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章草图景略观

周鸿鹏

章草、今草、狂草构成了草书的完整体系，章草作为今草与狂草之先导，盛行于东汉，至魏晋、唐、宋每况愈下；元代赵孟頫倡导复古之风，经明代宋克等书家一道努力，章草一度重返书坛，清代又呈式微局面；进入清末民初，政治的高压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深厚的文化积累与自由的文化交流同步，使得书法发展呈现自由化与复杂化，章草在这个时期再次复兴，随之涌现出一大批以写章草为主的书家，如沈曾植、王世镗、章炳麟、罗复堪、卓定谋、林志钧、王秋湄、周肇祥、余绍宋、马一浮、钱玄同、王蘧常、刘延涛、郑世芬等，冷寂已久的章草被重新认识，没落的局面发生根本性改变。

章草自初创起就属帖学一脉，然民初延续清代『碑学』运动，加之考古界带来新出土的文献，使章草取法不再是单一的帖学，而是在碑学与帖学的双重轨道上传承与创新，形成碑派与帖派两条基本路线。以碑派为代表的主要书家有沈曾植、王世镗、罗复堪等人，风格偏质朴刚健、古拙浑厚；以帖派为代表的书家主要有钱玄同、余绍宋、沈从文等人，风格偏纤柔绮丽、疏放妍妙。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诸多章草大家中，王蘧常出碑入帖，实现了碑帖融合。

在碑派章草书家中，沈曾植是首位集大成者，他最重要的意义是扛起衰弱二百余年的章草大旗，其书风演变主要分三个时期：一九一〇年以前以帖为宗，以晋人行草、黄庭坚、米芾为主要取法对象；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由帖入碑，向张裕钊、包世臣取法，在这期间，沈氏对《流沙坠简》的临习直接奠定了他晚年书风的基础；一九二〇年之后形成自己的面貌，达到巅峰。

故沈曾植碑派章草书风的形成得益于由帖入碑的书学渊源，他以方折、艰涩、中实的碑派线条书写章草之形，以碑版之质古与草书之流美相互融合，强化了线条的流动性和节奏感，最终形成醇古奇肆的面貌。沈曾植的碑派章草价值在于拓展了清代碑学的书体范畴，接续了元明章草，同时也对书法史演进与中国新旧文化变革作出回应。

有『三百年来笔一支』美称的王世镗，是继沈曾植之后在章草领域取得突破的书家。他长期生活于汉中地区，有向汉碑原石取法的优越条件，故其章草胎息于汉隶，笔多波磔，尤其是横画起收处犹存隶意，别具一格。王世镗还对《爨宝子》用功尤勤，得碑刻精髓，为其碑派章草的创变奠定良好基础。与沈曾植章草相比，他的用笔多方劲朴厚，锋芒多外露，整体上更趋于方峻，透露出野逸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久居深山，未曾听闻方家高论，作品不免略带乡野气。但这并不会对其书法成就形成阻碍，相反，这种放纵不羁的感觉，使其书风更显淳朴闲适，一派天机，形成与其他书家不同的书法品格。《与母房太夫人行述》是王世镗晚年成熟风格的代表作，金石气浓郁，只是并未达到人书俱老之妙境，这与他生命短暂，仅活了六十五岁有很大关系，他在艺术上的才情还未被完全挖掘。

在沈曾植、王世镗等碑派书家的影响下，罗复堪将碑派章草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其章草得力于隶书与北朝碑版，浑厚敦朴，气势开张；罗复堪还受其师康有为影响，遍临汉魏六朝碑版，对碑派书法进行了深度学习，因而笔力劲健，古雅凝重，意韵深厚，将其称之为碑派章草大家当之无愧。

此一时期，碑派书风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帖派书风也进行着积极探索，代表人物有钱玄同、余绍宋、沈从文等。

