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民间唱本的海外收藏及其学术意义

葛恩专

唱本是民间艺人、仪式执持人在实际操演过程中使用的说唱底本，有抄本、刻本、印本等不同形态；民间科仪唱本是民间法师在仪式实践过程中使用的底本，多为抄本。作为民间法师执行仪式的指导书，它们往往记录了多种操演规则和操演行为；作为仪式实践使用的教本，它们与仪式操演相联系共同构建了法师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形塑了民间法师的信仰体系；作为群体表演和集体创造的共同结晶，它们书写并保存了多种音声符号与音乐术语；①葛恩专、王小盾：《中国音乐文献学视野中的民间唱本——以黔南科仪唱本为例证》，《中国音乐学》2021 年第2 期，第84—87 页；孙晓辉：《鄂西民间手抄唱本音声符号“”考释》，《音乐研究》2018 年第5 期，第66—75 页。作为民间音乐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又记录了多种乐器、曲牌、唱辞、咒语、舞蹈以及音乐文学文体。因此，无论从实际操演的角度还是流传与传承的角度看，我们都应该肯定它的文献意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总之，它们通过口传和书写的双重方式保存了大量音乐资料，值得学界重视。

由于以上的原因，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它的存在。19 世纪中叶以来，他们以文化猎奇式的田野民族志考察、非正当方式收购、对所统辖的殖民地进行掠夺（尤其对无文字民族以及世界各地的边缘民族）等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唱本收集工作，并将这些唱本出售给海外的不同公、私收藏机构。根据具有海外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和具有汉字研究的海外学者撰写的学术成果，笔者对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唱本做了初步统计、汇总和梳理，期望引起音乐学界对这批特殊音乐文献的关注和重视。笔者首先从他们对中国西南山地民族、东南亚等地区进行的广泛田野民族志所获取并收藏的科仪唱本展开论述。

一、科仪类唱本的海外分布：以瑶族唱本为例

根据笔者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及海外唱本整理的情况看，瑶族②学界普遍认为：瑶族由盘瑶、布努瑶、平地瑶、茶山瑶四大支系组成。盘瑶支系包括过山瑶、山子瑶、俳瑶、尖头瑶、盘古瑶、山瑶等，其语言为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瑶语言为苗瑶语族苗语支，同苗族关系密切；平地瑶是从盘瑶分化出来的新支系，语言受汉语言影响较大；茶山瑶系从越人后裔演变而来，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参见奉恒高主编：《瑶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版，第311—314 页。科仪唱本最为特殊，所以在此以瑶族唱本的收藏为例进行论述。由于瑶族是一个跨国界迁徙的民族，迁徙过程中，他们的科仪唱本、经书也跨越国界而实现了全球传播，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文化遗产。这些唱本多为有一定知识修养或识字能力的师公或文人用繁体汉字手抄，多不标句读。正如日人白鸟芳郎所说的那样：“从事古经书抄写的通常是瑶人祭司，或是识汉字的瑶人。而且经书的抄写耗力费时，很考验一个人的毅力。”③［日］白鸟芳郎编：《傜人文书》，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75 年版，第9 页。科仪唱本其实是特殊群体精神信仰的一部分，是瑶人历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和族群互动的历史记忆。根据陈朋的统计，仅流散在欧美的瑶族古籍及瑶族科仪唱本就约有4300 余册。④陈朋：《瑶族古籍的海外流散与公共机构收藏考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 年第4 期，第91 页。以下笔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分欧洲、北美洲、澳洲及亚洲做一简要介绍。

（一）欧洲地区

1.德国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varian State Library）收藏瑶族唱本手稿2776 件，大致是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分批从古董商处收购而来。它们的时间上限为乾隆五年（1720 年），下限为20 世纪80 年代。归结起来大致包括以下两大类型⑤德国学者欧雅碧（Lucia Obi）、宋馨（Shing Müller）将其分为五类，分别是经类唱本、科仪文本、表奏宗教文书、秘语、法书。参见［德］欧雅碧、宋馨：《瑶族之宗教文献：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詹春媚译，《民俗曲艺》2005 年第150 期，第227—279 页。：其一是宗教类的科仪唱本、经文、表奏、秘语等，主要用于斋醮、度戒、祭盘王等仪式；其二是非宗教性质的医疗、占卜、神话、歌本等，具有一定的教化劝善功能。二者的结合其实也就是瑶人生产生活、信仰体系的全部。

德国海德堡大学（Ruprecht-Karls-Universitaet Heidelberg）汉学研究所收藏有210 册瑶族文献和10 幅卷轴，是从老挝北部收购而来。从不同的瑶族支系使用的科仪唱本情况看，其中大部分为荆门瑶，6 册为优勉瑶，16 册未题名。因此可以做出判断，它们很可能来源于不同的瑶人生活区。另外，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收藏有22 幅优勉瑶画，不但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与瑶族科仪唱本互为表里、相辅为用，通过仪式行为和仪式音声共同构建了仪式音声景观（ritual soundscape），进而既成为“局内人”仪式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局外人”仪式音乐观察、阐释和研究的考察对象。

2.英国

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保存有科仪唱本经书等682 件，从时间上看主要为清代与民国时期。郭武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为科仪类文本，主要用于入道奉戒、驱瘟除疫、超度亡魂、合和婚姻等民间仪式；第二为法术类文本，主要用于治病除患、制邪伏魔、藏身变化等仪式；第三为建造、择吉、看相、算命等经籍，涉及瑶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⑥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文献》2012 年第4 期，第143 页。其中前两类多在仪式过程中用于唱诵和指导操演，多与宗教生活相联系；后一类多与瑶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牛津大学不但没有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题记编目处理，也没有对它们进行拍照转换成电脑可存取的电子文本形式。截至2011 年，只有郭武、徐菲和一位德国学者翻阅过，之后四川大学张泽洪、徐菲等对其题记信息做过一定的研究。⑦徐菲：《论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与利用——以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为例》，《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5 期，第43—49 页；张泽洪：《英国牛津大学博德雷恩图书馆藏瑶族经书题记研究》，《民族研究》2021 年第4 期，第110—122 页；徐菲：《书主、抄书人与宗教身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文献题记初探》，《宗教学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59—164 页。

