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量化研究

翟运开 陈亚军 宋欣 赵栋祥

摘 要： ［目的／ 意义］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 养老数字化发展推动着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本研究对我国养老数字化相关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探讨现有政策的侧重点和不足， 为未来养老数字化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过程］ 以政策文本计量为视角， 从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３ 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 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对我国２０１３ 年１ 月—２０２２ 年３ 月间国家层面的５９ 份养老政策文本中数字化相关条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结论］ 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存在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失衡、部分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协同性不强等不足， 未来可以从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建立多主体协同机制、强化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协同性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 老龄社会治理； 养老数字化； 政策工具； 政策文本； 政策量化； 内容分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０８２１．２０２３．０８．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８２１ （２０２３） ０８－０１２５－１４

近年来，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逐年上升， 老龄化日趋严重［１］ 。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老龄社会， 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社会场域， 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在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需要运用现代化的政策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２］ 。自２０１２ 年国家老龄办提出“智能化养老” 理念， 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引领养老数字化的实践探索， “互联网＋” 养老、智慧养老、智能化养老、适老化等快速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领域、多主体、多维度的特征， 并且数字化技术使用不充分， 服務供给精准性严重不足［３］ ； 推动其发展的养老数字化政策体现出内容丰富、范围广、部门多、执行主体多、协同关系复杂等特点。政策的执行是政策主体行为、调控目标选择与政策工具运用三者协调统一的过程［４］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 老龄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协同化和精准化要求更高， 这就需要提高政策执行过程协同性和服务供给精准性。

近年来， 学术界对养老政策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３ 个方面： 一是运用政策计量分析方法对养老政策量化研究， 聚焦于分析其发展与演变历程［５－６］ ； 二是运用内容分析法或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和ＰＭＣ 指数评价模型， 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效力等维度对政策文本内容做系统的定量研究［７－１２］ ； 三是围绕养老政策进行的实证研究，倾向于服务需求与政策供给的匹配、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和政策的参与意愿等议题［１３－１５］ ； 已有研究验证了当前的政策分析方法适用于养老政策， 但未关注政策执行过程的主体角色， 政策执行主体直接参与政策工具的实施， 深刻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１６］ 。综上所述， 本研究从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３ 个维度对我国２０１３ 年１ 月—２０２２ 年３ 月国家层面发布的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梳理并进行量化分析， 旨在了解养老数字化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及其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程度，并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为未来优化养老资源配置、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有序发展、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理论基础， 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１ 研究设计

１ １ 数据获取

在政策文本选取的过程中， 将研究范围限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 遵循公开与权威的原则， 本研究的政策文本源于国务院及其部门网站的政策文件库。以养老、老年、老龄等关键词进行检索， 并通过回溯、关联检索等方法扩大样本搜索范围， 之后筛选出与养老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文本。经过梳理和筛选， 共收集到５９ 份与养老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文本， 如表１ 所示， 从中筛选出２２２ 条相关条目， 拆解出４２９ 个分析单元对其进行编码研究。

１ ２ 研究方法

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和内容分析法支持大量政策文本分析［１７］ ， 利用这两种方法分析政策文本，有助于揭示政策内外部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１８］ 。借鉴已有研究， 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测算协同耦合关系［１９］ ， 本研究采用灰色关联度对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程度进行量化分析。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 将文献计量法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引入到政策分析中， 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 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 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２０］ 。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运用客观方法系统识别文本特征， 对文本数据资料进行定量解析的方法［２１］ 。作为一种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通过对质化文本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规范性的分类编码和数理统计，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传统定性研究存在的一些缺点与不足， 还有利于提升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可信度［２２］ 。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通过对实际问题中的各个方案的实际效果评价与理想方案评价进行比较， 从而确定关联度大小， 获得优先性排序［２３］ ， 也被用于判断系统中两个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２４］ 。本研究在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编码统计的基础上， 对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进行关联度分析，获得它们之间的协同情况；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是将每行的和作为参考序列， 利用ＳＰＳＳＡＵ 对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灰色关联度计算的主要步骤包括：

