aj表示各权力所赋权重。基于国家关系的相关理论，二级指标主要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硬实力包含经济、军事、科技、以及行为体自身的基本权力，软实力包括对外吸引力和对外辐射力2个方面。三级指标的选择以及权重的赋值参考王惠文等（2018）提出的有关地缘行为体在特定区域地缘重量的测算方法（表2）。

表2 地缘行为体绝对权力计算指标及权重赋值Table 2 Index of absolute power of geopolitical actors

基于刘大庆等（2019）的地缘战略决策选值的相关思想，结合国家战略方向和相关利益，对战略投入意愿值δ进行人工赋值（表3）。

表3 战略投入意愿赋值标准Table 3 Assignment of Intention 0f strategic investment

3）空间距离衰减因子 空间距离包括绝对空间距离和相对空间距离，绝对空间距离是2个地缘行为体之间的实际空间距离，相对空间距离指地缘行为体之间由于政治冲突、交通条件、文化差异等因素所形成的相对距离。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拥有数量众多的军事基地以及政治盟友，其影响力覆盖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所以本文假设美国到东道国的距离衰减因子恒为1，其余国家到东道国的距离衰减因子随两者之间绝对空间距离在1～3之间相应变化。

4）地理环境可介入指数 东道国受外部势力介入的程度主要受其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文化2方面条件的影响。东道国边境的自然地理包括其地形地貌、气候温度、生态环境等因素，其社会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生活习性、生产方式等因素都对外部势力的介入方式、介入难度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地理环境可介入指数依据地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双维测度（表4）。

表4 地理环境可介入指数量化指标Table 4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tervention index

1.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是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占据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战略地位。从20 世纪中期的边缘地带战略到21世纪的中国周边战略，均为大国博弈重要的枢纽地域。历史上东南亚一直是文化交汇和融合的地区，是大国权力游戏集中的重点区域。由于大国介入，使得地区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尺度泛化，给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数据主要来源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SIPRI 年鉴①https://www.sipri.org/; https://unstats.un.org/UNSDWebsite/;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https://data.wto.org/en、联合国统计司、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官网发布的信息以及东南亚各国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和普查数据。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由于地缘行为体相对权力、地缘环境可介入指数以及基本投资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中相关数据的物理意义不同，所以需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数据预处理方法采用极差标准化。另外，由于东帝汶数据缺失较多，本研究对象为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2 大国竞争视角下的东南亚投资风险测算分析

2.1 基本投资环境风险的空间演化

使用自然段裂点法对研究区国家进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等级划分。图2显示，2010—201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的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在研究期，低环境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主要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2个地区。中环境风险地区和高环境风险地区内部出现一些变化，中风险国家数量相对减少，且风险层级变化主要表现为跃迁至高风险层级。2010年，中风险地区呈较高的分散化环状分布，泰国、老挝、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均为中间层级。随着时间变化，老挝、菲律宾逐步演变为高环境风险地区。高环境风险地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且内部呈现自西向东逐步扩散趋势。在研究期，新加坡始终处于低风险层级，平均风险测度值为0.361，且各年份风险测度波动值亦较小，属于稳定演化态势。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空间位置重要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是全球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金融制度和货币制度均较为先进。在全球营商环境评估中，新加坡的金融监管、外汇监管、融资条件均有着较高的管治水平。马来西亚在综合评价中次于新加坡，相比于东南亚其他国家，马来西亚的经济实力较为突出。当地政府也积极地吸纳外部投资以振兴地方经济，先后提出“新经济政策”“国家发展政策”，营造了较好的企业对冲社会风险的投资环境。缅甸是各评价时间节点中唯一均为高投资风险层级的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缅甸长期由军人政府管治，且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时而爆发，政治风险突出，对外部投资的非市场性约束很难出现改变，这极大地限制了外部投资的引入；且由于地方经济长期落后，缺乏有力的经济承载空间和投资管理架构；历史民族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导致社会稳定性基础薄弱；工业和服务业水平发育层次低，增长驱动依赖资源开发，政府主导、干预的特征明显，且缺乏连续、稳定的投资赋存空间。老挝在研究初期属于中风险层次，后续跃迁为高环境风险等级，总体投资环境发展境况不佳。虽然老挝政府对于外国资本和企业较为重视，制定外资法规定政府不能干涉外资企业发展事宜，但国家经济整体发展孱弱，导致投资吸引和维护能力较低。

