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
——王夫之的政治理论

林 鹄

北宋仁宗朝出现的士大夫政治，历来受到广泛赞誉。所谓士大夫政治，是指士大夫集体展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追求理想，积极投身政治，形成颇具规模的议政风气，对政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现象。历史的吊诡在于，党争如影随形，与士大夫政治相始终，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有学者认为，这是帝王等玩弄权术，操控士大夫的结果，也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或者兼而有之。①参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明末大儒王夫之则以为，党争是士大夫政治的必然结果。他在《宋论》一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说明这点。本文拟对相关文本进行细致解读，尝试探索船山这一奇异观点的逻辑何在。这一方面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王夫之的思想，另一方面或许也能给有关党争、变法的研究，乃至对政治的理解，提供不同的思考维度。

一

笔者从真宗第三篇对宰相李沆的评价开始。

作为一代名相，李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那惊世骇俗的自我评价：“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1](p9540)李沆对自己的相业，认为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给朝廷提的批评或建议，一律置之不理。这一现代人看来可谓荒谬绝伦、迂腐得不可理喻的论断，王夫之却在《宋论》中极度赞赏。

船山首先指出，给朝廷提建议或批评，动机各不相同，但没有参考价值这点是一致的：

凡上书陈利病，以要主听，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听则均也。其一，大奸挟倾妒之心，己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讦时政之失，以影射执政，激天子以废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奸之所怀。其一，怀私之士，或欲启旁门以幸进，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类之理以成一致之言，杂引先王之正训，诡附于道，而不授人以攻击。其一，小有才而见诎，其牙慧笔锋，以正不足，以妄有余，非为炎炎娓娓之谈，不足以表异，侥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显。此三者，皆怀慝之奸，訹君相以从己，而行其胁持者也。[2](p84)

第一种情况，本身已经是高级官僚，觊觎宰相的位置，通过攻击现行政策，暗示当政者无能，迷惑天子，给当政者制造困难，最终取而代之。当然，为避嫌自己不能出面，得“募事外之人”发难。第二种情况，有私心的小人想给自己开辟一条升官的捷径，或者想破坏现行制度以谋求私利。虽然其倡议是为自己量身定制，为个人服务的，但为避免指摘，便将一己之私包装成时代呼声，更引经据典，说是圣人之道的必然要求。第三种情况，确有些小才而没得到重用之人，抱着侥幸心理，挖空心思表现自己，希望引起朝廷注意。这三种情况，都是包藏祸心，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给朝廷上书的。

还有一些情况，当事人没这么深的城府：“闻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甚，踸踔而兴，本无定虑，搜索故纸，旁问涂人，以成其说；叩其中怀，亦未尝信为可行，而姑试言之，以耀人之耳目。”[2](p84)有些官员听说皇上现在鼓励大家提意见，宰相也热衷于提拔新人，于是赶紧凑个热闹，临时翻翻书，做点“调查”，就凑出一篇文字来，其实自己也不见得相信，只管先递上去。

也有些属于自欺欺人：“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见进言者之耸动当时，而不安于缄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为立说之资，而掇拾迂远之陈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为社稷计灵长，为生民拯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2](p84-85)刚做了小官，没什么阅历，见到提意见的人都“耸动当时”，自己也不甘寂寞，冥思苦想出了一两条“立说之资”，再搜肠刮肚，拿些不着边际的套话拼凑，于是感觉良好，以为给社稷和生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实不过自我吹嘘罢了。

还有些泥古执今之人：“诵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经之绪说，附以历代之因革，时已异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寻其蠹迹；从不知国之所恃赖，民之所便安，但任其闻见之私，以争得失；而田赋、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国毒民而不恤。”[2](p85)读过一家之言，知道经书的大概，对历代制度变迁也有些了解，就以为掌握了真理。死守着书本上的理论，全然不顾时代的变化，不清楚国家繁荣稳定靠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怎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凭着自己的见识和自信，大言不惭地指点江山。

当然，也有些人经过现实的历练，确有心得：“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于衡茅，而求伸于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于天下；得以一时者，失于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隐忧实以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听之，则元气以伤，大法以圮，弊且无穷。”[2](p85)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底层境遇，会驱使一些有识之士勇敢地站出来发声。他们的批评或建议有现实基础，就一时一地而言，确有效力。可问题在于，在一个地方管用的措施，推广到全国，可能就是灾难；某一特定时刻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可能得不偿失。普通民众不可能具备广阔的视野和审慎的判断力，容易被蝇头小利打动，仅仅根据百姓对眼前利益的反应，给朝廷上书，这一举动潜藏着危险。这些人的出发点无可置疑，所说的也有理据，但如果朝廷受其影响，贸然行事，恐怕会元气大伤，从根本上引发体制的瓦解，带来无穷祸患。

从阴谋扳倒当政者的“大奸”，到“心可信”“理可持”的有识之士，王夫之根据动机从极坏逐渐过渡到很好，依次分析了七种不同情况。应当说，这七种类型都颇为常见，至少涵盖了上书者的绝大多数。在他看来连言之有据者，实际上都没参考价值，“而况挟前数者之心以诬上行私，而播恶下土者乎？”[2](p85)船山于是得出结论：“故上书陈利害者，无一言之足听者也。”[2](p85)

但这七种类型，就是上书者的全部吗？难道其中没有眼界开阔、胸怀全局、的的确确认识到国家整体性问题的人吗？王夫之为何对此避而不谈？如果船山只是提醒当政者，应当谨慎对待上书言事，似乎更为稳妥。他为何如此斩钉截铁，给出了不留任何余地的决绝论断？这一至关重要的疑问，且留待下文解答，先来看船山接着怎么说：

李文靖自言曰：“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国，至正之经也。秉道以宅心而识乃弘，识唯其弘而志以定，志定而断以成，断成而气以静，气静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于识量之中，无不可受也，而终不为之摇也。大矣哉！一人之识，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惊于所创闻而生其疑虑哉？[2](p85)