第一步， 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第二步，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第三步， 用式（１） 计算关联系数， δ０ｉ （ｋ）表示ｘ０（ｋ）与ｘｉ（ｋ）的关联系数。

其中， ｘ０（ｋ）为参考序列， ｘｉ （ｋ）为比较序列；

Δ０ｉ（ｋ）＝ ｘ０（ｋ） －ｘｉ （ｋ） ， 表示两个差序列绝对值；

ｍｉｎｉ ｍｉｎｋ ｘ０ （ｋ） －ｘｉ （ｋ） 是两个层次的最小差值，

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ｘ０（ｋ）－ｘｉ （ｋ） 是两个层次的最大差值； θ是分辨系数， θ∈［０，１］， 通常取０ ５， 本研究同样取０ ５。

第四步， 用式（２） 计算比较数列相对参考数列的关联度。

参考熊友平对灰色关联度结果σ０ｉ 的分析， 定义当０＜σ０ｉ ＜０ ５ 时， 灰色关联度较弱， 即协同性较差； 当０ ５≤σ０ｉ ＜０ ７ 时， 灰色关联度适中， 即协同性适中； 当０ ７≤σ０ｉ ＜０ ９ 时， 灰色关联度较强，即协同性较强； 当０ ９≤σ０ｉ ＜１ 时， 灰色关联度非常强， 即协同性非常强［２５］ 。

１ ３ 研究思路

本研究将我国养老数字化相关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 采集并筛选与养老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文本。然后， 从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３ 个维度， 构建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第三， 对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 主要包括： ①通过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政策文件的外部特征进行分析； ②从３ 个维度对政策内容编码数据统计分析； ③通过灰色关联度计算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的协同程度。最后， 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结论， 提出政策建议。研究流程如图１ 所示。

２ 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三维分析框架构建

养老数字化政策具有公共政策的政府制定和启动， 为公众解释和推动、解决社会问题等特征， 因此也具有公共政策通过政策工具执行而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性。在这一过程中， 政策执行主体的一项重要任務是选择、组合和协同政策工具， 并借助政策工具协同实现政策工具的有效执行， 进而实现政策目标［２６］ 。通过政策工具分析政策文本， 可以加深各方主体对政策内容本身的理解［２７］ 。因此， 本研究以政策工具为基点， 构建涵盖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的三维分析框架， 如图２ 所示，对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

２ １ 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是政策制定者为达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所采用的手段、途径与机制［２８］ 。国内外诸多学者采用不同标准将政策工具进行分类， 目前， 学术界认可度高且使用较多的是由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Ｒ和Ｚｅｇｖｅｌｄ Ｗ 共同提出的政策工具分类方法， 强调了政府的环境型作用， 减弱了强制性作用， 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３ 类［２９－３０］ 。本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层面的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 内容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和社会性， 政府的强制性有所弱化， 与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Ｒ 和Ｚｅｇｖｅｌｄ Ｗ 的理念相似， 因此借鉴其政策工具分类方法进行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基础，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 结合养老数字化政策的特点， 本研究最终确定的养老数字化政策工具分类及其内涵， 如表２所示。

２ ２ 政策执行主体维度

政策执行主体是实施多元政策工具的直接参与者， 深刻影响政策目标实现和政策结果成败［１６］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 凡是参与到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 不同的行动者在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３５］ ， 基于该理论将养老数字化政策执行主体分为７ 类： 部署和落实养老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各级政府部门（编码： ＥＳ１）； 具有法人资格， 从事养老数字化相关活动的企业（编码： ＥＳ２）；能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且具有相关资质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编码： ＥＳ３）； 从事养老相关培训和研究的教育科研院所（编码： ＥＳ４）； 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各类医疗机构（编码： ＥＳ５）； 有养老需求的家庭（编码： ＥＳ６）； 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团体、老龄协会、慈善机构等其他社会组织（编码： ＥＳ７）。

