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的诗学及其变奏
——简论当代诗歌的植物书写

王子瓜

身体中的植物

作为对马拉美以来现代主义者语言自律论的反思，一种被称为“肉身化”的现象学和诗学将注意力从抽象的精神转移到具体的身体上，正因为“我的身体由与世界相同的肉组成”（梅洛-庞蒂），人才不是孤立的，身体正是人与世界之间的通道。亨利·米肖描绘了一种身体的膨胀感受：“我失去了我身体的边界，并且开始无可抑制地膨胀起来。我是所有的事物：特别是那些蚁群，永不停歇地鱼贯前行……很快我便感觉到我不光是蚂蚁，我还是蚂蚁们爬行的道路”（米歇尔·高罗：《身体·宇宙——身体在西方现当代诗歌中的形象》，朱江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年版，第44 页）。这种膨胀，不像以往我们熟悉的孤独心灵那无节制、狂欢节式的膨胀，据米肖所写，它是“痛苦”的，它的背后是一个更为审慎的、客体化了的主体，一个从与世界的认真交流之中被扩大的主体。

我们的身体中有什么？里尔克写道：“高大的树在那只耳中。”（《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他没有写树在“心”中，因为他要“触摸”这一切，他不是思想到，而是感受到，从这棵树开始，辽阔的森林和那些涌出巢穴的动物，感受到诗歌的女神 “睡在我的身体里”。我们如今的诗歌中同样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主题：身体中有一株植物，或身体本身即是植物。在《空心菜》《树》《齿轮》等诗歌中，星芽反复表达这样一种感受，她说“万事万物还在身体里勃发生长”“我被指认是一棵树 / 听见手臂里的树枝在生长”“我肚子里的青草仍在徒劳地窜长”。类似的，还有陈翔的“竖立在你身体里，那株赤红的棕榈树”（《新手》），莱明的“他就在她的耳朵里种上庄稼”（《寂静》），拾谷雨的“眼前的少女 / 正要燃尽她那带有植物气息的身体”（《小雪》），马贵的“白杨树哗哗的掌声祝福丰满的麦穗 / 和怀孕的苞谷”（《农事诗》），曹僧的“文身易，文心兰”（《南方植物园》），等等。借由身体与植物的关联，中国新诗一项久未被关注的主题浮出了水面，这就是“成长”的主题。这一主题之下的植物书写不关心某个固化了的植物/自我本身，而是将之重新理解为一种过程；它不想知道植物/自我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它追问的是这些价值和意义如何可能，植物/自我是如何从过去“成为”现在的。

植物书写的历史

在进入当代诗歌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过去。对中国人来说，诗歌书写植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诗经》和《离骚》用嵌满草木鸟兽的语言表达了文明的幼年，对植物的喜爱早已深深铭刻在文化古老的基因之中。然而一旦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我们将发现植物与诗歌、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绝非必然，相反，它恰恰是我们祖先一项十分独特的嗜好。古埃及人的《亡灵书》关心彼岸和神灵，古印度人的《梨俱吠陀》同样颂扬神灵，古巴比伦人的《吉尔伽美什》与古希腊人的《荷马史诗》这类英雄史诗，在描写对象层面，将人造器物看得比自然事物更为重要。在但丁和彼特拉克之前，自然更多是恐怖而非美的，肯尼斯·克拉克在论及《贝奥武甫》时谈到史诗作者“想让我们分享他的恐怖” （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 页）。在这些古老的作品中，自然是人的反面，自然、植物若非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便往往只出现在精神旅程遥远的背景中，所占有的位置无足轻重。

西方诗歌对植物的大量发现和书写，要到很晚的时候才开始——几乎要等到浪漫派的兴起。而且，这种书写从一开始就拥有一种绝佳、同时也难以突破的范型，这就是我们在威廉·布莱克的《啊！向日葵》、华兹华斯的《水仙》、雪莱的《含羞草》等名作中所看到的那种写作方式——姑且称之为“主题型”的写作，它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在文本层面上，特定的植物成为诗歌的中心物象 ；二是在诗歌所呈现的主客关系层面上，植物被诗歌中另一主要因素——主体，所强硬地对象化了，因此植物不再是其自身，而是一种寓意，这寓意有着经过特定主体的理解而获得的个性化来源，而非源于普遍、惯常的理解；第三点则更加隐晦，考察这些诗歌的时间形式，我们将发现大多数时候书写植物的诗歌（尤其是短诗，雪莱的《含羞草》自然不在此列）总是将它放置在一个孤悬的时间片段中，将植物当做一种静物来看待。这也是植物被极端地对象化了的缘故，诗歌的自我意识过分地自信，满足于对这片段的捕捉。这一范式清晰地出现在后世的诗歌中，我们在瓦雷里的《石榴》、里尔克的《玫瑰花心》、特德·休斯的《蓟》等名篇中都可以发现它的模样。如巴什拉所言，“人就是一种渴望天上之水的植物”，“水生薄荷在我身心中唤起一种本体论的沟通，它使我相信生命就是一种普遍的芳香，生命从存在中散发出来就如气味从实体中散发那样” （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顾嘉琛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 年版，第171、第8页）。在西方近现代诗歌中，对植物的想象，往往构成了对生命本质化的理解，进而与人自身关联起来。