批判了七种上书情形后，王夫之又从正面对李沆报罢上书进行了肯定。在他看来，李氏才是真正以道事君的大臣典范。什么是道？船山认为，老百姓安分守己，士大夫不浮躁，做事稳重从容，是国家安定的根本，能保障这一点也就是最理想的国家治理策略。当政者要对这一根本问题有清楚认识，具备大局观，从容面对各种不同声音，不会因此动摇信念，这才是了不起的大格局！一人之见闻有限，而四海之大，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不明白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胸中没有丘壑，没有定见，必将被花样百出的所谓新见解迷惑。

船山激赏李沆的出发点，是对理想政治的独特认识：“安民以定国。”为什么老百姓安分守己，士大夫不浮躁，做事稳重从容，会被他奉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如果不安分，锐意进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王夫之首先解释治理国家要面临极端复杂的局面：

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异，非可以一说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恶死也，好利而恶害也，好逸而恶劳也。各守其大经，不能无死者，而生者众矣；不能无害者，而利者长矣；不能无劳者，而逸者达矣。天有异时，地有异利，人有异才，物有异用。前之作者，历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虽乱，终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谓伤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谓善者，彼之所自败。虽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2](p85-86)

天下之人在根本方面有共同点，但又各不相同，从来就没有哪种治理模式能照顾所有人。人的根本共同点是愿意活着，害怕死亡；喜欢对自己有利的，厌恶有害的；喜好安逸，以劳累为苦。再理想的政治，也不过把握好大方向，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安全，没法保证人人寿终正寝；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没法保证人人获益；使绝大多数人生活相对安逸，没法保证人人满意。

天时会发生变化，地利各有不同，人的能力不同，物的功用也不同。这是强调没有古今一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板。前代成功的创法立制，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域，都是因时因地制宜。不如此会导致天下大乱。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有害举措，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可能就成了一步妙棋；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有益举措，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可能就成了败招。即便舜、禹这样关爱百姓的用心和政治智慧均达到极致的上古圣王，其创立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缺陷，不能避免被后人批评。

概括起来，王夫之说明了两点：第一，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完美制度模板，理想政治需要因时因地制宜；第二，制度层面，再理想的政治也没法照顾到所有人，都会有缺陷，因为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绝对意义上的因时因地、因人因物制宜没有可能实现。任何制度上填补“漏洞”的行为，也就是改造制度使其适应此前没能照顾到的特定人群，一定会造成新的“漏洞”——会产生新制度未能充分考虑其需求的新的特定人群。这种情况下，站在国家的高度，制度建设只能以尽可能多的人的长远利益为基本考量。

面对人世注定的不圆满，船山悟出了李沆的思想精髓：“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而天下各就其纪。”[2](p86)怎么才能在对特定的历史条件有深刻认识的前提下，站在全局高度，以尽可能多的人的长期利益为目标来设计国家体制？王夫之认为，开国君主奠定的一代新制，就属于这样的体制，后世子孙的任务就是继承并维护好这一体制。为什么开国体制就意味着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治理的“最优”解？船山在《宋论》仁宗第二篇（以下简称“仁宗二”）有详细阐述：

国家当创业之始，繇乱而治，则必有所兴革，以为一代之规。其所兴革不足以为规一代者，则必速亡。非然，则略而不详、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竞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时会之所凑，适可至于是；既至于是，而亦足以持国于不衰。[2](p108)

一个王朝从鼎盛到衰败、腐朽，意味着由治到乱，衰败腐朽到一定程度，便会被另一个王朝取代。新王朝的建立，意味着拨乱反正，必然重新厘定制度，创造新体制。如果制度变革不足以提供在新形势下能长期运作的新框架，新王朝将很快覆亡。凡新朝成功存活下来的，虽然其新体制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因陋就简、因循苟且的毛病，但这些缺陷所以没能改善，都有深刻原因，是由当政者的德行、民众的心理和种种时代局限决定的，不足以导致国家衰落。

王夫之的这一论断，乍一看似乎不合常理。没有迅速覆亡的王朝，开国体制一定已经实现了时代允许的最佳样态，纠正其弊端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吗？笔者以为，准确把握船山的观点，首先必须对古人的修辞习惯有一定了解。古人的学术写作，面对的是广义的士大夫，为了打动读者，采用的通常是文学化的自然语言，而非严密的科学语言。古人云“必”云“皆”，有时候不能理解成不容例外的绝对判断，而只是为了加强说服力的修辞。换言之，其论述代表常见情况，不排除例外。此其一。

其二，就“君德”“民心”而言，船山认为改朝换代是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一方面，开国君臣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天赋和历练远胜继体守文时代的君臣，他们没解决的难题，后世即便有心，恐怕也无能为力。就国家治理而言，宏阔的大局观，穿透历史、连接未来的深邃目光只属于极个别人。普通人不大可能清楚，“新发现”究竟是伟人的千虑一失，还是唾余，抑或是新出现的情况；也不大可能清楚，如果的确是伟人没考虑过的新情况，究竟又对原有体制构成了多大冲击。

另一方面，制度变革总是伴随着阵痛。经历了乱世，民众较容易接受必须付出的代价，甚至代价早就和战火同归而尽。而和平年代，百姓看重眼前的利益，难以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处理，往往短痛拖成长痛，得不偿失。在这两重意义上，开国规制接近了时代所能允许的最高高度。所以王夫之认为，“创制听之前王”，执政者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开国体制。

当然，任何体制经过时间冲刷，都会有衰朽壅塞之处，这时应致力于恢复旧体制的活力，而非轻易变革。“修举听之百执”，让体制重新焕发生机，要依靠的是中央相关主管部门官员，他们最了解制度在哪些地方运转不灵。另外，地方情况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应“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给予地方官员一定空间，使他们能够根据本地的特殊性，充分考虑当地百姓的意愿，进行适当调整。

