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耕博究与推陈出新
——《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读后谈

徐 则 平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国乃有史,方则有志。正史、地方志和家谱,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的三大支柱。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等,其因特有的体裁形式、编纂要求,“资治、存史、教化”等功能,其于先秦时期发轫后,便得到历朝历代官方的重视,以及民间的效法,而在2000多年来赓续不断。盛世修志是我国一项标志性的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并独树一帜于世界文化之林。据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我国190个较大的图书馆馆藏的、1949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有8264种,共11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0%。我国卷帙浩繁的地方志,历来有着“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1)章学诚:《修湖北通志驳陈熷议》,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重印,1983年,第280页。的价值,英国著名汉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凡是熟悉中国文献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卷帙浩瀚的‘地方志’,它们确实是当地的地理和历史著作(总称方志……)其他各类文献在卷帙浩瀚的程度上很少能够和这类文献相比,它们是各地的学者长期以来辛勤工作而结出的硕果。”(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44,51—52页。同时认为,希腊和希腊化的古代文化未曾出现类似方志的文献,而且中世纪初期以来,方志类著作好像也不多,古代西方世界在方志编修领域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44,51—52页。伴随方志编修实践而“实自实斋始也”的方志学,自乾嘉之后渐以发展,至当代而枝繁叶茂,现已成为一门国家重视、学者关注、社会认同而又极具鲜明时代特色的一门学科。

兴起于改革开放并至今欣欣向荣持续开展的运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工作,是我国持续开展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其不仅有强力的政策支持,而且有专门的法规保障,同时亦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修地方志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先后完成两轮修志工作,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1万余部,地方综合年鉴3万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乡镇村志3万余部,整理旧志3600余部,编写规模庞大的地情资料书,形成了海量地方志成果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省、市、县三级志书和年鉴全覆盖,开创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举”(4)高翔:《总结百年地方志发展成就 开创服务新时代历史篇章——在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暨2022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1期。。

与新方志编纂方兴未艾同步,方志理论研究也踏浪前行,目前已“累计出版各种方志学理论著作1000余部,发表论文近10万篇”(5)高翔:《总结百年地方志发展成就 开创服务新时代历史篇章——在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暨2022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1期。,可谓异彩纷呈、蔚然大观,其与编纂实践交相辉映、体用并行,共同推进新时代方志学迈上新台阶。方志理论研究之丰富成果不仅推动了方志学之学科建设,而且对于各地之方志编修实践,尤其是质量提升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自新方志编修以来的方志理论研究成果,体现了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并举、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交互之特点。研究内容既有学理探讨,又有学科构建;既有编纂实践经验交流,又有编纂成果科学评价;既有方志史之深研,又有方志名家之追忆;既有方志续编与发展之思索,又有方志成果利用与开发之展望,并始终在研究中体现“两个结合”,即方志理论研究与方志工作实践相结合,方志理论工作者和编纂实践工作者相结合。在迭出不断的理论成果中,历史与现代方志研究的总结性高质量成果不会呈现,并各有千秋、互有助益地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无论是对于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的中国方志文化之传承创新,还是对于地方志事业的历史赓续与时代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2022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撰著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以下简称“修订本”)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笔者阅读后认为该书是近年来方志学理论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体系之完备、资料之翔实与论证之严谨实属少见,且继承与创新并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重要现实意义。笔者与军昌教授既有学长学弟之谊,又具师生之情,一度又共为同事,在学术上多有交流分享,故而不揣冒昧,愿将对该书的几点体会呈诸简端,借此就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志实务界贤达。

