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整体性视角下大运河环境关联机制解析与规划启示研究
——以浙东运河为例

张诗阳 王滨鹭 金爱博

随着遗产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发展，遗产管理与实践呈现整体化、系统化与动态化的趋势[1-4]。目标上从对遗产历史价值的静态保护转变为可持续的动态保护和利用[5]；对象上愈发关注遗产间以及遗产与周边多类型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遗产簇群效应与区域效应[6]；属性上更加关注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强调自然特征与文化价值的协同保护与展示[7]。中国大运河具有时间跨度长、类型丰富、活态性、整体性和文化景观性五大特征[8]，也是在文化和自然属性上层积而产生的“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的历史地区[9]。近年来，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带等整体性创新举措得以提出，明确了当下中国大运河遗产行动应注重国家代表性、文化主导性与大众参与性的统一，以可持续的视角发挥其多元价值。同时，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逐步成熟也从空间整体层面提出了相关要求以及潜在发展机遇。2021年《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的组成部分，应对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整体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同时结合《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可以进一步发现，线性分布的大运河遗产有潜力作为区域网络化组织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的骨架与枢纽，也具备加强沿线在生态格局完善、文化传承、风景营建与游憩组织等方面有机互动关系的空间潜力。

整体性视角下大运河遗产现有研究包括3个典型方面。构成要素上，水利视角下的大运河遗产核心由水道、水源、工程管理和附属设施构成[10]，而以发生学解析运河历史演进则提出大运河遗产廊道包括自然、遗产与支撑3个系统[11]。关联特性上，要素、价值和时空被认为是城镇历史景观间关联的3种类型[12]，而运河与区域风景体系的空间联系则涵盖了城郊水利景观、城池园林景观与邑境文化景观3个层次[13]。当代价值方面，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包括作为文化遗产、城乡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区域生态基础设施以及潜在休闲通道4类[14]，而在全域历时态下大运河价值则进一步拓展到构建城市山水格局、承载文化故事、彰显独特景观特征以及见证社会环境变迁等多个维度[15]。

文化遗产空间是事关国土空间高质量保护开发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16]，而对景观特征与内因动力之间影响作用机制的解析则是整体性活态保护以及历史景观延续发展的前提[17-18]。因此，以空间整体性为视角，全面剖析、阐释大运河与沿线每一类空间以及所在地理单元整体的关联机制，能够明晰大运河遗产整体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对象，完整揭示其自然特征与文化价值，也为可持续规划策略的提出提供线索与依据。研究以浙东运河为样本，展开以下三方面探讨：

1)典型历史时期大运河与所在环境产生的系统性关联方式；

2)空间整体性视角下大运河环境关联的典型特征与机制；

3)大运河遗产及其整体环境的可持续规划启示。

1 视角：作为线性文化景观的大运河遗产

1.1 景观作为遗产研究与实践的方法

景观被理解为土地的集合，既能够强调“我们”的存在与个性，也揭示“我们”的历史[19]。景观被纳入遗产领域是20世纪遗产语义扩展的结果。作为叠加于自然系统的持续社会过程的产物，遗产与景观相联系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作为生活空间的性质[20]。因此，遗产从过去作为限制条件变成了灵感来源与机遇，从“现成的”的物品变成以不断变化的方式承载过去并连接当下和未来的有机更新系统[21]。

遗产与景观的联系能够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相互影响，以阐释景观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这一趋势促进遗产景观概念与风景园林学方法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兴起，也通过空间结构关系与叙事性等方式使遗产在时空和社会等维度中得以发展与联系[6，22-23]。价值内涵方面，现有研究阐述了典型遗产景观地区历时性遗产价值与完整的共时性遗产价值的多维关联[24]，也有利用社会连通性原理探索大运河与城市空间和要素的复杂联系[25]，以及通过对自然景观要素与文化遗产要素的综合景观特征识别解释长城文化带自然与文化的耦合关系[26]。技术方法层面，已有研究利用空间数据挖掘技术探讨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景观体系的构建方法[22]，以及利用空间、时间与感知3个维度探索中国语境下城市历史景观的识别路径[27]。但是目前以大运河环境关联机制为切入点的相关研究还较为缺乏。

1.2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大运河遗产及其环境

2021年新版《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自然与人的共同产物，反映在物质限制、自然机遇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力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居住环境的历史沿革。保护文化景观能够支撑可持续土地利用技术以及与自然特定精神关系的延续，并维持或提高景观的自然价值与生物多样性。此外，文化景观相关信息在新版指南中从附录转移到正文，而附录原有的遗产运河等特殊遗产类型则被删除[28]。可见文化景观具有概括包括遗产运河在内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广泛含义，也更加适合当前的整体化要求与可持续视角。而“文化景观区”与“线性文化景观”也被认为更适合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探索[16，29]。