这样，天下之人各司其职，各就各位。这里描绘的景象，并非当政者墨守成规，刚愎自用，而是在体制内部，依托按部就班的日常行政，实现灵活、有弹性的自我更新。

这种情况下，听到体制外人士的声音，①本文所谓“体制外人士”，包括思出其位的官员。胸有成竹的执政者就不会被带乱节奏：“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为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2](p86)对这些意见怎么来的，存在什么问题，自然了然于胸：有些意见对一时一地有效，而在国家层面无甚价值；即便真是全局性的好意见，也逃不出当政者的已有认识。换句话说，体制的正常运作足以自我调节，不需要局外人。这大概就是王夫之对笔者虚拟的第八种上书者的回答。②船山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剖析七种上书情况时，一并对此进行探讨呢？原因可能有三：其一，这是写作策略，为了造成触目惊心的效果；其二，只有阐明了体制运行的理想模式，才能对此作出有效评判；其三，王夫之大概认为，真正的有识之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根本不会贸然上书建言。在其他地方，船山还提到，即便分内之事，真有好意见，也应循序渐进，等上级对自己有了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同僚对自己有了一定的了解，再慢慢开展工作。关于这点，笔者将另文探讨。

所以，“蝉噪而知其为夏，蛩吟而知其为秋，时至则鸣，气衰则息，安能举宗社生民以随之震动？”[2](p86)这样的体制下，“士自修其素业，民自安其先畴，兵自卫其职守，贤者之志不纷，不肖之奸不售。”[2](p86)

至此，两个更大的疑问浮现了。第一，船山既然强调因时制宜，也就是承认社会始终处在变化的过程中，而制度应当适应新形势，那当政者不正该随时听取体制外的意见，集思广益，以便对体制加以改造吗？为什么他反而提倡坚守开国体制呢？第二，在王夫之的设想中，体制内运作的关键是具备大局观的执政者，但如果当政者缺乏足够的判断力，难道不需要体制外的矫正机制吗？

对于第一个疑问，必须承认，古代社会发展缓慢，结构性变化的发生动辄以百年计。这对习惯了日新月异的现代人来说难以想象，但恰恰是船山治国理念的出发点。而开国体制的特殊性，下节分析“仁宗二”时将有更详细的讨论。

对于第二个疑问，王夫之大概会这么回答：如果执政者不够明智，倾听纷至沓来的体制外声音，只会让他更困惑，更无所适从，更容易误入歧途。且船山指出：“好言而莠言兴，好听而讼言竞。”[2](p86)皇帝或者宰相喜欢体制外的意见，下面的人当然会投其所好，上书中一定有很多表面有理，实则危害甚大的建议，是之谓“莠言兴”。而所谓“讼言竞”，是指诱发了恶性竞争，败坏了政治风气。

此说是否有危言耸听之嫌？或者是因噎废食？下面笔者正式分析“仁宗二”。

二

“仁宗二”开篇提道：“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2](p107)历来对仁宗朝的新气象，也就是士大夫政治的出现，称颂不置，从北宋到王夫之的时代是如此，王氏身后绵延至今，仍是如此。诚如船山所云，这不是没有道理——仁宗本人仁慈节俭，朝臣又多正人君子，开创盛世似乎理所当然。

但话锋随即一转：“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议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乃其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2](p107)

王夫之对王安石变法深恶痛绝，认为这开启了北宋的衰败之路。但和南宋以降批判王安石的主流意见稍有不同，比起新法种种具体的祸国殃民之处，《宋论》更着意强调促成新法出台的政治风气，以及变法带来的政治风气的进一步败坏。

船山首先肯定，神宗想做有为之君，也没有骄奢淫逸、残忍暴虐这些昏君习见的毛病，那为什么会造成“兴怨于天下、贻议于后世”的悲剧后果呢？问题出在“求治”的方式上：所谓“亟”，是说神宗年轻气盛，太着急了，对国家大事太急，不能总揽全局，反复权衡利弊，制定稳妥的方案，会给国家带来无可挽回的灾难；所谓“烦”，也就是多而乱，粗俗点说，面对要强又急切的神宗，士大夫个个心潮澎湃，不管懂不懂、行不行，都要提点热血沸腾的变法建议，臣子的踊跃，又进一步使神宗看轻了国家治理的艰巨性，形成恶性循环。但神宗朝君臣如此行事，恰恰是遵循了仁宗朝所开恶例，事实上，仁宗时代朝野都不安宁，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

接下来，王夫之就从前文所引的关于开国体制的那段话开始，先展开理论叙述。说明创业规制的优越性后，他对开国体制逐渐产生弊端的现象进行了描述：“乃传之数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则归咎于法也，不患无辞。其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实，民骄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2](p108)经过几代人，再好的制度也会出现弊端：官吏玩忽职守，读书人心浮气躁、华而不实，民风骄奢、贫富两极分化，军纪松弛、部队没有战斗力。这种种现象，要么是对制度的破坏，要么是钻制度的漏洞，总之开国体制不再有效运转。

于是“有志者愤之，而求治之情迫动于上，言治之术竞起于下；听其言，推其心，皆当时所可厌苦之情事，而厘正之于旦夕，有余快焉”。[2](p108)有志之士血脉偾张，君主渴求变法，士大夫竞相推出自己的方案，恨不得立刻变革那些让时人苦痛的旧体制。

但船山不认同轻易更张：

吏玩而不理，任廉肃之大臣以饬仕阶而得矣。士靡而亡实，崇醇雅之师儒以兴正学而得矣。民骄而不均，豪民日竞，疲民日瘠，人事盈虚之必有也；宽其征徭，疲者苏而竞者无所容其兼并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无，伍有而战无，战争久息之必然也；无荐贿之将，无私役之兵，委任专而弛者且劝以强劲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无不可用。[2](p108)

