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2023-09-22 06:31徐家洪吴永续汪智洁陈家毅
池州学院学报 2023年3期
关键词:婚嫁市民化代际

徐家洪,吴永续,汪智洁,胡 勇,陈家毅,刘 凡

(池州学院 商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21 世纪以来,农民工更多是通过新城镇建设与拆迁,以及“民工潮”的常态化,大批农民工在城市安置和购房等,实现了城市化。当前,农民工群体中存在这样一项认识,即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村青年婚嫁、代际支持促进了市民化,论文期望通过调查分析来认识。

1 文献简述

以下从子女教育、婚嫁、代际支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简述。

1.1 农民工市民化

2002 年,有学者初次提到农民市民化问题,指出“解决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是乡下人变城里人,农民变市民”[1]。一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即农民工像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工作和交往,以及享有城镇居民的福利和社保[2]。社会互动、身份认同等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合同、非农就业、医保、养老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都对农民工市民化有显著正影响[3]。此外,物理环境、社区经济水平、富有包容性的制度等能够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经济生活和参与意识市民化[4]。另一些学者采用多指标来评价农民工市民化,其中有从城市收入、职业状况、城市居住、城市融入、城市身份认同、城市转化意愿等六个方面去度量[5];以及从农民工基本素质、社会接纳、经济状况、心理认知等四个方面去衡量[6];还有从居住条件、社会关系、经济生活、心理认同、政治参与五个方面来评价农民工市民化等[7]。当前,农民工市民化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城市空间供给上很难满足农民工需求,住房权益、失业培训、就业机会等方面保障性偏弱;农民工不稳定就业对家庭成员随迁不利[8];居住隔离降低了农民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城市适应性,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抑制等[9]。

1.2 代际支持与市民化

在下代支持老人中,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显著有利,且日常照料的作用更大[10];成年子女外出对农村父母的健康造成负向时间缺失和正向经济支持的效应,主张子女经济支持和时间投入并重的孝亲方式,适宜就地城镇化等[11]。在老人支持子女中,上代的房贷支持会受到子女反馈性支持的显著正影响,也会受到房贷代际支持成本、社会资本以及环境不确定风险的负向影响[12];上代在经济和日常照料上更倾向于儿子,存在着显著“儿子偏好”,精神支持方面更倾向于女儿,女性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和精神支持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男性老人[13]。在具体代际支持上,很多人普遍提到三点:资金实物支持、劳务及工作支持、自主养老[14]。并且上对下的代际支持会促进老年人的正向情绪,双向情感支持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的心理症状,并促进健康的情绪[15]。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代际支持和家庭资源积累将决定其能否支付城市化成本的能力[3];农民工实现进城是在家庭伦理责任下的代际支持、半耕半工模式上的家庭积累以及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保障基础上[14]。

1.3 婚嫁与市民化

农村婚嫁高额彩礼在欠发达地区更突出,已成为农村男方家庭的负担,频发矛盾纠纷[16]。男方因为社会环境因素,女方因家庭经济因素对待婚嫁彩礼的态度存在差异[17]。对尚未结婚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婚恋中所付出的金钱、时间、机会成本形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高门槛[18]。全国地级、县级中小城市的新居民很多来自周边农村,他们掀起了一阵进入县城与城市的购房热潮。在进城购房的农户家庭中,为子辈购置婚房是一条最重要的理由[19]。可见,父辈们为农村子女在城市购买住房是一常见现象,并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高门槛的金钱投入。在此情况下,婚嫁已成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1.4 子女教育与市民化

家庭收入和父母就业类型是农村子女教育主要影响因素。收入提高可以降低父母因素、健康因素和性别偏好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但不能解决区域间教育资源不均的影响[20];非农经营比外出务工更能增加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意愿,但外出务工家庭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程度更大,以及家庭非农就业缩小了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性别差异等。农民工留城决策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的收益,对于已有子女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会更大地影响留城意愿[21]。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下的落户政策与面对农村子女的教育产业,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了新选择,产生了农民工“回流不返乡”现象。一些学者验证了子女教育对农民工城市购房行为有显著影响,指出子女教育是城市买房的直接因素,而婚姻状况、性别和年龄是深层因素。目前,重视子女教育现象普遍,并推动着有能力的农民工在城市购房就读。但是,子女进城就读也面临了家庭负担加重和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困境。