２ ３ 政策目标维度

政策目标是政策执行力图达到的效果、目的与价值［３６］ 。结合“十四五” 健康老龄化规划等１１ 份政策文本中政策目标相关内容， 将养老数字化政策目标分为６ 个部分： 养老服务体系健全（编码： Ｏ１），是指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技术和产品研发（编码： Ｏ２）， 是指支持养老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创新及应用； 产品及服务推广（编码： Ｏ３）， 主要目的是让更多老年人了解并享受养老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社会环境适老宜居（编码： Ｏ４）， 是指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得到有效解决， 广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养老支撑体系完善（编码： Ｏ５）， 是指支撑养老服务体系的资源供给不断增加、配置更加合理、人才队伍更加壮大、科技支撑能力增强； 保障制度完备（编码： Ｏ６）， 是指有利于政府和市场作用充分发挥的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完备。

３ 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计量分析

３ １ 政策外部特征分析

对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的时间分布、出台部门分布和多部门联合发文情况等外部特征进行统计， 结果如图３ 所示。５９ 份政策文本由３６ 个部门出台， 两个及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发文数量为３４ 份，且呈曲线上升趋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民政部出台政策文件最多， 分别为２９ 份和２８ 份。２０１９年之前政策年发文量较低， 可能与养老数字化处于探索发展期相关； ２０１９ 年至今进入了深度推广期，发文数量明显增多， 部门联合发文数量显著增加。政策的发文数量和发文部门的变化说明， 养老数字化政策涉及部门协同关系复杂， 这会带来政策工具多样化、执行主体多元化、政策目标多维化等发展趋势， 同时也会带来它们之间的适配协调问题。

３ ２ 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对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是采用人工编码方式进行的。首先， 将５９ 篇政策文本中与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条目摘取出来； 然后， 根据已建立的三维分析框架， 对相关政策条目中的文本分析单元， 分别从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３个维度进行编码， 部分编码过程和结果示例如表３所示， 最终结果运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进行统计。

为了保证编码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本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①多遍阅读， 熟悉政策文本内容； ②多轮编码， 保证编码一致性， 具体操作是：在完成第一轮编码后， 根据编码中发现的问题对分析框架进行完善， 之后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编码，不断完善编码结果， 在编码过程中严格按照文本内容与要素紧密相关的原则， 将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至对应的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中，遇到涵盖多个政策工具的文本分析单元， 将其同时编入相对应的政策工具中； ③对编码过程中不确定的部分进行标注， 与研究团队成员讨论确定； ④随机验证， 编码完成后， 随机抽取分析单元总数的１０％（４３ 条）进行验证， 邀请课题组两位成员进行独立编码， 编码结果与原编码的一致性分别为８６ ５８％和８３ ２３％， 编码结果可信。需要说明的是， 编码过程中所抽取的政策文本分析单元都体现了政策工具的信息， 可以在政策工具维度进行编码， 但并非每个分析单元都能对应明确的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 因此， 政策执行主体维度和政策目标维度的总频数与政策工具维度的总频数并不相等。

３ ３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３ ３ １ 总体状况分析

根据政策文本量化统计结果， 针对不同的政策目标， 各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如图４所示。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为实现不同政策目标，对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有所差异，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在养老服务体系健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 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被提及的频率较高， 二者共同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但在此过程中， 家庭的作用未被重视， 并且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 居家养老是养老服务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为实现技术和产品研发目标， 各类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对养老所需的数字化技术和产品进行研发和创新，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发挥了推动作用， 但缺乏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力， 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精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产品及服务推广目标主要面向用户， 需求型政策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育科研院所可通过讲座、培训等活动，帮助用户转变养老观念、提升数字技能， 进而推动数字化产品及服务的推广， 其作用不应被忽视； 在推动社会环境适老宜居的过程中， 各执行主体主要通过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来推动该目标的实现， 其他社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在提供数字化服务中有其独特的优势， 应协同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 为社会环境适老化发展提供有益补充； 在养老支撑体系完善目标实现的过程中， 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非常高， 对推动养老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但随着进一步发展， 需要关注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发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 保障制度完备目标目前未被重视， 只有少数执行主体参与， 未来， 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均可参与进来， 共同完善养老数字化发展的保障制度。

