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小康”局面之形成

胡青扬 路虹

后唐是沙陀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在庄宗消灭后梁、前蜀，并在軍事方面取得优势地位的基础上，明宗励精图治，使这一时期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友好交往，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政治的清明，骄兵悍将集团被抑制，政府轻徭薄赋并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对宗教扩张的打击，这些都使得社会经济渐渐恢复，百姓逐渐生活宽裕，明宗“宽厚长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这一趋于好转的局面并未维持很长时间，其随着明宗的逝世而逐渐终结。现对这一局面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和辨析。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之后，五代社会到后唐时期迎来了相对平稳的局面。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被称为“小康之局”的明宗李亶统治时期，“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后唐明宗时期出现的小康局面主要表现在内政与对外交往方面，这一时期政治清明，明宗从谏如流，社会经济恢复，百姓生活逐渐宽裕，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然而，这一“治世”很快就消亡了。通过多方考察和对史料的解读，笔者认为这一“小康”局面的形成有较深层次的原因。

“小康”局面形成的原因

经济因素

终明宗一朝，施政始终以民为本，其经济政策顺应时代发展。明宗在位时期颁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这些政策坚持民本思想，为明宗的统治打下了群众基础。即位伊始，明宗“敕中外之臣毋得献鹰犬奇玩之类”，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借进贡之名盘剥百姓。之后，明宗又下令将五坊的鹰隼放归自然，并禁止臣下再行上供这类珍禽。冯道称赞明宗，曰：“仁及禽兽。”而明宗的回答则更显示出他的民本思想，明宗讲述了他曾经与养父李克用在秋季打猎，野兽入田，军士入田猎捕，结果造成庄稼被大量损坏的故事。明宗“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宗之“仁”及于百姓，也可以看出他对农业生产是极为重视的。

接着，明宗下令由农户自行申报夏苗种植面积，以防止州县通过瞒报漏报来剥削百姓。不久，明宗又下诏停征酒曲税、减低官曲价格并且允许民间自造酒曲，同时放松了对民间铁器铸造的限制，允许农民自铸铁器农具，而后进一步减轻了铸造铁器的税额。在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措施之后，明宗统治下的后唐王朝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也因为政策的放松而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

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百姓的安居乐业。在明宗积极的经济政策刺激下，唐末以来的经济萧条局面逐渐得以改善。明宗一朝实行的惠民经济政策是小康局面形成最关键的因素。

对外政策

对契丹战争的胜利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安定。后唐政权在乱世中建立，经过李国昌、李克用、李存勖三代人的经营，原本的沙陀部落军队逐渐发展壮大，将士身经百战，战斗力极强。面对契丹的入侵，后唐统治者态度强硬，坚决进行反击。庄宗在位时，契丹经常袭扰幽州一带，庄宗数度兴兵驱逐契丹。明宗即位之初，后唐与契丹的关系很不稳定。随着后唐政权逐渐稳固，明宗对契丹的南侵予以坚决打击，使得契丹军队不敢轻易南下幽州等地侵扰，“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这给中原地区农耕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与周边其他政权基本保持和睦状态。明宗即位后，对南方各个割据政权基本采取和平共处的方针，不刻意进行征伐，仅对高氏的荆南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用兵，并且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楚、吴越、闽等割据政权基本承认后唐的正朔地位，并对后唐称臣纳贡。后唐与南方的吴政权虽无直接的联系与往来，但双方仍能和平共处。《资治通鉴》就有记载，后唐吏部侍郎张文宝海路出使吴越时，船坏流落至吴国，吴主对其盛情款待，这反映了后唐与吴国和平相处的状态。

面对北方诸政权，明宗采取“刚柔并济”的政策。沙陀民族从草原入主中原，骁勇善战，在后唐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其不敢南下侵扰。后唐的强盛也使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对后唐俯首称臣，接受后唐的册封，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