钱玄同是帖派章草书家队伍的中坚，并且作为文字改革的先锋，一度引领着中国文字的改革走向。在这种背景下，其章草艺术是与其文字改革观念相适应的，提倡将章草中的异体、偏旁等有歧义之处进行规范化处理。钱玄同章草以《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等经典法帖为根本，亦师法沈曾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章草最大的特点是字字独立，弱化牵丝映带，结构左右开张，横向取势，富于隶书意味，这是他与同时代其他章草大家的显著区别。钱玄同的章草具有浓厚的学者气息，他一方面践行着笔墨当随时代的理念，另一方面也并未偏离书法以实用为主的本意，但是这种探索并不适合书法的长久发展，遂难以持续。

余绍宋也是帖派章草的代表书家之一，他的章草以帖学为基，综合『二王』书风和正书底蕴，兼以晋人草法，简化波磔，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书卷气，这种取法构成了余绍宋章草创作实践的独到之处。余绍宋在中年时期受碑学影响，开始着意于北碑，但最后又复归于帖学，故碑学并未对其帖派章草造成过多影响，最终确立以『二王』帖学为主要面貌的个人书风。作为学者型书家的余绍宋，他的书法审美倾向于平和沉静，不同于碑派书家的个性张扬，追求奇崛。余绍宋章草书功力雄厚，劲健秀媚，显得严正而规矩，只不过偶有显露馆阁体之风，并且过度追求格调，缺乏性情的表现，最终导致个人书法面目并不突出。

沈从文不仅是文坛翘楚，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造诣，他将帖派章草推向更加儒雅的境界。沈从文章草更多是从元明书家中取法，伴以简牍风韵，在他深厚的文学底蕴的支撑下，书风洒脱自然，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干净纯粹。沈氏章草呈现出清新淡雅的姿致，在用笔上不强调厚重感，显今妍面貌，这是帖派书法的显著特征，与碑派章草的奇肆开合形成鲜明对比，在个性的表达上稍有不足。从其书作来看，尽管他并未过多从北碑书法中取法，但并不显柔媚软性，虽未脱元明气息，却更富于雍容气象，这是他的章草能够在大师如云的民国得以立足的关键。

民国章草书家，要么以碑派显，要么以帖派称，而王蘧常开近代章草碑帖融合之肇基。谢稚柳评价其曰：『是章草，非章草，实乃蘧草，千年以來一人而已。』王蘧常以沈曾植为师，书风高古朴茂，用笔纯为中锋，线条厚重有力，这显然得益于其深厚的魏碑功底。之所以呈现新境，首先是王蘧常未与沈曾植一样执着于北碑的方笔侧翻，以中锋代替侧锋，整体更显圆融厚重；其次是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相结合，使该时期章草面目为之一变，与沈曾植、王世镗的碑派书风形成对比，在方折之中寓圆融，深刻践行了康南海的『融碑铸帖』论。王蘧常书作甚多，而最值得称赞的是其手札，不仅可以窥见其各个时期的书风变化，最重要的是其佳作大都集中于此，经八十余载书法探索，终成卓然独立的『蘧草』。

民国章草一方面承袭了清代后期形成的以碑学为重的书学观念，这种观念促使碑派技法向草书渗入，并实现民国时期章草的复兴，形成带有浓郁碑意的章草新风；另一方面帖派章草也从未中断民族传统，艰难前行。在众多民国章草名家中，沈曾植身先士卒，为后世开启北碑与章草融合之风气，但并未至大成之境。其他章草书家要么囿于帖学范围，要么多得碑学沾溉，与碑帖相融的境界相去甚远。只有王蘧常实现了碑帖融合，他的成功离不开自身的天赋与努力，当然更离不开其师沈曾植的耳提面命，在碑派章草与帖派章草的矛盾关系中找到了融合的平衡点，其书学思想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观。

在草书体系中，章草历史渊源最为久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却并未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历史地位，幸得民国书家青睐，再次复兴，改变了千余年来草书创作今草盛、章草衰的格局。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