３ ３ ２ 单维度分析

将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３ 个维度的编码数据分别进行统计， 分布如图５ 所示。从政策工具维度来看， ３ 种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明显的差异， 总体上存在结构性失衡情况， 环境型政策工具（４３ ９６％） 和供给型政策工具（４２ ７４％） 使用频次较高； 需求型政策工具（１３ ３％）的使用存在较大的缺口。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主要集中在策略性措施和目标规划， 相关标准制定和法规管制较少， 这将为老龄社会治理带来不利， 未来资源整合、数据共享也将受到影响。我国在养老数字化发展前期， 更倾向于直接供给和发展环境的建设， 較少关注需求层面， 对市场的调节力度有所欠缺。这样注重数字技术和设备的供给， 而忽视老年群体和从业人员的需求， 容易挤压数字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 拉大数字鸿沟， 进而造成养老资源分配不均衡， 甚至闲置浪费。

从政策执行主体维度来看， 企业（３０ ７０％）、各级政府部门（２０ ０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１７ ６７％）和医疗机构（１３ ９５％）占比较高， 而其他社会组织（７ ４４％）、教育科研院所（６ ５１％）和家庭（３ ７２％）三者涉及的政策较少， 均不到１０％。这充分体现了在政府主导下， 各类企业、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共同为老年人提供数字化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随着养老数字化推进， 其他社会组织、教育科研院所和家庭等执行主体的优势将逐渐凸显， 与其他执行主体共同为老年人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从政策目标维度来看， 技术和产品研发（２２ ５１％）、养老支撑体系完善（２１ ３５％） 占较大的份额， 均超过了２０％， 反映出目前我国在技术和产品研发及支撑体系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政策支持， 助推养老数字化发展主体提质增效； 保障制度完备（９ ５１％）的政策文本较少， 说明目前相关标准和监管体系等保障制度存在缺口。

３ ３ ３ 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交叉分析

将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主体维度编码数据进行统计， 基于统计结果计算灰色关联度， 如表４ 所示。其中， 每一单元格中上面的数字是所在列（政策工具）与所在行（政策执行主体）交叉对应的频数， 下面的数字是二者的关联系数； 关联度１、关联度２和关联度３ 分别表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与各执行主体的关联度； 平均关联度则是３ 个关联度的平均值， 表示各执行主体与政策工具的总体协同程度。从频数统计看， 在１６ 个政策工具小类和７ 类政策执行主体组成的矩阵中， 有４０ 个值为０， 占３５ ７１％， 即政策执行主体覆盖不够全面。

根据灰色关联度的强弱定义， 从表４ 可以看出，平均灰色关联度在０ ７ ～０ ９ 之间， 即各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工具协同性较强。关联度２ 和关联度３均在０ ７～０ ９ 之间， 说明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协同性较强； 关联度１ 在０ ６～０ ８ 之间， 两者的协同性处于适中到较强的区间， 教育科研院所、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等执行主体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协同性较低， 有待进一步加强。养老数字化发展初期，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与企业、服务机构、医疗机构等协同完成养老数字化要素的供给， 教育科研院所、家庭、社会组织在我国老龄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不应被弱化。

３ ３ ４ 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交叉分析

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维度编码数据进行统计， 基于统计结果计算灰色关联度， 如表５ 所示。