2 调查设计

调查对象主要是已经在城区购房的年轻农民工,或者将来打算在城市生活居住的农民工,以及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父辈。在调查指标上,主要有(1)市民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分为就业、关系、居住和心理市民化四方面。居住和就业是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关系是市民化的文化,心理市民化被看成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标志,农民工本人心理认定是市民化转变的一项依据,论文将农民自身心理市民化作为最终评价目标,避免标准化城市人作为参照的局限。(2)子女教育。研究采用了子女就读学校口碑、课外辅导班数和家庭辅导量三个外部条件来反映对子女教育重视情况。(3)代际支持。采用有广泛认同度的物质支持、工作支持、家务陪读和自主养老四个方面。(4)婚嫁推动。农村青年存在婚嫁购房压力,采用了婚嫁主动城市买房和被动城市买房两项测量指标。(5)就业市民化。就业市民化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与居住,调查采用非农工作量、工作稳定度、报酬满意度和保险保障度共四个方面。(6)关系市民化。采用工作同事关系、城市熟人关系,以及城市亲友关系三方测量关系市民化。(7)居住市民化。包括居住的城市等级、居住条件、区位便利性等评价居住是否接近城市人。(8)心理市民化。以就业、关系、居住、生活四个方面测量接近市民的程度。

3 结构模型分析

论文先构造农民工子女教育、居住市民化、心理市民化等相关潜变量之间的经验关系,然后利用调查获取的样本数据,采用结构模型方法去验证并探索各潜变之间的实际联系。

3.1 SEM潜变量设定

结构模型(SEM)反映潜变之间的因果联系,其方程的基本形式为:η=Bη+Γξ+ζ。依据理论及经验,对农民工本人来说,长辈的代际支持具有外生性,论文将代际支持作为外生潜变量,剩下6 个潜变量均具有相互影响的特点,均作为内生变量处理,参考农民工市民化的案例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可能联系,将7个潜变量之间关系初步设定如图1。

图1 潜变量间的经验关系

3.2 模型拟合及改善

由图1 预设的婚嫁、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三个潜变量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就业市民化、关系市民化、居住市民化、心理市民化之间的路径连接,并将所有观测变量列入其中,构建一个具有多种联系的经验性结构,见图2。最后输出经验模型的χ2=450.192,检验值太大,差异函数的概率P 值几近为0。可见,预设模型效果很差,需探寻更合理的结构关系。

图2 预设经验模型

在预设经验模型中,心理、就业市民化与“关系市民化”的P 值均远大于0.05,路径很不显著。而删除了“关系市民化”后,模型反而明显改进。再结合Amos 探索工具,陆续将“辅导班数”、“保险保障”、“工作支持”、“居住条件”、“人际感受”等相关性低的测量变量排除在外。再删除一些异常调查值,确定最终改善模型,见图3。此时,差异函数值的P值由0增长为0.13,大于0.05的显著性,而且模型也具有合理含义,难再进一步改善。

图3 改善后模型

3.3 模型评价

为确保数据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进行了信度、效度验证。按照α值≥0.7为高信度,0.35≤α值≤0.7为尚可信度。案例潜变量的信度处于0.867 与0.363之间,分属高信度和尚可信度区间。此外,采用结构效度来检验数据的有效性,采用潜变量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的大小衡量可测变量对目标潜变量的贡献。除居住市民化接近0.4 之外,其它6 个潜变量第一主成分贡献均明显高于0.4。数据符合结构模型信度、效度的要求。表1为改善后模型的主要拟合评价指标,依据χ2、RMSEA 及其它各项拟合标准,各指标都在可接受范围内,并且模型路径具有实际含义。由以上综合判断,改善模型有一定合理性。

