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戏剧冲突表现女性意识
——评冯从吾剧社的《家里的玩偶》

薛冰倩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陕西 西安 710122）

在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时期，现代戏剧大师易卜生直面社会痛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妇女独立人格问题，在《玩偶之家》中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当时社会道德的虚伪性。这部戏剧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女权主义运动，更深刻地影响了戏剧艺术的创作与发展。2013 年，在首届陕西省大学生话剧节上，西安文理学院冯从吾剧社将《玩偶之家》结合中国实际改编为话剧《家里的玩偶》（编剧：高字民，导演：秦月，演出时间：2013 年11 月17 日，演出地点：大华·1935 剧场）演出。《家里的玩偶》“主要是通过家庭主妇海娜对待婚姻及生育问题的态度变化来思考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问题。冯从吾剧社的主创人员将故事发生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转移到中国。剧中的矛盾纠葛也是中国式的，但目的是展现不同民族文化差异下相似的社会问题。”[1]其最成功之处是通过戏剧冲突表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意识。

一、人物与环境冲突中的女性意识

戏剧冲突是构成戏剧情境的基础，更是展现人物性格、反映生活本质、揭示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家里的玩偶》首先从人与环境的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主题思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通过娜拉与周围环境的冲突，表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以人的尊严反抗虚伪社会的“规矩”。而冯从吾剧社的《家里的玩偶》讲述的是一个家庭中妻子海娜就是否应该生孩子的问题与丈夫郝峰发生分歧，经过朋友开导、夫妻详谈最后达成一致的故事。与《玩偶之家》相似，《家里的玩偶》主要展现的是主人公海娜与周围环境的冲突。首先，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后飞速发展时期，对于城市居民海娜一家人而言，金钱问题并非他们发生争执的主要矛盾点。他们的矛盾点在于新世纪女性意识与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冲突。从海娜的讲述中可知，海娜与郝峰在结婚前就决定成为一个“丁克”家庭，但来自父母方面的压力，中国传统生儿育女的观念也深埋在这对夫妻的心中。现实“自由”生活的追求与孩子这个“负担”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点。其次，在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女性意识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海娜与其朋友马莉叶的交谈中，她们明确地提出了前人所写的“玩偶”概念，现实仍有缺憾，但她们已经有所意识；海娜仍沉浸在丈夫郝峰“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甜蜜爱情中，在马莉叶谈到其爱情观念及性观念时，海娜虽未尝试，但她表示理解和接受。她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玩偶之家》中娜拉与林丹太太的言语交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次，《玩偶之家》以小见大，以家庭中妻子娜拉决然地出走为结局，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觉醒，更为当时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同时，这也是对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男权风气的一种警告与挑战。但在《家里的玩偶》中，海娜最后并未与家庭决裂，她与郝峰达成了和解，自愿成了一个“自由”的玩偶。这个结局是当代中国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更是当代中国人在社会发展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碰撞中的一个调和点。整部话剧并未像《玩偶之家》那样通过家庭矛盾映射整个社会的阴暗面，而集中精力描述了中国家庭特有的矛盾点，表现了民族化的“玩偶”之家。它并未像前人那样对社会风俗发起挑战，而是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与现代化家庭观念之间寻找一个为爱妥协的平衡点。

《玩偶之家》以娜拉一家为例，揭露并讽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虚伪性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以“玩偶”暗喻整个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人”。社会资本操控海尔茂，海尔茂操控娜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人都是“玩偶”。而在《家里的玩偶》中，冯从吾剧社从中国现代万千家庭中选材，提取了其中最普通的家庭矛盾。在21 世纪，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化的女性意识在中国人的内心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戏剧的矛盾中，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都以民族化视角、现代化观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海娜女性意识的平衡和郝峰家庭观念的发展，最终促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结局。何以为家？为家妥协。

二、内心冲突中的女性意识

戏剧冲突中的内部冲突表现为人物自身意志、欲望的冲突并构成戏剧行动，戏剧内部实际上就是人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交流与对抗）。戏剧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在戏剧冲突的全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戏剧行动表现出来的。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欠条”事件发生前，娜拉沉醉于家庭的幸福生活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中位置的丧失。当海尔茂的转变完全超出了娜拉的想象时，她对自己以往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审视，她感受到了自己爱情的结束，看到了自己家庭的破灭，也明白了自己如同“玩偶”的前半生。所以，她选择离开。冯从吾剧社在借鉴戏剧《玩偶之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具有时代化、民族化特色的改编。在作品《家里的玩偶》中，通过女主角海娜的自述，我们可以得知，她与郝峰是自由恋爱后走入婚姻的。在恋爱时，她享受着郝峰视如珍宝般的照顾，他们甘愿为对方付出一切，他们的世界只有对方。当他们走入婚姻，结为家庭后，虽然郝峰对她还是一如既往百依百顺，但她在潜意识里已经对婚姻生活存有焦虑，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疑惑。这点从她在家阅读《玩偶之家》并且再三翻阅就可以看出，所阅即所思。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社会人”，但是，当海娜走入婚姻生活后，她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了小家，她渐渐丧失了社会中的身份，这一切的转变让她无所适从。甜蜜的婚姻生活如同“温水煮青蛙”，海娜在婚姻生活的前期虽有疑惑，但并未深刻反思。当平静有序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孩子打乱时，她才认识到，一切矛盾是无法逃避的。所以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应如何安排，孩子又该怎样对待。在她与朋友的交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迷茫。在家庭问题上，她将自己放在了很低的位置，甚至她的朋友再三对她说：“你到底是考虑郝峰还是考虑你自己啊？”海娜在甜蜜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她为了郝峰甘愿成为家庭中的“玩偶”，但在未来的不确定面前，她渐渐恢复了理智，因为她已经感受到如此“玩偶”下去，爱情和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将面临悲剧。在理智的思索中，她无法得到自己内心的答案。于是剧情转向了她的梦境。