解决官吏渎职问题，可以在关键位置上任用廉洁、认真的大臣，形成连带效应，带动整个官僚队伍风气的转变。比如宰相得人，勤勉奉公，一方面他任命下属，会选择和自己风格接近的人，另一方面作为榜样，会影响属员，这样逐级传递，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官僚习气。

同样，解决读书人华而不实的问题，也不需要改变制度，可以大力表彰醇正典雅的儒者，把各级学校委托他们负责，从而改变整个学界的风气。至于民风骄纵、贫富分化的问题，只要朝廷实行宽松的税收政策，穷人就能缓口气，富人也就没有机会去兼并穷人的土地。军纪废弛则是长久的和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只要提拔真有能力的武将，让他们大胆整顿，士兵就不敢恣意妄为，部队的战斗力就会逐渐恢复。总之，合理的用人政策会让旧体制继续有效运转。

在具体检讨宋代的历史教训之前，船山指出：“若十一千百之挂漏，创法者固留有余以养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妇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奸民为鼠为雀之啄龁，恶足坏纲纪而伤教化？有天下者，无容心焉可矣。”[2](p108)凡事不可过于追求完美，理想社会也没有办法保证所有人都幸福，所有正义都伸张，这无关大局，执政者无须为此苦恼。为了“养天下而平其情”，伟大的立法者甚至会故意留下一些缝隙。

王夫之认为，追求完美，不允许房间里存在哪怕一粒尘土，这会带来过于苛刻、时刻警惕的战斗心态。姑且不论这种心态因高度紧张容易扭曲，易导致泼脏水时连孩子也倒掉的悲剧，这种心态本身就违背人性——在儒家看来，人性追求的是平和中正、雍容大度。所以，酷吏般的理想主义偏执，反而会摧毁光明，走向卑下的阴暗与狭隘。立法者恰恰要通过对个别污垢的容忍，来培养理想社会的坦荡胸襟。

进行以上的抽象讨论后，船山终于转入正题，开始了对宋代的具体分析。自开国至仁宗亲政，已经过了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共同创立的开国体制，日久弊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即以成周治教之隆，至于穆、昭之世，蛹蠹亦生于简策，固不足以为文、武、周、召病也。”[2](p109)即便是士大夫引为盛世楷模的西周，开国时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又有周公、召公这样的大臣，武王之后经历了成、康之治，到第三代昭王、第四代穆王时，一样出现了种种问题。

“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2](p109)不到王朝更替的时候，因为制度出现弊端而变法，力度越大，新产生的弊端越多。为什么呢？“苟循其故常，吏虽贪冒，无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士虽浮靡，无意指之可窥，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民虽强可凌弱，无以启之，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俾富者贫而贫者死。兵虽名在实亡，无以乱之，则无游惰之民以枭张而起，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2](p109)

如果体制维持现状，官员的腐化总还是限定在既有范围之内，而一旦变法，新旧更替，正是漏洞百出之时，腐败者可以变法的名义，浑水摸鱼，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在按部就班的体制下，浮华无实的士大夫出人头地机会有限，破坏性也有限，但变革年代，无行文人就大有用武之地，可以揣摩高层的意思，百般逢迎，骤登高位。

变法带来的浮躁与混乱，也会影响老百姓。船山所云“讦讼之兴”“两俱受毙”，典型的例子，就是靠迎合王安石而平步青云的吕惠卿推出的手实法。根据这一新法，百姓必须主动申报财产，若有隐瞒，鼓励知情者揭发。立法本意，是为了平均赋役，不让富人有机会逃避或减轻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实行的结果，却是“家家有告讦，人人为仇怨”。[3](p6315)仅过一年，该法即废罢。①手实法是个特例，王夫之想说的是，变法会造成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原有的不满会释放出来，而且因为受到鼓励，指数级地放大了，最终两败俱伤。

军队方面，王夫之的批评针对的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即动员基层农民，组织民兵，用于地方治安。保甲法的主要内容有：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除禁兵器不得置外，其余弓箭等，并许从便自置，习学武艺”。[4](p273)同保的义务大致包含两方面。第一，轮流巡逻，合作追捕盗贼。“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分内往来巡警，遇有贼盗，画时声鼓告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前去救应追捕。如贼入别保，即递相击鼓应接袭逐。”[4](p273)第二，密切监视同保内是否有人员犯罪，及时举报。“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并依从伍保法科罪。……其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4](p273)“若一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须觉察收捕送官。”[4](p273)此外，尤其是边疆地区的保丁还须定期接受军事训练，以期部分取代正规军。

在《宋论》另一篇，船山对保甲法有更详细的分析，兹引述如下：

以为可使民之亲睦，而劝于善邪？则非片纸尺木之能使然矣。以为团聚而人皆兵，可以御敌邪？则寇警一闻，而携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为互相觉察，而奸无所容邪？则方未为盗，谁能诘之；既已为盗，乃分罪于邻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为家有器仗，盗起而相援以擒杀之邪？则人持数尺之梃、蚀锈之铁，为他人以与盗争生死，谁肯为之？责其不援而加以刑，赇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贿，而民尤无告矣。如必责以器仗之精，部队之整，拳勇者赏之，豪桀者长之；始劝以枭雄，终任以啸聚。当熙、丰之世，乘以为盗者不一，而祸尤昭著者，则邓茂七之起，杀掠遍于闽中，实此致之也。[2](p164)

王夫之对保甲法的成效提出了严肃质疑。这种依赖朝廷法令、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并不能真正促进邻里和睦，改善风气。同样，靠朝廷法令组织民兵，也不可能代替正规军抵御外敌。往往警报一来，携家带口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大小保长是约束不了的。

