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声誉理论的经验证据

张亚连，陆海龙，瞿晓龙

（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2.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与审计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2018 年中国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对污染物排放单位及个人进行征税，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企业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然而，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当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无法冲抵环境保护税带来的隐形成本时，企业则不会选择变革生产方式，生态环境也无法得到改善。因此，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来促进绿色发展，关键在于引导企业纳税人在效益和成本的博弈中作出有利于环境治理的选择。同时，大量研究表明，企业声誉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财富》最受赞赏企业的前10%，在长达13 年的时间内，企业财务绩效是市场平均水平的两倍［1］。基于此，本文从声誉视角出发，探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展开实证研究，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基于声誉理论，探究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行为的引导效果和环境保护税的政策实施效果，丰富现有研究；第二，从税收征管角度，考察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为构建绿色发展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波特假说

目前，学术界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效果和路径，且形成多种观点，其中波特假说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波特假说①波特假说认为，严格但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特别是基于市场的环境税、污染排放许可交易机制等手段）能够激发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从而部分甚至完全对冲因环境保护与规制带来的成本，并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使得企业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于20 世纪90年代提出，认为合理的环境保护税可以调动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还能为企业创造先动竞争优势［2］。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外部规制，是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和产品价格来影响企业财务绩效。该假说认为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竞争力并不是对立的，环境保护税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企业研发绿色产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3］。从而，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税制度能够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打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局，实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双赢”。图1 为波特效应传递路径图。

图1 波特效应传递路径图

实践发现，征收环境保护税在当期并不能直接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一方面，环境保护税加重了企业成本负担，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4］。因此，企业在当期需要支出更高的环境保护费用，承担更严格的规制成本。另一方面，征收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为应对上期巨额的税收支出，污染企业在当期和后续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应对税收压力的重要选项。当缴纳环境保护税所带来的成本远高于企业技术升级的成本时，收益不佳的污染企业可能会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竞争力，从而实现后续财务绩效的提升。

由于不同企业情况的差异，环境保护税对不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效应各不相同。现阶段，国有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战略性和社会性的政策责任，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因此，当国家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时，国有企业勇于执行国家政策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民营企业拥有的资源与国有企业相比而言较为不足，民营企业在市场中则处于一个相等弱势的状况［5］，为获取更多的政府支持和政策红利，民营企业会在环境保护税征收的可承受范围内尽力配合执行国家政策。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对环境保护税的接纳度要远高于民营企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一般情况下，环境保护税会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

H2：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与企业产权性质相关。

（二）企业声誉

根据声誉理论和资源论，声誉资本是一个企业难以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的稀缺性资源［6］。企业声誉是社会大众对企业的第一印象，虽然声誉带来的声誉资本无法直接量化并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但声誉资本在企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研究表明，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业绩风险，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7］。当一个企业具有正向的社会声誉时，声誉资本往往能够帮助它保持核心竞争力，具体表现为企业财务绩效的稳健提升。

一方面，声誉是企业过去行为产生的，能够提高企业整体外部吸引力。良好声誉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交易机制，使企业能以较低代价获得更多外部投资，帮助企业完善资金链条和资本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财务绩效。另一方面，声誉能够为企业带来声誉资本，是企业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增加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的信任感，帮助企业占有市场，也可以引导人们更多购买企业的股票。声誉资本能够放大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合理利用声誉资本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影响利益相关者来影响企业的声誉［8］，图2 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声誉的动态影响模型。环境保护税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选择环保型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在消费过程中自觉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此背景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缴纳环境保护税的企业能够树立正向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取更多声誉资本和竞争优势。基于声誉理论研究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图2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声誉的动态影响模型

H3：环境保护税通过声誉影响企业财务绩效。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本文从沪、深两市A 股上市的重污染产业的公司选取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剔除社会责任报告未公布、数据存在缺失的企业后，一共得到116 家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于2018 年开始正式实施，故本文选取了2018—2021 年的数据。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途径：1.收集上市公司2018—2021 年披露的财务报表、社会责任报告以及环境报告书，运用EXCEL 软件手工归纳整理并汇总得出企业的应缴环境保护税数据；2.资产收益率、每年度应缴环境保护税、流动资产周转率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 数据库。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财务绩效，是检验企业生产管理活动是否正在为企业最终目标作出贡献的重要指标之一。财务绩效很大程度体现了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股东报酬率构成情况等信息。鉴于非财务指标难以量化并且存在主观性，本研究选取财务指标衡量企业财务绩效。但财务指标具有多种评价指标，例如托宾Q 值、资产收益率以及每股净收益等。鉴于中国发展现状，本文借鉴李启平和秦博通［9］的做法，选取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