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收藏有202 份瑶族手稿，是从云南、越南边境收集而来，这批手稿的时间上限为1781 年，多数产生于19—20 世纪。与伯德雷恩图书馆不同的是：大英图书馆于2011 年开展了濒危档案项目（Endangered Archives Programme）“滇南越北瑶文文书的保护与研究：文本、图像和宗教”。该项目在锦屏（注：疑为“金平”）、绿春、元阳、文山、麻栗坡以及越南边境搜集到400 多册瑶族手稿，他们将所有手稿通过高清翻拍并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进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档案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瑶族手稿数据库。⑧陈朋：《瑶族古籍的海外流散与公共机构收藏考述》，第92 页。目前这批实物存放于云南档案馆与中山大学，成为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可资利用的重要文本。

3.荷兰、丹麦

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博物馆（The Ethnographical Musemin Leiden）则收藏有手抄唱本及经书150份，另外有画轴100 份，均是于1993—1995年间从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收购而来。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中央图书馆则有29 份手稿，其中的27 份为图书馆员简·维特卡姆（Jan Just Witkam）于1993 年从文物商鲁道夫·斯托尔珀处购买，另外的2 份则是2003 年增加，成书时间为18—20 世纪，系从云南、广东地区购买而来。丹麦皇家图书馆（The Royal Library of Denmark）也就是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其中有8 万册为中文馆藏，包括37 份（36 份瑶族手稿、1 套画轴）瑶族科仪唱本和经书、神画，是由丹麦莫斯加德博物馆（Moesgaard Museum）的上一任管理员特里尔（Jesper Trier）于1970 年从泰国北部收购而来。其中6 册是1992 年购于罗伯特之手，另有两幅“瑶诸神图”及一部《评皇券牒》是2005 年受赠而来。⑨陈朋：《瑶族古籍的海外流散与公共机构收藏考述》，第92 页。

（二）北美地区

北美地区的科仪唱本收藏以美国居多，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图书馆及博物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是全球最大的图书馆，其中保存有抄本文献241本，主要有科仪唱本、瑶族族谱、经书、榜文、历书和蒙学书籍，除四分之一的抄本因破损严重或抄写日期不详而不能考证抄写年代外，其余唱本时间上限为清乾隆十九年（1754 年），下限为1987 年。其中50 余件为清代唱本、50 余件为民国时期唱本。在这些不同支系瑶族的唱本中，“蓝靛瑶”抄本160 余件、“盘瑶”抄本30 余件，另有30 件待考。它们多用于瑶族的“还盘王愿”仪式，有多本《盘王大歌》。这批唱本最初由英国古董商人罗伯特·斯托珀（Robert L.Stolper）在老挝、泰国一带收购。该商人祖籍美国，晚年定居英国，长期在东南亚做文物生意，2005—2008 年间，他将这批瑶族写本分两批出售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OHIO University Libraries）是整个欧美境内收集瑶族资料最多的机构，有手抄唱本及神像、神头（900 余件）、法衣（6 件）、法冠（3 件）等宗教法器约2000件⑩关于这批唱本等资料的数据统计尚不明确。中南大学何红一询问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管理者 Gary Ginther，被告知有 1857 件；Dong son Today 基金会主席Dr.Frederick Harris 在《越南北方少数民族仪式画》“序言”中说有2000 余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别，笔者认为大概有如下原因：一是由于文献入馆时间不一；二是每个人的调查时间不同；三是该图书馆的收藏有可能一直在变化。参见何红一：《美国瑶族文献收藏及其来源》，《文化遗产》2013 年第6 期，第89—92 页；李生柱：《瑶族抄本文献在海外的典藏及其研究——以“瑶传道教”经籍为中心》，《民族论坛》2016年第2 期，第84—85 页；李生柱、龙宇晓：《瑶族文化经籍的海外传播、典藏与研究——全球记忆研究的视角》，《世界民族》2021 年第2 期，第27 页。，收藏品类十分丰富。唱本文献虽少，但从题名看多为用于超度亡人的科本、经书；从唱本文献的题记、序跋等内容看，这批文献的最初持有者是来自中国的瑶族，之后迁居越南北部山区，经由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erick Harris）、阮 士 帝（Nguyen ThiDue）和 罗 伯特·法伦（Robert Fallon）从越南收藏家阮文德（Nguyenduc）处陆续购买，其后无偿捐赠俄亥俄大学图书馆。

美国布朗大学哈芬雷弗人类学博物馆（The Haffenreffer Museum of Anthropolog）收藏有20幅瑶族神像画（含神头面具2 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亦展示有若干瑶族宗教法器及生活用品；康涅狄格州布兰福德市有一家名为“丝路画廊”（Silk Road Gallery）的文物商店，店内收藏有27 件瑶族宗教仪式画和实物。另外，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等瑶族主要居住社区也收藏有数目不详的《过山榜》、《盘王大歌》、宗教经书等科仪唱本古籍，它们或用于瑶族的祭盘王，或用于还盘王愿等仪式，大多是结合仪式语境用来说唱的科仪文本。⑪何红一：《美国瑶族文献收藏及其来源》，第91—92 页；李生柱：《瑶族抄本文献在海外的典藏及其研究——以“瑶传道教”经籍为中心》，第85 页。

（三）澳洲及亚洲地区

1.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达尔文北领地博物馆和美术馆（Museum and Art Aallary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收藏有7 幅卷轴式瑶族绘画。这批特殊的资料既未进行电子数据处理，也未进行提要著录，仅供阅览。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瑶族绘画、神像往往在仪式中充当特殊的符号系统，配合瑶族科仪唱本沟通人神之间的关系。因此，作为收藏品它具有艺术观赏价值和审美价值；作为仪式实践中的象征符号，它又具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其实，这批资料一直作为文物而收藏，处于“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⑫陈朋：《瑶族古籍的海外流散与公共机构收藏考述》，第95 页。