至于相互监视，更不是抑制犯罪的良方。还没犯罪，如何举报？罪行已经犯下，邻里却有被牵连的巨大风险，因为知不知情的判断标准非常模糊，更何况某些情况下，不知情也要论罪。老百姓只能战战兢兢活着，生怕无妄之灾哪天降临。

家家配置弓箭等装备，就能指望一家来了强盗，邻里就有勇气挺身而出吗？就凭这点武器，让普通人为了他人和亡命之徒拼命，极不现实。如果严格立法，规定凡不救援邻里者治罪，恐怕只会给基层的贪官污吏增加一个敲诈勒索的名目。而如果放开兵器管制，按正规军的标准训练民兵，就只能奖赏、提拔、依靠民间的好勇斗狠之人，结果等民兵训练精良之时，朝廷难以掌控的地方豪强势力也出现了。有明中叶福建邓茂七之乱，“杀掠遍于闽中”，邓氏即依托保甲起家，就是最惨痛的教训。

列举了变法导致的种种弊端后，王夫之接着来分析宋朝为什么误入歧途：

唯求治者汲汲而忧之，言治者啧啧而争之，诵一先生之言，古今异势，而欲施之当时，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见一乡保之利，风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乐从。神宗君臣所夜思昼作，聚讼盈廷，飞符遍野，以使下无法守，开章惇、蔡京爚乱以亡之渐者，其风已自仁宗始矣。[2](p109)

根源就是上文重点讨论的，君相好言，下必甚焉，臣下争先恐后，相互争斗。神宗朝上上下下日夜操劳，总在激烈辩论新的变法措施，一道道新指令不停颁布，让基层无所适从，也为日后章惇、蔡京分别主政的哲宗、徽宗朝彻底搅乱北宋政治体制，导致宋朝灭亡，开启了道路。

而神宗时代的风气，正是在仁宗朝开始形成的：

仁宗耽受谏之美名，慕恤下之仁闻，欣然举国以无择于听。迨及季年，天章开，条陈进，唯日不给，以取纲维而移易之；吏无恒守，士无恒学，民无恒遵，兵无恒调。所赖者进言者无坚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为害于天下，岂待熙、丰哉？知治道者，不能不为仁宗惜矣。[2](p109-110)

仁宗被纳谏的美名蛊惑，一心一意要做体恤下情的仁爱之君，国家的大事小情，都成了人人皆可上书议论的对象。到了晚年更给予大臣以特殊礼遇，要求提供治国建议。于是各种意见纷至沓来，原本稳定的体制受到冲击，局面越来越混乱：官吏没有持久不变的行政法规可以依凭，科举制度也在不断变动之中，读书人被迫时时变换学习内容，老百姓不知遵守何种法律，军事调动也无章法。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壬午条载，尹洙上言：“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异时民间，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视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之，后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诎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97 页）卷152 仁宗庆历四年九月丙子条载，谏官欧阳修言：“臣尝患朝廷虑事不早，及其临事，草草便行，应急仓皇，常多失误。昨湖南蛮贼初动，自升州差刘沆知潭州，授龙图阁学士，令专了蛮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杨畋作提刑，又令专了蛮事。畋未到，又差周陵为转运使，令专了蛮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差王丝安抚，令专了蛮事。王丝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专了蛮事。不惟任人不一，难责成功，兼彼数人一时到彼，不相统制。凡于事体，见各不同，使彼一方从谁则可？”（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02页）又卷153载，仁宗庆历四年十二月富弼言：“伏思今来事体，不及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号令不一，前后自相抵牾，事有缓急，四方不能遵行，北敌苟动，必有阙误。此号令不及先朝严明，一也。……两府大臣，不敢主事，设有所主，断然而行，则横议群兴，惑乱圣听，以此往往破坏，暂行复止，是致朝政不举，北敌苟动，事系安危，谁敢为朝廷主张行事。此执政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断，三也。”（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30页）仁宗朝朝令夕改，政治之混乱，可见一斑。幸在这时，上书者中还没有意图兴风作浪的小人，锐意变法的决心不够坚定，否则不用等到神宗朝，天下早就受到重创了。

夫秉慈俭之德，而抑有清刚之多士赞理于下，使能见小害而不激，见小利而不歆，见小才而无取，见小过而无苛；则奸无所荧，邪无能间，修明成宪，休养士民，于以坐致升平，绰有余裕。奈之何强饮疥癣之疾以五毒之剂，而伤其肺腑哉？[2](p110)

王夫之对仁宗时代君臣的品德，都很肯定。仁宗仁慈节俭，大臣中也多有清廉刚正之人。如果君臣识大体，持重有恒，有气度，有涵养，不计较小利小害，不被小聪明迷惑，不对小过失苛责，那天下太平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坏就坏在小病大治，反而伤了元气。②北宋中期面临的问题，一言以蔽之，积贫、积弱也。所谓积贫，实际上是个假象（参见程民生：《论北宋财政的特点与积贫的假象》，载《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积弱即军事不振，这倒实实在在，是个大问题。不过在船山看来，解决积弱问题，从制度上入手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皇帝的心态。如何在不撬动旧体制的情况下振兴军事，本节末尾将加以探讨。

故仁宗之所就者，概可见矣。迹其谋国，则屡败于西而元昊张，启侮于北而岁币增。迹其造士，则闻风而起者，苏氏父子掉仪、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习申、商之术；后此之挠乱天下者，皆此日之竞进于大廷。故曰，神宗之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皆仁宗启之也。[2](p110)

所以，仁宗取得的成就，可想而知了。国防方面，西面夏国崛起，宋军屡败，北面又被辽国欺侮，增加岁币。培养人才方面，造就的要么是醉心于纵横家权谋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要么是以儒学缘饰法家刻剥之术的王安石之流。日后祸乱天下的，都是仁宗时政治舞台上的新秀。在这一意义上，宋神宗朝的过错，实滥觞于仁宗。

