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报人”任白涛对中国新闻写作的理论贡献研究

廖芷蘅 黎书

摘要：任白涛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战线上坚定的“同路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色报人”，他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至今值得人们学习与借鉴。一般在讨论中国新闻学诞生的标志事件时，学界普遍认为1918—1927年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高潮，也是新闻学“由术入学”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批里程碑式的新闻学学术著作出版，分别是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作为中国新闻学初创阶段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任白涛在我国新闻史以及新闻理论界所受到的关注远少于其他三人。近年来，诸多新闻史论著及其相关研究基本将其选择性遗忘，他的新闻思想，尤其是对新闻写作领域的贡献，鲜有被学者论及。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文章采用思想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任白涛的新闻写作思想。文章认为，任白涛系统性地总结了新闻写作的相关学问和知识，对新闻导语进行了理论开创，提出了新闻写作的五项要求，总结出四种新闻文体的写作方法，对中国新闻写作作出了较大的理论贡献。文章将任白涛作为研究个案，旨在对如何深化新闻思想史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任白涛；红色报人；新闻写作；新闻思想史；观念史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13-0024-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1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观念史视域下中共党报斗争思想的生成逻辑与演迁脉络研究（1921—1949）”成果，项目编号：2021BS012；2022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共党媒百年斗争思想演迁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SKGH304；2021年重庆理工大学“两金”培育项目“观念史视域下中共党报百年斗争思想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PYR04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

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一问题，雷跃捷认为，“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所提供的理论学术资源是其重要的建构路径之一” [2]。季为民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源头发端为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黄天鹏等‘以新闻为本位，著书立说、授业解惑，为我国新闻学奠基发力，标志着中国新闻学具有了自身的知识体系、学理内涵、学术定位”[3]。

本文从思想史、观念史的角度出发，对任白涛这一既具典型意义又被学界忽略的人物进行“打深井”[4]式的研究，不僅能在个案基础上实现理论突破[5]，还能不断加快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

一、任白涛对中国新闻写作的理论贡献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新闻这一文体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例如，王韬注重文章的形式和文风：“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但是，只有当中国新闻学“由术入学”之后[6]，新闻写作才得到相对系统的研究。虽然徐宝璜的《新闻学》[7]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8]对新闻写作进行了论述，但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专门开辟了“制稿”一编，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新闻写作，这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闻界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9]。

（一）对新闻导语的理论开创

首先，任白涛从学理角度阐明了导语之于新闻写作的重要性，以及新闻导语所包含的要素。导语是牵引全文的核心，是新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0]。任白涛指出，“欧美报界从来有一惯例，即将事件要纲，提置于起首作冒头……冒头者，诱起读者读欲之饵也，故饵味不可不使之美”。当时，新闻界采用的导语属于“第一代导语”。第一代导语囊括了新闻的五要素，也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是“5W俱全”的导语形式。这样的导语形式对新闻写作意义重大，读者只要一读导语，就会明了后续新闻的大意。

其次，任白涛从一种辩证的角度阐述了新闻导语的写作规则。任白涛认为，“5W俱全”的导语虽然结构完整，却略显单调，报人可以不必完全遵守这一导语写作程序，“遇记事辐辏，难以尽载之际，可随意舍去后列之一项或数项，亦无伤于全体”。而要采用非“5W俱全”的导语形式，则需要突出导语的趣味性，抓住读者的眼球。可以发现，任白涛对导语的认识已经从第一代导语过渡到第二代导语。第二代导语就是突出新闻要素中最重要和最新鲜元素的导语，这一导语写作观念给当时的新闻写作提供了不少借鉴。