2.日本

日本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Anthropological Museum of Nanshan University）藏各类科仪唱本及经书163 册，主体上是从泰国西北部搜集而来。这些科仪唱本和经籍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涉及瑶族的多种仪式：迁坟、葬仪、祭盘王大歌、解关结等；另外还有记录迁徙历史的《评皇券碟》，均对瑶族的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作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于1967年同上智大学历史系对泰国西北部的山地民族做过田野调查，之后在1969—1974 年间又分别进行了3 次考察，收集了近2000 件民族学资料，拍摄了上万张照片和瑶族科仪唱本等。⑬参见［日］白鸟芳郎编著：《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日］江上波大所写序言，黄来钧译，喻翔生校，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 年版，第1 页。在此基础上，白鸟氏将其搜集的汉文资料影印刊出并加以整理与解释，出版了瑶学研究历史上比较早的学术成果《瑶人文书》，其中就包括21 种古老的瑶人文书及科仪唱本。

3.越南、泰国

根据2009 年的人口普查，越南有瑶族75万余人，分布在越南的34 个省市。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曾对466 个瑶族村寨进行考察并对保存有瑶族民间文献的279 个村寨进行了瑶族文书的整理，收集瑶族唱本及相关文献9648 件。这些文献不仅录入数据库而且得到了系统整理和分类。⑭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编著：《越南瑶族民间古籍》（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年版，第2 页。它们多为有一定识字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巫师所抄，内容涉及过山文书、族谱、碑文、宗教经书、唱本、史诗、信歌、医书等多种类型。其中的信歌是瑶人用诗写成的长信，既有反映世俗生活等题材，也有反映瑶人南迁历史等主题，如《交趾信歌》《海南信歌》《老涯信歌》《茶山信歌》《三唐信歌》等均是，值得特别关注。另外，泰国清迈山民研究院也有数目不详的瑶族手抄文献收藏。

以上科仪唱本存在以下特征：从编写方式的角度看，主体上是有一定知识修养和识字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师公、道公手抄而成，手抄唱本是功德回向的重要内容，反映了民间法师的信仰体系和唱本的流传谱系；从流传与传播的角度看，科仪唱本的流传依赖两个重要的方式：其一是由于人口迁徙或移民而伴随的唱本流动，它直接导致了科仪唱本的“飞地”文化传播，是活态的传承；其二是由于贩卖、搜购而进行的图书馆、博物馆式的收藏与传播，属于静态的收藏。后者往往服务于学术，成为学术工作者文化研究的重要文本资料；从仪式功能的角度看，民间科仪唱本和神画、图像、法衣、法冠一样，不仅是服务于仪式的特殊符号体系，而且是仪式语境中构建特殊群体仪式行为和仪式音声景观的特殊载体，也是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的特殊符号系统。

二、戏曲类唱本的海外收藏

如果说科仪唱本多为手抄本，那么戏曲类唱本则多为刊本，这是由不同的使用群体所决定的。前者多为有着特殊信仰的民间师公、道公所抄，抄写唱本不但是传统书写方式的继承，而且也是功德回向的特殊表现，如同我们在敦煌僧侣所使用的宗教经典抄本题记中，同样看到了这种手抄以实现功德转换的信仰体现。但作为刊本的戏曲唱本，其使用群体多为城市艺人，这些唱本不再依附于特殊的民间仪式，因而也不太注重功能性和社会象征性，相反它更注重艺术性而依附于舞台的表演实践。但作为民间风俗、社会生活、文化场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均反映出一定的多元文化传统，因而也都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并因此流传海外。

（一）日本

作为“汉文化圈”（sinosphere）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域外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地，日本对戏曲唱本的研究曾做出重要贡献，这是与日本学者的唱本收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学者对唱本收集和整理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江户时代，其戏曲唱本的收藏大致可以分为皇宫与幕府所藏，国立、私立大学所藏，私立文库与公共图书馆所藏等不同类型。

1.皇宫与幕府所藏

在这些机构中，戏曲唱本的收藏集中于内阁文库中的枫山官库与昌平阪学问所，其中枫山官库中的戏曲唱本均为晚明及清初从中国输入，多为中国本土已经散佚的孤本或稀见本，其中多有绘图；昌平阪学问所中藏有多种杂剧、傀儡剧唱本，其中有多种版本的《西厢记》和孤本的《荆钗记》等，刊刻于明清时期，多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家林罗山（1583—1657）及其后代共同搜集。这些唱本为中国近现代的戏曲生活存续状况和流传谱系提供了可以进行历史观照的重要线索。另外，在宫内厅书陵部、幕府、藩主也有大量旧藏戏曲唱本，如《容与堂六种曲》《传奇四十种》《元曲选》等，其中的《盐梅记》《盛明杂剧》《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等戏曲唱本则多为孤本和稀见本，⑮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43—49 页。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

2.国立、私立大学所藏

在国立大学中，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等都有一定数量的戏曲唱本收藏，这些收藏多为曾经任教于这些学府的学者所收集，之后出售或赠送这些机构。如森槐南、森鸥外、仓石武四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狩野亨吉、西村天囚、石崎又造、滨一卫、诸冈三郎等均是，这些学者多有留学中国或访学中国的经历，在此期间，他们也对中国各地的戏曲唱本进行搜集，其中很多则是从中国的江苏、浙江等地搜集收购而来。⑯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第49—72 页。它们的时间跨度很大，包含了明治末年、清代中期、清末民初的多种戏曲唱本，通常有刊本、石印本、排印本等不同形式。很显然，这些出色的汉学家正是在收藏和搜购的基础上，促进和完善了戏曲学的研究事业并产生了大量的戏曲著作。其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的戏曲唱本特别值得关注。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的“双红堂文库”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它是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1902—1980）收藏中国戏曲、说唱唱本等文类的库藏。长泽规矩也师从东京帝国大学著名汉学家盐谷温（1878—1962），其收集戏曲唱本并进行研究的理想是受到他老师的影响。长泽氏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间7 次来到中国，并对中国清至民国时期各类时调小曲、戏曲以及说唱类唱本做了收集工作；20 世纪50 年代，他将主体部分3000 余册出售给东京大学，其体量斐然，大致包含了传奇、昆曲、高腔、乱弹、皮黄腔、梆子腔、影戏、曲谱、鼓词、子弟书等门类。⑰黄仕忠、［日］大木康主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凡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 页。其中戏曲就有188 种，仅四川地区的戏曲唱本就有64 册。