最后，对于儒生动称三代、倡言复古，船山提出了尖锐批评：“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从周。’非文、武之道隆于禹、汤也。文、武之法，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未亡，王者未作，井田学校所宜遵者，周之旧也。”[2](p110)

所谓三代先王之制，也不是可供模仿的完美样板。王夫之认为，孔子所谓“从周”，并不是因为周制最完美，胜过夏制、商制，而是因为周制是西周至春秋百姓世代遵从、因习惯而接受的制度。孟子则身处战国大变局，之所以提出“遵先王之法”，是因为旧体制虽摇摇欲坠，究竟尚未彻底瓦解，周朝尚未灭亡，取而代之的新王者还没有出现，没到建立新体制的时候，周制是唯一的选择。①可能读者会有疑问：周已无力回天，孟子何不为新朝立法？笔者僭妄，推测船山大概会这样回答：孟子虽为亚圣，焉得窥天之秘，知晓受命创制之新王何时再现人间？法者，时为大。如是，孟子焉得为新朝立法？

“官习于廷，士习于学，民习于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胜；慎求治人而政无不举。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2](p110)旧体制代表传统，官吏熟悉的是这套，读书人学习的是这套，老百姓习惯的也是这套，优点自不待言，即便缺点，也因为习惯而能适应，只要用人得当，制度就能正常运转。孔孟治道的精义，如此而已。

王夫之反对变法，并非顽固不化，不知变通。正如上节已经呈现的，他只是排斥体制外的声音，主张发挥体制内的自我调节机制，并在地方实践中保持灵活性。《宋论》太祖部分第六篇批评赵匡胤喜好微服私访：“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乡保。听乡保之情者，邑令也；听邑令之治者，郡守也；听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达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遗其小利，惩其大害，通其所穷，疏其所壅。”[2](p30)同样强调了解民间疾苦，按部就班的官僚体制是最有效的。②微服私访以及中央特派员的危害，船山有一系列精彩的论述，容俟另文详述。而仁宗第四篇在讨论宰执的角色时，也说：“天下之事，唯君与我坐而论之，事至而行之，可兴则兴之已耳，可革则革之已耳。”[2](p114-115)两处足以证明，船山不仅不反对，而且提倡体制内有序的有限兴革。③《宋论》太祖第六篇所论，并非针对草创时期。

他所认可的兴革方式，是舒缓而非急促的。东晋立国之初，陈頵鉴于西晋因清谈亡国，劝主政者王导“改西晋之制，明赏信罚”，综核名实。[5](p453)后世论者都赞同陈頵的意见，叹惜王氏没有采纳。王夫之的观点却正相反，《读通鉴论》这样说：

使导亟从頵言，大反前轨，任名法以惩创久弛之人心，江东之存亡未可知也。……晋代吏民之相尚以虚浮而乐于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将何以堪之？且当其时，所可资以共理者，周顗、庾亮、顾荣、贺循之流，皆洛中旧用之士，习于通脱玄虚之风，未尝惯习羁络者；骤使奔走于章程，不能祗承，而固皆引去。于是虔矫束湿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竞躁，吏不习，民不安，士心瓦解，乱生于内而不可遏矣。夫卞壸、陶侃，固端严劼毖之士也，导固引壸于朝端，任侃于方岳矣，潜移默化，岂在一旦一夕哉？宋尝病其纪纲之宽、政事之窳矣，王安石迫于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绍圣、建中靖国屡惩屡改，而宋乃亡。锻铁者，急于反则折。褊人憾前图之不令，矫枉而又之于枉，不可以治无事之天下，而况国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时乎？[5](p453)

船山以为，假如王导听从陈頵的建议，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东晋王朝能否存活下来，就成了未定之数。当时官员和读书人（甚至王导倚重的周顗等世家子弟）多祖尚玄虚，不可能接受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一定会挂冠而去，朝廷就只能提拔出身低微且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吏型人物。这最终会让士大夫阶层陷入狂躁、分裂与内讧，政权将随之走向瓦解。而王导的实际做法非常高明，他没有大张旗鼓反清谈，而是起用卞壸、陶侃这两位当时罕见的端方勤笃之人，一内一外，以身作则，潜移默化，逐渐改变士大夫的风气。

北宋中期面临的问题与东晋初年相似，法纪废弛，政事懈怠，但不满情绪的爆发，则是王安石急于变法所致。此后哲宗继位、高太后主政的元祐初年，旧党东山再起，同样急不可耐地全盘废止新法。而哲宗亲政的绍圣年间，又全面恢复神宗新政。到徽宗即位初，剧本照旧演了一遍。几番大折腾，北宋元气大伤，也就灭亡了。

王夫之打了个比喻：打铁时着急把铁条扭过来，容易折断。进而指出，气量狭窄的人看到体制运行出了问题，急于矫枉必过正，会弄得天下沸腾，人心解体，制造出空前的危机。

船山持坚定的反王安石立场，但《宋论》对元祐初以司马光为领袖的保守派，也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他们把北宋王朝加速推下了党争的悬崖。[2](p177-179)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行为模式如出一辙，他们都是仁宗朝政治风气培养的新人。王夫之认为，体制内的有限兴革应当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士大夫政治是激进的、不可控的，因而非常危险。

下面我们沿着船山的思路，以他认识到的宋史两大核心主题之一的军事不振（另一个就是士大夫政治）为例，来推测舒缓的体制内兴革，大概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具体面貌。

对宋代军事不振的批评，王夫之的关注点，始终是猜忌武将这一风气，而非具体制度。对他来说，宋朝要想振兴军事，首要任务是皇帝和士大夫改变心态。归根到底，制度只是外在形式，废除了某项旨在压制武将的制度，并不能排除皇帝利用其他制度安排，甚至非制度因素（比如刻意安排有矛盾的人共事）来制约武将的可能，因此只厘革制度，是舍本逐末。