一、与时同向添新容,体系质量臻于前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认识和分类记述特定区域情况的资料性著述,其横陈百科、纵贯古今、包罗万象,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等功能,有着历史之延续性、内容之广博性、材料之真实性等显著特征。基于地方志编纂在清乾嘉时期从传统的“地理学”类别游离而出自成学科后,方志理论研究自此走上了系统化、学科化之方向,尤其是1924年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横空出世后,便有李泰棻、傅振伦、甘云鹏、黎锦熙、王葆心、瞿宣颖、吴宗慈、张国淦、寿鹏飞等知名学者撰著的10来种方志学研究专著陆续出版面世,方志学这一学科因此在全国得到了较广传播,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志编纂工作迈上了新里程。广大修志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继承传统方志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方志编修的具体实际,对方志理论进行了不倦探索与推陈出新,产出了大量理论性探讨文章及研究专著,内容涉及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编纂学、方志史及方志学史、方志功能、方志的继承与创新、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方志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方志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实际上,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指导下,不少地方开始了第一次修志工作,但受历史原因的影响,修志工作被迫中断,这一时期,全国正式出版的县志不到30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轮新方志编修所呈现的显著特点有,一是编纂人员“半路上马”,二是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三是专业人才因高校尚无方志学专业而导致“青黄不济”。为应对大量的编纂实际问题,一方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方志机构密集举办短期培训班,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翻印方志理论著述。随着各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全面铺开与有力推进,一些高校学者、实务界贤达蔚然以著书立说为己任,或开展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或开展方志编纂实务应用研究,代表性成果于20世纪末期,前者有如王复兴编著的《方志学基础》(6)王复兴编著:《方志学基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7)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8)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黄苇等著的《方志学》(9)黄苇、巴兆祥、孙平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刘纬毅的《中国地方志》(10)刘纬毅:《中国地方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11)林衍经:《方志学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刘柏修等主编的《当代方志学概论》(12)刘柏修、刘斌主编:《当代方志学概论》,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韩章训的《普通方志学》(13)韩章训:《普通方志学》,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等,后者有李明的《新方志编纂实践》(14)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禹舜等编著的《方志编纂学》(15)禹舜、洪期钧编著:《方志编纂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解师曾的《方志记述论丛》(16)解师曾:《方志记述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肖先治等著的《论新方志编修》(17)肖先治、张桂江:《论新方志编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松斌的《实用中国方志学》(18)张松斌:《实用中国方志学》,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年。、龚力新的《县志编修求实说》(19)龚力新:《县志编修求实说》,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等。而“以数年修志之实践,四年教学之积累,敢为方志理论增容”(20)罗再麟:《中国方志学概论·序二》,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以下简称“99本”)则是杨军昌教授奉献给学界的一大成果,该书是这一时期方志学论著“家族”中的重要一员。

“99本”于199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3章340千字,显示出“容纳百家、独抒己意,继承与创新并见,实用与理念共出”(21)罗再麟:《中国方志学概论·序二》,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之特点,于出版次年被收录到由著名方志学学者邵长兴先生选编的《1999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22)邵长兴:《1999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广西地方志》 2000年4期。,并于2002年被评为贵州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不仅是方志实务界用作入门和工作参考的用书之一,而且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教务部门将之指定为《方志学》课程的教材。从出版后的应用实践来看,“99本”基本上实现了用之于“方志学教学、满足教学需要和填补贵州方志空白计”(23)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后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1页。的初衷。

“99本”出版后的20余年间,全国各地“二轮”修志以及制度性的省、市、县三级志书续修工作如火如荼开展,年鉴、各类专业志、乡镇志、村志等编纂广受重视,方志理论之探讨走向了学术前台并成果丰硕,特别是方志事业的发展已从行政走向了法治轨道,国家层面先后出台的指导性、法规性文件(包括通知、意见、规定、纲要等)为方志文化建设、方志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99本”的内容在今天看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角度都存在着滞后情形。作为长期从事方志学研究与教学的军昌教授,也曾就修订事宜数度酝酿,也与笔者多次交流,但其因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工作的繁重与交错,最终将“修订”视为退休后之使命。2021年6月,军昌教授毅然开启“99本”修订工程,并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了全部修订计划。这一决然举措之主因,可能如其“修订说明”所云,即“在‘机缘巧合’ 的际遇中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24)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462页。。