总的来说，大运河以河道为主体的传统水利工程遗产是一种对象明确的线状文化遗产[30]，其与沿线环境则应一并作为持续有机演进的线性文化景观区域，同时其还应作为区域以水为特色的文化景观系统的组成部分加以整体理解。因此，研究基于文化景观视角和风景园林学方法，从空间结构图析入手，关注运河全线的各种环境类型，揭示运河与环境之间的过程关系，以期完整阐释运河水资源传输、航运等核心价值和基于区域人居需求产生的其他多元价值。

2 样本：空间整体性视角下19世纪末浙东运河环境关联方式解析

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全长约239km，跨越杭州、绍兴与宁波3座城市。浙东运河所在的宁绍平原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是以河湖水网为特色的典型地理单元。平原北面杭州湾，南倚会稽与四明山脉，整体呈南高北低的台阶式地理格局，同时山脉与自然河流又将平原分割成数个条件各异的山前平原、河谷平原与滨海平原[31]。以曹娥江为界，宁绍平原东西地理格局差异显著，西部以山前平原为主，钱塘江、钱清江、曹娥江等天然河流自南而北汇入杭州湾；东部姚江则沿河谷平原贯穿东西，在宁波平原汇甬江出海。地理与气候环境的特征为宁绍平原带来了丰沛的水资源，因此宁绍平原景观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基于生产生活需求适应水环境，并对其进行河网水系化改造的过程。现有关于浙东运河研究多以历史演进为视角，翔实地阐释其发展历程[32-33]；而已有空间视角下的研究则多关注浙东运河的某一河段[34]或典型村落[35]，缺乏对全线环境的系统性解析。

研究依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制作的中国土地调查图(浙江部分)[36]，结合《浙东运河史》及其他相关研究[32，37]，绘制反映大规模城市化前宁绍平原河湖水网和浙东运河及其沿线城镇的空间分布示意图(图1)。

图1 19世纪末宁绍平原河湖水网和浙东运河及其沿线城镇空间分布示意图(作者绘)

2.1 适应环境的浙东运河河道主干

为了建立便捷、高效和高覆盖的水资源“引-蓄-传-排”网络，作为主干的运河河道往往体现出对环境本底的高适应性，从而支撑其水资源传输、航运等核心功能，也作为其发挥区域整体影响的结构基础。浙东运河河道东西向连接不同地区，包含开凿修筑的人工运河和改造利用天然河道作为运河2种类型。

平原西部的系统性开发时间要早于东部，以绍兴为核心形成了以人工运河为主体的河道主干，其选线主要位于平原靠近山体的南缘地带。这一选址能够最大化地利用会稽山汇水所形成的河溪，又便于依山修筑鉴湖等系列水柜工程进行调蓄。高程相对较高且变化较小的南部平原地区还有利于东西贯通连接城镇，为聚落规模的持续增长提供相对稳定的结构与安全的空间。山前地区众多的孤丘也为军事防御、风景营建、应对水患等提供有利条件。在供给与排水方面，西部地区自运河向北引出的支流水系还能够利用地势高差进行排洪排涝并灌溉农田、供给北部村镇。

将天然河道改造利用为运河这一方式主要分布于东部的河谷平原，如对姚江及其上游四十里河、十八里河的利用。此外也利用甬江实现与出海口的连通。由于天然河道极易受水患、潮汐等影响，两宋之后区域人民又疏浚了慈江、中大河以及利用虞甬运河、刹子浦和西塘河等人工河道作为复线，从而提高了运河传输效率、覆盖范围以及应对灾害的韧性。

2.2 浙东运河与多类型环境的关联机制

水源利用是浙东运河与区域天然山水要素的主要关联方式，包括对天然河道的直接利用、依托山体构建水柜型水体以及人工运河直接或间接由天然河道引水4种类型(图2)。出于便捷引水和安全的需要，河道靠南的选线还导致其毗邻南部浅山地区与众多孤丘，这一区位特点为运河沿线带来了丰富的林木石材与动植物资源以及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天然风景，进而也导致了其沿线天然环境的高强度利用与改造。以风景地为例，其典型类型包括以兰亭为代表的对自然山林的改造，以鉴湖为代表的发挥水柜工程的风景价值以及以东湖、吼山为代表的挖掘采石场的风景特质，进而形成凭依运河的兼顾自然与人文属性的山水景观序列。

图2 浙东运河与天然山水要素间的4种水源利用关联方式(作者绘)

