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框的解构
——帕慕克《新人生》中叙述空间的开放性

⊙石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1100］

20世纪后半叶，小说单一固定的主旨被打破，“书写”变得越来越重要，出现以多样化文学形式表现思想的时代潮流，文学的使命从追求客观现实的真实转向文本本身的真实，从追求唯一的真实转向相对的、模糊和多元的真实。奥尔罕·帕慕克《新人生》中包含着自己的叙述本体，通过叙述边框的解构暴露作者在场和创作的痕迹，将不同的叙述者主导的叙述空间混合在一起，各个空间之间形成隐性的交叉，以此容纳内在讨论的多维指向。读者穿梭于不同叙述者主导的多个叙述空间，在拆解和补充的过程中聚焦小说的虚构成分及创作过程，文本的话语功能被放大。

一、不断后退的叙述空间

《新人生》是使奥斯曼人生产生重大变化的神奇之书，也是雷夫奇以奥斯曼为主人公所写的书，同时又是奥尔罕·帕慕克向读者展示的具有完美形式和诗意内涵的小说。主人公奥斯曼一直在寻找《新人生》所指引的新世界，而巧妙的是，《新人生》正在他的追寻之旅中成型，他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我脚底下的旧世界，仍然不断向后倒退。我厌倦了寻觅、观察、冀望；我深陷情海不能自拔，不止这样，我还受到那本书的影响，彻夜翻阅它。我觉得自己完全孤立无援。我深切地知道，这世间的一切完全肇因于一连串错误解读的讯号，以及根深蒂固、缠夹不清的习惯，而现实生活肯定被放置在里面或外面、那些无法定义的变数之间。”①从奥斯曼的传奇经历到雷夫奇的书写再到奥尔罕·帕慕克的创作，叙述声音“我”在多重世界间不断跳转，虚构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交叉转变，《新人生》在不断后退的叙述空间中打造多层内涵世界。

小说首先以奥斯曼的视角展开叙事，奥斯曼因为神秘美人嘉娜而读了一本神奇的《新人生》，这本书所具有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使得他不断想去发掘书中所描写的世界。奥斯曼在追寻之旅中意外和嘉娜重逢，二人参加商业大会并且和妙医师会面，在探究秘密的过程中嘉娜再次行踪成谜，他只得孤身一人回归平凡生活。但小说结尾又别出心裁地突出了神奇之书的作者雷夫奇，他也是奥斯曼幼年交往的邻居叔叔，借由雷夫奇唤起奥斯曼的记忆，确证了小说前半部分奥斯曼的一切经历都是邻居叔叔以他为原型虚构的故事，主人公的过往只是一场虚幻之旅，那么现在接续追寻的所有行为也就失去了意义。在以雷夫奇为参照物的叙述中，虚构的主人公和现实生活的主人公（邻居孩子奥斯曼）合为一体，当下的、真实的“我”在回望追寻中的、虚构的“我”，两个“我”都带有生物情感意义并且综合到奥斯曼这一个人身上，时间的倒退和人物行为的变化使得空间产生了明显的位移，从奥斯曼的追寻世界抵达雷夫奇的创作世界。而作为更高层面叙述者的奥尔罕·帕慕克，则是致力于将《新人生》这一虚构的小说塑造得更加真实可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帕慕克假托自己的文字出自现实中的报刊、书本杂志、电视、专业作家、编辑和小说家之手，例如第14章奥斯曼宣称自己摘录了众多关于爱的语录：“我摘录这些爱的珠玑文句，但没让自己被盲目的信念冲昏头，也没有陷入犬儒主义的愤世嫉俗中。”通过展现奥斯曼对嘉娜的爱，表明作者的态度；另一方面，帕慕克在小说中引入各种现实世界的物品、书籍等，妙医师所派出的侦探全部以欧洲名表为代号，奥斯曼带走的雷夫奇叔叔的33本书包括但丁、伊本·阿拉比、凡尔纳、福尔摩斯以及马克·吐温等现实世界作家的作品。奥尔罕·帕慕克全知全能的视角使得叙述空间又一次退到现实生活，从雷夫奇的创作世界到帕慕克的文本世界。