修订,简言之即是作者对文章、著作的修改订正。修订之目的即在保持原书风格基础上使其与现阶段学术前沿缩小差距,实现其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之提升,以能更好地经世致用。客观地说,“99本”面世后因其质量而在学界、实务界产生一定影响,而与“99本”相比,“修订本”可用“与时同向添新容,体系质量臻于前”来概括。“修订本”为大16开本,除保留“99本”序一、序二和后记外,篇首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先生的“修订本·序”,篇尾增加了“主要参考文献”和“修订说明”。全书正文共由13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绪论(5节:方志的性质与特征;方志别称与种类;方志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及地位;方志学的建立和发展;方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方志的起源和发展(3节:方志起源;方志发展;方志的卷帙和收藏)、方志体例(5节:旧志体例;新志的体例与体裁;方志篇目拟定;方志的字数和断限;方志文体文风)、方志编纂基础(4节: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方志的总体设计;方志编纂程序;方志编纂的质量标准)、志书各种体裁编写(9节:序言的撰写;凡例的制定;概述的撰写;大事记的编写;专志的编写;人物传的撰写;杂录的编写;图表的配置;索引的编制)、诸志编纂探讨(7节:省志编纂;城市志编纂;地区级志编纂;县级志书编纂;乡镇志编纂;村志编纂;专志编纂选议)、方志的资料工作(4节:资料工作概说;资料的种类;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资料的利用与管理)、方志功用与读志用志(2节:方志功用;读志用志)、旧志整理(3节:旧志整理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旧志整理的主要内容;旧志整理的主要成果)、方志续修(3节:旧志续修特点;新志续修的标名、断限与体例;续志编修要求)、方志评论(3节:方志评论的功能、内容及特点;方志批评史迹述略;新编方志评论)、地方志与地方年鉴(3节:年鉴的定义、种类、特征和作用;年鉴的编纂;地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关系)、方志事业管理(3节:方志事业管理的性质、特征及职能;方志事业管理的组织和方法;方志事业管理内容)。作者于书中提出的“方志学学科由方志基础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史学等6部分组成”(25)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5—26页。之观点在上述正文框架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实际上,“修订本”于“99本”之补益及建树,作者于“修订说明”中已作了大致概括,这里仅将陈祖武先生为“修订本”所赐序中的评价恭录于此,以见其端。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较之二十余年前的原著,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了长足的推进。其一,研究框架更加完备,在方志学学科体系内容上更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和创新价值;其二,突出了重要文献的纳入,不仅在论述中增添了方志名家的理论阐释,而且尽可能地将当代国家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政策、法规引入相关章节论述,使文本内容具有正确的方向定位和鲜明的时代感;其三,与时俱进地对相关体裁、内容进行增删与调整,提升了理论性,凸显了实践价值。总之,修订本体现了作者对方志学建设及方志编纂工作的高度责任和满怀热情,是一部既可用作高校教材又可服务于方志工作的厚重力作。”(26)陈祖武:《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序》,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二、编纂实务强其基,理论研究总其成