政治整顿

平反冤狱，整治贪腐，斩杀奸佞。庄宗在位时，宠幸伶人和宦官，听信谗言，酿成了朱友谦、郭崇韬等冤案，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恐慌。明宗执政后不久，就为朱友谦、郭崇韬等人平反，“听郭崇韬归葬，复硃友谦宫爵；两家货财田宅，前籍没者皆归之”，从而稳定了局势，赢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为平息民怨，明宗下诏处死了庄宗时任租庸使的孔谦，因其“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遂使生灵涂炭，军士饥寒，成天下之疮痍，极人间之疲弊”。同时乘势废除了租庸使、内勾司等官职，这为明宗施行仁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对宦官余孽，明宗下令将庄宗时为祸的宦者尽数诛杀，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

同时，明宗顶住压力，贬黜豆卢革、韦说等重臣，二人的不法行为众多，诸如“百官俸钱皆折估，而革父子独受实钱”“说以孙为子，奏官”，加之萧希甫的诬告，使得明宗盛怒之下最终下令处死这两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唐末以来的贪腐之风。明宗对贪腐的大力打击，有效遏制了官僚集团贪赃枉法的现象，使得后唐政治趋于清明。

明宗个人素质

“父霓，为雁门部将，生子邈佶烈，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卑微的出身以及长期征战使得明宗对百姓的生活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为明宗施政提供了依据。“性谨重廉俭，诸将相会，各自诧勇略，嗣源独默然，徐曰：‘诸君喜以口击贼，嗣源但以手击贼耳。众惭而止。”据此可知，李嗣源作为五代时期杰出的军事将领，拥有实干品质，并非一般的骄兵悍将所能比拟的。

明宗在位时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他曾下令让国子监校勘“九经”，并雕版印刷进行售卖。同时，他对修史工作也极为重视，欣然采纳修撰赵熙提出的“公事诏书抄录后月末送至史馆”的建议。明宗对文化事业开明的态度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对以往避讳之制，明宗也有重大调整，“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这为文人的创作减少了后顾之忧。

任用贤才，积极纳谏。明宗即位后拔擢了一批能臣，如任圜、李愚、孙岳、安重诲等人。由于明宗自身文化素养有限，目不识丁，而中枢辅臣安重诲、孔循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于是在安重诲、孔循的推荐下，冯道、赵凤等人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辅佐明宗，使得这一时期政局清朗，很多社会积弊得到了解决，“小康”局面逐渐形成。

在任用贤臣的同时，明宗还广开言路，鼓励进谏。朝臣们提出的许多建设性建议都被明宗采纳，这进一步巩固了后唐政权。例如，时任户部尚书的李铃提出允许朝廷官员举荐人才，并且朝臣须对所举荐的人负有责任，“功过赏罚，与举者同之”，明宗采纳了他的谏言。大理寺卿康澄也曾上书言事，提出了五种不足为惧的情况和六种需要引起重视的现象，其核心强调了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康澄的谏言得到了明宗的赞许，明宗下诏对他进行了褒奖。

军事改革

明宗坚决打击骄兵悍将集团，下旨诛杀了滑州的数百名叛军，将都校于可洪等人押解到闹市斩首。对骄纵无厌的卢台乱军龙晊所部，明宗坚决打击，下诏“卢台乱军龙晊所部鄴都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在营家口骨肉，并可全家处斩”。这些举动震慑了唐末以来骄纵的牙兵集团，使其只能暂避锋芒。明宗继位后也亲自领兵平叛，“次京水，知硃守殷反，帝亲统禁军倍程前进。翌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诛”，显示了明宗镇压骄兵悍将集团的决心。通过明宗的整治，后唐社会治安逐渐好转，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整顿牙兵集团的同时，明宗还改革中央禁军。明宗即位前，后唐中央禁军军队的番号、编制和管理极为混乱。据杜文玉先生《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对后唐庄宗时期中央禁军番号和编制的罗列，这一时期，作为禁军重要组成部分的侍卫亲军，其番号就有近五十种，诸如银枪效节、从马直、金枪、匡卫等。明宗也曾是侍卫亲军之一“横冲”的首领，被称为“李横冲”。基于这种情况，明宗深刻认识到改革中央禁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所以明宗时期中央禁军诸多番号和军队编制渐渐从史书中消失。在《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中，很多庄宗时还存在的番号到这一时期已不见踪迹。这一时期出现了“捧圣”“严卫”等新的禁军番号，其统帅如朱弘实、李从璋、安彦威等人，皆为明宗的亲信。可以断定，明宗对中央禁军编制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这进一步提高了禁军的战斗力，维持了后唐统治的稳定。