在海娜的梦境中，我们看到了《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的场面，但这场面背后是海娜对郝峰的不舍、她对于“女权主义”的解读以及她对于娜拉离家出走行为的不满。在她心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等于女性离开家庭，而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家庭中，双方都是平等的，像她梦中的娜拉表现的那样，双方都有“离家出走”的权利，但绝不“摔门”。这是一种态度，是在家庭关系中，双方相互尊重、地位平等的象征。但海娜最后赶走了离家出走的娜拉，这也预示海娜内心对于家庭的妥协。紧接着，她的梦境解释了她的这种妥协来源于何处。在她的第二个梦境中，海娜梦到了郝峰和其前妻钟瑾分别的场景。钟瑾因为自己的人生安排而选择打掉孩子离开家庭独自出国，海娜借钟瑾之口问郝峰：“为什么你总是这么的大度隐忍？”甚至问出了她自己也困惑的问题：“到底是家庭重要还是自己重要？”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他们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钟瑾选择离开，郝峰选择沉默，而在梦中还未选择的海娜也将醒来，并给出她的选择。现实中，郝峰父母的到来，催促着海娜做决定。郝峰的期盼、父母的压力以及海娜梦境中的悲剧让她决定留下孩子。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的是海娜个人思考的结果。正如郝峰问她的那样：“为什么这么快决定留下孩子？”海娜通过梦境明白了，她没有想象中那么勇敢与无畏，她有作为个人的女性意识觉醒，但也有身为女性的个人生存困境。她的决定是对她与郝峰的家庭和她自己未来的一种尝试。正如她说的那样，别人都说孩子可怕，但我们自己的孩子连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每个人的生活虽大同小异，但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在孩子出生后，海娜和她的朋友一起离开家飞往欧洲旅行。在她的内心中，外面的世界可以到处旅行游玩，但最终还是要回家的，家虽乏味但温暖、虽无聊但安稳。事物是具有双面性的，人在接受一个事物的时候是要全都接受的。享受家的温暖，就代表着也要为家负责。做一个家里自由的“玩偶”，而“玩偶”的自由是什么，海娜将用她的一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娜拉在看清丈夫虚伪的道德与谎言般的爱情后，她打碎了为自己营造的美好梦境，选择“出走”。走出虚妄的幸福，寻找真实的自己。从旧有的虚幻乐境到真实的黑暗谷底，从一叶障目的“玩偶”努力成为洞若观火的“自由人”。相比于娜拉，海娜的处境大有不同。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海娜从沉浸于婚姻的幸福生活中渐渐清醒，找回了自己。只有情绪没有思想的“玩偶”处境是危险的。海娜在新的家庭环境中尝试寻找自己的定位，即使她最后没有“出走”，但她思想的“出走”足以让她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审视。

三、外部冲突中的女性意识

在戏剧中，人既是表现的对象又是表现的工具。戏剧中最常见的就是人与人的冲突，“关键在于要在人与人之间展开那种不同欲望、不同激情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在舞台上打一场情感对情感、灵魂对灵魂的战争。”[2]即表现人与人之间意志与性格的冲突。各种矛盾的相互碰撞导致戏剧性的产生，也成为外部冲突。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人物之间关系复杂，矛盾重重。他们之间主要有夫妻矛盾、朋友矛盾和债券矛盾。夫妻之间的男女矛盾是主线，但其他矛盾也起着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夫妻矛盾指的是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矛盾其实是很早就埋下的。其次，是戏剧矛盾爆发点的债券矛盾。娜拉为了挽救自己丈夫的生命，维持完整的家庭，她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写下了一张“欠条”，当她将事实告诉了海尔茂，海尔茂对娜拉破口大骂，让浮在表面的“幸福家庭”露出了真实面貌，激化了潜在的夫妻矛盾。最后，朋友矛盾是娜拉与林丹太太之间的不同。从开始时林丹太太与娜拉谈话，到林丹太太最后对柯洛克斯泰的引导，林丹太太与娜拉之间更像是将来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之间的交流。林丹太太就像她的引路人一样，在“无路可走”的境地拉着娜拉朝着女性新世界狂奔，女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表现行为的改变。