毋庸置疑,每一作品所体现出的风格、特征及影响都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工作环境及职业感知等密切关联。艺术来源于生活,著述来源于积淀和思考。如前所述,方志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方志基础理论研究和方志编纂应用研究两类。两者的关系为,应用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和源泉,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应用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思想升华,它可探寻方志事物内在深层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开拓应用研究之视野并对其发挥高屋建瓴之指导作用。与两种研究类型相对应,研究队伍长期以来便有着“经院派”与“实务派”之分,亦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因缺乏修志经历而重在方志学史、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人物、方志文献等研究领域,而各级各地方志编纂实务者又往往基于修志经验积淀而偏重编纂工作之总结探索。其实,这种划分还是有待商榷的,姑且不谈两者及其著述之优长如何,事实上在我国方志事业发展及其影响推动下,出现了或从编纂实务走向理论研究,或从“经院”务虚转向编纂实务,以及较长时期互为交错兼而有之的“研地融合型”研究队伍类型。而这一类型的著述者则是兼及前两者之长,即可“虚”“实”结合、学用并重、相得益彰、互促共进,进而在方志学界、实务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原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复兴编审,长期致力于方志实务工作,主编有《方志编纂学》(27)王复兴主编:《方志编纂学》,济南:济南出版社,1989年。《省志编纂学》(28)王复兴主编:《省志编纂学》,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等实务性著作,同时又特约任华夏方志研究所研究员,撰著出版了理论专著——《方志学基础》(29)王复兴:《方志学基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而影响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正式出版发行的新县志——江苏《如东县志》于1983年9月面世后,其主编李明先后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新方志编纂学》,并在其中致力于实践经验之理论升华,与诸位学者合作,陆续撰著出版了《县志编修探微》(30)刘光禄、李明、杨向东等编著:《县志编修探微》,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新地方史志学简编》(31)王春瑜、李明、杨向东:《新地方史志学简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方志管理学》(32)李明、薛兴祥:《方志管理学》,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等理论专著,是公认的著名方志学家;复旦大学原历史系刘其奎教授,曾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是典型的“研地融合型”大家,其《编修地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兼对 <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33)刘其奎:《编修地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兼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学术界》2007年第2期。《静真斋史志文集》(34)刘其奎著:《静真斋史志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著作立论宏阔、严谨缜密、论从据出、读后有音。其实,自新方志编修伊始到业已完成“二轮”修志的历程中,身份转化或方式灵活而形成的“研地融合型”学者已日益增多,这也是方志事业发展、方志学理论不断深化推进之必然结果。“修订本”的作者军昌教授可谓是“研地融合型”研究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换言之,“修订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长时期编纂实务之经验总结与方志理论研究交汇融合,并按照严密的逻辑关系,集系统性与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为一体的概论性著作,可谓“编纂实务强其基,理论研究总其成”。

从“99本”之“序一”“后记”“修订本”之“修订说明”以及与作者长期交往所获相关信息可知,军昌教授这一方志学理论著作的面世和修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者有直接的方志编纂经历及经验积淀。其于1986年22岁大学毕业时即在石阡县志办从事方志编纂工作,并任《石阡县志》副主编、总编辑,承担了县志篇幅过半之编纂工作,该志1992年出版后获全国首届方志成果二等奖。其间,军昌教授还承担了该县司法志、劳动人事志、军事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等编纂任务,其中与退休干部谭光安二人编纂的《石阡汤山一小校志(1906—1996)》乃是贵州省第一部出版面世的小学志,广被参用。扎实的编纂实践及其在其中所积淀的编纂经验为该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远离了不切实际、徒托空文的著述弊端。二是作者在方志编纂工作中勤于实务经验总结与方志质量提升,并工于地方史志研究而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其在石阡工作的十年期间,先后在《方志研究》《贵州文史丛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贵州方志》《贵州档案史料》《黔东方志》等刊物上发表了《编写〈石阡地理志〉的体会》(35)杨军昌:《编写〈石阡地理志〉的体会》,《贵州方志》1988年第4期。《刍议有关县志质量的几个记述问题》(36)杨军昌:《刍议有关县志质量的几个记述问题》,《贵州方志》1992年第4期。《新编乡土志初探》(37)杨军昌:《新编乡土志初探》,《贵州方志》1989年第3期。《杨大恩与〈石阡乡土教材辑要〉》(38)杨军昌:《杨大恩与〈石阡乡土教材辑要〉》,《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1期。《新编县志为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客观服务依据之我见》(39)杨军昌:《新编县志为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客观服务依据之我见》,《贵州方志》1991年第4期。等论文10余篇。而军昌于1996年调入贵州大学从事方志学教学后,又先后在《中国地方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读志用志试论》(40)杨军昌:《读志用志试论》,《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2期。《邹汉勋与清代贵州四府名志》(41)杨军昌:《邹汉勋与清代贵州四府名志》,《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人口志编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42)杨军昌:《人口志编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5期。《略论地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发展关系》(43)杨军昌:《略论地方志与地方年鉴的发展关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及志书评论20余篇,这些论文的写作与发表不仅是作者学术生涯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99本”与“修订本”的重要素材,有的章节如“方志功用与读志用志”“专志编纂选议”等内容即是基于作者前期所发论文而写成。三是有再度从事方志编纂实践的体会和思考作用于修订过程。如其修订说明所言,作者的主要精力曾一度偏向人口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等领域,因单位变换也曾中断过方志学教学工作多年,但其与方志学“始终有割舍不弃的情愫在缠绕”,不仅在课题研究中多取资于方志文献,而且在担任顾问指导方志编修续修工作时,还以极大热情于近年完成了《历史名寨:麻江乐坪》(44)杨军昌、罗雍品:《历史名寨:麻江乐坪》,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29.6千字)与《九寨明珠:侗寨彦洞》(45)杨军昌:《九寨明珠:侗寨彦洞》,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42.3千字)两本村志的田野调查与撰写工作,并均在2021年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两部村志为当下方兴未艾的传统村落志书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参考与有益借鉴。加上作者长期进行方志工作动态及理论研究,注意收集方志续修成果,关注方志工作进展及方志事业发展大势,积聚了对“99本”进行修订的底气与素材,最终经历数月之艰辛而结稿完篇,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善、特色之鲜明,展现出一位“研地融合型”方志学者学养积淀之厚重,成就了一部集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成果于一体的学术宏篇。