在私立大学中，天理大学图书馆亦藏有大量戏曲唱本。这些唱本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所赠，戏曲小说类有625 种之多，4400 余册，多为明清刊本。而盐谷温的收藏很大一部分则是其老师叶德辉所赠。⑱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第72—76 页。由此可见，师徒相赠其实是唱本流传的一种特殊方式。⑲师徒相赠的唱本不仅体现在具有师承关系的学术群体中，而且在民间也大量存在。笔者在王小盾先生指导下曾在贵州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收集有566 份民间唱本，发现在黔南、黔东南的布依族、瑶族中均有师傅给徒弟抄写唱本的现象存在。这种师徒间的受赠不但构建了师徒间的人际关系，更形塑了丰富的唱本流传谱系以及师公之间的民间信仰体系。

大谷大学所藏戏曲唱本主要为神田喜一郎访学北京、上海等地时所收集，他本人也对这些唱本做过研究并撰有《中国善本戏曲三种》等著作，并有《鬯庵藏曲志》等目录解题。除此之外，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拓殖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立命馆大学、龙谷大学等也有大量戏曲唱本收藏，主要是森槐南、野口宁斋、泽田瑞穗、波多野太郎、古城贞吉、奥野信太郎、宫原平民、八木泽元、西园寺公望、大谷光瑞等所收集，其后他们通过或赠送或售卖的方式传给了图书馆。这些唱本有如下特点：第一，很多是孤本和稀见本，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第二，有很多是明代以来的刊本，有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第三，有很多已作圈注和训释，能够反映出日本学者的研究轨迹，因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3.私立文库与公共图书馆所藏

如静嘉堂就藏有《琵琶记》《四声猿》《满汉西厢记》等若干戏曲唱本。以上的戏曲唱本与其他经、史部文献相比虽然比例少，但多为明清时期的旧藏，它们或为刊本或为抄本，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就其来源看，多为从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1834—1894）的长子陆数藩处购买而来。东洋文库则藏有戏曲唱本《邯郸记》《桃花扇》《旗亭记》《吟香堂曲谱》《吟风阁》《红雪楼九种曲》等，它们多为明清刊本，很多是传世的珍本。其中有25 种是王国维的旧藏词曲，是通过东京文求堂购入。很多戏曲文献并未得到充分研究。⑳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第93 页。除此之外，成篑堂文库则收藏有《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记》《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水浒记》等唱本，这些唱本为明代的刊本或印本，且多为孤本；无穷会图书馆、大仓集古馆亦藏有部分戏曲唱本，是在私人收藏的基础上收购而来，很多则为写本、孤本，学术价值也很高。

就公立图书馆的情况看，也有大量戏曲唱本的收藏。如国会图书馆收藏有数百种戏曲唱本；东京都立图书馆收藏有明万历年间的《荆钗记》刊本；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有319 册戏曲和传奇唱本，系西村天囚捐赠；神户市立图书馆的戏曲唱本为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旧藏，是他在中国留学、访学时购置。其中的戏曲小说有375种，其中不乏《增订金批西厢》《玉茗堂还魂记》《桃花扇传奇》等清代戏曲刊本。㉑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第101—102 页。

（二）丹麦

丹麦皇家图书馆中收藏有清刻本、印本戏曲唱本多种，来源可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努德·冈纳·林 克（Knud Gunner Kring，1886—1918）于1908 年来中国时在上海、厦门等地购买，计550 种。他生前曾是丹麦皇家图书馆研究员，去世后，该馆从其妻子处将这些唱本购买。另一部分则是哥本哈根大学东方语言学教师库尔特·吴尔夫（Kurt Wulff，1881—1939）于1923 年从北京地区购买。作为供职于丹麦皇家图书馆的研究人员（1918—1928 年任职），他于1939 年前后将约50 种的汉籍捐赠给丹麦皇家图书馆。这些唱本既有早期的《西厢记》戏曲唱本，也有流传在岭南地区的粤剧唱本，后者如《班本斩貂蝉》《秋胡归家》《张生上京》《林攀桂》《攀桂中状》《红楼答恩》《让妻救友》等；木鱼书说唱唱本则有《胜源堂新刻全本花笺记》等，㉒刘蕊：《丹麦皇家图书馆藏稀见戏曲小说版本述略》，《图书馆杂志》2017 年第5 期，第105—114 页。品类十分丰富。山东理工大学陈恒新对所见的曲类唱本（戏曲唱本和乐谱类唱本）做过统计，有13 种之多。㉓陈恒新：《丹麦皇家图书馆藏中国戏曲小说文献经眼录》，载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中国俗文学学会2022 年年会会议论文集》（上册），第273—276 页。