2.解释变量：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是将企业开发活动中产生的污染成本和防治维护成本内化到产品成本与价格，最后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分配机制将该成本重新分配的一种有效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环境保护税仅指环境保护税单一税种；广义环境保护税是指环境保护税与其他有关环境保护的税种的总称。本研究从企业角度分析企业应该如何应对环境保护税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故选择狭义环境保护税，即环境保护税，是指对环境造成直接损害的产品和生产活动征税的一类税种。

3.中介变量：企业声誉

企业声誉是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初步认知，是利益相关者依据企业生产经营等内外部活动作出的综合评价［10］。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根据前文的分析，商誉是企业声誉的货币体现，是量化的企业声誉，因此本文用商誉作为评价企业声誉的指标。

4.控制变量

本文将其他可能影响环境保护税、企业声誉以及企业财务绩效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流动资产周转率、股权集中度、企业年龄和资产负债率。

（1）公司规模。公司规模一般依据企业经营范围、收入总额进行划分。规模越大的企业，日常活动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越多，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也越明显。一般来说，公司规模与资产总额有直接关系，故本文通过对样本企业的期末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将其结果用来评价公司规模。

（2）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是指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营业收入与流动资产平均占用额的比值。流动资产周转率越高，说明企业整体获利能力越强，意味着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越高。

（3）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直接影响企业的管理能力。股权越集中，企业进行管理决策的效率也就越高，从而直接影响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股权集中度是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要满足程度的集合体，利益相关者越集中，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越具有整体性。本文选取企业前五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评价指标。

（4）企业年龄。一般来说，企业经营时间越长，则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都会越强，企业财务绩效水平也越高。同时企业财务绩效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贯穿企业发展的所有阶段。本文将样本数据选取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再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年龄的评价指标。

（5）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衡量指标，影响着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一般认为，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能够帮助企业合理利用资金，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主要研究变量含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本文选取116 家上市公司2018—2021 年的环境保护税和资产收益率的数据，构建以下多元回归模型，见式（1）、（2）和（3）。

其中：α1、β1和χ1分别为三个公式的截距，α2～α7为公式（1）中各变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系数，β2～β7为公式（2）中各变量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系数，χ2～χ8为公式（3）中各变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系数；ε 为移除其他变量后，对结果仍存在影响的随机因子；it 表示第i 个企业在第t 年的样本数据。本文实证分析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建立模型（1）。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进行回归分析，若回归系数正显著，则进行下一步检验，此时α2代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总效应。反之，则停止检验。第二步，建立模型（2）。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声誉进行回归，并观察β2的显著性。第三步，建立模型（3）。将环境保护税和企业声誉同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企业财务绩效进行回归分析，观察回归结果中环境保护税系数和企业声誉系数。同时，结合模型（2）中的企业声誉系数，若β2和χ3均显著，而χ2不显著，则说明企业声誉在环境保护税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χ2此时仍显著或者显著性变低，则说明企业声誉在环境保护税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所示。1.企业财务绩效统计结果差异化较大，这是因为样本选取的企业规模、产权性质、所处行业均存在差异，其不均衡的状态难以避免，也说明样本跨度大，具有一定代表性；2.环境保护税的中值和平均值较为接近，而最大和最小值差值较大，反映出不同企业的环境保护税负差异较大，但行业差距总体较小；3.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两者中值和标准差的差值都比较大，说明选取的样本企业较为随机，能够很好满足实证研究的需要；4.从流动资产周转率综合情况来看，样本包含了不同盈利能力的企业，具有典型性。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对选取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可以发现，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2990，且存在显著性，说明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能够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后续实证研究。同时，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大部分呈现显著相关。

为确保所建立的模型能用于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关系的研究，对模型进行VIF 值检验。VIF 值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VIF 值检验结果

通常认为当VIF 值大于5 时，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中所有值均在3 以内，最大值为2.33，均值为1.44，因此，可以认为所建立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说明该多元回归模型可以用于后续实证研究。

（三）回归检验及模型分析

1.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声誉中介效应检验

表5 为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声誉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从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环境保护税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假设H1 得到验证。从模型（2）中可知，当企业声誉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环境保护税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在模型（3）中，环境保护税和声誉的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依据上文的中介效应验证方法可知，企业声誉在环境保护税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3 得到验证。总之，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环境保护税通过提高企业声誉，进而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环境保护税可以显著正向地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并为企业带来良好声誉。

表5 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声誉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依据实证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原因如下：第一，企业声誉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1］。企业积极缴纳环境保护税可以提高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度，从而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效应和声誉资本。企业声誉与研发投入、企业声誉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均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为此，企业越积极承担环境保护税，其品牌形象越良好，越能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和消费者，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第二，环境保护税存在的税收刚性强化了排污者责任。当企业采取积极有效的减排措施时，能通过提高绿色创新能力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并获取声誉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水平。因此，企业往往愿意主动承担应纳环境保护税，树立负责任的外部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占据现有市场，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2.不同产权性质下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声誉中介效应检验