生长的诗学

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将发现中国新诗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是如此与众不同。胡适的《乐观》（胡适：《胡适文集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45 页）一诗同样是书写植物，所关注的却是植物历时性的一面。这首为感谢国内很多替《每周评论》被封禁而抱不平的报纸而写的诗作，由五个静态片段构成，讲述了树“生长”的故事。大树被人“斫倒”之后，先是留下了一些种子，很快，种子都“长出两瓣嫩叶”，如此过了许多年后，“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此诗正如《尝试集》中其它作品那样通俗易懂，文本的走向却可以让我们读到那个时代特殊的思维方式。一棵树成为种子、再成为树林的信念，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内容：对新思想的热情、对革新事业的坚持、启蒙者的姿态、对某种进步史观的笃信、对保守派的嘲笑等等。胡适以外，还有汪静之的《谁料这里开了鲜艳的花呢》《被残的萌芽》《蓓蕾》，康白情的《送刘清扬往南洋》等诗歌，早期新诗人不约而同地建构了这样一种“生长的诗学”：最基本的层面，这些诗大都以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作为诗歌的开始，受挫并非成长的终结，而是起点；更重要的是，在象征域的层面，植物的生长总是三个层面的生长的统一 ——人格的成长、精神与思想的传播、历史的进步——个体的成长即是共同体的成长。

在胡适等人诗歌的结构中，我们不难看到西方近代诗歌的影响，但这种对于历时性的重视及将个体与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则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色彩。就前一种特征而言，《诗经》中即常常出现对同一植物历时性状况的呈现：《国风·卫风·氓》记录桑树从繁茂到枯落的变化；《国风·召南·摽有梅》记录梅子从成熟到烂熟的变化 ；《小雅·采薇》记录薇的“作”“柔”“刚”的变化过程（同时它亦将个体的命运与家国命运统一在薇的生长之中）。至于后一种特征，则深深铭刻在汉语的潜意识，从《小雅·斯干》的“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中，从“盛开”—“盛年”—“盛世”这一系列换喻中，从“开枝散叶”“祖荫”这样的古老想象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独属于中国文化的“生长的诗学”的存在，它正是中国诗歌在植物书写的层面有别于其它文化的关键。

九十年代诗歌与生长的缺失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今日的情况了。谈论当代诗歌的植物书写，臧棣的《诗歌植物学》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优秀的诗歌可能是完美的，重要的诗歌则将它的时代转化为对后来者的教育和启迪。以本文的一孔之见，这部诗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构筑在植物之上恢弘、浩繁的意义空间几乎完全没有给“生长”留下余地。臧棣有关植物的诗歌更注重植物个体的特殊性，比如“刺激性气体、鼻子伸向微毒的根茎”（《仙客来简史》）、“长卵形鳞茎，发达的蜜腺”（《山丹丹入门》）、“它身上的金黄管状花如此美艳”（《巴西风铃木丛书》），同时也更习惯于将植物视为一种静物：“因为很快，鲜明的肉感 / 就比最冷静的静物 / 更擅长将你牢牢钉在 / 陌生的原地上”（《野姜花入门》）。从这些诗歌中，读者将体验到一种清晰的生命感，体验到现代世界中稀少的、对于存在和自我的稳定把握。然而，这种生命感始终缺失了其普遍性、也是历时性的那一面。这并不是说厚厚一部《诗歌植物学》完全不涉及“生长”，只是生长往往不被理解为一种连续性，甚至连飞逝的时间本身都是静态的，在《丁香丛书》中，时间正如丁香一度要被“发芽”的冲动所推动，却又被特定的“看”的姿态所固定了下来。

“生长”的缺失，使得植物/自我的意义和价值常常来源于一种“天性”、一种孤立的自我，而不是一种在与世界具体的交互历程中发展而来的辩证的自我。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这一代诗人——更确切地说，是持续到今日的漫长的九十年代诗歌——所具有的普遍特征。这种孤立与片段的一个极端，就是比起生长，诗人们更擅长从植物身上看到生长的终结——死亡。在写于1992年的《日记》一诗中，青年时代的王家新设置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张力结构，一边是青草/我所拥有的充沛的生命力，一边是冰冷的死亡，青草因为被“刈去”而更为“新鲜”，正是死亡使生命获得了异常强烈的生命感，此诗中死亡的片刻像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像里尔克所说的果核，全部生命因这一片段的存在而被激发出意义。与之相对，在青草之死的前后，世界是“白茫茫”的空缺。在有关写作方法论的《变暗的镜子》一诗中，王家新写道：“发霉的金黄玉米。烂在地里的庄稼……在你的诗中诉说人类的徒劳”。在近年的作品《深夜归来》中，这一张力结构又一次出现，一边是“相思梅开出了更繁茂的细碎白花”，一边是“三朵向日葵……都深深地垂下了头……没有任何生命像它们这样/ 哀悼太阳的离去”，在这两者之间，诗人的自我被归为后者。生命并不值得赞颂，假如它是未经反思的，假如“真正的光”尚未到来。这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对“真”与“善”之关系的思考脉络。死亡/真并非生命/善的终结，而恰恰是它的开始。