图2 2010—2019年东南亚基本投资环境风险空间演化Fig.2 Spatial evolution of risk in the underly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Southeast Asia, 2010-2019

2.2 中美对东南亚各国的地缘位势时间变化

在地缘位势评估层面，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较强的异质性。从时间变化上看，相较于中国，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地缘位势优势。同时，中国与美国对东南亚的地缘位势均存在一定的演化异构特征，同时在内部演变上存在波动。

由图3可知：2010年，除缅甸外，美国对东南亚的地缘位势均大于中国，且在大部分国家远远领先于中国，此节点美中的地缘位势均值分别为219.72和37.21。该年份美国对各国的地缘位势标准差值为186.23，中国为34.77。位势由大到小次序为新加坡（534.00）、马来西亚（511.37）、菲律宾（267.37）、文莱（298.77）、菲律宾（267.37）、柬埔寨（205.01）、越南（168.74）、印度尼西亚（113.94）、老挝（45.41）、泰国（42.56）、缅甸（9.97）。中国方面为新加坡（85.543）、马来西亚（85.10）、文莱（78.80）、越南（55.18）、柬埔寨（15.81）、印度尼西亚（15.110）、老挝（14.40）、缅甸（11.41）、菲律宾（9.56）、泰国（1.15）。位势差距表征中美双方地缘位势差距的绝对性，双方位势差值最大的地方出现在新加坡，绝对差值达448.46，其次为马来西亚，差值为426.27；除缅甸外，位势差值最小的国家为老挝和泰国。利用地缘位势比率体现差距的相对性，在此层面双方差距最大的国家为泰国，美国的地缘位势是中国的37.10倍；其次为菲律宾（27.96 倍）和柬埔寨（12.96倍）。2015 年美国对于东南亚的地缘位势均值为246.93，中国方面为155.80。该年度美国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地缘位势在大部分国家有所增加，其中缅甸、泰国、文莱3 国增幅最大，分别增加了73.56%、43.43%、37.92%。但在老挝和柬埔寨分别减少了6.72%和28.28%。另外，中国的地缘位势辐射能力显著增加，对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和泰国的辐射能力均存在大跨度跃迁。究其原因，首先，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持续性发展的结果。其次，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层次和等级渐进提升，使得中国的影响力相比之前有较大跨越。2019年相比之前的时间截面，中美对东南亚的地缘位势变化水平相对趋缓。美国的地缘位势均值为279.94，相比2010年提升了27.41%；中国的地缘位势均值为165.38，相比2010年提升了4.4 倍。中国与美国的地缘位势的总均值差距由182.51 降低到114.56。至研究时序末期，缅甸和老挝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仅有的2 个地缘位势占优的地区。作为中国的南部邻国，缅甸、老挝与中国的合作频率较高，且随着时间推移，对华贸易是其整个国家贸易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仍是中美地缘位势差距最大的地区，其余国家虽然变化各有差异，但美国的地缘位势优势仍突出，相对于中国拥有更强的地区影响能力。中国的地缘位势总体上呈现“循序渐进”的发展特征，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但在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仍存在较大的绝对差距。

图3 2010、2015、2019年中美对东南亚地缘位势对比Fig.3 Comparison of U S and Chinese geopolitical posi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2010, 2015, and 2019