最后，任白涛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具体的导语写作文例。新闻导语这一形式虽然在民初就进入新闻写作的实践范畴，但不少记者对导语写作缺乏系统性的认知。不过，民初也诞生了一批职业记者，在这批职业记者中，任白涛最为推崇“报界奇才”黄远生，而黄远生的新闻导语写作堪称当时的范例。因此，任白涛根据黄远生所著的《远生通讯》，总结出了七种最主要的导语写作类型，分别是感慨的、疑问的、庄严的、奇拔的、别趣的、比喻的、总束的。这为当时的新闻界提供了导语写作文例参考。

（二）提出新闻写作的五项原则

近代以来，中国新闻界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论本位”[11]。新闻工作者将“政论”作为报刊的中心。但当新闻与政论分离之后，新闻写作则成了记者的主要任务。不过当时的记者缺乏系统的新闻写作指导，任白涛为此提出了新闻写作的五项原则。

第一，新闻写作要明快。他指出，“新闻记事贵能速读，速读云者，即使读者不费何等努力而能了解其意义之谓也，是以行文以明达畅快为主旨。至于遣词，虽无暇施推敲琢磨之工夫，然于大体亦决不可缺修饰之用意也”。第二，新闻写作要简洁。任白涛表示，新闻写作要采取“应舍尽舍”的原则，新闻要剔除无用的语句，但要注意保留一定的趣味性。第三，新闻写作要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性，“即对于事件之观察正确精深，而记述之际，更取极清新又捎带个性的笔调”。任白涛号召中国的新闻记者应向黄远生学习，因为他的新闻通讯都经过了精雕细琢，是学习的典范。第四，新闻写作要有指导性。任白涛认为新闻的目的不能只是传播新事件，而是要让读者凭借新闻获得若干知识，“其目的在将少数人获得之实在知识，报于多数人，俾知遵守。若空泛的理论及个人的感想，则不可用诸新闻记事”。第五，新闻写作要客观。在“政论本位”时代，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目的是通过言论表达作者的观点。到了“新闻本位”时代，新闻则要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原则。任白涛指出，记者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严守第三者的地位，保持客观的态度，尽量减少新闻中的主观成分。

（三）总结四种类型的新闻写作方法

民国初期，报刊从“政论本位”逐渐转向“新闻本位”，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体裁逐渐形成[12]。但在任白涛之前，没有学者对新闻文体进行过学理性的分类和总结。任白涛在总结了种类繁赜的报纸文稿之后，将当时的新闻文体分为四种类型，即叙事文、论说文、特殊文、趣味文，并且详细论述了这四种新闻文体的写作要领。

首先，关于叙事文（新闻）的写作。任白涛将新闻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委曲”“概要”“印象”，它们大致对应现代的深度报道、短消息、通讯[13]。“委曲”要求新闻尽量详细，“凡遇重大或特注人目事件，如国会之会议、名人之演说、国务总理施政方针之宣布、裁判所要案之开庭等类，用此等叙法，即速记体记事是也”。“概要”与“委曲”只是程度的差别，“概要记述之秘诀，在斟酌事件，使得其当，同时更须视篇幅之便宜。盖材料拥挤，长记事往往短缩。材料缺乏，短记事又往往拖长也。此中权衡，全操诸编辑长之方寸”。印象派新闻“更于事实之记录中，加人生的药味。其作法，则记事中之人物与记者，殆如交膝相语。读者对之，亦大有身临其境之趣”。

其次，关于论说文（评论）的写作。在评论的写作实践中，任白涛表示评论的命意和措辞要“清新平易”，绝对不能存在任何成见。评论的核心只需要提出问题，那如何看待问题就需要委诸读者，“纵令中心为如何之独断的，而表面则必为试验的、请愿的、暗示的”。评论的内容宜使用新事实，避免成为抽象模糊的空谈，其引据更要毫无谬误并且丰富，令人阅读之后可以获得某种知识。

再次，关于特殊文（副刊）的写作。五四时期，副刊越来越受到中国报界的重视，它的出现不仅弥补了报纸文艺性不强的弱点，也为报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成为文学革命和知识启蒙的一个平台。具体到副刊文体的写作实践上，任白涛提出了五点要则：一是文章要有适当的长短，二是文章要通俗，三是文章要具备调味性，四是文章要带有人生的色彩，五是文章要注意分段。