水资源传输与航运交通对浙东运河组织沿线多层级城镇体系起到基础作用(图3)。一方面，浙东运河串联了区域各主要城镇，强化了萧山、镇海(宁波)分别面向内河航运与海运的对外连接定位，也奠定了绍兴、上虞、余姚、慈城以及宁波在各自地理区域城乡发展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浙东运河还对沿线众多中小村镇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依据运河与这些村镇间的推测主导性关系可分为5种类型：1)港口渡口型，为区域主要天然河道沿岸港口渡口所在城镇；2)水工生成型，结合重要闸、坝、堰等运河水工设施的修筑而发展的城镇；3)交汇枢纽型，位于运河沿线主要河道、水陆交叉或分叉口的枢纽型城镇；4)据山关隘型，依据山河关系形成的重要关隘防御型城镇；5)水运中转型，因长途水运而设置的中转驿站类城镇。这一分类并非说明这些村镇仅属于某一种类型，它们大多数都具备驿站和市场特征，而河道交汇处、渡口处的村镇也多有闸坝等水工设施营建。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镇的定位也会发生转型，如蒿坝早期因引水工程而设，而后得益于其区位条件成为连通绍兴与台州的重要交通枢纽。

浙东运河及其关联的水系、山体也影响了各沿运聚落的具体空间格局。对于主要城镇而言，运河以穿越、环绕和邻近3种方式形成了与城镇空间的基本关系，连通城市内外其他主干水系一同塑造了水网地区特色的不规则城市形态与临水场所，也影响了城镇商业、码头、园林等区域的布局选址(图4)。对运河沿线的中小村镇而言，运河河网的具体形态更加完整地影响了其沿运线状空间的走向与规模(图5)。

图4 19世纪末浙东运河沿线主要城镇空间格局示意图(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6])

图5 19世纪末浙东运河沿线典型村镇类型空间格局示意图(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6])

灌溉与排涝是运河对沿线农业空间的主要影响方式，因而作为灌溉排涝载体的运河延伸支流则塑造了沿运区域圩田景观的骨干肌理。如作为山前平原的绍兴地区圩田肌理结构由运河河道与钱清江、曹娥江之间的南北向塘河构成，受自然河流走向影响呈河湖相间的不规则形态。而作为河谷平原的余姚地区农田肌理结构则是由自山体几乎垂直汇入主河道的支流构成，其单元多以近长条状等距分布。此外可以看出，在绍兴、宁波以及萧山等区域主要城镇周边，运河沿岸圩田水网开发的密度、强度均要高于其他地区。

2.3 运河对区域整体景观特征的综合影响

中国独特的土地整理与利用方式造就了人工与自然融合的传统国土景观，形成了山、水、田、城一体的景观系统[38]。适应自然的运河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并强化了环境的本底特征，展现了对沿线城乡与农业发展格局的提前构想。运河成型后，已经成为天然环境的一部分，并作为各类土地经营的先决条件和本底依据。

浙东运河是由自然与人工水系构成的区域水文化景观系统的重要枢纽。以绍兴地区为典型，南部山地的汇水和天然河流作为水源，河道作为东西连通主干，河湖水网作为调蓄与传输的主要载体，北部海塘起到御潮作用，而三江闸、玉山斗门等关键水闸设施则作为泄蓄枢纽。连接山海的区域水文化景观系统使得浙东运河的影响拓展到整个宁绍平原地区，而区域水系统的更新与社会变化也会一同导致运河水系的变迁。如唐宋时期区域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粮食压力，协同同一时期海塘完善、西兴运河与斗门的修建带来的平原整体调蓄能力的提升，共同导致了鉴湖因围湖造田而产生的大面积湮灭。

同时也不难发现，浙东运河对沿线各山前平原、河谷平原的景观结构特征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如会稽平原呈现“山-运河(鉴湖)-城-平原水网-海”的自南而北阶梯型景观格局，姚江河谷则主要呈现“山-支渠-运河(城)-支渠-山”的对称型谷地格局。因此，浙东运河还揭示了宁绍平原不同环境景观特征的多样性。

3 结论：大运河环境关联的特征与机制

通过样本研究可以发现，运河河道主干的空间结构决定了运河所联系的主要天然环境要素，也是沿运城镇和农业发展空间格局形成的基础。运河水资源“引-蓄-传-排”过程及其衍生的社会流动是其关联各沿运区域的基础，支撑了水资源供给和交通运输两大运河核心价值的产生。同时，也不能忽略运河承载的生态流动过程以及基于不同环境需求而产生的包括防灾减灾、风景营建、军事防御等在内的其他价值。在空间尺度上，运河对沿线各类环境格局的具体影响取决于所处位置的河道形态、水系关系与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等；运河对沿线天然要素、城镇环境以及农业环境格局的组织则取决于运河河道与环境基底的空间耦合关系；而在整个地理单元的尺度，运河则作为区域水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了区域水环境的安全和高效，也影响了区域水景观特征的统一性。此外，运河作为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区域国土空间的骨干，也塑造与强化了山、水、田、城一体的景观系统的独特关系。

