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以前多读书

2023-09-01 03:12王鼎钧
台港文学选刊 2023年4期
关键词:温故尤利西斯闲书

王鼎钧

说来惭愧,我读书实在很少,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读书时常有罪恶感,自己觉得偷上帝的时间,偷老板的时间,偷家人的时间。

若说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已是筋疲力尽或者漏尽更残,1950年代我写过一句话:我们是用“残生”读书。

对书讯敏感,多少书的名字记在心里,等于风闻美景而不能游,向往美食而不能享。

70岁退休以后才算有了自己的时间,这才发下宏志大愿,既想“知新”,又想“温故”。

古人“三余”读书:夜为日之余,冬为岁之余,雨为晴之余,我曾说还可以有第四余,“老为生之余”。

祖德天恩,老而不死,总算熬到了时候,“残生读书”果然应验。

这时候精力和记忆力都减退了,好在我不做研究,读书便佳。

老年阅读我有三大目标。

我在1950年代读过一些西洋文学名著,我只能读中文译本,我读得十分辛苦,甚或痛苦。

名著怎会如此?当时惶惑莫名。

1980年代,台湾的新生代翻译家多人出面检讨他们的前辈,指出早期译本的各种缺点,我这才知道自己为劣译所误。

有人说要读原文莫读译文,这话不切实际,吾人岂能先精通俄文、法文、德文而后读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歌德?

我的第一批书单就是寻找更好的中文译本,重读当年读不下去的那些名著。

我找到杨绛的《堂·吉诃德》,草婴的《安娜·卡列尼娜》,金人的《静静的顿河》,傅雷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汝龙的《契诃夫小说集》,汤永宽、周克希的《包法利夫人》。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仍是那个误尽后学的耿济之!

我爱屠格涅夫,他的小说里往往有中国人熟悉的东方气氛,译家分散,几乎一人一本,也不知高低深浅,只好都买。

到了1960年代,“现代主义”支配台湾文坛,偶像大师改朝换代,小说创作的金科玉律几乎全推翻了。

根据1960年代的憧憬,我委托乡亲杨传珍教授购书,首先买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译林版七大册。

接着是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十大册。还有吕同六主编的《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四大册,楼肇明主编的《博尔赫斯文集》,三大册。

我从图书馆找到李文俊的福克纳,志文版的加缪。

《尤利西斯》是出了名的难译,我把金隄的译本和萧乾的译本都买了。行了,我也只是这么一点儿容量了。

这些译本的中文大都很“好看”,相信这足以證明译笔一流。

有些书像《尤利西斯》,像《喧哗与骚动》,读时必须放下执著,如乘一叶扁舟,无须操桨掌舵,水往哪儿流你顺着往哪儿走,凭窗但看时空变幻。

有些书中人物场景40年前耳熟能详,而今亲历恍如前生曾经。

有些情节恨40年前未见,有些警句又庆幸40年前未读。

今天读这些书,既非为了学习,更非为了研究,但观大略,无须担心字句是否谨严妥帖。

对于我,这些已是“闲书”,读闲书,人生一乐也。

对我这样的读者,译本好比塑胶奶嘴,译笔好,含在口中的感觉比较接近母乳的奶头,流进来的是牛奶,即使奶嘴的“口感”欠佳,只要一直含着,总有些牛奶流入口中。

以我个人的经验,老年阅读,温故容易知新难,凡是早年读过的书,今天不厌重读,有什么新版本、新译本、新注释、新考证,也都还能吸收,若是新潮创作,过眼入脑而不能印心,没多久就忘记了!

也就是说“底盘”固定,不能扩大,可以堆高。休怪老人固步自封,他有生理条件限制,任我是夸父,此时也只有颓然作罢,望着日轮冉冉远去。

我常劝人四十岁以前多读书,圈子画大一点,老年才有很多书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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