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怡
在曹禺的笔下,一个个人物与社会背景紧密地链接着,戴上时代给予的枷锁,奋力地活在舞台上,然后看着一个个希望尽数破灭后从而走向毁灭。他的话剧通过意象与人物塑造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无望的希望——要升却没升过的日出,要下却下不来的雷雨,要逃却逃不出去的原野,说走却走不出去的北京人。《日出》之所以经久不衰,至今仍是剧院里座无虚席的演出剧目,不仅在于它深刻的思想与灵动鲜活的形象,更缘于其内容高度和谐统一的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相比《雷雨》的“封闭式结构”,《日出》在戏剧结构上是一次不同于“雷雨”的新尝试,曹禺在创作《日出》时采取了“辐射式结构”来叙述这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都市生活的故事。他力求丢掉繁复的技巧,而采用片段的方法来解构戏剧,用黎明、黄昏、午夜、日出四幕中不同人物之间的纠葛,展现了人物对现实生活强烈的爱憎和迫切期待东方红日的心情,从而达到“用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的境地。
《道德经》里写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是对那个时代下层社会的生活写照。尽管《日出》是一部距当下略显遥远的剧本,却依然被各个舞台奉为圭臬不断上演,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剧中人物本身所展现的超越时代的共鸣性。剧中人那匆忙的奔赴、短暂的珍贵、升腾的希望,如此真实,其身上的矛盾性又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使观众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