宋代猜忌武将在制度上的体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枢密院的长官排斥武人。但这种排斥不是明确规定，而是君主和士大夫的共识，改变这种情况，无须进行制度变更。再如地方军区往往以文臣为主帅（经略安抚司），统领总管、钤辖、都监等武将，但这也只是习惯做法，并非明文规定。有针对性而又不动声色地培养合适的武官人选，让他们逐渐走上枢密院和地方军区的领导岗位，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也有些情况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最典型的就是更戍法。为了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密切关系，宋代打乱建制，从不同部队抽取营（又称指挥）级单位，组成各地的戍守军队，并且每三年一轮换。有鉴于此，王安石变法代之以将兵法，①将兵法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由枢密副使蔡挺推行的，和王安石本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毕竟是王安石变法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将军队编制从原有的都（百人）、营（五都）、军（五营）、厢（十军）四级改为队、部、将三级（后在将上设军），以此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重组驻军体系。新体制下军队不再频繁调动，军官得以较长时间统辖所属士兵。《宋论》没有提及将兵法，但笔者以为，船山的方案会有很大不同：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改变军队编制，或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分配驻军，只要逐步取消插花式的做法和轮换制度就可以达到目的。

再如，为了避免武将专权，宋代刻意让负责军队日常管理的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作为三个独立机构而存在，其上不设统一机构。王夫之大概会主张，在三衙之上顺其自然地设置一个最高机构，三衙原有组织架构可以保留。②当然，平添一个最高机构，不可避免会有部分军队高层不满，新机构的运作也未必从一开始就平滑如水。也许可以考虑在正式成立新机构前，选择合适人选兼任三衙中两个乃至三个机构的长官，以非常规方式实现过渡。

还有“主将不专号令”的问题——地方军区武官以总管为首，但总管不仅没有处置钤辖、都监等的权力，而且遇事要和众将共同商议，以此达到互相牵制的效果。③《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载昌朝言：“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见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15页。）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宣布对总管“委任责成”，此外不需要对地方统兵制度进行大的变动。

解决“将从中御”问题，也是类似的。北宋发生战争时，前线往往不设统领全军的总指挥，军队调动、部署等关键性决策，都要不远千里地请示皇帝。为此军中设置了多由宦官担任的监军、走马承受，负责传达皇帝的旨意和监视前线将领。对此只要废罢监军和走马承受，战争时任命前线统帅，不过多干预其指挥权即可。

总之，如果君主和士大夫能改变心态，不再对武将抱有刻骨的偏见，体制内的有限调整会像瓜熟蒂落一样顺利，一样悄无声息，无须大费周章、大张旗鼓搞变法，更不会引起大的波澜。

最后，还要注意，我们不能把王夫之的观点教条化，视为不允许例外的绝对论断。《读通鉴论》《宋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批评历代儒生不绝于耳的制度复古主义，反对机械、僵化地理解儒家经书中蕴藏的政治智慧。①《宋论》神宗第五篇就提到：“夫学圣人者，得其精意。”意在言外，得意忘言！（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67页。）

唐朝中叶宪宗设枢密使，船山称为古今之一大变，倍加赞许。[5](p955-956)这说明他并非盲目反对变法。即便就王安石新法而言，免役法也受到了他的肯定。[2](p164-165)对体制外的声音，他也不是一味否定。明初解缙少年得志，二十岁中进士，随即给朱元璋上了份鼎鼎大名的万言书和《太平十策》，没过几年罢官归里。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到了此事：

先王收之于胶庠，而奖之以饮射，非以钳束之也，凡以养其和平之气而潜消其险诈也。王泽既斩，士非游说不显，流及战国，蔑宗周，斗群雄，诛夷亲臣，斩艾士民，皆不逞之士售其攀附之私以爚乱天下。嗣是而后，上失其道，则游士蜂起。……李沆以不用梅询、曾致尧为报国，解缙言虽可赏，必罢遣归田以老其才而戢其躁，圣主贤臣所以一风俗、正人心、息祸乱者，诚慎之也，诚畏之也。[5](p538-539)

他首先指出，上古圣王设置学宫网罗人才，奖励学习优异者参加乡饮酒、乡射礼，不是要制造便于控制的文弱书生，而是为了培养平和的气度，潜移默化或许正萌芽的阴险狡诈。周代衰落后，学宫制度被破坏，读书人只有靠游说打动人主才能出人头地，生怕君主的节制堵塞了自己往上爬的终南捷径。因此每当执政者昧于治国大道，这样的人就会成批涌现。

船山接着将李沆和朱元璋相提并论，肯定李氏不起用梅询、曾致尧等躁进之徒，赞扬明太祖罢免解缙。虽然解缙和梅询等人不同，上书切中时弊，但他年少气盛，“老其才而戢其躁”是为他好。最后王夫之感慨，人心浮躁是天下大乱的根本隐患，一定得心怀戒惧，慎重对待！

归根到底，王夫之撰作《读通鉴论》《宋论》，不是要给后人提供可以按图索骥、存在现成答案的治国手册，不是绝对否认变法、上书的合理性，而是提醒后人，切勿轻言变法！

三

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6](p2507)“有治人，无治法”，[7](p230)服膺类似观点的代不乏人。王夫之反对变法，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开国体制的特殊性，更在于明确提出了“安民以定国”的政治目标，并将其与士大夫政治相联系。

政治服务于人性，是为了促成人性的充分发育和自然舒展。士大夫中正平和、雍容大度，百姓安分守己、忠厚朴实，这不仅是国家安定繁荣的前提，而且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理想之一。鼓励体制外议政，会引发躁动、奔竞和狂热，也会让国家陷入党争的漩涡，直至沉沦。这就是《宋论》仁宗第六篇对北宋党争下的诊断。