赵毅衡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将占据了大部分篇幅的主要叙述层次称为主层次，向主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②《新人生》以超叙述层中的作者帕慕克确定了叙述故事的时间范围和基调，同时也使主叙述层更加自然化、真实化；之后小说引出主叙述层的主导者——雷夫奇，指出《新人生》的核心是在讲述神奇之书，在此基础上才生发出追寻、文化等种种复杂的所指，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主叙述层中雷夫奇的代言人奥斯曼同时也是次叙述层中的主人公奥斯曼，二者的滑移使得叙述空间无法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读者必须时刻关注人物在小说中的行为，抓住核心意旨进行辨别。小说中存在着复杂交错的叙述内容，但是从分层的角度看它被切分出来的空间，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奥斯曼的追寻空间、雷夫奇的创作空间和帕慕克的文本空间。

二、多维世界的交叉与互文

《新人生》中共生的多个空间使得叙述行为不断跳转，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恒定的结构和意义，小说中多维世界的边框被解构，进入更大的叙述空间，生发出众多的话语主人公。多重声音的编织使得通讯文本处于朦胧、无凭无据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文本内部和文本之间的交叉与互文也成为小说意旨的一个重要部分，文本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在文本网络中的位置，正如罗兰·巴特所认为，一切文本都不可能脱离文本的网络性而独立存在，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与前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甚至说道：“所有的故事都旨在寻根，都表达了人与规训对抗时的心境，都反映了爱与恨的纠葛。”③多维世界的交叉与互文证实了书写文本的社会性和生产性，也使得读者能够从叙述行为的角度理解和讨论小说。

奥斯曼是帕慕克为《新人生》主人公确定的名字，小说从奥斯曼出发建构雷夫奇神奇之书的小说空间和奥斯曼本人追寻之旅形成的叙述空间，同名的话语主人公使得这两个空间不时产生交叉。奥斯曼在参观纳希特的房间时，看到众多儿童杂志和漫画，他的内心独白和行为都暗示了当下的参观是雷夫奇小说中的一部分，他描述道：“我实在不想靠近书架，因为不愿意把自己和阅读过同样出版品的这个人视为一体。”接下来他又说道：“我试探性地以童年的音调，念出书名的每一个音节：《尼比游内布拉斯加》。这本书是雷夫奇叔叔早年的力作之一。我草草翻阅着连环画，回想书页中上演的冒险故事。”在这里，奥斯曼和纳希特融为了一体，“我”所想要抵达的世界正是“我”童年曾经有过的经历，从侧面验证了《新人生》正形成于奥斯曼对《新人生》的追寻，正如小说所提到的：“每个人最终总会回归书页中的世界，这些书建构了他的童年。它们造就了那本书。”然而，当奥斯曼在结尾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旅程不过是《新人生》的虚构情节时，他的追寻又解构了《新人生》。更有意思的是，帕慕克选择的这个名字使虚构的人物带有奥斯曼帝国的隐喻色彩，他以人物的追寻历程致敬曾经的帝国历史，并在其中掺杂了对自我身份和文化文明的反思。

奥斯曼跌跌撞撞的追寻之旅也是追溯“第一因”的另类形式，土耳其世俗化改革造成了民众的文化身份危机，他们在土耳其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挣扎，纠结于做自己还是做他人，但是帕慕克认为东西方文明传统并不是简单的割裂，而是混杂的，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互动才构成了人们的生活，追溯一本书的源头就好像追溯创世的起源，很难抵达明确的地点，因此奥斯曼最终迷失了方向。小说在结尾处还引用了伊本·阿拉比的《智慧圣印》、奈萨提·阿卡兰的《天才也是孩子》、但丁的《新生》、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凡尔纳《无名之家》的片段，从这些引文的来源看，帕慕克仿佛在宣告《新人生》中包含着复杂的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内涵。