相比于《玩偶之家》的宏大叙事背景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冯从吾剧社《家里的玩偶》更多聚焦于中国式的普通家庭生活。在该剧中，主要矛盾就是夫妻矛盾、朋友矛盾和代际矛盾，这些矛盾背后正是女性意识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结果。首先，夫妻矛盾指的是丈夫郝峰和妻子海娜关于要不要孩子的矛盾心理，实际上是郝峰男权观念与海娜懵懂的女权意识之间的矛盾。其次，朋友矛盾指的是女主角海娜与其朋友马莉叶的不同以及海娜和钟瑾的不同。在海娜对要孩子的事情犹豫再三时，她在梦境中重现了钟瑾与郝峰的分离场景。海娜与钟瑾的碰撞点看似在于她们要不要孩子的选择不同，实则在于她们之间的女性意识追求不同。钟瑾的追求在于自我意识的强化、经济的独立以及社会上男女的平权追求，所以她选择离开家庭，在社会中追寻自我。从海娜的选择可以看出，她心中的女性意识还处于懵懂阶段，她曾多次提到自己也弄不明白。她看女权主义作品，追求自我意识，但她的理想女权实现点在于家庭。女权主义并不等于放弃家庭，她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如果说海娜与钟瑾的碰撞点在于其女性意识的追求不同，那么海娜与马莉叶的矛盾点在于女权意识发展程度的不同。马莉叶也曾像海娜一样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生活的重心是家庭，但她的婚姻破灭后，面对一地破碎的生活，她不得不从自己的美梦中醒来。马莉叶的经历也给了海娜警醒。海娜女性意识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她的影响。在海娜与马莉叶的交谈中，马莉叶是海娜的“导师”，面对海娜的“不知道”，马莉叶用她“过来人”的经验劝解海娜。“别管男人女人，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自己的事不能依靠别人，女人的事不能依靠男人”。最后，代际矛盾指的是海娜这一代人与其父母在观念上的不同。婆婆急切地想让海娜生孩子，同时，婆婆一方面希望海娜听从郝峰的话，做一个听话的妻子，但另一方面她又强势地约束着自己的丈夫。两代人之间的女性意识、婚姻观念大不相同，与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相比较，这一对特殊的矛盾，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还体现了他们之间民族化女性意识的代际更新。“《玩偶之家》和《家里的玩偶》都是女性自由意志的体现，宣传的是女权主义价值观。两部作品都没有要求我们评判最后做出不同选择的海娜与娜拉两人谁对谁错，而是告诉我们，两种选择都是由自己决定的。自己做出决定，就是女性自由意志的体现。女性，可以追求独立，也可以回归家庭。”[3]

从娜拉面临“欠条”危机，到海娜面对生育困境。横跨世纪，人类社会化的困境依旧存在。但林丹太太与娜拉的互相帮助，海娜与马莉叶的相互忠告和海娜与郝峰的相互守望等，这种原始社会人类崇高的协作美德依旧存在。这两部作品像是一扇窗户，打开的不仅是人们对于女性意识的思考，更有在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人类面对新困境应对方法的尝试。

四、余论

娜拉的中国化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百年来，中国对于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传播、改编和接受贯穿于不同的历史阶段。[4]如果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那么冯从吾剧社的《家里的玩偶》便是有具体性的，不仅带有丰富的个体情感印记，同时又体现出新时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迹象。冯从吾剧社的《家里的玩偶》具有民族化、时代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称得上是一部接近原创的剧目。它没有像易卜生戏剧那样宏大的社会背景与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没有深入浅出地反映涉及社会道德、金钱观念和阶级分化等多方面问题，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时代发展下的中国具体家庭问题，将普通人的生活搬上舞台，以大众艺术表现大众生活，表现了现代中国家庭的困境与中国女性意识发展历程。

西安文理学院的冯从吾剧社成立于2006 年，当时名称为“新空气剧社”，后来先后改名为“文理学院戏剧社”“芃曼剧社”和“冯从吾话剧团”。[5]冯从吾剧社是西北地区实力较强的校园戏剧社团。自成立以来，冯从吾剧社已经创作演出过许多优秀剧目，其中的《天方夜谭》（2006）、《窦娥冤·等待戈多》（2015）和《冯从吾》（2017）参加过“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在西北政法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发布的“西北地区校园戏剧社团综合实力排行榜”上，冯从吾剧社一直位于前十名。遗憾的是，冯从吾剧社没有能够像西北政法大学南山剧社那样“把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结合起来。”[6]在西北地区的校园戏剧中，南山剧社一直坚持演出原创多幕剧，被誉为“校园戏剧的原创先锋”。我们希望冯从吾剧社能加强内部管理，加强宣传工作及理论建设，在艺术界和教育界塑造良好的外部形象，并像南山剧社那样创作演出更多优秀的原创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