船山认为，北宋朋党，“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2](p118)所谓“景祐诸公”，即其后文所云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景祐年间，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屡屡在皇帝面前激烈指摘宰相吕夷简，引发吕氏反弹，将其贬官外放，余靖、欧阳修、尹洙三人站出来声援范仲淹，结果一并被贬。这既是北宋党争的开始，也是士大夫政治出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王夫之认同党争是君子小人之争，他称四人为“诸公”，肯定其正人君子的立场，但同时强调，害得北宋亡国的党争，君子而非小人才是始作俑者。

“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并行而不相悖害。”[2](p118)国家安定需要士大夫们一身正气，也需要淳朴宽厚的士风，这在士大夫身上可以并行不悖。培养士大夫同时具备两种品质，是身处决策圈、充当百官领袖的宰执们的责任。宰执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以国之治乱、人之贞邪引为己任”，若朝有奸邪，宰执当挺身而出，不能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授发奸摘伏之权于锐起多言之士”。[2](p118)②宰执力量不够怎么办？船山的对策当另文探讨。

但又不仅仅是宰执们的责任。“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2](p118)天子平心静气，看准了再用人，不冒失；用人不疑，不追求“好问好察”的虚荣，不会轻易被他人的意见影响。任何时代都免不了有小人，皇帝保持冷静、稳重，小人就没有机会伤害君子，君子也就不用担心小人的存在，无须整日人心惶惶，党同伐异，党争也就不会出现。

可惜仁宗朝的君相都犯了错误。

“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于前而有所称说，容之矣，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也。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2](p118-119)仁宗求治心切，个性宽柔，但这样的人也有很不宽容的一面，只有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哲人才看得出来。仁宗这类人，听到别人的批评或建议，往往觉得不错，但没有主见，不能明辨是非，一种意见来了，虽然心里没底，但会对提意见的人表示好感，待时间一长，反对意见也来了，便不知所措。这时先前提意见的人为了替自己辩护，可能说些不该说的话，比如指责天子糊涂，被小人蒙蔽，这难免引发天子的怒气，使自己最终不被天子所容。

“夫苟乐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则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于是而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抑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2](p119)既然皇帝对孰谓君子、孰谓小人没有定见，鼓励大家发表各种意见，那就看谁更能耸动视听。于是小人纷纷粉墨登场，使出浑身解数；而那些依附君子的浮华之士，也赶紧大逞口舌之能，力争在这场“竞赛”中取胜。

“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讳之朝。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甚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而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2](p119)就这样，士大夫政治在仁宗朝出现了，精彩的言论层出不穷，天下后世传诵不绝。因为言论自由，仁宗朝被称颂为理想时代，但船山当头棒喝，认为这恰恰是仁宗的失败——宋初以来士大夫忠厚质朴的风气，就此荡然无存。

接着王夫之就批评仁宗朝的宰执。吕夷简心术不正，不用多说。后来出任宰执的文彦博、韩琦、富弼、范仲淹、司马光等人，①司马光晚至哲宗初才出任宰执，船山只是连类及之。虽然都是正人君子，其治国之术却不正：“恐其志不足以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2](p119)他们担心自己力量不够，求助于能言善辩之徒，组队攻击不同政见者，以实现其政治抱负。于是一批决策圈外的士大夫占据了道德高地，拥有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人拉帮结派，一呼百应，倚仗人多势众压倒对手，秉持顺我者是、逆我者非的信念，一味追求胜利而不顾理性。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天子因没有主见而没有稳固的政治信条，对宰执乍信乍疑，导致决策层人事变更频繁，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没办法长期执政，国计民生可想而知。北宋后期的党争恶习，早在仁宗朝就出现了。

偏偏仁宗君相感觉良好，认为这是集思广益、兼容并包的体现。于是“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2](p119)迎合风尚，高谈阔论，引经据典，乃至颠倒黑白，为自己张目。风气形成后，士大夫在读书时代就受到熏陶，“持之终身”，而且代代相传。北宋中后期党争中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对于国家而言，这等于“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2](p120)国策就如一件神圣的精密仪器，若把它放置在四通八达的大街上，过往的行人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操作，日子一长，非“报废”不可。

最后，船山指出，仁宗朝党争形成的关键，是君子们必欲扳倒吕夷简、夏竦，引发了两人的激烈反弹。两人确实不是公忠体国之人，但也算不上大奸大恶。“而范、余、欧、尹遽群起以去国为高，投滴水于沸油，焰发而莫之能遏。然则吕、夏固不足以祸宋，而张逐虎之网，叫呼以争死命于麏兔，何为者邪？”[2](p120)

归根到底，还是君相的责任：“天子不慎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浮薄。”[2](p120)于是君子小人都热衷于拉帮结伙，你来我往，比拼谁的嗓门大、气势足。这不就是末世景象吗？

对王夫之来说，政治风气比制度更重要，更为根本。维持良好政治风气的关键，是要避免出现党争。一旦形成党争，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会意气用事，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政治将成为泄愤工具，走向非理性的极化，国家也就随之崩溃。①另参《读通鉴论》“唐中宗一七”，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18页。而要避免党争，关键是“专家”治国，杜绝体制外的声音。尽管体制不可避免会丧失活力，但通过人事变更，上行下效，就能带动体制自我更新。体制外声音不仅无益，而且会引发党争。

船山的这一看法，不仅跟他对政治运作过程的洞见有关，而且源于他对政治目的的理解。政治是为了造福天下苍生，这点大概没有理想主义者会反对。但什么是苍生福祉，恐怕言人人殊。王夫之认为，幸福感最终来自人性的满足，而安全感与从容的心态是人性的根本要求。变化莫测的现实容易让人迷失，走上违背本心的歧途，所以好的政治应当致力于保护人心免受躁动的冲击。

不论是对国家这个政治体，还是对人这个政治体服务的目标而言，稳定本身就是首要价值之一，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应当讲究稳健，润物细无声，才能避免激烈震荡带来的巨大破坏。