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万年，考古重现
——萨拉乌苏的考古传奇

陈福友

黄水河畔，惊世发现

在内蒙古乌审旗最南部，有一条发源自陕北黄土高原白于山北麓的河流，夏秋季节，汹涌的洪水将侵蚀的黄土带到此地，形成一条黄水河，被当地的蒙古族称为萨拉乌苏，即黄色的水——在蒙语中，萨拉是黄色，乌苏是水。萨拉乌苏河是黄河的支流无定河流经乌审旗一段的名称，范围一般指乌审旗的大沟湾至巴图湾之间。萨拉乌苏河流经的地理单元是毛乌素沙地，湍急的河水在相对松散的砂质地层中蜿蜒曲折，侵蚀出深达60多米的河谷，形成相对宽阔的沟湾地貌，在毛乌素沙漠中间形成一道河谷绿洲。

1922-1923年的萨拉乌苏河谷（引自《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1922年8月的一天，法国学者桑志华从陕西省靖边县的小桥畔村出发，向北沿着萨拉乌苏河谷，一路考察，进入毛乌素沙地，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一带，在当地的蒙古族牧民旺楚克的帮助下，在他家附近的萨拉乌苏河右岸陡崖下，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更重要的是，还从地层中发现了古人类打制的石器，从此唤醒了深埋地下数万年之久的萨拉乌苏遗址。

1923年，桑志华邀请法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共同进行萨拉乌苏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这年的7月底至8月底，桑志华和德日进组织的考察队主要发掘了上年度确认的石器地点（A点），发掘规模较上年度大大拓展，工作面南北延伸长度达到200米，重点发掘的区域南北约80米，发掘剖面的深度从顶面往下超过10米，但发掘者在后来发表的文章资料中，并没有提供此次发掘的具体面积。后人在论及萨拉乌苏遗址的文章中曾出现“向剖面内掘进10多米宽”、“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数据，但是根据原始的发掘记录和文献看，当年的发掘时间接近一个月，历史照片中展示的发掘现场的人员不到十人，而发掘深度至少10米等线索看，这么大的发掘面积是不可能实现的，出现这种认识可能是对法文原著的翻译误解和对发掘工作量缺乏常识造成的。

萨拉乌苏河谷地貌

1923年在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约200件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包括烧骨和木炭，“在地层中发现了无可置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四纪人类的遗迹”，确认了A点（后来被中国学者定名为萨拉乌苏遗址邵家沟湾地点）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居址，这是在中国第一次较多地出土旧石器，并确定遗址的性质为人类居址，推翻了当时西方部分学者认为东亚没有古老的人类文化这一偏见，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百年匿迹，世纪找寻

1923年8月底，桑志华和德日进结束了萨拉乌苏遗址的发掘，转而奔赴陕西榆林油坊头和宁夏灵武水洞沟，曾经人声鼎沸的萨拉乌苏河谷也沉寂了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毛乌素沙地的流沙被疾风吹落河岸，掩盖了曾经的考古发掘剖面，源自南部山区的萨拉乌苏河水不断地侵蚀着河岸，尤其是夏秋季节的洪水，经常造成岸堤崩塌，甚至局部河流改道。蒙古族人旺楚克一家在沟湾里高地上的居址，也因为一次洪水被完全冲走，他们全家被迫搬迁到了二十公里以外的城川镇，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推测应该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时间，由于战乱，陕北一带的部分农民为躲避战火，开始迁徙到萨拉乌苏河周边生活。这个沟湾原先的住户只有旺楚克一家，他们迁走后，随之而来的是邵家，在河西岸的阶地上挖窑洞生活，沟湾小地名就以邵家为名，这个沟湾到现在一般被称为邵家沟湾，再后来杨姓人家又在河的东岸阶地上挖窑洞居住。

在风沙的包围阻隔之下，萨拉乌苏河周边近似与世隔绝的农牧生活，使得当地人们逐渐淡忘了曾经的考古盛况，人们在河流阶地的陡坎上开挖窑洞居址，曾经的考古地点上近十米高的阶地黄土堆积，也被村民开挖出多个窑洞。萨拉乌苏遗址也似乎只在有限的文章中才能找到一点残存的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开始重新在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

国内最早考察萨拉乌苏遗址的是内蒙古博物馆的汪宇平先生。1956年4月，汪宇平从包头乘坐卡车出发，因为土路难走，用了3天才到达东胜，然后跟着木轮车在沙海里步行了6天，才来到乌审旗驻地；又步行了4天到达当时的河南乡驻地，询问当地人皆不知法国人发掘萨拉乌苏一事，后询问到大石砭的喇嘛庙里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喇嘛，告之需要到30多里外的大沟湾一带寻找。在13天的沙地徒步之后，汪宇平终于在沙丘遍地不见人烟的困顿之时，找到了沙漠深处一条宽阔幽深的大沟，沟里有农田、树木和河流，一问才知，这里正是大沟湾。随后5天左右的考察，虽然没有找到桑志华发现的旧石器遗址的位置，但汪宇平新发现了一处旧石器遗址，后来命名为范家沟湾遗址，这是继法国人发现第一个旧石器地点后，中国学者在萨拉乌苏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开启了萨拉乌苏新一轮的考古学研究。