表1 主要指标拟合评价表

3.4 结论

由改善模型路径图3,探讨如下。

3.4.1 社会关系对农民工心理市民化无明显影响在最初经验模型中,将关系市民化去掉后,显著性反而有很大提高。说明关系市民化不会对心理市民化造成太大影响,与一些学者将人际关系及社会资本看成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的能力因素不同[2]。论文认为个人之间均存在社会资本的差异,城乡居民中都普遍存在社会资本缺乏的个体。农民工心理市民化是对自己市民化程度的感知,而与本人现有的城市社会关系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很多农民工依靠在外省打工收入,然后在家乡城市学区购买了商品房,按照政府就近入学的明文规则,子女可以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并不需要很多的社会资本。

3.4.2 居住市民化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影响在连接心理市民化的路径中,仅有居住市民化的路径系数具有显著性,其它连接心理市民化的路径均没有显著性,而被删除,见表2。表明农民工心理市民化很大程度上受居住市民化影响,“家”在农村传统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农民在城市中有房产,即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现在城乡户口已经放开,农民工可以托依城市房产分享城市教育、福利和生活工作便利,是农民工心理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在居住市民化的测量变量中,居住条件对农民工市民化心理缺乏显著作用,从模型中去掉了;而居住区位便利性,包含工作、生活和学区的便利等有着很大影响;另外,居住城市等级也具有显著性,但系数较小。这些反映了农民工朴素的心理和较低的城市化需求,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有关系,即刚踏入城市常处于城市中底层。

表2 改善模型的标准化系数

3.4.3 子女教育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居住市民化 子女教育对居住市民化、心理市民化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是子女教育→就业市民化→居住市民化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16、0.337,都具有0.01的统计显著性,见表2。表明子女教育虽然没有显著直接致使在城市购房,但会显著通过就业市民化,积累了城市化的物质能力后,再作用于居住市民化。可见,子女教育对农民工城市化起着间接的推动效应。

3.4.4 就业对心理市民化的直接作用较小“就业市民化→心理市民化”的路径系数统计概率不显著,已删除,表明在城市就业不能直接促进农民工心理市民化。当前很多农村的土地已经流转给专业农户,大多数具有劳动能力的年轻农民已经成为城市工人,城市就业已是常态。然而,由于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的特性不突出,对于很多底层农民工来说,在城市就业的收入、稳定性和保障性不足,心理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市民,只是城市的“漂族”,在城市工作仍是挣钱“养”农村家庭,或者是支持子女城市化。以上原因都可能导致了就业市民化对心理市民化影响不明显。可见,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3.4.5 代际支持推动了农民工市民化 在结构图3中,可以看到“代际支持”与测量变量和潜变量的路径系数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代际支持→子女教育”比“代际支持→婚嫁推动”的系数更大。长辈在孙辈教育上的支持力度更大,主要表现是代际“家务陪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外,长辈在儿女婚嫁购房当中也有明显的物质支持,从而间接支持子女居住城市化和工作城市化。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支持儿孙城市化,农村爷爷奶奶一方面在物质上支持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购房,另一方面又在城里给孙辈教育做陪护,减轻农民工子女的负担,让他们能继续在城市工作。长辈自助养老的系数为-0.684,在代际支持中具有负的显著性。表明农村老人自主养老,不能直接给城市子女提供支持。但是能减轻城市子女的赡养负担,具有间接的支持作用,也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

3.4.6 婚嫁促进了年轻农民工市民化 一方面婚嫁通过推动年轻农民工购买城市住房实现“居住市民化”,系数为0.604;另一方面婚嫁又促进农民工“就业市民化”,系数为0.355,这些作用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且婚嫁对居住市民化的作用更大,见表2。可见,婚嫁是市民化的促进因素,对90 后年轻的农民工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女方婚前对男方的要求是城市住房和小汽车。在婚嫁推动中,主动城市买房的系数较大,作用相对突出;因对方要求被动购房,也具有显著性。