三、教学相长凝旨向,服务实践求于实

军昌教授本科专业为历史学,为从事方志编纂与方志学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科基础,是贵州第一轮新方志编修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年轻有为的人才,可谓“元老级”人物之一,是大学刚毕业就有机会从事方志修编工作并担任县志副主编、总编辑的贵州第一人(46)陈福桐:《中国方志学概论·序一》,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20世纪90年代初,“盛世修志”如火如荼,基于修志人才短缺之实际,开设方志学专业或方志学课程便被一些高校提上了日程,军昌教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贵州大学考察选中并于1996年6月调入贵州大学从事方志学教学科研工作的。针对此情况,《贵州省志》原副总纂、著名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就曾评价道:“贵州大学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这也是贵州的一件新鲜事。……军昌能得到贵州大学垂青,安排对历史系学生讲方志学课,这是为贵州修志继往开来的一项极有意义的举措。”(47)陈福桐:《中国方志学概论·序一》,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方志学课程是集理论教学与实务能力培养于一体的基础性课程,军昌教授发挥其较长时间从事方志编纂工作之经验优势,结合实务工作而灵活有效地施教,即摒弃了“据书讲书、听课笔记”的传统教学模式,而是自始至终坚持“教学相长凝旨向,服务实践求于实”的多路径复合模式。该模式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课堂教学环节,教师讲解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明方志概念别称,清方志源流历史,识方志体例体裁,知方志编纂原则方法等等,学生在此环节获得相应的理论知识;二是读志交流评论环节,即学生课余读志并撰写心得,课时交流评析。该环节发挥着巩固理论、强化认知并与编纂实务、学术研究相衔接的“桥梁”作用。而其中学生撰写的读志心得,如“方志资料应统归国家所有”“地方志书应编制索引”“在方志事业管理上要坚持管理信息化和国家化”等见解引起了军昌教授的高度重视,并推进了军昌教授的方志学理论研究及编纂实务工作;三是修志实践环节,即教师推荐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家乡志书编纂实践,或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用志活动,巩固理论知识,强化实务能力。该环节重在因势利导、个别指导,并有可能在课程结束后继续开展推进。如军昌教授授课的贵州大学历史学1997级学生吴迪在暑期参与《兴义市志》资料搜集编纂工作后完成的《笔山书院》一文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2期)上;2017级学生刘子星、周昌兰与2018级学生杨渝凤在军昌教授指导下利用方志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分别在学期结束后递交《黔东北地区茶叶种植经营及其社会角色研究》《试析“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和主要特点》《民国<遵义新志>的特点与价值》等论文,前者发表于《铜仁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后两者发表于辑刊《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9—2020卷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年3月版)。从中可见,军昌教授的方志学教学“复合模式”是融知识传授、理论提升、实践培养和技能增强于一体的“组合拳”式教学。这一教学模式的运行,不仅有利于培养修志用志青年人才队伍,实现教学目的,而且深入推进了方志研究工作,对于修订补益“99本”既提供了不少可用素材,又促进了对方志编纂实务之理性反思。“修订本”在增益后,其体系更加完备系统、资料更加翔实厚重、内容更加丰富优化、观点更加凝练创新,具体表现在:

