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汪宇宇平平与与萨萨拉拉乌乌苏苏遗遗址址

李毅君 汪英华

在萨拉乌苏遗址考古百年史上，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汪宇平先生潜心笃志，躬体力行，书写了至关重要的一笔，值得永远铭记。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内蒙古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界奠基人之一，他所做的工作，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的先河，也促使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工作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新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工作缘起

1951年，汪宇平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应聘于内蒙古文教部，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奠基人。作为内蒙古第一支文物考古专业组织——考古工作队的首任队长，汪宇平面对专业人员少、工作范围广、工作量大、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的现实情况，依靠“一切工作从零开始、从我做起”的决心，带领团队开展了全区境内第一次文物普查，并取得成效，为内蒙古地区文物的征集、保护和科研工作的良性发展填补了空白，积累了经验。

1953年，汪宇平参加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文物考古训练班”，并学以致用，推动各项工作逐步转移到有序的轨道上来。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汪宇平本着“多读书、多跑路、多钻研”的精神，开始探索性地进行调查、科研工作。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保持在第一线，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每年初春，他便整理行装，奔赴区内各地进行文物调查及宣传等工作。而雁去冬来之时，他又忙于文物修复和调查材料的室内整理。内蒙古地广人稀，常常几百里杳无人烟；解放初期工作条件差，交通也极为不便，可他从无怨言。经他之手，数以万计的文物得到整理和研究，其中有很多文物成为内蒙古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汪宇平先后徒步、骑马或骑自行车翻山越岭，走川渡河，栖息荒漠，饮寝草原，不畏酷暑，不惧严寒，行程8000余公里，跨越河北、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六省区，在内蒙古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24处和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

解放后几年间，贾兰坡先生先后发表了《北京人》、《山顶洞人》和《河套人》几本专著。汪宇平都非常喜欢读，爱不释手。特别是《河套人》，专门谈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远古文化——河套人及其文化在内蒙古历史发展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于是，作为我国最早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遗址之一、我国最早发现古人类化石的遗址，享誉世界的萨拉乌苏河流域，成为汪宇平最为向往的地方。

考古新发现

萨拉乌苏遗址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自1922年-1923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桑志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揭开序幕之后，30余年以来一直没有学者开展后续的实地工作。对此，汪宇平一直耿耿于怀。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怎能没有责任到那里进行调查发掘呢？几经考虑、下定决心之后，他决定试一试。1956年4月2日，承蒙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领导的支持，汪宇平怀着兴奋的心情踏上前往萨拉乌苏河的考古调查之路。

这是极其艰辛的探索之路。正值春风送暖时，汪宇平乘坐前苏联造的十轮大卡车，遭遇河槽翻浆，走不多远，车就陷住。单是从包头到东胜（鄂尔多斯）大约100公里的土路，就走了3天。汪宇平受到当时伊克昭盟行政公署主管文教相关人员的接待，但没有获得萨拉乌苏遗址的任何线索，于是决定自行前往乌审旗。次日离开东胜，由于车辆又出故障，他不得不改雇老乡架着一辆木轮车拉行李，自己跟车徒步走到乌审旗境内。可行程第二天赶车老乡就迷路了，幸有乌审旗的两名干部随行，以驴马粪便为路标继续前行。怎奈沙地气候无常，一遇风沙，前不见粪便，后不见车辙，顿时迷失方向。走了6天，才到达乌审旗政府所在地。连着5天过去，一找到老乡向导，汪宇平立即徒步赶着驴车，翻越荒漠，前往萨拉乌苏河畔。这段行程沙丘渐厚，人烟稀少，极易迷路，进度很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多方打听、百费周折，历时13天，他终于来到老乡们口中的线索地——大沟湾。

汪宇平1956年拍摄的萨拉乌苏河谷地貌

为推进考古工作，汪宇平此行特意寻找1922年曾经帮助桑志华在乌审旗大沟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的那名王氏老乡。经询问，从大沟湾杨老乡口中得知，当年的向导名叫“石王顺”，时人简称“王顺”，当地口音称为“王寿克”。他在桑志华考古调查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曾帮助其发现一个古生物化石新种。桑志华根据口音以为此人姓王，记录为“王寿克”（Wangsijock，后被译为“旺楚克”），并将该化石新种命名为“王氏水牛”（Bubalus wansjocki）。遗憾的是，他已搬迁异地并故去，未得谋面。