（三）葡萄牙

葡萄牙东方博物馆（Museu do Oriente）藏有大量戏曲唱本和俗曲唱本，从其类型看，大致有影词（皮影戏演出时所依据的音乐歌辞文本）、粤剧、潮州歌册、南音、木鱼书、粤讴等，包含了抄本、坊间木刻本、机器版等不同形态。就抄本而言，影词唱本有6 种，粤剧唱本有9种，梨园戏本有13 种，均为民间演剧艺人所使用的底本，很多附有工尺谱。㉔刘蕊：《葡萄牙东方博物馆所藏中国戏曲俗曲版本述略》，《图书馆论坛》2019 年第4 期，第142—148 页；刘蕊：《葡萄牙藏中国戏曲抄本述考》，载《中国俗文学学会2022 年年会会议论文集》，第854—856 页。从其来源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香港银行家郭安私人藏品，其二是法国汉学家雅克·攀芭诺（Jacques Pimpaneau）㉕雅克·攀芭诺（1934—2021），汉文名叫“班文干”，曾于1958—1961 年间留学北京，对京剧有着极大的热情并痴迷于梅兰芳的演出；他在中国台湾、福建等地做过田野调查，收集有大量脸谱、服饰、乐器、唱片、木偶戏演出道具等。的私人藏书，其三是原法国国立巴黎大学中文系图书馆的旧藏。以上的戏曲唱本很多出自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尤其对于考证戏曲在香港的演出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戏曲唱本的海外流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方式：一是海外学者的购买和收集，造成了音乐空间的置换和异地传播；二是唱本收藏人和不同机构之间的赠送与商购行为，造成了唱本在不同主体间的动态流通；三是师徒间的互赠行为，不但建构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关系，而且建构了一定的信仰体系与学术谱系；四是民间商贩、古董商的非正当购置，造成了海外唱本的跨地域流通与全球化收藏，成为特殊族群的历史认同与全球记忆。

三、说唱唱本：宝卷、鼓词、木鱼书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域外收藏机构来说，不同的唱本类型往往是可以并存的。在很大程度上，戏曲唱本和说唱唱本并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但为了便于论述，以下笔者探讨这几种珍藏丰富且极为特殊的说唱唱本——宝卷、鼓词、木鱼书的海外流传情形。

（一）宝卷唱本

宝卷来源于佛教的俗讲，是佛教僧侣向世俗民众讲解经文、说唱因缘等仪式活动的社会化产物。至宋代，各式各样的法会道场和结社念佛活动成为孕育宝卷的温床。㉖车锡伦：《中国宝卷的渊源》，《敦煌研究》2001 年第2 期，第132 页。如果将宝卷唱本与民间科仪唱本作一对比，它们不但在音乐文学文体、宣扬的宗教教义等方面多有相同，甚至在操演方式、书写方式上也存在相同之处。从以上的角度看，变文、话本、宝卷、科仪唱本其实是有着复杂的承续关系的。

目前，海外收藏元末明初以来的宝卷唱本约1500 余种，若将不同的版本算在内则约5000种，它们均有着抄本、刻本、印本、铅排等不同形态。从收藏性质及其方式的角度看，主要分为官藏和私藏两种主要类型。

1.日本

流传在海外的宝卷唱本绝大部分集中在日本。关于官藏宝卷，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清末民初宝卷唱本120 种；筑波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有宝卷唱本23 种，为影印本；㉗车锡伦：《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中华文史论丛》第63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7 页。国会图书馆东亚研究所藏清末为主的宝卷44 种，除1 种为光绪年间抄本外，其余的则为清末民初木刻本；㉘不同版本的宝卷为44 种，不计版本则为34 种。参见车锡伦：《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第177 页。私藏方面如吉冈义丰、洼德忠、大渊忍尔亦收藏了一定数量的宝卷唱本，其中仅仓田淳之助就收藏有90 余种，是20 世纪40 年代从上海、苏州等地收集；泽田瑞穗一人就收藏有139 种㉙参见濮文起、李永平编：《宝卷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5—13 页。之多，是30 年代来华时在北京等地所收集。私人收集的唱本由于多不示人，故在此很难得到系统论述。

2.欧洲

在东欧，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则收藏有宝卷唱本26 种，其中不乏明刻珍本；㉚濮文起、李永平编：《宝卷研究》，第13—14 页。在后者中就有明万历、清康熙年间较珍贵的刊本7 种，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和资料价值。㉛车锡伦：《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第182 页。以上唱本多为在中国传教的俄国教士团从北京等地收集。由于其特殊的史料价值，这些宝卷唱本得到了整理，如俄国学者司徒洛娃就将《普明宝卷》译为俄文并加注释，于1979 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西欧，英国是收藏中国宝卷最多的国家，有58 种，其中牛津大学藏28 种㉜徐巧越：《英国所见宝卷综录》，黄仕忠编：《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317 页；崔蕴华亦撰文论述但数目有出入，其统计牛津大学藏为26 种，见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4 期，第49 页。、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5 种、剑桥大学3 种、大英图书馆2 种；它们均有刻本、石印本、抄本、铅排本等不同装帧形态。这些宝卷多有题跋，能够提示刊印和传播情形；抄本中的题记信息则能够反映宝卷在民间的生存状态以及抄经人的信仰观念；刻本中的很多版本未能被傅惜华《宝卷综录》、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所收，因而具有特殊的版本价值；有很多版本是在泰国刊刻，能够反映出传统唱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生存状态，它们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都值得重视。㉝崔蕴华 ：《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第51 页。私人收藏方面，法国学者苏远鸣㉞车锡伦、徐巧越二人分别在《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第177 页）、《英国所见宝卷综录》（第316 页）二文中将法国学者“苏远鸣”讹写为“苏鸣远”，应纠正。按：该学者不但收集有宝卷若干，并撰有《地藏菩萨十斋日》等著作，可参见［美］太史文：《〈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张煜译，张总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8 页脚注。（Michel Soymie）收藏有明弘阳教宝卷12 种，其中有3 种为明清孤本。

以上宝卷唱本反映的题材很丰富，大体包含了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佛仙人物经历磨难，终成佛道之叙事；二是普通百姓持斋修行，心向佛道的说唱故事；三是民间故事、传奇故事加以宗教包装，反映了多种艺术形式在民间的互渗。从印章、题记的信息看，以上宝卷很大一部分是著名汉学家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从中国收集而来。