1963年，中国科学院的裴文中先生带队到萨拉乌苏一带考察，与汪宇平一起，确认了新发现的范家沟湾地点，对萨拉乌苏河系的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对比，发掘了一批动物化石。但对桑志华发现的旧石器遗址的具体位置仍存疑问，40年的风沙已经掩盖了发掘的剖面，虽然考察队找到了旺楚克家的大致的范围，但无法确认出土石器的文化层的具体位置，“在萨拉乌苏河区域的人类化石和河套人的石器究竟原生在哪一个文化层位？”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1978-1979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对萨拉乌苏地层进行了考察，发现6件人类骨骼，认为其中4件是从萨拉乌苏下部地层里发现的，并发表论文认为解决了河套人化石出土层位不明的问题，判断这些人骨属于河套人时期；1980年又在综合考察中发现11件人骨。如果这些人骨都是数万年前的河套人化石，那这无疑是个十分震惊的发现，因为除了著名的周口店第一地点以外，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旧石器遗址有如此之多的人化石发现，如何科学地证明这些人骨的古老性，一直是一个困扰考古学者的问题。依据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惯例，证实一件标本的年代，需要有详细的考古发掘记录，和大量的同层出土文物来共同佐证，并辅以地层和标本本体的科学测年，对采集的脱层的人骨标本，必须针对人骨本体进行科学测年。20世纪80年代，国内尚不具备进行人骨本体直接测年的技术条件，直到21世纪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尚虹博士等发表论文，对萨拉乌苏区域采集的1件人骨进行了AMS碳十四测年，结果距今只有两三百年，年代之年轻让人震惊，因此作者在文中建议“只有根据直接采样的方法测定出的年代才有一定的可信度”。因此，解决这些采集的、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标本的年代归属问题，必须通过对人骨本体进行直接的科学测年，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萨拉乌苏遗址首次发掘的邵家沟湾地点远眺

198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和卫奇带队，参与萨拉乌苏河的多学科考察，2003年黄慰文等对此次考察的成果发表论文，认为1923年发掘的第一个石器地点在杨四沟湾，他们1980年的工作“在邵家沟湾至范家沟湾之间河段试掘了4个地点，其中3个地点无大的发现，但在汪宇平1956年发现的范家沟湾地点则多有收获，出土了近200件石制品、大批破碎的兽骨、一些骨器和炭屑”，这次考察仍然没有找到1923年发掘的遗址点。之后虽然地质地貌学者和考古学者多次考察萨拉乌苏遗址及周边，但都没有提到1922年最初发现的那个遗址点，有关萨拉乌苏遗址石器文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范家沟湾地点1980年出土的那批石器上，涉及到桑志华最早发现的那个石器遗址，只限于根据最初发掘者发表的文献进行的文字上的讨论和考证，具体位置又出现邵家沟湾、杨四沟湾、小桥畔村北等多个说法，而没有任何找到遗址现场的实地工作。

自首次发掘之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萨拉乌苏遗址最早发现的那个地点就这样一直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么，1922年发现、1923年发掘的那个震惊世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就这样永远埋没在毛乌素的漫漫黄沙之下了吗？

考古重启，遗址再现

2021年8月开始，为配合萨拉乌苏遗址公园的建设，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古工作重新开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公园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对之前认定的王氏水牛出土地的遗址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并获批了正式的考古发掘证照，笔者作为考古领队组织了这次为期3个多月的发掘工作。

2021年发掘出土的石器

2021年发掘出土的羚羊角化石

此次发掘是严格按照旧石器考古发掘规范进行的，在地层和操作层的双重严格控制下，逐层下挖，地层中不断有动物化石出土。由于之前的专家认定该处为王氏水牛出土地，根据1922-1923年的发掘记录，王氏水牛出土地只发现了动物化石，德日进等对其地层的描述为“这里的地层以青色泥质砂岩为主，在贝壳状的裂口处有些质地很细的青色黏土层”，而我们此次的发掘发现，地层主要为上部的灰绿色砂层和下部的灰色砂质黏土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发掘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这些都是王氏水牛发现地所没有记录的，难道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旧石器遗址点？