这一植物-死亡的同一结构，还出现在诸多八十年代以来的诗作中，它在海子那里曾得到经典的表达：“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九月》）。类似的，顾城写道：“总有树要分开空气、河水，分开大地 / 使生命停止呼吸，被自己的芳香包围” （《河口》）。在青年诗人们笔下，这一结构同样也在反复出现，尽管在文本的走向上略有不同。在《十月末》中，拾谷雨“在植物间发现它们的灰烬”；在《寂静》中，莱明“为一株植物的死亡伤心不已”；在《擦玻璃的人》中，陈翔看见“树，正在失去最后一片叶子”。从诗学原理上来说，生长于八十年代之土壤的九十年代诗歌对“生长”的回避是必然的，可以说这一现象与“中年写作”的理念互为因果。在那一代诗人笔下，诗歌的“中年”是对“青年”的取代，而不是超越，不是一种容纳、扩大和抬升。生长的缺失这一文本现象，意味着“五四”以来文学中的青年精神发生了质变，如果还不是消失的话。

青年写作与反生长的诗学

对于青年诗人们来说，植物书写另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如果说前文所提到的当代诗歌更多是“非生长”的，那么这里将要提到的诗歌则是“反生长”的，它们并非没有从植物身上看到生长/成长的命题，而是看到了这个命题在今天如何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在《远足》中，青年诗人砂丁写道：“看小池塘里 / 还没长开的荷花”。在多首有关荷花、莲花等水生植物的诗歌中，植物的“生长”都被砂丁意识到并问题化了。《雨水莲花的午后》一诗中，诗人去“看莲”，而时间距离莲头“初绽的节候尚早，是成片的塑料花在/ 浑浊的排污道口边盛放。”未生出的芽，未盛开的花，未成熟的果实，植物这种生长的失败，似乎击中了青年诗人们内心中的某块隐秘的角落。在《关于植物的报告一则》中，何骋呓语般重复着“我种的黄瓜和香菜仍没有发芽”；在早年另一首《合欢》中，何骋写道“我还没有 / 开花的打算”；在成名作《石榴》中，甜河说“来晚了。等不及石榴成熟”。在“成熟”的期望中受挫，或者干脆拒绝了“成长”的愿景，是这一代青年诗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线索。

在砂丁眼中，莲花这样的水生植物被视为是无根的，总是轻轻漂浮在水面，如《看莲花（一）》中“浑浊的河面上漂着那么几片 / 轻浮的睡莲”。莲花/生命之轻，是割舍了其生长的根基的结果。写于十年前的《南太子湖》一诗清晰地记录了他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心路：

我们不过漂浮着，轻巧而快捷

像那些突然涨满的自由的水藻

沉不下去，像空气一样，我们是一些

不足挂齿的细胞。

作为喻体，“水藻”不过是一个符号，诗中“突然涨满”的自然是一种开始自觉的主体性，它意识到了自身的自由并感到快乐，然而这些快乐之中也蕴含着足够多的危机。“无根”即是“无因”，成长仿佛是一瞬间的事情，正如被从生长之中悬置出来的水藻那样突如其来，无迹可寻，“我们”所获得的主体性如此的轻巧，自由也是可疑的。很快，成长的另一面显现在诗歌的后半部分，工厂及其裹挟的腥味、疲惫、危险——历史性的因素，挤入了湖中轻漂着的年轻心灵的视野，迫使他反观自身所体会到的自由与膨胀，并造成了现象生活与真实生活的一种错位。诗歌的末尾，“我”从“我们”中获得了自己的声音，他所“怀念”的是那一度曾向每个青年敞开的历史。

这一代青年诗人笔下反生长的植物书写，背后自然有本土的时代因素，同时它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性青年运动消歇之后，被认为是社会近代化及近代精神的产物与象征的“青年”，在全球范围内的性质已经发生演变或趋于解体，青年成为了“历史的孤儿”（金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 年第1 期）。如何从这一历史困境中寻求突围，这样的大问题或许存在一些小的切口，比如植物所带来的启示：

雨中，那棵开满沉重花朵的木槿剧烈地摇晃

……

雨中的石头长出了青苔（王家新：《八月十七日，雨》）

……将粗暴的

伤痕转化为生命的根系，

面对这成长的秘密……（臧棣：《扦插入门》）

不论从哪一代人的视角来看，这些诗歌都是珍贵的异数，它们用回忆的口吻向读者透露着过来人的经验，过去的传统、胡适以来的主题在这些诗中得到了总结。这些经验是重要的，它们不仅仅让人看到生命的坚韧和尊严，它们本身是历史的证据，是本雅明所说的故事所能够带来的教诲，它们将诗歌引向了伦理与实践，又把伦理与实践引向了美。不过这样完美的历时性生命经验结构，在青年一代笔下或许还没有出现的可能。去经历颠簸与碰撞，去一次次地伸展自己的根，有一天他们将生长得足够高，并认识到过去只是一个阶段，而不是某种超历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