3.北美

在美国，收藏机构及学者藏宝卷唱本虽少，但有些是极其珍贵的孤本。如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就收藏有明清民间宝卷唱本3 种，其中《佛说离山宝卷》《佛说销释保安宝卷》分别为明刊本、清康熙刊本。另外，加拿大学者欧大年（D.L.Overmyer）长期从事中国民间宗教及其信仰研究，收集有数目不详的坛训及祖师传记宝卷，多为近现代和当代的教团刊印本，这些唱本多从中国台湾等地收集而来。㉟车锡伦：《海外收藏·中国宝卷》，第183 页。

（二）国外鼓词、木鱼书等说唱唱本

1.欧洲

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歌仔册唱本500余种、宝卷唱本20 余种、宣讲唱本16 种，潮州歌册、木鱼书等数百种；大英图书馆收藏有木鱼书唱本42 种、弹词唱本7 种，解心类杂曲、广府唱本、词话唱本、宝卷唱本共计28种；㊱崔蕴华：《欧洲藏中国明清至民国俗曲唱本研究——以英、德、法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4、96 页。另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所藏民间说唱唱本更为丰富，除收藏有上文所论宝卷唱本外还收藏有弹词唱本3 种、鼓词唱本2 种、广府木鱼书唱本83 种以及民间小戏唱本、评书唱本等。㊲崔蕴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唱本述略》，《图书馆论坛》2015 年第3 期，第93—94 页。它们多为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出版，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不但收藏有伯希和从敦煌石室收集的大量说唱抄卷，而且也有大量的戏曲唱本、木鱼书唱本、弹词唱本。关于这些唱本，郑振铎曾撰写《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进行介绍。在德国，民间唱本的收藏也很丰富，如在柏林国立图书馆收藏唱本20 种，西柏林普鲁士文化图书馆收藏唱本54 种，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收藏唱本66 种。㊳崔蕴华：《欧洲藏中国明清至民国俗曲唱本研究——以英、德、法为中心》，第130—136 页。这些唱本多有书坊名及编订作者，为考察唱本在中国大陆的流通和分布有重要意义，代表了特殊时期说唱唱本的生存和表演状态。

以上唱本的来源很丰富，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为例，归结起来大致就有以下两个来源：其一是早期传教士所收藏，如英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作为海外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就曾在广东地区收购大量唱本，其后转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其二是20 世纪初至20 世纪70 年代，该图书馆先后在中国大陆、香港等地所收购的以广东木鱼书为主的民间唱本，计上百种之多。不惟英国如此，在俄罗斯，根据俄国汉学家李福清的说法，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就曾专门拨款给华西列夫（Vosiliev）让他到北京地区购买唱本文献，十年间购得多种弹词、鼓词唱本。㊴［俄］李福清：《四十年海外汉籍的调查研究》，吴兆路、［日］甲斐胜二、［韩］林俊相主编：《中国学研究》第八辑，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 页。由此看，在中国不被重视的民间唱本，在国外学者看来却是至为宝贵的珍品。

在以上的唱本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批木鱼书唱本。首先是因为它们往往在封面、封内、卷首、版心、卷尾等标有大量书坊的刊刻信息，能够反映民间唱本的传播情形；其二是因为这些唱本可以和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国内所收藏的中国木鱼书唱本㊵关于以上几个国家唱本的收藏情形，郑振铎20 世纪20 年代曾撰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提及《花笺记》等木鱼书唱本；德国艾伯华曾将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广东木鱼书进行整理，撰写《广东唱本提要》一文，提及木鱼书38 种；俄国汉学家李福清曾对俄国收藏的数十种木鱼书进行整理，撰写《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目录》一文。相对比而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其学术价值。

2.国内

中国台湾：（1）在台北市南港区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2019 年即藏有民间音乐相关图书12000 件，20000 目，说唱文学文献5200 目，5900 余册。这些说唱唱本目前已经经过电子化处理并成为可以阅读的图像资料。另外，相关学者也对其进行了编制目录、校勘整理、资料汇编等工作。从它们的来源看，最初为刘半农、李家瑞、常惠等人在北京地区收集，抗战期间装箱南运，之后辗转流传至台湾。1965 年，哈佛大学的赵如兰（Rulan Chao Pian）教授将这批资料摄制成232 个胶卷。（2）在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有大量弹词唱本、鼓词唱本、歌仔册唱本，台湾大学图书馆有歌仔册唱本700 余目，“国立”台湾文学馆收藏有各类歌仔册630 种，世界宗教博物馆则收藏有各类民间善书唱本、宗教仪式说唱唱本1400 多册。㊶苗怀明：《台湾、香港地区说唱文学文献研究述略》，《中原文化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65 页。

中国香港：由于毗邻广东的缘故，香港特区的收藏多以说唱唱本木鱼书为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藏有135 种唱本，冯平山图书馆则收藏有72 种木鱼书唱本；另外，香港中文大学也有数目不详的木鱼书唱本收藏。除公共大学图书馆收藏外，私人也有收藏，如梁培炽作为香港大学的研究员就收藏有木鱼书唱本175 种。㊷苗怀明：《台湾、香港地区说唱文学文献研究述略》，第71 页。

以上的唱本不但得到了编目整理，而且还得到系统研究。如梁培炽20 世纪70 年代所撰写的《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就是最早的著录著作，谭达先《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入藏广东俗文学（木鱼书）木刻本书目》等则对这些唱本的书名、版式、卷数、出版者等做了系统记录。另外，吴瑞卿在其博士论文《广府话说唱本木鱼书的研究》附录部分，写有《现存主要木鱼书藏处目录》一文，分别对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山大学公私图书馆的共计442 种木鱼书唱本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著录。㊸苗怀明：《台湾、香港地区说唱文学文献研究述略》，第71—72 页。由此可见，木鱼书唱本的海外收藏促进了学者的研究兴趣，也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四、时调小曲、俗曲类唱本