其中， 每一单元格中上面的数字是所在列（政策工具）与所在行（政策目标）交叉对应的频数， 下面的数字是二者的关联系数； 关联度１、关联度２ 和关联度３ 分别表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与各目标的关联度； 平均关联度则是３ 个关联度的平均值， 表示每一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总体协同程度。从频数统计看， 目前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各类政策工具全面应用于各目标维度， 但部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策目标的设置也存在一定的缺失， 如政府购买本应服务于更多的政策目标， 以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特殊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但其仅服务于产品及服务推广目标； 技术和产品研发目标缺乏人才支持和社会参与工具。

从表５ 可以看出， 平均灰色关联度在０７５～０７６之间， 处于协同性较强范围， 即各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协同性较强， 但整体低于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工具的协同性。关联度１ 基本在０ ６ ～ ０ ７ 之间，关联度２ 在０ ７～０ ８ 之间， 关联度３ 在０ ８～０ ９之间， 三者呈上升趋势， 说明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性依次增强；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性处于较强区间， 供给型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性则在适中范围， 有一定的加强空间。

４ 讨论和建议

基于上述对我国养老数字化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结果，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失衡，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两极分化； 第二， 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 但部分执行主体与政策工具的协同性有待加强； 第三， 政策目标多维覆盖， 不同目标对执行主体和政策工具选择各有侧重， 与供给型政策工具协同性相对较低。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龄社会治理特征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文本优化建议：

４ １ 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 弥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不足

养老数字化的发展离不开产品及服务在机构、社区、家庭等场景的应用， 在深入推進养老数字化阶段， 目前基础设施等已相对完善， 老年人需求趋于多元化， 需要进一步通过需求拉动其高质量发展， 提高养老数字化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政府在制定政策扩大养老资源要素供给的同时， 要有效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要从老年人角度出发，使服务供给从无差别向多样化转变， 用好数字化技术， 提供精准服务， 满足个性化需求， 加大养老数字化政策的拉动力。

在弥补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同时， 还需要根据养老需求的变化趋势， 合理优化政策工具内部使用结构。当前， 我国养老数字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均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未来， 随着养老支撑体系完善、养老观念转变和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高， 应适当增加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 加速养老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推广应用进程。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 适当增加法规管制、财政支持、标准规范和知识产权工具的使用， 规范养老数字化发展进程， 促进可持续发展。

４ ２ 多主体均衡协调发展， 强化与政策工具的协同程度

近年来，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养老需求也从生理需求、健康安全需求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在养老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通过数字化技术和产品连接多个场景， 协同多个主体参与， 推进养老资源共建共享， 或许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更需要多主体均衡协调， 广泛参与养老数字化发展。在政策制定中应关注各执行主体， 明确其职能， 并根据政策目标实现需要积极引入企业、教育科研院所、家庭、其他社会组织等政策执行主体参与到养老数字化发展。

同时， 针对各执行主体应均衡选择政策工具，增强教育科研院所、家庭、其他社会组织等执行主体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协同性。不同的执行主体需要协同政策工具或其组合去完成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制定政策时， 应考虑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哪些政策执行主体， 继续保持并优化多主体协同机制， 保证各执行主体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协同性， 进而提升政策的执行效果， 达成政策目标。

４ ３ 合理配置政策工具， 全面协同政策目标

对各类政策工具进行合理配置与应用， 能有效助推实现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 应根据政策目标合理选择政策工具， 注意考量不同的目标需与不同的政策工具协同合作， 加强供给型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性。例如， 在养老服务体系健全这个目标下， 应适当增加应用资金支持、人才支持、法规管制、标准规范、政府购买、交流合作等政策工具的使用。

另外， 在制定政策时， 还应全面考虑政策工具所配套的政策目标如何实现， 发挥好政策目标的引领作用， 合理组合政策工具， 形成政策合力， 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应用， 进一步提升与政策目标的协同性， 提升政策工具科学性、可行性和政策目标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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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