进一步归纳形成系统剖析大运河环境关联机制的“格局-过程-价值”整体框架，为开展大运河个案研究提供依据(图6)。“格局”具有空间属性，用以解析运河与所在区域水系统及其相关城镇环境、农业环境以及天然环境在区位关系与形态结构等方面特点，反映不同尺度运河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特征；“过程”具有关系属性，用以理解连续时空下人类对运河水资源流动及其承载的生态和社会过程的持续认识与利用特征，揭示区域凭依运河的环境适应与土地经营方式；“价值”则具有使用属性，用以明晰从运河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水资源供给、交通运输、防灾减灾、风景营建以及军事防御等价值，同时也支撑可持续视角下利用大运河遗产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游憩旅游等策略的产生。

图6 空间整体性视角下大运河环境关联机制解析原理框架(作者绘)

框架中对运河及其环境“格局-过程”关系的解析具有相互揭示的作用。对于不同过程的分析能够解释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设施及运河附属设施等核心水利遗产之间的关联方式和对环境的适应方式，揭示运河在包括自然与人工水系在内的区域水系统中的角色，进而阐释运河对多类型环境空间形态与布局结构影响的机理。同时对于空间格局的综合研究也能够推断和揭示不同尺度中诸如视廊、交通流线等更加具体或隐性的过程关系。最后，格局与过程的综合影响则是理解运河直接或间接产生具体价值的原理依据。

4 启示：大运河遗产及其整体环境的可持续规划启示

大运河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传承利用应以其所在地域环境为整体对象。一方面要关注沿运空间的完整连续，将纳入遗产保护规划的水利工程遗产、聚落遗产和其他相关历史遗存与全线的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统筹考虑，挖掘不同遗产要素之间的关联以及遗产与当代环境间的连接潜力，同时也强化运河对沿运城镇、农业与自然空间的串联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运河所在区域水文化景观系统的完整性，充分利用其全域文化、生态与景观价值(图7、8)。

图7 当代浙东运河遗产及其环境(遗产信息引自《大运河浙江段遗产保护规划(2010—2030)》，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绿地生态廊道以及城区范围等参考杭州、绍兴、宁波相关空间国土规划)

图8 当代浙东运河沿线典型景观风貌与活动(作者摄)

4.1 基于多元目标的运河全线连贯策略

传承历史时期浙东运河的区域结构价值，适应当下城乡环境的发展需求，大运河遗产的全线连贯策略主要包括基于其水利特性的生态水文连贯性、对城乡空间串联的风貌连贯性以及承载沿线多样生活的活动连贯性3个方面。

4.1.1 河道生态与水文功能的连贯性

大运河在空间上为绝大多数地区提供了天然河道不具备的廊道走向。例如在南高北低的台阶型地貌影响下，宁绍平原的主要生态廊道多为南北向分布，连接南部的山林生态源地与北部的滨海生态源地，而贯穿全域的浙东运河则有潜力发挥其东西向的生态连通作用。因此，应识别与保护运河水系的关键生态节点，通过对非历史遗留河段的近自然化改造、拓宽滨河生态空间等方式，充分发挥运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生境价值以及在降温、风廊等方面的通道效益。同时，浙东运河作为区域水系统的东西向主干，应强化其在雨洪管理、水利供给等方面的综合性水文功能，延续其历史上作为区域弹性支撑体系的传统。

4.1.2 沿运河景观风貌的连贯性

无论对于宁绍平原上运河沿线的城市还是村镇，运河与周边环境都作为其发展的空间参照与风景条件。因此，以多尺度多层积的历史景观特征为依据，应保护沿运遗产聚落及相关自然环境的整体性空间格局与风貌特征，并将水网肌理特色作为支撑当代城乡建设空间设计与更新的基础条件。同时，应在满足生态保护红线与基本农田红线要求的基础上保证沿运区域圩田景观特征与自然环境本底特色的可见性，预留不同环境与沿运典型历史要素的视廊关系，塑造体现水网地区特色，兼顾历史文化传承与当代文化展示的连续沿运景观风貌走廊。