歌与谣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前者是有章曲的，而后者则是无章曲的，㊹《乐府诗集》引《韩诗章句》云：“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165 页。这种章曲化的集中表现则是音乐形式的规整和音乐内容的进一步加工，这与文人的参与是分不开的，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群的音乐行为互动。此时流传的时调小曲和俗曲不但体现为章曲的进一步规范，且多配以乐器，呈现了长乐段的演唱和表演传承。

根据《中国俗曲总目稿》的说法，歌谣与俗曲的区别是前者不附带乐曲，而后者是附带乐曲的。所以俗曲的范围既包括了三五句的简单小曲，也包括长篇连说带唱的大鼓书，以及很多人演唱的蹦蹦戏。㊺刘复、李家瑞等编：《中国俗曲总目稿》序言，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32 年版，第1 页。这充分说明，歌词的形式和规模已经左右了人们对于俗曲的界定及其属性认知，而歌词的集中表现显然体现在俗曲唱本的书写上。它意味着，俗曲的认识必须联系俗曲唱本的歌词内容及其形式方可能获得更全面的体认。鉴于此，有必要梳理一下俗曲唱本在海外的流传情形。

（一）跨境族群的俗曲唱本

跨境族群主要因边界的分离和族群的迁徙而产生。就中国而言，大致涉及中国与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东北亚的跨界族群；从地理生态的角度看，它们大多划分为陆路、路带、环岛、环山、海上丝路等文化类型。㊻杨民康、魏琳琳、赵书峰：《当代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术格局》，《民族艺术》2020 年第5 期，第148 页。这些族群曾经在漫长的迁徙和移民过程中与境外民族保持着广泛的交流，成为特殊群体有效互动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记忆。

由于历史承接的连续性和地缘关系的相关性，这些跨界民族同时因为特殊的文化传统而联接到一起。比如他们大多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在唱本内容上体现出一定的宣教、教化功能倾向；由于受到“汉文化圈”的影响，在科仪唱本的书写中表现为以汉字为主体。就东亚的情况看，他们不但大多受到了华化佛教的影响，而且受到中国式律令制度的深刻影响等等。㊼［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高明士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89 页；［日］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徐水生、张谷译，冯天瑜所撰总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 页。这些现象体现在中亚地区东干人使用的说唱俗曲唱本中，也体现在中越及东南亚边境不同师公、道公使用的科仪唱本中。

赵塔里木在中亚地区调查时曾收获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的赠书《中原民人曲子》，其中记录的一首《口外歌》便是陕甘地区的回族人在东干地区活态传承的口传俗曲。根据赵塔里木的统计，《出口外歌》唱本则至少有15份之多，它们分别以坊间刊本（4 份）、石印本（3份）、手抄本（3 份）、口传记录本（5 份）等不同形式流传。㊽赵塔里木：《〈出口外歌〉丝路北线流传考》，《音乐研究》2020 年第6 期，第5、9 页。这说明，这些海外俗曲唱本的静态收藏不应只是当作音乐典籍的传播现象来看待，而是特殊时期和特殊群体的历史操演记忆。正因为如此，它既反映了特殊族群的音乐操演情形，也可以看作特殊时期和特殊社会景观的折射，这意味着，俗曲唱本的体认理应当作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来阐释。

在越南，除上文所提到的大量瑶族科仪唱本外，还有大量的音乐古籍及唱本得到了收藏。如汉喃研究院收藏古籍6000 种，越南国家图书馆收藏古籍约1000 种，越南国家社会人文科学中心史学馆研究所、河内国家大学、越南国家社会人文科学中心文学研究所加起来总共约1000 种，它们联系于陶娘歌、戏、嘲剧与嘲歌，以及越南的宫廷音乐。㊾王小盾：《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187—195 页；王小盾：《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234—247 页。以上的唱本均可以反映出民间唱本在周边跨界族群的使用情形及其生存状态。

（二）日本双红堂俗曲唱本

双红堂所收藏的唱本主要分为戏曲唱本和俗曲唱本，其中俗曲唱本集中在黄仕忠与日本学者大木康整理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中，根据凡例的介绍，该书的分类仍然十分复杂，大致包括了传奇、昆曲、高腔、乱弹、皮黄、梆子、影戏、曲谱、鼓词、子弟书、莲花落、快书、石派书、岔曲、杂曲等15 种类型，共172 部书，852 种曲，㊿黄仕忠、［日］大木康主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凡例），第21 页。这些唱本受到关注并且已经得到系统研究。马伊名曾对这些俗曲唱本的类别与抄刻特点、曲牌唱调、内容、艺术特征及其价值等做过研究，在其硕士论文末尾附凡例一目，虽然没有对其总数做出明确统计，但分清代时调小曲唱本和清末民初俗曲唱本进行了整理。在前者中对北方曲集与南方曲集作了统计，在后者中对北京唱本、上海唱本做了分类整理，为我们探寻这些唱本的来源及内容提供了指引。(51)马伊名：《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20 年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周玉波教授，第174—185 页。

以上的俗曲唱本既有抄本、木刻本，又有排印本等的区分。从发行的空间场域看，绝大多数为北京书坊刻印发行，(52)马伊名：《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第19 页。抄刻排印地域涉及北京、上海、川渝、苏州、广州等地，抄刻地涉及书局、不同的堂号共20 多个，可以看出这些唱本在当时中国的兴盛范围以及唱本在民间的生存表演状态。

（三）意大利

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di Roma）藏有广东俗曲唱本128 种，并且很多同一种唱本存在多种复本。京都大学高田时雄在《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广东中国俗曲目稿》一文中对这些唱本的书名、出版书肆名称、页数、编码等做了论述，包含南音、新南音、梆子腔、新梆子腔、马头调等7 个品类，(53)［日］高田时雄：《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广东俗曲目稿》，黄仕忠编：《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六辑），第309—315 页。这些唱本的来源很丰富，其一为意大利传教士所收集并带回国，如罗类思、罗明坚、利玛窦等；其二为意大利汉学家的捐赠，如汉学家汪瑟林在去世之前曾将自己收藏的唱本出售和捐献给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54)刘海燕：《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里的中国典籍》，载《光明日报》2021 年1 月14 日。我们由此看到，所谓唱本的全球性分布既可以看作是个体与收藏机构的互动行为，也是不同群体文化传播的集中体现；既是静态的存储，也是特殊历史语境中音乐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映射，可以看作不同群体在不同语境中的文化行为。