最后，关于趣味文的写作。趣味文即趣味性较强的新闻文体。具体到写作中，趣味文要采取少许的文学手法，其导语要选择相对特奇的笔调，而对于内容则要灵活，或叙会话，或写暗示，不要拘泥于常规的新闻写作流程。但趣味文的写作要注意适度，“第悲哀往往流于夸张，滑稽则动成无价值之戏谈，是不可不慎耳”。

二、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深化路径

任白涛的新闻写作思想相较于其他同时代新闻人比较突出，在中国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的研究中，有必要加强对这类新闻人及其思想的研究。葛兆光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除了“精英思想史”，还存在“一般思想史”，既有精英辈出的时代，亦有相对平庸的时代[14]。不少经典思想史实际上是将精英思想连缀成线，但每个节点之间也许会存在不少断裂，而“发现断裂点”正是福柯所要捍卫的[15]。同时，对于经典或精英的历史叙述，往往在于后辈学者的“回溯性追认”，这可以比作對历史“遗珠”的打捞过程。具体到新闻思想史而言，后世学者对任白涛等人的追认也经历了这一打捞过程。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路径以“革命范式”为先导。及至1981年，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始讨论徐、邵二人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1988年的《中国现代新闻史简编》进一步提到了戈公振的历史贡献。直到1994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任白涛才以新闻学者的身份与徐宝璜等人并列。只不过，在后辈学人的追认中，徐、邵、戈三人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新闻学鼻祖式的人物，任白涛的光彩则较之三人黯淡不少。

当然，这里所言的“一般”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事实上，任白涛能够在中国新闻史上留有一席之地，自然也是属于精英群体的一员。只不过，由于人们对他的身份没有明确的认定，而且他的社会名望也并不显著，因此，相较于备受后世尊崇的徐宝璜等人而言，以任白涛为代表的新闻人可谓之“一般”。但当人们回到彼时的历史语境中，尤其是在“五四”前后那个思想狂飙、百家争鸣的时代环境下，两类群体的区别也许没有那么明显，他们的思想共同构筑了那个时代，共同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的根基。

三、结语

从任白涛这一个案可以发现，对新闻思想史研究而言，人们的眼光不仅要放在“精英”新闻人身上，还有必要注意到“一般”新闻人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活动轨迹，深入挖掘他们的新闻思想，客观评析他们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从而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进程。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上，除了以开创新闻学之功闻名的徐宝璜、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著称的邵飘萍、以拓荒中国新闻史为贡献的戈公振，还有很多如任白涛一样的新闻人。虽然他们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仅仅留下了姓名，但其新闻思想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们就是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断裂点”，而只有作为孤立的“断裂点”不断延伸，才能从更加系统完整的角度深化新闻思想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tt/Document/1478140/ 1478140.htm，2016-05-19.

[2] 雷跃捷.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命题、资源、路径与方法[J].现代传播，2018（10）：68-74.

[3] 季为民.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历史、使命和方向：关于中国新闻学创立百年的回顾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45-154.

[4] 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J].新闻大学，2007（3）：1-4.

[5] 王晓梅.反思与重构：对中国新闻史研究和书写的一种观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9）：79-102，128.

[6] 童兵，林涵.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11.

[7] 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49.

[8] 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1.

[9]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45-74.

[10] 胡欣.新闻写作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65-66.

[11] 哈艳秋，王启祥.五四时期的新闻本位思想探析[J].现代传播，2009（6）：41-44.

[12] 陈珉.五四时期的新闻本位思想[J].青年记者，2015（21）：27-28.

[13] 刘继忠.试析我国新闻写作研究的历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

[1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3.

[15]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156.

作者简介 廖芷蘅，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思想史、新媒体。 黎书，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思想史、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