如图4 所示，在分国别时间演化方面主要呈现3 种趋势，分别为：裂变共进型、交织波动型、平行共进型。具体地，1）中美对缅甸与老挝的地缘位势属于裂变共进型。在研究期，中国对缅甸的地缘位势表现为先上升再下降，且保持与美国的影响优势；美国对缅甸的地缘位势影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老挝方面，中国的地缘位势表现为跃迁式增长，2012 年中国超越美国之后，两国对老挝的地缘位势绝对差距在扩大，后续归于平稳。2013年以来中国与老挝的政治互信与双边合作发展势头良好使得中国对老挝的辐射能力明显提高；而美国方面，近年来并没有对老挝刻意施加更多的政治经济影响，使得老挝成为中国地缘位势的稳定优势地区。2）中美对越南和柬埔寨的地缘位势属于交织波动型。越南方面，中美两国地缘位势表现为交织波动上升，而柬埔寨则表现为交织波动下降。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越南一方面积极同中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同时也希望依靠美国维护其在南海等方面的战略利益，导致中美双方均对其增加战略投入。而柬埔寨方面，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对其地缘位势逐步下降，至2019年有所回溯；而中国则呈现先增长后波动下降。2014年以来，中美与越南柬埔寨的位势呈现交错化，体现两国之间的复杂博弈。3）中美对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的地缘位势均表现为平行共性型。虽然在趋势上存在截面变化和演变特征差异，但美国对各国的地缘位势相对于中国均有较大领先。在2017—2019年，美国对平行共性型各国的地缘位势走向均出现“V”字型波动，从侧面反映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性与同步性，推测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单边”政策，对东南亚的经济和外交热情并不高涨，更多是追求“自由印太”框架下安全方面的合作，因而导致此变化。相比之下，中国对上述国家的地缘位势演进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同质特点，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趋势差异显著。

图4 中美对东南亚各国的地缘位势演化Fig.4 Evolu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positi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2.3 国家竞争下的综合投资风险时空变化

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图5）。其中，低综合风险和中等综合风险的地区表现出一定的交织变动，2013年之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2010年，新加坡、老挝、越南、缅甸、文莱、马来西亚为低综合风险国家，中等综合风险层级的国家仅有柬埔寨。自2013年始，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维持在中等综合风险层级。柬埔寨于2016年演替为低综合风险层级，之后又回溯为中等综合风险层级。泰国和菲律宾在各节点均为高综合风险等级，高风险地区呈现稳定特征。由于两国均为美国盟国，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合作，美国对两国的政治影响能力强。尽管近年来中国与泰国的贸易水平虽然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重要投资项目等环节，双方的合作水平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在泰菲两国的项目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日等国的竞争压力；另外，菲律宾由于南海争端等问题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也时而出现不确定性，中国在菲的交通枢纽、物联网、水电、石化等重要项目时常出现受阻情形。低综合风险的缅甸、老挝与越南也表现出层级稳定的境况。作为中国的邻国，3 国同中国在通关贸易、安全合作、项目引资上的合作日渐密切，并且完善了对话合作机制，在货物贸易、投资贸易、服务贸易和机制建设等方面都保持了较强的合作惯性；此外，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越南等国进一步承接了中国部分产业并持续吸纳金融、数字科技等重点领域合作项目，助推合作密度与规模的同步提升。总体上，高、低综合风险地区发展演替存在一定惰性，且空间分布稳定；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则呈南向分布。

图5 中美竞争下的东南亚综合投资风险时空变化Fig.5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integrated investment risk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进一步解析大国竞争视角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项目投资风险。图6显示，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对于东南亚地区的项目投资风险估计曲线由“矮胖型”逐步转化为“陡峭型”，且2015年以后内部体系和组织变化的起伏程度甚微，表明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处于均衡化发展的态势。同时，估计曲线由2015 年的“双峰形”转变为2019年的“三峰形”，进一步表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风险差异在不断缩小。

图6 基于中国视角的东南亚国家综合投资风险的核密度估计Fig.6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integrated investment risk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ased on Chinese perspective