2021年萨拉乌苏遗址发掘现场

萨拉乌苏遗址1923年和2021年照片对比，地形吻合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之前定名为王氏水牛发现地的这个地点的真实面目。考古队员们开始从源头寻找原始资料，结合正在发掘的地层剖面详情和出土遗物的分布情况，与1922-1923年的发掘资料进行了严谨的对比。得益于桑志华等细致的野外记录，我们查找了桑志华的日记和他绘制的萨拉乌苏遗址的地形图，以及德日进和桑志华发表的相关论文和专著，排除了我们正在发掘的地点是王氏水牛发现地的可能。

对比桑志华一百年前绘制的地形图和今天的卫星影像，可以清楚地发现，二者的地形基本吻合，但相对于一百年前的地形，萨拉乌苏河有局部改道的迹象，地形图上标注为旺楚克家园的高地，如今已是一片河滩，这与旺楚克一家遭遇洪水而搬走的传说相吻合，正可能是因为旺楚克家园位置被洪水冲走，失去了重要的参照地标，导致后期很多专家对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石器的邵家沟湾地点的位置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此外，德日进和桑志华等发表的论文中有遗址发掘的场景照片，我们在近似的角度对本次发掘的位置进行拍照，发现二者的地貌形态基本一致，除了照片左上角的沙丘位置有所变化，但这在毛乌素沙地的环境中，沙丘移动是正常现象，不影响整个地形的判断。

萨拉乌苏沟湾里秋天的丰收景象

因此，从百年前的地形图与今天的卫星图的对照、原始发掘资料和新考古发现的对比、新老照片对遗址地形记录的吻合等各个方面，我们确认了2021年萨拉乌苏遗址发掘的地点不是王氏水牛出土地，而是萨拉乌苏遗址1923年发掘出土旧石器的最重要的那个遗址点。在埋没黄沙之下即将百年之际，萨拉乌苏遗址最初的那个旧石器文化地点终于重见天日！

2021年的考古发掘，重新找到了百年之前的萨拉乌苏遗址，新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丰富的旧石器、木炭和烧骨等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宝贵文化遗物，形成了地层确切的考古剖面，为进一步解决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环境和文化属性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考古材料，这次的发掘，重新启动了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古工作，推动了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沙漠沟湾，旧貌新颜

萨拉乌苏遗址所在的大沟湾一带，地处毛乌素沙地，是我国有名的沙漠之一，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沙海，流动沙丘此起彼伏，风沙肆虐，一夜之间一座沙丘就可能移动十几米远，这种移动沙丘形成的原因是地表没有植被的固定，大风一吹，表面的沙子就从迎风坡向沙丘顶部移动，然后落到背风坡，循环往复，整个沙丘就移动了位置，被称为移动沙丘，是沙漠里的典型地貌。由于环境的恶劣，当时的居民主要集中在萨拉乌苏河谷一带生存，河水左右摆动，蜿蜒曲折，扩宽了河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沟湾地貌，连成一片，统称大沟湾，其中又以当地居民姓氏或地貌环境特点命名了多个较大沟湾的名字，例如邵家沟湾、范家沟湾、杨树沟湾、清水沟湾、滴哨沟湾等等。因为沟湾里相对宽阔一些，又靠近水源，人们就在河流两岸的阶地陡坎上挖掘窑洞居住，在河流的低阶地上种植庄稼，在河滩上放牧牛羊，但由于人多地少，生活比较艰难。

2022年10月，建设中的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生活在沟湾的人们开始同沙漠做斗争，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村民开始在沙漠里植树造林、种草固沙，涌现出全国治沙劳动模范殷玉珍这样的典型人物，大家的努力渐渐地改变了毛乌素沙地的面貌，流动沙丘慢慢变成半流动沙丘，最终由于植被的覆盖，变成了固定沙丘，原来的沙漠被翠绿的植被覆盖，甚至著名的沙漠峡谷这一特殊地貌也难得一见了。政府给这个区域通了电、修了路，生产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尤其是有了电以后，可以打井灌溉，村民们在原来的沙地上开垦良田，种植玉米、土豆、向日葵等农作物，人们也逐渐从沟湾的窑洞迁徙到广阔的沙地良田，修建了砖瓦房，开始了幸福的农场生活。

与村民们日新月异的田园新生活同步，萨拉乌苏遗址的保护和发展也得到了持续的重视。萨拉乌苏遗址于1992年被列入乌审旗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如今的萨拉乌苏遗址一片繁忙景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如火如荼，新建的遗址博物馆正在进行布展，萨拉乌苏河套人研究中心已经封顶，邵家沟湾和范家沟湾两个遗址点的考古工作也进入第3个发掘年度，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沟湾农田里6月份播种的向日葵和荞麦茁壮成长，将在火热的8月盛开遍地的花朵，迎接萨拉乌苏遗址发掘100周年国际论坛的专家学者，向全世界展示萨拉乌苏遗址新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