正如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数以万计的用汉文、梵文、西藏文、回纥文以及龟兹语、于阗语、大月氏语书写的抄卷一样，(55)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引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1 页；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30 页。海外收藏的唱本也不仅限于以上所论类型。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就收藏有纳西族东巴文经书手稿598 份；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有满文经籍328 册、蒙文经籍719 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有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珍本经籍300 余种，其中10 册为广西、云南地区的苗民图说；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和东亚藏书室收藏蒙文、藏文、满文经籍500 卷；威斯康星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有西藏、蒙古的木刻文件，其中50 种藏文手稿和125 种蒙古木刻本均为法师进行仪式操演中使用的祷告书和科仪唱本。(56)何红一：《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保护与抢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收藏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10 期，第169 页。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海外唱本的收藏其实是流传在全球各地敦煌石室抄卷的现代扩大版，对21 世纪的音乐学研究而言，海外唱本既可以扩大敦煌学中的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又可以促进和拓展与此相关的一切说唱音乐的研究空间，进而丰富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并延展其学术张力。

五、结论与余论

陈寅恪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57)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266 页。就海外唱本而言，它不仅仅是中国音乐资料的延伸和本土文化的域外呈现，而且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毋宁说，它不仅仅是“预流”的产物，而且是“异域之眼”。

首先谈海外唱本的传播方式问题。海外唱本的收藏大致有如下重要途径：其一是人群的跨国界流通或迁移，在移民过程中，音乐文化作为“飞地”生活和信仰的特殊延续而得到维持与传承，而且以全球记忆和历史认同的方式得到了传播。如瑶族的跨国界移民，东干人的中亚生长，迁入老挝、越南、东南亚等地区的广西瑶民等均是。其二是以“文本物件”为实体的文化跨境流通，他们多由文化中介或文明的使者、学术群体所充当，以收藏、收集以及整理研究为目的，实现了文化的异地保存和流通。如上文所论欧美收藏的瑶族唱本，英国不列颠博物院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中国捆载而归的敦煌说唱抄本变文、讲经文、话本等，以及日本收藏的中国戏曲唱本和宝卷说唱唱本等均是。(58)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第1 页；向达：《唐代俗讲考》，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第41 页。第三，在殖民掠夺的名义下，由于利益的驱使，一些古董商通过非法收购的方式将民间唱本看作文物或文化符号，赋予其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并在这种价值观念引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贸贩卖活动——这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独特的方式而存在。

其次谈海外唱本的学术意义问题。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殖民的深入，一些探险家、收藏家、学者、传教士等不同群体承担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对中国的唱本、说唱抄卷、乐器等进行了收藏和研究，这些行为推动了全球化的学术事业和海外汉学的兴起。(59)［日］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徐水生、张谷译，第261 页。如柏林学派的兴起就是在全球乐器的收集整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之后推动了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以及音乐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导向；早期敦煌抄卷、图画等说唱资料在海外的收藏和研究则使敦煌学研究迈向全球化；在日本，以东京学派、京都学派为代表的汉学家则将这些戏曲唱本、说唱宝卷进行收藏和研究，促进了日本戏曲学的建立；这些工作同时回馈了中国的学术，王国维等早期学人就是在与这些学者的学术交往中开始撰写《宋元戏曲考》并进行戏曲学研究的。

唱本的海外收集研究联系于以下事实：第一，殖民化语境推动了唱本、乐曲乐器等资料的全球收集；第二，海外收集行为助推了海外唱本收藏的全球性；第三，海外唱本收集的全球性促进了海外学术（海外汉学）、海外音乐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海外学术研究推动了全球知识体系及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分化；第五，中外学人的学术沟通促进了中国学术的世界品格取向，进而实现了学术的全球化格局。

最后谈海外唱本的中国音乐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正如19 世纪后半叶欧美学者伦敦南肯辛顿乐器博物馆的安格尔、布列塞尔国立音乐学院乐器博物馆的维克特·查理玛赫伦以及柏林学派的施通姆夫（C.Stumpf）、霍恩博斯特尔（E.M.V.Hornbostel）和萨克斯（Curt Sachs）对乐器分类所做的贡献那样，(60)［日］岸边成雄：《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董维松、沈洽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6 页。海外学者对唱本的收集不但推动了海外公私机构对唱本的收藏，而且也推动了海外学者对唱本的编目整理、校勘、译介(61)国际汉学界尤为重视戏曲唱本的译介，仅《西厢记》就有俄译本、英译本、法译本等版本。参见张蔷、［法］蓝碁（Rainier Lanseller）：《〈西厢记〉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访法国汉学家蓝碁》，《国际汉学》2022 年第1 期，第31 页。等工作，这使得海外唱本的研究能够在国际汉学研究的大语境中反馈中国学术。我们看到海外民族音乐学外来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音乐资料的学术品格及其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看到全球音乐学中的中国贡献！这就是唱本资料全球收藏对于学术发展、学科推动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唱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民间唱本的海外收集与研究仍是一个需要继续开拓的学术空间。如果我们能够兼顾到海外音乐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最大限度的进行民间唱本数字化处理，笔者以为那将既是一件服务于传统学术的重要事业，又是促进中国音乐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的音乐学来说，海外唱本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则既可以丰富其设计，又可以扩大其海外学术视野。这意味着：民间唱本的海外收集整理虽然道路艰难，但是前景广阔，因为它既符合音乐学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国音乐学迈向全球化的学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