总体上，投资环境风险与地缘位势格局的相互叠加，共同建构了不同时间节点的综合投资风险情形。从投资环境风险上看，各国的经济发展禀赋、水平与结构差异性较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开放程度也层次不齐，自身制度、文化、资源是基础投资环境变化的结构性影响因素。东南亚快速变化的经济水平与日渐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协调与外部地区的关系起重要作用，但内部各国的社会发展仍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造成研究时段后期的空间格局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地缘位势背后既是大国自身实力的反映，也是大国对于其他区域关系动态变化和重视程度的体现。在经济视角的地缘政治博弈论证中，投资行为属于全球经济竞争的主要工具，地缘位势相比传统的国家影响力测度更加多元，更能体现双方政治经济动态及其造成的区域关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维护主权之外利益时，国家实力是基础保证，外交政策是利益取舍的重要依据。从中美近年来在东南亚的战略竞争上看，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与能力的跃迁，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也显著提高，处理争端和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方面的能力也在增强。另一方面，由于政策摇摆，地缘位势的演变发展也会产生相应调整，这一点在美国方面的测度中颇有体现。总体上，在权力博弈与基础投资环境的综合影响下，投资环境的构成要素持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大国竞争下的投资风险更多是随着权力变化进行演替，从而影响综合环境风险。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在整合对外投资的核心思想、评测框架和主体思路后，将投资风险的评估系统进一步精准化；在此基础上加入围绕地缘位势相互影响的大国竞争视角，以回应国家博弈在投资风险研究领域的相对缺乏。研究发现：

1）2010—2019 年，随着时序演进，东南亚各国的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在研究时期，低环境风险地区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核心区域稳定分布；中环境风险地区和高环境风险地区内部表现为相互演进的交织变化。

2）2010—2019 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较强的异质性。从时间变化上看，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地缘位势优势。其次，中国与美国对东南亚的地缘位势均表现出较强互异特征。中美对单一国家的地缘位势内部演化均存在波动特征，但在广域视角下两国亦表现出空间稳定性。

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低综合风险和中等综合风险的地区表现出一定的交织变动趋势，2013年之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其次，高、低综合风险地区发展演替和空间分布存在一定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则主要呈南向分布，空间异质特征突出。

4）对于中国而言，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投资风险的内部差异在逐渐较少并向平稳状态发展。

3.2 讨论

纵观已有关于投资风险的研究，大部分都围绕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对于投资影响的综合评价以及建议。在很多时候忽略了动态的政治地理因素对于投资风险的作用。首先，由于国家博弈因素对第三方东道国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还较为缺少，多是以具体案例为依据再延展到国家竞争层面，实行的是“自下而上”的叙事和分析策略。而本文是在“冲击－抗风险”风险评估思路基础上进行“自上而下”的宏观评价结构。在基本研究脉络上遵循了投资风险研究应涵盖的基本要素，同时加入了时间性框架下国家竞争的情境，突出了在竞争视角下国家投资风险的变化状况。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地区投资风险的经济属性和项目本身的微观异质性，放大了国家博弈因素的影响。同时，本文仅以中美为分析对象，实际上在复杂的国家竞争中投资风险是多主体共同作用的。如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风险还受到印、日、韩等国的影响，这种多主体共同建构的风险情境，也是未来需要改进的研究方向之一。最后，在国家竞争的研究结构中借用了地缘位势评估思路，在其下属的“相互依赖”子集，由于数据限制，仅能以相互贸易数据表征，后续会尝试以此为突破口建构更科学化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其更具参考和使用价值。另外，鉴于美国对多数地区的地缘位势出现相同的演变规律，对于大国地缘位势演变规律的挖掘也是未来研究深化的方向之一。

最后，中国的综合评价风险显示异质性趋缓的势头，推测可能是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对政治冲突和区域事务的辐射能力增强，出现应对投资负面影响的引致效应。在未来，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博弈形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注意地方一般性投资环境的基础上，也应充分考虑地缘政治竞争的时间性与区域扩散问题。企业在识别合作国家的风险时亦需要更加注意地缘安全和投资风险的稳定性，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该国存在的相应风险是否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