《新人生》对众多文学经典的模仿和重复也打开了更广阔世界的大门，正如小说开篇对诺瓦利斯的引用：“即使听了相同的故事，每个人的体验，也都大为不同。”奥斯曼在阅读雷夫奇叔叔留下的文学书籍时发现，《新人生》的部分情节、文句，以及脱离实际的幻想都是以这些书为灵感，更甚者依样剽窃。经典作品的借用打破了各个叙述空间之间的界限，既延续了文本的发展，又构成了多维世界之间的对话。帕慕克《别样的色彩》中也曾自述：“《新人生》指20世纪50年代风行于土耳其的那种奶糖，但同时也指向但丁的同名作品。”④小说在众多方面带有但丁的自传体诗集《新生》的色彩，正如女神贝阿特丽齐引导着但丁，嘉娜也像天使一般带领奥斯曼去追寻新人生，因此奥斯曼对嘉娜的爱也上升到纯粹之爱的高度，成为求道者对上帝仰慕之情的隐喻。《新人生》还不断指向德国诗人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里尔克用哀歌来表达对黄金时代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同一性的怀念，用“心感”的方式追寻上帝的起源。奥斯曼的情敌纳希特则提到《新人生》的力量在于：“一本好书，必然能包含不存在之物，如缺乏，或者死亡……但若要在书以外的世界寻找超脱文字的乐土，那就毫无意义。”小说具有指引主人公前行的力量，奥斯曼受书中神秘力量的启示决定去寻找“新人生”，但是最终发现自己还是在神奇之书的文本世界之中，《新人生》以这样解构主人公行为的方式完成现实世界与思维空间的统一。

《新人生》的诗性由多维世界共同组成，奥斯曼、追寻之旅和文学经典的戏仿都穿插在各个叙述空间中，小说叙事中嵌套着叙事，一个故事的结果可能是下一个故事的情节，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难分彼此，虚构世界与小说世界融为一体。在这样的过程中，文本具有生成性和增殖性，叙述空间也具有延伸性和开放性。

三、解构的寓言

《新人生》在叙述空间方面杂糅了奥斯曼的追寻之旅、雷夫奇的神奇之书和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文本。三者之间明确的叙述边框被解构，叙述者奥斯曼在追寻“新人生”的过程中不断谈及雷夫奇的《新人生》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漫画作品，但是其实他的种种行为都是神奇之书中的情节和内容，而雷夫奇的神奇之书则是挪用东方宗教哲学作品以及西方诗歌的大杂烩，影射帕慕克的《新人生》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的同时又消解了“第一因”。叙述行为不断解构文本，解构的过程导致文本的发散和延伸，以整体的“书写”揭示作者的意图。

帕慕克曾说：“我的作品总是呈现出寻找的模式，我大部分的人物，我的主人公所寻找到的并非真实世界里的东西，而是一种哲学或寓言式的解决方法。”⑤小说以西方文学史上的“追寻”母题为蓝本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奥斯曼的旅程，但是最终发现主人公所追寻的“新人生”不过是无意义的偶然和游戏，文本中的谜团是一个无意义的逻辑怪圈，“人生是什么，是一段光阴。光阴是什么？是一场意外。意外是什么？是一个人生，一个新的人生！”奥斯曼只有在车祸的玻璃碎片、血滴和亡者之间，才能看到象征“新人生”的天使，他热烈渴望天使能够带给他关于新人生的答案，但是天使冷淡无情到令人吃惊，因为他除了见证，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主人公在濒死之际真正理解了新人生，这时他的想法变成：“我只想回家，我一点都不想死，也不想跨入另一个新人生旅程。”帕慕克在这里暗示了新人生的不可抵达，同时也解构了神奇之书《新人生》，并且以自己的叙述过程来暗示：新人生拥有多种可能。小说在解构的过程中拓展叙述世界，以开放的叙述空间表现模糊和不确定的文本意蕴，传统的宏大叙述被消解后，书写本身变成文本的意义所在，表达了丰富的小说内涵。

①奥尔罕·帕慕克：《新人生》，蔡娟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同一版本，不再一一另注）

②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

③Barthes，Roland.，The Pleasure of the Text，Trans.Richard Mill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75，p36.

④ 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8页。

⑤ 帕慕克、陈众议等：《帕慕克在十字路口》，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