表6 为不同产权性质下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声誉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在模型（1）中，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0938，民营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1100，这说明针对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国有企业要比民营企业更显著；在模型（2）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回归系数也均为正数，呈现与模型（1）相同的趋势；在模型（3）中，国有企业的环境保护税和企业声誉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性较强，民营企业环境保护税和企业声誉的回归系数也均为正数，但显著性较弱或者不显著。至此，假设H2 得到验证。

表6 不同产权性质下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声誉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实证研究结果，可能的产生原因如下，第一，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其必须将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合到生产经营活动。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所能接触的外部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数量有限，当面对环境保护税带来的税负时，民营企业大都倾向于被动应对环境保护税带来的环境成本，因此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更显著。第二，产权性质作为企业的外显特征，国有企业更容易凭借产权性质“借到”声誉，更善于运用声誉资本边际效应来降低交易成本，改变生产成本结构，优化财务管理体系［12］。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拥有的资源有限，大部分企业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生产经营活动，倾向于获利而非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企业声誉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中会更加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每股净收益通常表示公司在一定期间内的经营成果。同时，每股净收益是债权人、投资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进行合理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样也能够用于对企业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此，将每股净收益（EPS）替代资产报酬率（ROA）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用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回归分析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说明前文实证结果基本可靠。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进一步研究

鉴于税收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因此本文对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滞后一期回归，表8 为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示，滞后一期后，三个模型的显著性都很强。在模型（1）中，滞后一期的环境保护税的回归系数为0.0879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2）中，回归系数的表现与模型（1）基本相同（β2=0.0149，P＜0.01）；在模型（3）中，滞后一期的环境保护税和企业声誉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较为显著（χ2=0.0810，P＜0.01；χ3=0.0474，P＜0.05），进一步证实了环境保护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声誉在该影响关系中起到的中介效应。

表8 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依据实证研究结果，可能的产生原因如下：第一，本期缴纳的环境保护税通过价格传递机制，最后将传递到消费者。非环保型产品不仅容易失去市场优势，同时也容易对生产这类产品企业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为减少交易转换成本并帮助企业取得竞争优势，企业通常会根据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下一年度的生产经营安排。本期缴纳的环境保护税会使企业对往后年度的生产活动进行规划，调整产品和成本结构，充分利用声誉资本为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以规避掉一些不必要的环境支出。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投入的成本具有外部、隐形的特征，它属于声誉资本的一部分［13］。虽然从长远来看，企业已经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社会声誉，但是短期内这部分承担社会责任而产生的投入，无法在本期的财务报表中及时得到体现，无法直观量化这一部分成本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从而导致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滞后性和长期性。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环境保护税是规范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法律制度，税收刚性使得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并重视环境保护。鉴于此，本文通过选取2018—2021 年116 家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保护税能够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2.企业声誉在该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3.相较于民营企业，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4.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存在滞后性。

总体而言，环境保护税会提升重污染企业的财务绩效。作为声誉创造的主体，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厚积声誉资本，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发展过程的关键性一步，未来应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当代国情的环境保护税收体系。

（二）研究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环境保护税对企业财务绩效切实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但该作用发挥过程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且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而言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体系构建、政策落实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意味着对高污染、高能耗发展方式的否定，它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企业作为排放主体和社会经济组成和发展的重要元素，必然要担负起绿色发展的重任。企业应积极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文化，贯彻和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社会声誉。企业管理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应积极主动地贯彻和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合理平衡保护环境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积极主动缴纳环境保护税和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升级。在履行社会经济责任中获得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充分利用声誉资本的边际效应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财务绩效良性发展作出贡献。

2．加快构建社会声誉评价体系

环境保护税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为最大限度减小这种滞后性，应积极构建社会声誉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声誉理论和声誉资本在这一正向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推动企业和社会积极构建声誉资本管理机制，多途径积累声誉资本，如通过企业间并购获取商誉，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14］。在公平交易和合理性经营的市场环境中，强化企业声誉在环境污染性产品定价中的作用［15］。同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的引导，促使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构建并扩大企业声誉。

3．全面深化税制改革

建立更加完善的环境保护税收体系，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服务，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16］。虽然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缓和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但环境保护税制在中国起步较晚，有待完善。为通过税收的手段推动绿色发展，使环境保护税更好地为建设美丽中国而服务，需要从更大范围去强调企业绿色信息披露，充分利用声誉理论去引导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行为，倒逼国有和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绿色创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