其一,框架体系更加完备系统。虽然“修订本”与“99本”均为13章,但两相比较却可明显发现“修订本”之框架体系更加完备。其中将“99本”第一章第一节“方志定义与本质特征”改为“方志的性质与特征”,将第二章第一节“方志别称与种类”提入了第一章,将第二章“方志概说”章名更改为“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并在第一、第二节上作了相应调整,将第三章第二节“新志体裁”之名改为“新志的体例与体裁”等,使全书体系更加严谨科学,这是通过教学实践积累而出的优化完善之举。

其二,内容材料更加充实优化。与“99本”相比,“修订本”的篇幅增加了15万字左右。阅读可知,其篇幅之增加并非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与腾空出奇的高论空谈,而是作者基于理论前沿及事业发展而引发出的独立思考。理论与实践两相印证,其分析深度与阐述力度使“修订本”有所增益、补益。其中,“清代以前的方志论说”“索引的编制”“方志评论的功能”“资料与成果管理”等节、目内容的增加;在方志性质、方志起源、方志功用和方志学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充分讨论;在方志体裁编写,乡镇志、村志、专志编纂等实务内容方面的针对性修改,以及对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地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续修志书要从“人治”走向“法制”等内容的重拟与删减,使“修订本”更加彰显出与时俱进之特征及“经世致用”之精神,而此又大多是在吸收课堂教学中学生读志、评志及用志过程中所提建议而不断优化完善的。此外,“修订本”各章下均置有“无题引言”以领属全章,也是基于学生建议之结果。

其三,思想理论更加与时俱进,引入大量国家有关地方志工作的相关性政策法规内容充实文本。地方志有“政书”“辅治之书”或“官书”之誉,自古以来均具有显著的“官修性”特征。“修订本”在此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附录”中载录了7条自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至2020年《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等国家层面的当代地方志工作法规性文件及相关法规;二是将上述法规及法规性文件精神尽可能融入“方志编纂基础”“志书各种体裁编写”“方志续修”“地方志与地方评鉴”以及“方志事业管理”等章中,一方面使书稿内容与国家现行的地方志工作相关政策相一致,确保书稿的理论及方向正确;另一方面,可使读者从中感受到国家对修志这一传统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体会方志编修工作在我国赓续不断且今日更加盛况空前的因由所在。当然这方面与实务界、学术界对国家层面地方志法规性文件学习及利用的诉求有关,同时也蕴含了作者在教学相长中有意培养学生方志情怀与国家意识相结合的“一番苦心”。

四、结语

概言之,优化完善后的“修订本”既是一部具有完备体系与严谨立论,且继承与创新并见、实践与理念共出的厚重力作,而且也是作者下得功夫、耐得寂寞而又具有地方志热情和现实关怀的智慧结晶。作者长期心系方志理论之钻研探索,躬身投入修志实践,致力于培养青年后继人才,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同时亦取得了可喜成果,其才其情令人心生敬佩。诚然,目前书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诸志编纂探讨”章就有可改进的地方,即不管何级志、何种志所涉及的原则、方法、体裁、资料等“同类项”内容可以进行合并,而不必一一有所涉及,在“存异”上更应有所作为;又如“方志功用与读志用志”部分的新近资料与案例选择可适当增加,“时近则迹真”的色彩较弱;再如,“方志事业管理”部分未能对现存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前瞻性不够。诸如此类,如能有所完善,则幸莫大焉。但瑕不掩瑜,该书体系完备、论述厚重、学用并举、质量上乘等诸多鲜明特点依然耀眼夺目。学读至此,获益颇深,愿该书在我国新时期方志事业发展、方志学学科体系进一步成熟以及方志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作用、体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