文化因素

明宗积极奉行唐代正统观念，他对唐代正统的继承不仅表现在国号、都城选址、姓氏等方面，更体现为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容斋随笔》中提到两件事，一是前蜀王氏称帝之后，在雕刻龙兴寺碑时对唐代诸帝名讳都作了避讳处理；二是后蜀国主孟昶刻“九经”时，有意将“渊”“世民”等字空缺，却未避讳“存勖”“嗣源”等字。由此，洪迈得出“乃知唐之泽远矣”的结论。明宗即位之初，“李绍真、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自建国号”，明宗断然拒绝，坚持沿用“唐”作为国号。明宗这一举措富含政治智慧。一方面维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彰显得位的正当，防止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另一方面，由于李嗣源所在的沙陀部落的“李”姓乃唐代皇帝所赐，继续沿用“唐”的国号有利于彰显政权正统性，使得周边割据政权更加心悦诚服。明宗的举措收效很大，南方各割据政权，如吴越、闽、楚等国基本臣服于后唐，沿用后唐年号，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接受后唐封赏。明宗对唐代正统的承继，对“小康”局面的稳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社会风俗改革方面，明宗对当时社会的厚葬之风与宗教的无序扩张进行了抑制。“诏丧葬之家，送终之礼不得过度。”明宗下诏明确反对葬礼用度的过度，这对当时纠正厚葬之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明宗也注意到了佛教过度膨胀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下诏规定：在保留舊存寺院的前提下不许再新建寺院，由官府对百姓出家的行为进行严格管控。“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由此，寺院和僧人数量受到国家严格限制。天成二年（927），“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这制约了佛教的无限制发展，保持了社会劳动力数量的稳定，为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明宗执政集团重要成员的赵凤，其对佛教的无序扩张等行为也极为不满。面对宫中众人盲目向“大如拳头”的佛牙布施数千缗财物的现象，他借“佛牙锤锻不坏”的说法，将褐渍皴裂的“佛牙”击碎，及时制止了这股不正之风。在明宗及其执政集团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社会风气大变，促进了小康局面的形成，也为后周世宗的灭佛活动奠定了基础。

对明宗开创的小康局面的评价

宋代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学者对五代的历史基本持否定态度。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直言：“五代之乱极矣。”对五代的评价可以说是“漆黑一团”，这与宋代以来理学蓬勃发展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有很大关系。五代时期，子弑父、弟弑兄、臣弑君等违背封建伦理道德的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冲击了儒家正统观念，故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很多都遭到后世理学家的抨击。如明代大儒王夫之，他对后唐明宗的的评价可以说是极低的。

然而，唐明宗的“小康”之政对五代乱世而言无疑是一道曙光，是乱世的一首“变奏”。通过明宗及其统治集团的励精图治，五代的乱局终于稍稍得到平息，百姓得以将主要精力投入粮食生产当中。“雁门以北，东西数千里，斗粟不过十钱”，这一时期粮价的大幅降低也从侧面印证了粮食的丰收。

明宗开创的小康之局使中原大地的百姓有了喘息之机，在乱世中看到了希望。而明宗的很多政策，如改革中央禁军、打击宦官和限制佛教无序扩张等措施，也被后世统治者承袭下来。唐明宗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封建君主，虽然由于时代以及自身局限未能维持长久的“小康”，但其在五代乱世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