凭借坚定的决心，汪宇平1956年两次不辞辛劳在萨拉乌苏流域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大沟湾村的西沟新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得到人工打制石片76件、破碎的烧骨10件左右、许多被人为破坏过的哺乳动物骨骼化石残片。此外，一个名叫“思治宝”的孩子帮助汪宇平在乌审旗滴哨沟湾村发现1件人顶骨化石；次日，距此60米处，在一位老乡窑洞门前的土崖上，又找到1件人股骨化石。1957年，汪宇平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伊盟萨拉乌苏河考古调查简报》，概括总结了以上调查情况。

上图：1956年，汪宇平在萨拉乌苏遗址区发现人类股骨化石的窑洞；

下图：1990年，汪宇平在萨拉乌苏遗址考察

不久之后，汪宇平亲自将人骨化石送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鉴定。吴汝康院士认为，这两件人骨化石都比尼安德特人更接近现代人，但仍然有明显的原始性质。1958年，吴教授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发表《河套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一文，指出汪宇平1956年发现的萨拉乌苏河人类顶骨和股骨具有一定原始性，又有接近一般的现代人特征，可能处于更新世晚期，可能代表晚期的尼安德特人类型。这是我国学者通过人骨化石对比研究对“河套人”所处发展阶段及其与现代人关系的最早论述。

汪宇平发现的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就是后来学者们所称的“范家沟湾遗址（地点）”。这不仅开启了萨拉乌苏遗址新一阶段的野外考古调查工作；而且是继1922年桑志华的发现后，我国文物工作者在萨拉乌苏遗址的首次重要收获，是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新中国诞生后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为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深入系统地研究“萨拉乌苏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突破性进展

1960年和1961年，汪宇平又两次来到萨拉乌苏河地区进行调查。他在乌审旗范家沟湾旧石器时代遗址西南角一处灰烬遗迹中获得1件石器、30余件破碎的烧骨；另在大沟湾村南部萨拉乌苏河畔的砂崖上，发现犀牛、鬣狗、水牛、鹿等动物化石。1962年8月，汪宇平在乌审旗滴哨沟湾开展考古调查工作的时候，当地农民博音图同志向他移交了一件人头骨化石，说是1961年春当地社员在河谷深处开辟坡地、平整地面时，在坡地下60厘米深处发现的。上述补充资料进一步丰富了萨拉乌苏遗址的文化内涵。通过这期间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汪宇平将新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时代定为更新世晚期，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中后期。

汪宇平这些年对萨拉乌苏遗址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极大关注。1963年-196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张森水专程与汪宇平等人组成科学调查队，在萨拉乌苏河地区开展第四纪的全面考察。汪宇平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使其深受同行们的尊重和敬仰。其间，科学调查队确认了汪宇平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勘察清水沟湾至米浪沟湾沿岸地层，重点研究滴哨沟湾地层，在杨四沟湾左岸的基座阶地里开展动物化石和人类遗迹的发掘工作，所获资料为之后的“萨拉乌苏遗址”系统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察与研究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影响，吸引更多学者慕名前来，加入其中。萨拉乌苏遗址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成果不断向前推进。

1972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地质学家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卫奇、吕遵谔与汪宇平等人组成联合考察队，到萨拉乌苏河进行参观性考察。到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察不仅方兴未艾，而且各方高校、科研院所相互合作，积极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将萨拉乌苏这一重大课题持续引向深入。看到如此欣欣向荣的场面，汪宇平常常欣慰不已，更加坚定自己早年艰苦跋涉、伏案坚守的无畏选择。

汪宇平考古事业生涯40年来，征集大量珍贵文物、标本、化石，发现大批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各历史时期的重要遗址。萨拉乌苏的考古工作只是其中亮丽的一页。他先后完成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有50余篇。有不少论文内容还被国内外学者所引用，为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被中国和世界所认识，做出不懈的努力。

上图：1990年，汪宇平和汪英华在萨拉乌苏遗址考察；

下图：1990年，白庆元（左1）、汪英华陪同汪宇平先生在萨拉乌苏遗址考察

汪宇平攻坚克难，任劳任怨，全身心奉献给文博考古事业，社会对他给予极高评价和莫大荣誉，先后多次被评为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化厅先进工作者。1985年，他荣获全国文博战线先进个人和全国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单位先进个人称号。1986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2002年，荣获第一届“裴文中科学贡献奖”。

值此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发掘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向汪宇平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