4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意见

4.1 稳定房价、加大农民工购房补贴力度,以及就近城市化

在农村传统思想中,住房是“家”的基本条件,如果在城里有住房,农民一般会认为自己在城里也有一个“家”。模型分析中也验证了居住市民化是心理市民化最大的影响因素。而当前城市房价超出了很多有城市化意愿农民的购买能力。因此,采取降低购房成本将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具体有:(1)供应经济适用房,稳定房价。针对农民工总体购买能力偏低的情况,政府需要保障经济适用住房的投入,满足农民工对中、低价普通城市住房的需求。其次,政府还应继续房价调控政策,抑制房价上升,降低农民工的直接购房成本。(2)加大购房补贴力度和减免税优惠。对于当地农村居民购买城市住房,可加大购房补贴的力度和免税政策,以提高农民工城市购房的积极性。(3)采取就近城市化策略。当前,很多农民工在东部发达城市就业,但发达城市的房价较高,对普通农民工来说缺乏购买能力。然而,他们可在家庭所在地县城,或者附近城市购买住房,采取就近城市化策略。这样既可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门槛,还可以减缓当前内陆城市的人口、人才流失严重的现状,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4.2 增加就业机会、开展农民工培训促进就业市民化

分析了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稳定性和报酬对就业市民化有显著影响,而就业市民化对心理市民化没有显著直接作用,但对居住市民化有显著影响。表明高质量的城市就业,能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物质能力,如城市购房能力,从而实现居住市民化,并最终完成向心理市民化的转变。如何提高农民工稳定就业和报酬水平。(1)创造更多的稳定就业机会。包括招商引进企业投资,发展城市教育事业及居民服务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推动农产品新媒体营销,以及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等,创造更多的城乡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2)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青年职业技能培训。普通农民工缺乏职业技能致使就业面狭窄和工资收入低,加强政府、企业对农民工直接或间接的职业培训支持,提高其就业素养,增加就业率和收入,提高市民化能力。另外,向年轻农民工群体宣传职业学习的重要性,增强农民工自主学习意识,加强农民工自我培养,改善自身的就业技能。多种途径推动农民工就业市民化,并最终向市民转化。

4.3 妥善处理子女教育与其它因素间的关系

代际支持会作用于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对就业和居住市民化有直接与间接的作用,这就需要协调好各因素之间的联系。(1)缓解“隔代教育”难题。农民工子女教育由爷爷、奶奶“隔代陪护”较常见,而来自农村祖辈的教育理念相对较落后。对此,农村长辈也需要学习并吸收新时代的教育理念,改变过去“放养”式的教育,在对子孙的教育陪护中,力争做一个合格、称职的家教陪护者。(2)加强农民工夫妻之间在子女教育上的合作。例如,男方在外地工作,女方在家乡陪护等,保证有一方能亲子陪护。(3)综合考虑居住市民化各项利益点。农民工在居住市民化选择中,既要考虑到子女教育上的利益,还要考虑居住的长期性、舒适性,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性,防止过分强调子女教育,损失了其它利益点。

4.4 防止农村婚嫁中的盲目攀比

分析了解到主动与被动购置城市婚房的现象较普遍,婚嫁是年轻农民工城市化的助推器。但也可能成为经济困难家庭的城市化的障碍。例如,存在年轻农民工家庭因买不起满意的城市住房使婚姻“搁浅”的现象。因此,要防止农村婚姻中盲目攀比的风气,一定程度给予年轻农民工采取长期城市化的社会空间。使有经济困难的年轻农民工可以婚后用稍长时间的工作积蓄在城市购房,实现市民化,以及逐步实现舒适的城市化生活,而不是强求短期内实现高质量、舒适的城市生活。

此外,农民工保险保障不足的情况普遍,增加了城市化后的养老风险。因此可以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推动企业主动为农民工缴纳养老等主要险种;另一方面,提高农民工自我足额缴纳社保意识,以降低未来生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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