4.1.3 沿运河游憩体验的连贯性

浙东运河连接了区域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镇。依托主要运河聚落以及其他主要遗产聚集区、自然风景区、特色农业区以及当代城市重要开放空间作为目的地型节点，依托运河流经的城市主要居民聚居点和重要村镇作为连接民众的驿站型节点，并适当依托沿运其他类型的文化、商业聚集区作为功能扩展型节点，构建连贯的多类型多层级游径体系。具体可包括凭依运河河道的水上交通与游览线路，相邻或相关节点之间的连贯步行游径，贯穿区域、体现沿运国土景观风貌独特性与多样性的骑行游径和车行风景道等。进而实现沿运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源的连接，也促进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的有机互动，支撑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公共生活方式的形成。

4.2 空间整体性视角下运河沿线多类型环境的规划策略

4.2.1 运河遗产聚落

重视运河遗产聚落的自然属性与景观特征，将与其历史或当下空间格局显著相关的自然要素纳入其空间管控范畴。保障聚落在地居民公共生活质量，实现聚落人居价值的持续保护与发展，并协调旅游服务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挖掘、强化聚落内外运河遗产与其他历史文化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的历史与空间关联内涵，通过慢行游览系统、开放空间系统、解说科普系统以及视线关系实现不同资源的连接，强化文化游憩与展示的簇群效应。

4.2.2 城镇空间

强化对城市内部孤立或者聚集性较低的遗产要素环境的整体营造，在明确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的前提下，结合周边环境类型与人群特质设置主题开放空间，凸显遗产在社区认同感、科普教育等方面的当代价值。依托运河构建连续的滨河公园与绿道，提升沿运空间的游憩服务质量与多样性。塑造更加开放的城河界面，消减诸如铁路、高架、快速路等大型沿运线性基础设施对运河可达性、可见性的影响。依托运河构建向城市内部延伸的慢行游径、骑行游径，将沿运绿道纳入城市开放空间与生态空间体系。

4.2.3 农业空间

对运河沿线的传统水网、农田与村落格局进行整体性保护，保障沿运圩田风貌的连贯性、完整性与可见性。依托主要沿运乡镇、村庄或遗产点构建满足村镇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空间，利用现有乡道或者低环境影响道路构建连接遗产点、村镇以及具有重要景观价值的农业空间的乡野绿道与骑行体系，凭依运河实现相关村镇游憩能力与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拓展其旅游价值。

4.2.4 生态空间

运河沿线的生态空间包括具有一定生态价值的源地，如湖泊、湿地、山林地等，也包含具有自然景观价值的风景资源。沿运生态源地应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与修复为前提，不断强化其生境条件，同时兼顾低介入与低影响的游憩功能。而作为具有一般生态价值且具备较高景观价值的风景资源，则应强化其与沿运空间的可达关系，也结合实际条件实现运河与自然景观间的视廊联系。

4.3 依托运河构建连接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全域网络

针对全域开展结合自然景观特征与文化遗产价值的综合景观特征评价，并与面向车行、骑行、步行以及水上交通等多类型游线建设的土地适宜性评价相结合，依据三区三线要求与现有道路条件，依托区域水文化景观系统及相关绿廊、河谷、山谷等典型线性区域构建自运河延伸，串联周边主要自然景观与文化遗产聚集区的二级遗产廊道。将大运河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区域自然与文化资源网络化组织的主干载体。

5 结语与展望

大运河遗产是具有国家代表性、文化主导性以及大众参与性的线性文化景观，同时也是流经区域水文化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风景园林学方法与空间整体性视角，能够深化、拓展大运河遗产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完整价值体系，剖析运河与自然、农业以及城镇空间的多尺度系统关联。归纳“过程-格局-价值”框架也能够为运河个案的空间整体性研究提供原理框架，并支撑大运河遗产可持续保护传承利用策略的产生。受篇幅影响，研究主要关注了特定时期运河与环境的空间整体关系，而对其动态演变特征分析较少，同时仅用纲领性策略阐释了浙东运河当下的发展建议，是本文的不足之处。此外，研究也对空间整体性视角下大运河遗产更加系统、深入的探索提出展望。

1)建立整体性视角下大运河遗产数字信息平台，构建多时期、多尺度与全类型大运河景观要素治理与分析系统，并将其与国土空间其他信息加以联系，系统性支撑多尺度国土空间规划的开展。

2)对当下运河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开展全面评估，解析当前运河线性文化景观区的文化服务与支撑、调节、供给等自然服务能力，同时挖掘运河的日常性与大众性价值，作为支撑运河全域公共文化发展以及发挥运河潜在生态价值的依据。

3)挖掘大运河文化景观区环境与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联系，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视角下对其所在空间的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